清代边疆研究的新视角

米华健（James A.Millward）[1]著  袁剑[2]译

在弗莱彻（Joseph Fletcher）为剑桥史所撰写的关于清代内陆亚洲章节部分，一开始就罗列了“决定中国随后的历史”[1]的十八世纪的三大转变，即欧洲力量进入中国、汉族人口的惊人增长以及大清帝国的领土扩张。前面的两个变化当然通常都会被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部分清史学家的研究内容。但是鉴于在大清帝国统治下的领土面积翻了一番，在其他两个因素上的意义通常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只将西进看作十八和十九世纪美国历史的一个边缘话题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很明显地，清朝扩张在关于清代的英文著作集中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我认为，清史研究学者圈子还尚未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后果：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国汉地的边疆正与美国或俄国一样以同样惊人的方式进行拓展，汉人利用其农业技术、商业能力和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体系移居到新控制的地区，不管这些地区夺自于其他民族或者大自然，还是两者兼有。

从一方面讲，有一点是明显的。只需与中国军事影响力的有限性相比较，汉族在人口统计学中所占的份额或者1700年、1800年、1900年及1990年的省级行政范围变迁，都表明了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深刻变迁。然而，对这些变迁的讨论总体上还没有在边疆拓展的层面上加以说明。在对利用中英文材料进行的“清代边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加以概述之后，本文将以边疆研究为标题对发生在清朝边缘角落中的事件和趋势加以总括性的分析。我们也将特别关注边境地区和内部边疆中汉族人口、农业、商业和政治扩张的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出现的与非汉民族的意外遭遇。

定义

中国的学者通常用“边疆学”来描述一个与我准备论述的相类似（虽然不完全一样，正如我在下面所要解释的）的题目。[2]为方便起见，这里也适用同样的术语。但是，在美国历史学中使用时，这一术语存在着潜在的问题。

一百年前，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发表他著名的“边疆假说”，建立了延续至今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边疆研究中的垄断性范式。特纳的论述试图阐释作为从一个“殖民”与“非殖民”间的“进化”相互作用，从“它与原始社会的简单、持续接触”中发展而来的“美国性格”早已经被抛弃了。事实上，特纳的种族中心论调（“边疆是浪潮的外缘，是野蛮和文明间的接触点”）[3]已永久性地渗入一些历史学家的边疆观念之中，他们更倾向于“文化接触区域”、“内部群体状况”和其他形式的以种族为中心的自由联合。[4]很清楚的是，当研究中国时，在主要资料都是用汉文记载且华夷之辨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我们也有一个落入相似的种族中心观陷阱的危险。

研究北美西部的历史学家也在努力消除边疆概念中的内在歧义：一方面，边疆是近期军事征服并逐步巩固，进而新移民来此居住，出现跨文化接触、逐步开发农业并促进都市发展的一个区域，简言之，这是一块地方。在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发展本身是研究的关键中心，也因为这些发生在物理界线之外，甚至超越了领土的大片区域，边疆也必须被视为一种过程。[5]其他历史学家强调人的因素：认为边疆是由“两个或多个最初的、明确的人”的存在而被定义的，就发展的关系而言，与自然地理同样重要。[6]与清代边疆相关的，同样结合地理的、世俗的以及社会性格的看法：汉族逐步进入蒙古和苗疆地区的情形马上闪现于脑中。

考虑到这样方面，我试图提出一个“边疆”的可操作性定义，这不同于某些在涉及中国时通常被理解的“边疆”。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边疆观，认为拉铁摩尔所宣称的具有巨大影响的中原汉地－内陆亚洲边疆：长城一线是草原与农耕区域间的互动地带，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持久性的角色。[7]但是正如拉铁摩尔自己所说的，很多因素（西方帝国主义、铁路、枪支、领土疆域的明确、汉族农业和商业渗透）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改变了中原和草原势力之间的力量平衡，带来了一个他认为的草原/农耕地区周期性互动的结果。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更为明确地指出，十八世纪满洲力量在军事上的成功阻止了未来草原帝国在中国北方和西北的兴起，这样就降低了长城这一边缘区域的重要性。[8]林蔚（Arthur Waldron）的著作让我们将长墙（long walls）作为中国诸多防御战略之一加以思考，同时并将长城（The Great Wall）更多地视为建构（construct）而非建筑（construction）。[9]在不直接挑战长城一线作为生态的、经济的和文化边界的观点的前提下，林蔚的著作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清代，只有当他们所保卫的关隘作为中原（内地）和经常以诸如口外、关外、塞外这些地理学术语称呼的内陆亚洲地区之间的自然地理分界线时，明代所建设的这种边墙才具有意义。意味深长的是，从清代鼎盛时期起，标志帝国力量真正极限的既不是这些地理学上的分界线，也不是“长城一线”。简言之，“长城”不再是清朝的外部边疆。

基于这些原因，我采用了一个地理学意义上关于清代边疆的更为广义的观点，它包括中国西藏、内陆亚洲边地和中国的沿海区域。其中包括了清朝所有的边疆地区，而并非只有内陆亚洲，这一定义与当今清代边疆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所持观点相类似。但我进一步认为，我们对于清代边疆的观念大可拓展到包括诸如西南高原地区等内部边疆，在这些地方，清朝的军事力量、汉族的人口压力以及新大陆作物——玉米的引种推进了汉族农民对边疆地区的大规模开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在一个包括整个帝国在内的比较框架下思考清代边疆拓展的历史进程，并在更为宽广的时期内来理解边疆地区发展的意义。

中国的清代边疆研究

在我详细论述这一标题对我清史研究工作的用处之前，有必要对中国清代边疆研究的伟大传统作一番概述。顾炎武是清代第一位研究边疆的著名学者。在清朝战胜南明之后，顾炎武拒绝服事新朝，反而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远达北至山西、西至陕西的旅行和研究。在这些年中，伴随着其他的活动，顾炎武对蒙古边疆附近的农耕区域尤为关注，他曾就票号汇款体系专门咨询山西票号商人，还在1662年写了一本关于明代边防战略的评论集——《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出版于1811年。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以及所提倡的归纳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十九世纪早期身怀经世之才的学者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边疆事务十分关注。例如，张穆，这位蒙古地理学著作（《蒙古游牧记》）的作者，在1843年聚资兴建圣祠以纪念顾炎武。这座圣祠成为关注边疆事务的同仁们的一个活动中心，这些人当时主要关注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对英国人的妥协问题。[10]

清代对边疆的学术兴趣似乎随着清廷十八世纪中期底定新疆而深受鼓舞。关于边疆议题的调查深受乾隆朝典籍出版热潮的推动，其中就包括《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这些都有助于学者对西部地区加以“实证研究”。到十九世纪早期，诸如新疆南部和卓之乱或南方沿海英国鸦片贩子活动之类的边疆问题，使学术的经世致用观再次凸显。边疆研究成为这些新经世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长龄1821年至1826年所编，并于1827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其中除了龚自珍著名的《新疆置行省论》外，还包含许多关于边疆议题的著作。（龚自珍十分关注内陆和海疆，在他就新疆问题发表论述的同一年，还撰文指出外国船只将会阻绝东南沿海。）[11]与此类似，魏源在其经世著作中也涉及到边疆事务，特别是在他的《圣武记》中，尽管对清朝的帝国宏业深为自豪，但也为增强边疆安全提出了建议。在乾隆朝出现的这些关于战略事务的著作，随着道光朝的危机四伏而日渐为上层所重视：1830年的殿试题目就是“安边绥远疏”。[12]（实际年份应为道光九年（1829年）——译者注）

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学者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先辈，他是另一位顾姓学者——民国时期的顾颉刚。顾炎武和顾颉刚的职业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当时的中国学术深感失望，并试图找寻一条对国家兴亡有莫大关系的新路径。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引领了借助边疆研究中的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进行经世和实证研究的潮流，特别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的《禹贡》杂志。与顾炎武一样，顾颉刚颇有远见地亲赴西北边疆，得以避开中原的纷扰：他的名字位列粤军最需要的人员名单。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顾颉刚离开北京远赴甘肃、青海和宁夏，在这些地方，他多方考察，积累了大量的详细笔记。两位顾先生的工作都影响了后来的学术。[13]

顾颉刚在边疆研究方面的学术遗产主要是禹贡学会的成就。在从1935年禹贡学会建立到1937年顾颉刚离开的几年间，禹贡学会不仅整理了大量边疆资料，还出版了82期《禹贡》杂志，同时还搜集了边疆地区的旅行报告。在创刊号中，《禹贡》就为古史中涉及边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园地，其后，该学会的重心从历史地理学转向边疆史、边疆地理学以及非汉族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研究。专刊则关注“西北研究”、“伊斯兰和回族”、“满洲（东北）研究”、“内蒙古的灌溉工程”、“南海研究”、“西康和西藏”、“察哈尔和绥远”等。禹贡学会的计划中所反映出的地理学视野和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日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基调。顾颉刚和《禹贡》的文章经常在诸如《西北史地》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当代刊物上刊发。[14]

在今天，中国学者对顾颉刚对现在属于新中国组成部分的非汉民众和领土的历史角色传统解释的质疑尤为称颂。顾颉刚尤其反对当时国民**方宣传，这种宣传认为，从黄帝自己开始，中国人都承袭着汉人的相同血统。尽管与国民党的理论家相比，他对中国边疆统一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真正关系的期许毫不逊色，但顾颉刚挑战了边疆史的反历史主义取向，其中包括对中国二十世纪的边疆从远古起就在中国统治之下这些问题的论争。他主张（也许是理想主义地）中国人控制这些领土的真实历史应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内地与边疆领土的政治一统的战时需要。[15]这种观点使顾颉刚在那些希望通过历史学家的争论来压制（或者彻底压服）中国边地蛮民的人那里不受欢迎。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本土的学者下了很大功夫进行边疆研究并努力获得了政府相当大的支持。例如在1989年，共出版了119部边疆研究（包括对外关系）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包括总论（2部）、历史（28）、地理学（18）、经济学（8）、少数民族历史（34）、考古学、史前人工制品、历史遗迹（9）、地图与地图集（9）以及传记（11）。1990年则有173部，在历史研究的种类上增长最多。专门从事边疆学术研究的新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这一边疆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通过出版基本资料集、编辑论文集和一份重要期刊的方式对边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也组织会议和田野调查，以此协调全国边疆研究工作，并加强学者的对外交流。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很多研究清代边疆地区的中国史学观念在总体上体现出对已出版物甚至清代档案进行强有力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特征。尽管西方学者希望能在理论上更为深入，但是这些著作作为不可或缺的文献，在清代边疆研究领域同样具有巨大价值。

近期一些二手材料的最为惊人之处在于，其大体上对清代在边疆地区尤其是十八世纪的机构和政策作了肯定性评价。关于这一解释的详细表述可以从边疆史论文集的导言以及边疆研究中心出版的一些文章中找到。作为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官方协调机构，边疆中心将会定义边疆研究，并将之从诸如历史地理学等相关领域中区分出来。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在这些方面体现出的边疆研究目标与顾颉刚和一个半世纪以前经世学者的看法类似：边疆学术应该为强国服务。例如，按照对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的一份连续性丛书的介绍：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

另一篇署名“边众”的文章将这方面的研究事项作了更为明确的定义。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在贡献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地区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维护领土完整。”[17]

当然，这些官方宣言通常并没有代表研究清代边疆的所有学者的观点和视角。在马列主义方法依旧盛行的时代，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经常简单地以引用一连串马克思主义词句作为他们文章的结尾，并使他们自己的研究紧跟中心潮流。尽管如此，从我对文献的阅读来看，在边疆研究意图上秉持官方路线是一个被更多尊崇的范式。一方面，从顾炎武和其他人处继承而来的经世性的边疆研究遗产广受尊敬，另一方面，即便更少采用马克思主义化的论述方式，老实说，中国学术的民族主义色彩也不会弱化多少。可以理解的是，很多历史学家对十九和二十世纪帝国主义者破坏中国沿海和内陆边疆地区主权的行径深感悲痛，并对今天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威望欢欣鼓舞，我想，当研究间接或者甚至直接涉及到当代外交或战略意图时，很少有中国历史学家能做到完全客观。

告知中国同行他们有些过于民族主义化，可能会显得傲慢而麻木不仁，中国先前的学生没人能轻易的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但正是在这些方式下，边疆历史学往往就成为帝国观念侍女的传统角色。

一方面，当代的政治考量迅速决定着中国历史学家对词汇的专门选用。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称清朝征服了新疆。但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学术界中往往使用“征服”这一术语，在中国大陆的材料中只出现“统一”，其中暗含着新疆和准噶尔地区自古以来或者至少从唐朝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清代只不过是恢复了中华帝国先前在西部真正的边疆。类似的宣传术语也出现在关于汉藏关系的讨论以及汉族与非汉民族的总体历史关系当中。事实上，这相当于美国十九世纪的“天定命运”观念，而对中国的事情而言，则可以更好地被称作“天定遗产”。

对诸如“统一”等术语的使用并非是历史学的灾难，因为任何人只要接触到清朝资料，就都会知道清朝统一新疆的真正性质。然而，通过主观地将新疆确定为“中国”的一个疏远已久的部分，这一话语实践回避了一个中心历史问题：新疆是如何成为今日中国的一部分的，在明代，西部地区完全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外，到十八世纪中期的征服过程中，连汉人也反对满洲帝国进入遥远的西北部？换句话说，将十八和十九世纪新疆边疆作为“过程”进行的探究受到了将这一地区看成一种静态的、永久性的中国“地方”的反历史观念的阻碍。[18]

从其他角度而言，将边疆史研究服务于当前意图及当代政治路线的尝试，阻绝了我之前所述的考察边疆问题之道。例证之一就是将如今所倡导的口号——“民族团结”时代错置性地运用到清代边疆史上。要求边疆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以及“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的指令，预先假定了边疆地区汉族与非汉民众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着天然友好关系。冲突事件必须有助于标示出外在的进一步的或流行化的革命冲动，而不仅仅只是揭示团体之间的紧张状态。在重要问题上所需考虑的族群互动尤其是尚存争议的关系，在清代边疆领域内尚未受到重视。鉴于清代官员会迅速镇压蒙地汉族金融借贷商的暴动或西南失地汉族农民的起义，故而，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历史上的族群间关系几乎都被定义为是和谐的，历史学家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在边疆地区过去所发生的族群冲突（如果这些冲突存在的话）。

西方的清代边疆研究

上面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评述可能过于笼统，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那些超出我自己狭窄专业领域的中国学者。清代边疆的英文著作所占分量要小得多，但我不想在这里对总书目进行概括，而是对一些典范性的边疆地区研究著作加以简要评述并阐明我的观点，即这些研究不能被看成孤立的区域史，而应是发展中的边疆研究的一部分。

罗伯特·李（Robert H. G. Lee）对东北地区的研究为清代边疆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的模本，这一研究超越了区域的叙述史，进而探究边疆行政与控制的整体性事件。通过对满洲和清朝统治下其他内陆亚洲领土的比较，获得了未来研究路径中的有价值的比较性认识。例如，在罗伯特·李研究的基础上，我进行了相关方面的比较，并注意到边疆当局与国家在对部落民众、朝贡以及贸易的控制、汉民的渗透以及清代新疆边疆政策演变方面存在的差异。尤其是十九世纪后期为开发东北地区而允准汉民移民并定居，这作为一项抵抗外力入侵的措施，而在19世纪30年代阿勒特沙六城（新疆南部）所采取的相似决定，其目的也在于此。[19]

在本文开头我注意到，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约束扭曲了中国历史学家对清代边疆的研究工作。西方学者的工作当然也同样在主观上受到当前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当然，在某些领域内，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力图获得在少数族群在美国那样的地位也表示关注。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关于甘肃－青海地区回民的研究著作从回民自身的角度关注汉人穆斯林与汉民以及与清朝、民国的互动过程。（与朱文长对十九世纪回民叛乱的研究相对照。）[20]

西南高原是另一块内部边疆，在这里，这一研究路径颇有益处。关于这一区域研究的英文著作少有出版，但是一本早期的研究著作《中国向热带地区的进军》（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认为我们在自己的历史编纂领域中采纳了帝制中国的视角。[21]格劳汀·沙尔蒙（Claudine Lombard-Salmon）对十八世纪贵州的研究探讨了土司制度、农业开垦、森林以及矿产资源开发问题，而汉人商业以及金融借贷活动则是她所称的“文化适应”（Chinese acculturation）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就清代矿洞中劳作的苗民的贫民化这一现象而言，“文化适应”可能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汇。[22]

中国的海疆因其作为十八和十九世纪对西方贸易的门户而深受关注。当然，很多著作应归入外交史或者中外关系的范畴。但是在清代，除了边疆政策还有什么？弗莱彻（Joseph Fletcher）通过对广州与喀什噶尔对外贸易安排中的机构类比及人员重合度的观察，认为对于清朝的政策制订者而言，野心勃勃的贸易商在东南和西北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也出现了类似的解决之道。[23]

在海洋和草原间还有其他的类似之处。穆黛安（Dian Murray）研究了1790至1810年间广东“水上世界”的海盗们，认为这一时期海上劫掠的增多乃是环境变迁（人口增长，耕地减少，与越南的贸易增多），外部庇护（以越南西山（Tay-son）王朝为后台）以及内部发展（海盗集团内部强有力头目的出现）综合作用的结果。穆黛安将民众叛乱作为她研究的参考框架，她发现中国十九世纪的反叛集团相比之下有所减少：与比较层面上的大多数叛乱集团不同，海盗们并不挑战清朝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但是穆黛安忽略了一个更为相近的类比。海盗集团那种与卡理斯玛型头目共生的联合结构使人回想起那些侵扰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的强大游牧集团。同样，海盗的劫掠方式（对沿海地带进行劫掠，随之退回海上，这样清军就无法追击）与游牧奇袭者的战术相当类似。有一点很清楚，即渔业和畜牧社会都需要相似的政治构型与掠夺战略，以便在农业立国的、官僚化的中国边疆地区立足。[24]

研究台湾时，有丰富的资料可资利用，这就使得在对清代边疆的研究上有可能出现最杰出的作品。麦斯基尔（Johanna Meskill）在边疆汉人社会的混乱局面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工笔画，在这中间，清代官场的影响被弱化，家族集团与头人真正控制着地方。邵式柏（John Shepherd）关于台湾边疆政治经济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所不同但并不全然相反的视角。正如邵式柏所描述的，清朝深深卷入边疆事务之中，并希望能使土著居民与日益渗入的汉族农民之间逐渐互动。麦斯基尔与邵式柏各自都发现，其中显见的矛盾恰恰在于，对当地所控制的在一定范围内还未置于正式省级管辖之下汉人的相当随意的安排以及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战略稳定的关注，这两者往往同时共存。我想，类似的情况在清代新疆以及其他边疆地区也同样存在。[25]

邵式柏的研究特别重要，它是第一次试图简明扼要地比较清代领土内数个角落中的边疆事件以及其间土地所有权配置的研究作品。仅仅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不管是在清代执行的政策，还是在汉人与当地非汉民众的交流经验方面，在所有的边疆地区都有着惊人的趋同。如果不考虑所涉及的专门区域的话，一些政策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例如在内陆边疆地区，清朝通常建立间接的统治机构，任用当地精英或者部族领袖（扎萨克、伯克、土司）担任清朝官员。清廷将其统治下的广大民众视为不同的族群，他们组成了一个大帝国。与通常的认识刚好相反，汉人被允许在包括内陆亚洲的一些边疆地区逗留甚至移居，但是，清朝试图维持非汉中国人与汉人之间清晰的文化与自然界线，并力图保护非汉土著不受那些更富商业气息的移民的掠夺。因此，在蒙古、新疆和台湾就出现了限制金钱借贷和禁止汉人娶当地非汉女为妻的规定。汉人的活动和定居受到这些通行法规的控制，政府还禁止他们的其他家庭成员到边疆地区安家。在很多时候，在一些地方还建立起物理屏障以维持族类与文化的分离。这包括东北地区的柳条边，台湾的土牛沟以及新疆的“新城”。

随着清朝日渐衰落，清廷开放越来越多的边疆地区，特别是满洲（东北地区）、蒙古和新疆以供汉人垦殖。清朝意识到允许汉人在非汉地区穿行、逗留以及垦殖将会形成威胁：非汉民众中日益增多的负债以及失地现象将会引起边疆地区的动荡。尽管如此，似乎还是存在一种常见的边疆类型，即随着防务及行政开销的增加，汉人移民的增加所带来的财政及军事优势改变了清朝政策制订者的原有看法。          

汉人不管移居到边疆地区的什么地方，他们借助农耕以及发展冶炼工业开始了对自然资源更为密集的开发。尤其是中原水旱田农作技术的引入，大大改变了边疆地区的面貌，人们砍伐森林，建造水渠用以灌溉，并开垦草场。先前田园牧歌式的刀耕火种、狩猎经济让位于定居农业。

对清代一些边疆地区相似环境的粗略描绘，有助于证明诸如台湾的土地兼并、苗民叛乱、阿勒特沙的金融借贷、湖南的森林砍伐或者蒙古地区的决斗现象不只是地区利益的局部情况，而是从属于帝国范围内汉人人口的增长以及清朝对次大陆控制的强化。清朝政府倾向于任用干练的满蒙官员（例如松筠、福康安以及奕山）轮流在边疆任职。部分原因在于这有助于锻炼这些人的军事才干，但也可能是朝廷意识到在不同的边疆地区存在相似的问题，而在一地的经验对于另一地区亦有价值。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将清代边疆通盘考虑。

未来的研究领域

清代边疆是一个主题。清代边疆史远不只是区域研究的累积。这章剩余部分将梳理清代边疆史研究的不同种类，对清代不同边疆类似性的分析，将通过与其他帝国历史的比较以及与美国“新边疆史”或者“新西部史”的类比加以体现。

邵式柏的著作以及我的一些著述都指出了理解清代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的重要性。边疆领土的行政和防卫开支使清朝在考虑这些边疆地区时左右为难：间接的、不加干涉的统治使边疆地区易受外来入侵与当地叛乱的威胁。但是，为支付那些能更有力地管制边疆所需的官俸兵饷而开征高额税收，会增加当地民众的负担，同样容易导致动荡。当然，类似的困境在整个中国都有，不仅仅出现在边疆地区。但是，在边疆地区，稳定的平衡更难做到。越来越多的汉人迁居于此，相应地增强了农业的税收基础，而这也正是清朝增强对边疆控制所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汉人的垦殖冲击了清朝的族群政策并对当地的非汉民众造成紧张压力。对清帝国维系其他边疆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将使我对清代边疆政策的认识大为拓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清代扩张以及边疆管理的代价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

经济的发展是清代边疆史研究的另一核心层面。私人和国家主导的农业开垦是边疆地区清代官员的首务：作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新疆的流放者，林则徐苦心致力于研究在新疆推广耕作的潜力问题。采矿业也是一件优先考虑的事宜，边疆地区的史志中包含有很多矿产、采矿技术、矿物提炼及其利用方面的信息，此外还有工人争取提高工作条件的资料（在新疆，与在西南一样，非汉矿工参与了这些暴动）。对这些努力的进一步研究并将弄清楚清代扩张主义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新获领土资源的范围随着帝国中心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我对抽象的、殖民化的经济关系的例子主要依靠个人商业而不是国家深表怀疑，除非是少数一些国家垄断的产品，诸如玉石和人参。尽管如此，边疆地区非汉民众的商业影响力也经常与汉民的农业开垦不相上下。例如，在十九世纪汉商和钱庄主的影响下，蒙古僧侣和贵族也和他们的农奴一样进一步贫困化。对清代边疆商业的研究仍然较少。在各个边疆地区，商人如何进行商务活动？他们是如何组织的？汉地商品尤其是信贷大规模引入边疆地区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边疆地区在多大程度以及多大范围内被整合进更大的经济体系？大区域的、帝国的以及全球经济条件的变化在边疆地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些更大范围的联动看起来很明显：正如鸦片和茶叶激发了中国与欧洲和美洲的海上贸易一样，蒙古和新疆的经济也得益于俄国和中亚的过境茶叶贸易；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内陆亚洲和甘肃－青海边疆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生产诸如羊毛、羔羊以及牦尾等畜牧产品。

与边疆商业问题紧密相联的是交往问题。边疆地区大体被定义为从中国核心地区出发难以到达的地区，它们被海洋、沙漠或者山脉所分隔。在内陆亚洲建立与维持复杂的驿传系统是清朝的一项先决任务。尽管这些基础设施的改进主要用来传递文告并运送军事辎重，但商人和移民也从中受益。清朝在西南多山边疆地区改善交通系统或者在华南建立灌溉和水运网络方面作了怎样的类似努力？当地地方精英在建设和维持交通系统方面是否更为负责？

除了交通的发展，清朝还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强化对帝国范围内边疆领土的统合。我们称之为“帝国构建”的这些技术牵涉到使用制度以及创设结构来定义清代领土并维持其内在的多个族群。制度包括了清朝在非汉区域实施的多种管制方式；尽管中国和日本学者对诸如土司或伯克制度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但是研究边疆统治方式的英文著作还很少。更多的著作还是热衷于对为边疆所设的朝贡礼仪加以研究，在我们所熟知的“朝贡体系”中，就清楚地表明了在对待不同的朝贡者以及他们从何而来方面的具体实施和意义表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26]清朝在边疆和内地都建有富含帝国标志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又包含现实军事意图的各类建筑，其中包括纪念碑、承德避暑山庄、保卫驿道的卡伦线、在外地供祭拜的寺院以及边疆城市的要塞等，它们的城门上铭刻着帝国式的名称与口号。这些帝国构建技术通常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同化，直到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一种更具民族主义的国家构建方式才开始取代清朝早期和鼎盛时期松散的、隔离化的方式。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诸如在新疆的汉族官员巨大影响下，面向维吾尔学生的儒学学堂开始出现；在新疆以及其他地方的诸如改土归流政策的行政改革，使得之前在当地掌权的非汉贵族和官员被置于汉人官员的直接统治之下。的确，清代（以及之后的民国）在边疆的同化与同化政策还没有被深入探究。汉化的旧理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27]，而且也很容易错误地将清帝国在其多数统治时间内的大片地区归入其中；但至少在贵州边疆地区还看不到同化政策推行的影子。甚至在被隔离的阿勒特沙（六城）这一清朝试图保持汉人和当地新疆人之间严格文化和自然界线的地方，在满城城门上的汉文名称表明了汉人中心化的“开化使命”（mission civilatrice）的胜利。

很多著作有待研究清代边疆的社会史学家来撰写，他们专注于档案以及创造性地运用其他材料，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新对边疆社会的既有观念。在对边疆地区移民进行细节性的量化分析方面，已经有��尝试；清朝对汉民移居非汉地区的政策时有变化，时而在一些地区反对推行，时而又在其他地区鼓励和倡导，从而获得了一种综合处理方式。是否正如乾隆皇帝评述的那样，清廷将向边地移民视为一种解决人口压力的途径？[28]边疆的程式化是一个相关的主题。其中包括士兵、商人、流犯以及农民在内的移民们建立起了何种类型的社会？他们是否在新的家园复制故土的社会组织，如宗祠、庙宇、清真寺、定期集市等等？故土是否也相应地扮演一种角色？谁是地方精英？是租赁和财富增长的巨大差距还是土地的利用率导致了相当公平的分配？诸如保甲和乡约那种次政府的地方控制方式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造就了新的边疆城镇的？作为个人以及作为社区的汉人移民是如何与当地民众互相交往的？

族类互动、两性关系与清代边疆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相关研究所表明的，例如法律上禁止在阿勒特沙的满洲旗人嫖玩穆斯林妓女，或者禁止汉族商人在蒙古包中过夜。族群暴动往往因一次跨文化的私通或者强奸而引发。非汉社会的汉人监控者经常担心他们无法维持儒家关系；幻想与恐惧经常充溢于非汉民的婚姻习俗和两性关系当中，并导致非汉妇女的形象往往是水性杨花一类的人物。从另一方面讲，尽管存在着禁令和对妇女的野蛮化想象，远离家庭而长期留居边地的汉族商人还是经常娶当地人为妻。这些闯边人的私通究竟形成了多大和怎样的文化适应？对于汉人妇女，我们对她们在边疆的经历所知很少。一份有趣的材料表明（正如她们的美国姐妹经常宣称的那样），边疆生活能够减轻对妇女行为的社会束缚。

边俗不甚别男女，出则同川而浴，居则短垣可逾。一二守礼者往往为荡子所指目，百计剔奸，务即败行乃已。倡妓之辈，其始流人贱户，迫于冻馁为之，近闻土人亦渐不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与母妻杂坐，良妇女率好冶容艳饰，出入于丛祠闹市间，甚至恣为狎揲，不可问。

（直译：边疆社会并不非常严格区分男女。在野外，他们河中共浴。在家里，他们爬墙[一种不正当性关系的委婉说法]。少数贤良妇女经常成为放荡者的目标，他们千方百计引诱她们，直到她们放弃贞操。刚开始时只有在流亡者中的受鄙视者迫于饥寒而成为妓女。近来，听说当地居民也开始失去他们的自尊……大家闺秀们喜欢粉饰脸庞、摆弄乐曲。一旦身处闹市，她们就了无拘束，一个个毫无忌惮地卖弄风骚。）[29]

汉人和非汉妇女的这些表现可能更多的是想象而非事实。但这也说明了调查的另一个具有潜在价值的领域：作为一种观念的边疆文化史。中国文学对边疆地区的描述通常都是冰冷萧瑟的。一位孤独的官员戍守边关、终老北疆的挽歌是诗歌的标准基调，而南方的“烟瘴”之地也用同样凄凉的词汇加以描述。但是在汉人日益进入边地后，这些描述是否发生了变化？从中国的边疆旅行者中能搜集到什么？人们可能会预料到对于非汉“他者”的中文描述会显得不上台面，但这并不是普遍的。例如，清代对在新疆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的描写尽管经常是负面性的，但并未完非人化，也没有表现出政治观念中的华夷之分。但是，正如何罗娜（Laura Hostetler）所展示的，这种两分法在对南方“苗蛮”的探讨中被使用。[30]对边疆地区汉人与非汉民众之间特定互动事件的研究，将会引导我们消除对族群问题的敏感以及对清帝国产生威胁的汉族中心（sinocentric）意识。

在前面的部分，我已经论述了将“清代边疆”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单位加以考察的可能性问题，这既是现实，也很有必要。我也勾勒了以汉语和英语等二手资料分析基础上的清代边疆研究的过往情况和现实处境。我还试着对未来边疆研究中一些可以开发的领域作些说明。我希望读者从这些探讨中能够明了：我们中的很多人所倚靠的那个深受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影响的观念，这种从中国本土的纯汉族中心向外一层层辐射出次文明的同心圆结构，只是清帝国世界观念在某一层面上的理想化描绘，也是汉族沙文主义者的一种玄想。事实上，清朝的政策制订者在他们处理边疆问题或者与之相关的对外关系时，并没有受到这种边疆观念的阻碍，我们也不应如此。清代以及之后中国的边疆拓展是族群互动、经济发展、环境变迁以及财政、军事挑战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他们的眼里，在这些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只被看作是清代历史大局中的边缘事件。但是，一旦我们注意到清代边疆方面的一些相似政策与经验的话，我们最终就会觉得，边缘其实也是中心。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批准号：BJXM2012-09）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至20世纪初北部蒙古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与游牧经济》（批准号：11CZS052）的阶段性成果。]

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清代边疆研究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the Qing Frontier）一文，载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Jonathon N. Lipman, and Randall Stross编：《重画中国：历史地貌中的裂缝》（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6），第113－129页。这一论述反映的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些看法，国内读者在阅读时理应作出自己的判断。——译者注

[1] 现为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等。

[2] 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维也纳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内陆亚洲边疆史、跨界民族问题以及海外民族志（侧重内亚），译有《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巴菲尔德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

迈克尔·罗根（Michael Logan）和凯瑟琳·莫瑞瑟（Katherine Morrissey）的评论，让我在写作本文时受益良多。

[1] 弗莱彻：《1800年前后清朝的内陆亚洲地区》（Joseph Fletcher, “Ch’ing Inner Asia c.1800,”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t.I.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35）。另可参见其《清朝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统治的全盛时期》（“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一文，收入同书第351－408页。

[2] 对这一领域的中国的定义，可见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第1－13页，特别是第1－7页。

[3] 特纳：《美国边疆的重要性》(F. J.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载Harold P. Simonson主编：《美国历史上的边疆》（Harold P. Simonson, ed.,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Ungar, 1963），第2－3页。

[4] 与特纳学派最为不同的著作之一可能是Patricia Nelson Limerick：《征服的遗产：美国西部未受干扰的过去》（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Legacy of Conquest: the Unbroken Past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Norton, 1987）。

[5] Roger L. Nichols：《序言》(Roger L. Nichols, “Introduction,” in Nichols, ed., American Frontier and Western Issue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 2-3)。

[6] Howard Lamar与Leonard Thompson：《历史上的边疆：北美与南部非洲的比较》（Howard Lamar and Leonard Thompson,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North Ame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Compar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8）。Lamar与Thompson的第一章有一份关于比较边疆史问题的深有启发的序言。

[7] 拉铁摩尔：《中国内陆亚洲边疆》（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New York: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40）。

[8]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第8、9章。

[9] 林蔚：《长城:从历史到迷思》（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第421－425页；周奈兰：《1759—1911年新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Nailene Chou, “Frontier Studies and Changing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Late Ch’ing Period: The Case of Sinkiang, 1759-1911,”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第41－43页。关于顾祠，可见波勒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第6章。顾炎武的研究与读书笔记结集为《日知录》，以其异于宋学思辨传统的严谨的实证观察而广为人知。顾炎武的这一遗产看起来依旧充满生机，并在一次去塔里木盆地的考察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这个考察中，我的中国同行忠实而仔细的记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分专业，每人都随手带着一本小笔记本以便记录里程、路边的风景、与维吾尔牧民的谈话内容以及其他的东西。当在粗糙的沙漠道路上靠着吉普车露宿时，很多人在他们的帐篷中熬夜整理他们所做的笔记。

[11] 恒慕义上引书，第432页。

[12] 周奈兰上引书，第85页。对清代边疆研究的起源的讨论从他的分析开始，特别是第5－7、26－27、37、49页。另可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第234－237页。

[13] 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其他传统的诉求》（Laurence A.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第272－274、285－286页。

[14] 邢玉林：《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史学家顾炎武》，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第106页。

[15] 施奈德上引书，第260－261页。

[16] 吕一燃、马大正、邢玉林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载《边疆史地丛书》（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0），第一页。

[17] 边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社会功能》，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3期，第1－3页。这篇文章随后在进行了部分修改后作为邢玉林文章的一部分发表。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第1－13页。

[18] 对于汉人反抗乾隆对准战争，可参看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一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 Commerce, Ethnicity and the Qing Empire in Xinjiang, 1759-1864.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3）第25－26页。

[19]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Robert H. G. Lee,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第103、112－115页；米华德上引书，第306页。尽管依旧存在着地理和年代上的缺漏，但清朝主要的边疆地区都有某种程度的专门处理方法。罗萨比：《中国与内陆亚洲：从1368年到当代》（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5）提供了一个大略而全面的研究。弗莱彻在《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所著章节中，对清朝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行政治理结构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并特别关注这些边疆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国际事务。关于蒙古，除了鲍登所著的《蒙古现代史》（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9）一书外，作为研究清代汉民在边疆地区商业渗透的几乎唯一一部英文专著，M.Sandorj的《满洲中国对蒙古北部的殖民统治》（M.San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0）尤其值得关注。我自己的工作则专注于汉族在新疆的扩张。关于清朝介入西藏，可见伯戴克：《18世纪早期的中原与西藏》（Luciano Petech,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T’oung Pao monographie, vol. I. Leiden: E.J. Brill, 1950）；伯戴克���《西藏的贵族与政府，1728－1959》（Luciano Petech, 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 1728-1959,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45.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3）概述了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西藏政治史。清－俄关系问题显然与北部边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已在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柯乐博：《中国与俄国：大棋局》（Edmund O. Clubb,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弗莱彻：《1800－1862年的中俄关系》（Joseph Fletcher, “Sino-Russian Relations, 1800-62,”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0: 318-50）；福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Clifford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马克•曼考尔：《1728年前的中俄外交关系》（Mark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Sarah Paine于1993年所作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858年到1924年的中苏边界史》（Sarah Paine, “A History of the Sino-Soviet Border, 1858-1924,”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在内部政治和外交背景方面对中国北部边界线提出了新看法；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俄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省所藏档案的搜检分析之上。

[20] 李普曼：《熟悉的陌生人：西北中国的穆斯林史》(未定稿)（Jonathan N. Lipman, Particular Strangers: A Local History of Muslims in Modern China）；朱文长：《1862—189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Wen-djang Chu, 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1862-1878. The Hague: Mouton, 1966）。

[21] 托马斯•维恩斯：《中国向热带地区的进军》（Herold J. Wiens, 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 1954）。这部著作介绍了从古代到民国时期汉族人移居岭南及云贵地区、康区（东部藏区）的过程，正如土司制度在非内陆亚洲的内陆边疆地区被采纳一样。对清代西南的其他研究还可参见以下一些博士论文：库思曼：《常叛与莲舍：瑶族史中的问题》（Richard D. Cushman, “Rebel Haunts and Lotus Huts: Problems in the Ethnohistory of the Yao,”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0）；罗伯特•任克斯：《1854－1872年的苗民叛乱：太平天国时期贵州的反叛与社会动乱》（Robert P. Jenks, “The Miao Rebellions, 1854-1872: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 in Kweichow during the T’ai-p’ing Era,” Ph.D.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肯特•史密斯：《清朝政策与中国西南的发展：1726－1731年鄂尔泰主政时的方方面面》（Kent Smith, “Qing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west China: Aspects of Ortai’s Governor-Generalship, 1726-1731,”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70）。另可见李中清（James Lee）即将出版的关于1400－1800年间国家与中国西南经济的书。就我所知，清代越南和缅甸边境地区依旧是未确定的领土；甚至对乾隆皇帝对这些地区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尚缺乏持续性的英文研究。

[22] 格劳汀•沙尔蒙：《汉人文化适应的实例：十八世纪的贵州省》（又译：《18世纪贵州省少数民族的融合史》——译者注）（Claudine Lombard-Salmon, Un exemple d’acculturation chinoise: La province du Gui Zhou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ệme-Orient,1972）。

[23] 弗莱彻：《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第382－385页。

[24] 穆黛安：《1791至1810年间的华南海盗》（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穆黛安通过对华南海盗的分析以及Harold Kahn对草原游牧民的研究都令我耳目一新。

[25] 麦斯基尔：《雾峰林家：台湾拓荒之家，1729－1895》（Johanna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邵式柏：《经世思想和政治经济：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1600－1800》（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 贾宁在她的《清初的理藩院与内亚仪礼》（Ning Chia,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14, 1 (June 1993): 60-92）一文中开始为我们澄清这些事实。何伟亚在其《主权与主体：清代宾礼中建构的权力关系》（James Hevia, “Sovereignty and Subject: Constituting Relations of Power in Qing Guest Ritual,” in Angela Zito and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81-200）中对朝贡及磕头礼仪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视角。

[27] 见柯娇燕：《思考近代中国的民族性》（Pamela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II, I. June 1990）。

[28] 米华健上引书，第151页。

[29] 西清对十九世纪早期黑龙江的描述，引自罗伯特•李上书，第86页。（西清的相关著作有《黑龙江外记》等，此段最初出自《黑龙江外记》一书——译者注）

[30] 个人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