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漱溟简介

梁漱溟(1893—1988)，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任该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为促进团结抗日，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任中央常务兼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该同盟秘书长。1950—1980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建设理论》(193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0)等。

梁漱溟一生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和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同时，人类生活有三种根本态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调和持中与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种态度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以第二、三种态度解决第二、三个问题，于是人类文化演变为三大系。由于三大问题深浅不等，其出现时期应有先后。他认为，以近代“西洋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国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进入了第二期。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于是出现了短绌的一面，即幼稚、衰老、不落实。所以，“落于无发展前途的消极”。但人类文化终归要进入第二期，那时中国的人生态度必将取代第一种。因此，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社会改造的实践。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研究，以寻求中华民族自救之路。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说：“我的问题虽多，但归纳言之，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两类，……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

(一)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由来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呢?梁漱溟说，是起于救济乡村运动。他把破坏农村的力量分为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国际列强的经济侵略，对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尤其深远。他用三分法把破坏力分为：(1)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2)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破坏乡村的助手；(3)文化属性的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所带来的种种破坏力。从时间来说，近百年前半期是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农村，后半期是反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乡村。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旧社会结构的崩溃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失败，“近百年来以世界交通，使中国与西洋对面。只见他引起我们的变化，诱发我们的崩溃，而不见我们影响到他有何等变化发生，这无疑地是中国文化的失败。”他总括地说，“中国之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 　　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第一条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二条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合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条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在第一条路向中，西洋人的意欲是向前看的，即是“向外用力”的，即向自然界争取物质，向社会争权夺利。因为这样地去“争”，所以西洋人能够征服自然，发展科学和民主。但是到了现在，西洋人走的第一条路向，已经到了尽头，必然要走到第二条路向来，中国人最初没有走完第一条路向，从两千多年前以来，就跨进了第二条路向。中国“向里用力”，即不向自然界争取什么，也不向社会争取什么，一切安分知足，寡欲，摄生”，随遇而安，自己的意欲发生矛盾，就能自为调和。因为“不争”、‘‘向里用力”，所以科学和民主都不发达。这是孔家生活的最宝贵的路向。在这第二条路向中，物质文明虽不发达，而精神生活却优越于西洋人。第三条路向的印度文化，是意欲的方向向后看。印度人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问题，这是佛家生活的路向。印度不待走完第一和第二两条路向，早就进入了第三条路向，所以印度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更为早熟，中国文化没有走完第一条道路，就过早地走到第二条道路上来，所以“不合时宜”，受了很大的“病痛”，即由于文化的失败而引起现时社会组织的崩溃。 (二)中国应该走乡村建设的道路

梁漱溟认为，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据他分析，中国未能如日本那样之走上近代工商业之路的原因是：一方面国内情势不同，日本岛皇室万世一系，尊王为新空气，而中国皇室则为外族，排满是旧仇怨，在中国社会无复可以起维系作用的政治中心，且日本维新与复古同时，借旧精神吸收新文化，借新朝气维系旧系统。中国则政治无办法，走入破坏之路，无建设可能。另一方面国际情势也不同。日本维新正值欧洲国家侵略澳、非等洲，还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故所受外力压迫较松缓，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像今日进步，因而受威胁也较小，追步西洋亦易。正在日本追西洋之际，恰适欧战爆发，给日本以发达工商业的最好机缘。凡此比较好的情势，中国都已错过。中国将永久不能如日本走近代工商业之路，其原因是：(1)近代工商业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已走入资本主义阶段；(2)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展余地；(3)近代工商业道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政府能安定秩序，并保护奖励)，中国亦不具有。因此近代发展工商业之路不可学。

梁漱溟认为，中国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他认为，技术进步、产业开发不出两条路向，一是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路向，近代西洋社会即走此路，而为日本摹仿成功，这条路中国不可能走。另一路向是社会本位统治计划的路向，即苏联之路。他认为苏联的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更高，必须有一强有力的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总持经济建设之事，而中国的社会恰好不允许有这样的政治。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视其政治条件为转移，中国政治所从出之途适与苏俄相反，而成为肇始于救济乡村的乡村自救运动所构成的特殊形态的政治。因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人手”。”他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路子，他说：“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同时，梁漱溟还采取排斥印度文化的态度，认为对它“丝毫不能容留”，而对于西洋文化则是主张全盘接受，并加以根本改造，也就是要改变它的态度。梁漱溟主张，第二条路向的中国文化，要保持孔家生活的态度不变，在孔家生活的态度的基础上，“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把第一种态度含融在第二种态度的人生里面。就是说，中国的精神生活是孔家生活，现在很合时宜，因为西洋人快要走到孔家生活路上来了；中国的物质生活落后于西洋人，受了很多痛苦，现在要在孔家生活的基础上，“全盘接受”西方物质文化，加以改造，防止它的弊病。那么，这种将孔家的人生态度中含融西洋的人生态度的工作由谁来作呢?即由像梁漱溟一样的知识分子来做。走什么道路能实现呢?即由他所主张的乡村建设运动来实现。

(三)如何建立中国新的社会组织

旧的社会组织崩溃了，就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那么，梁漱溟要建立的社会组织是什么样?他说：“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要紧，西洋人亦将转变到这里来)。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对新社会组织的构想，发源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理论。梁漱溟自己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实开发出一副窍门也。我的许多实际而具体的主张，无一不本诸我的理论，而我的理论又根由于我对于社会之观察，以及对于历史之推论分析等等。在观察社会与推论分析历史时又无不有关于东西文化之分析研究也。” “我一方面很快慰地认清过去对于东西文化所研究，一方面更成熟了我今日乡治的主张。此项主张之成立，过去对于东西文化之研究，启发实在很多。”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及1931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乡村建设理论著作，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的具体化。 梁漱溟认为，实现建立新社会组织的道路，要靠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在中国，农村占广大幅员，农村建立了新的社会组织，全国新的社会组织就会建立起来。

1．何谓建设乡村运动

梁漱溟指出了三点：(1)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须从乡村人手； (2)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须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3)完成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的关键，在于使政治重心经济重心都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他认为，要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就要使经济上的“富”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乡村是个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皆天然要造端于此，所以乡村建设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此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的政治。所谓富与权操于人人，也就能得到确立。如何遵照这一原则培养起乡村经济力量和乡村政治力量?这培养乡村力量的工夫，就是乡村建设。所谓培养乡村力量中的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质，而作用显现则在于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质、促进组织者，都是乡村建设之事。他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

2．为什么要从乡村入手建立中国的新组织构造呢?他认为中国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在乡村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之处。他说，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那么，为什么从乡村人手特别适合于理性呢?首先，农民的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其次，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此即因其有活趣，可以引发出一种自然活泼的温情；第三，农夫行动从容不迫，他们种植的五谷与自然的节候非常有关系，急忙不得，所以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气，从他的从容，就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咀嚼领略而产生一种有艺术味道的文化、有艺术味道的人生；第四，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而家庭又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这与情谊化的组织很有关系。以上四层都与从理性求组织有关；第五，这是更重要的一层，即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第六，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第七，我们是在追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而从乡村起手组织，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合乎人类的正常文明，当然，讲从乡村人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们是要将社会的重心放在乡村；第八，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这样可以建成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3．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新的社会组织的原则

梁漱溟主张，不要直接办工业，而要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刺激工业发展，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行，产业乃日进无疆，同时亦就是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更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社会富力乃日进无疆。这是真的自力更生。”那么工业怎样建立呢?梁漱溟说，农村的复活全靠合作，一面有了工业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过，而以合作方式经营之，工业就于此��立。有的工业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可以国营。在合作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会健全起来；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亦必健全。梁漱溟构想出的新社会组织是什么样呢?他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中国未来的团体生活将不但管众人之事，而且富有人生向上互相勉励之义——就是政教合一。即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二为一。具体地说，吕氏乡约就是从此意出发的。他的乡约组织，是种很好的团体生活，种种事情均进行合作，但大家相勉向上则居第一义。他认为乡约共有四条：(1)德业相劝，(2)过失相规，(3)礼俗相交，(4)患难相恤。这是一种乡村组织。梁漱溟想通过地方自治来建立的新社会组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梁漱溟进而指出，如想促成地方自治，有四点必须予以注意。第一，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中国的旧精神是崇尚情义的，社会的组织构造是伦理本位的。欲使中国社会有团结组织，欲使中国人民过团体生活，就必须发挥中国固有的情义精神，用礼俗维持推动，往前合作。礼有“谦”义“敬”义，人在团体生活中，“谦”以处己，“敬”以待人，互相感召，情义弥笃，则团结合作之路，在中国社会尚有一线可通可行的曙光。第二，欲促成地方自治，应注意政治与经济的天然合一。要想地方自治成功，须赖经济进步，经济进步则人无法闭门生活，在经济上必定发生连带关系，由连带关系而有连带意识，连带意识一发生，地方自治基础即获树立。中国社会今后果欲进于团体组织，亦必须公私合一，始可成功。而公私合一的最有效最妥当的办法是经济上走“合作”的路，由经济问题引入政治问题，政治与经济合一，则地方自治当然可以完成。第三，中国将来无论地方或国家都要政教天然合一，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地方自治，都必须经过教育的工夫才有办法。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纪律习惯、科学知识，我们须作启发训练培养的工夫，这些工夫就是教育。如不经过教育工夫，则政治与经济均无办法。中国地方自治要想成功，必须从礼俗出发，进行组织。而礼俗的地方自治组织亦就是情谊的、伦理的与教学的地方自治组织——政治与经济，统属于教学的组织之中，而教学居于首位。这就是政治、经济与教化三者合一的地方自治组织。第四，中国的地方自治，不是普通的地方自治，而是特别的地方自救。在中国，对农村破坏最大的是政治力量，所以乡村无法再靠政权，只有乡村自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想从乡村自救运动、社会文化运动入手，来慢慢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依照他的理论，地方自治健全了，新的社会组织也就建成了。 总之，梁漱溟所说新的社会组织就是：“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和，可以说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为什么呢?因为照我们刚才所讲的团体组织，其组织原理就是根据中国的伦理意思而来的。仿佛是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这五伦之外，又添了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而已。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要紧，西洋人亦将转变到这里来。)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

梁漱溟设计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靠谁来实现呢?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合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

梁漱溟带着他整套的乡村建设理论，全力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实验，因此有人说邹平的乡村建设，是哲学的邹平。

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具体实施。梁漱溟致力于乡村运动的动机，据他说，在他刚十几岁时就形成了，当时正当清朝末年，举国上下，一方面是广大的社会，一方面是清朝政府，都在搞立宪运动，在这潮流下，他希望国家成为宪政国家。清皇帝退位后，孙中山先生把总统位让给袁世凯，而袁世凯不满足于当总统而要做皇帝，而广大民众，主要是广大的农民，则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漠不关心。农民处于散漫自生自灭的状态。梁漱溟和要求宪政反对袁世凯的人们有个觉悟，即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层人手，要把散漫的自生自灭的不关心国事的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觉悟起来。他就是本着这个目的下乡的。

他的下乡可以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李济琛在广东掌权，欢迎梁漱溟去广东，梁漱溟到广东准备开办乡治讲习所，先准备十个小题目在青年中讲习，并准备在广东乡下搞乡治。但因蒋介石扣留了李济琛而未办成，梁漱溟于是从广东回到北方。第二阶段，梁漱溟的朋友在北方搞村治运动，在河南成立河南村治学院，同时在北京出版定期刊物《村治月刊》，他们欢迎梁漱溟参加这个工作，并主编《村治月刊》。此时，河南村治学院已筹备得差不多，梁漱溟任教务长，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并对学院内部进行了规划，河南村治学院是培养村治人才的学校，重点是搞农村自卫，1929年开学，院址在辉县泉家。河南村治学院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仲华，梁漱溟、王怡柯被聘为院教务长，经费由河南省教育款产处供给。第三阶段，韩复渠当山东省主席，他欢迎河南村治学院的一班人到山东搞乡村建设，梁漱溟等1931年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地址在邹平。梁漱溟在广东用“乡治”，到河南沿用河南已有的“村治”，到山东则综合了前二者的名称叫“乡村建设”，之所以选址邹平，是因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又不远，县本身既不大也不小，乡村建设易于进行。

(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叫乡村建设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该部招考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40名，二年毕业，共训练了两期。主要教材是<<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这一部分的工作由山东人担任，部主任是陈亚三(山东曹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该部共办训练班四五期，每期一年结业，招考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练、武术等科目。学员由每县招考10—20名，全省分三批训完，结业生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第三部分叫乡村建设实验区，在邹平县进行实验。实验区有县长、县政府，县政府隶属研究院之下，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邹平原来叫乡村建设实验区，1932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议决县政改革方案，令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并设实验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乃增设菏泽、济宁为实验县，大致均以邹平为模范，并且邹平由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乡建研究院1935年还成立一个乡村建设师范，地址在研究部内，前任校长张淑知、继任校长齐鸿照，其中梁漱溟曾任校长半年。后来又在菏泽成立分校。乡村建设师范分乡师和特师两部，部设主任。特师招考初中毕业生共六班约300人，乡师招考高小毕业生三班约150人，特师三年毕业，乡师四年毕业。课程除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练外，其他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

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务组织有：教务处、庶务处、图书馆、乡村书店、招待所、农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庄仓合作社、卫生院、凿井队。其中农场和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十分活跃，农场主任于鲁溪(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农场养有波支猪(波兰与中国猪混交种)、荷兰牛，有鸡场、鸭场，另设美棉托里斯种子田。农场领导养蜂、养蚕。那时邹平是全省蚕业县之一。另外提倡领导植树造林，成立林业公会十来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将农场的托里斯棉推广全县，棉区农民通过合作社将棉花运往上海、青岛。当时经上海检验所验定，该县棉花丝长、质软，被评为全国优良棉种。

(三)邹平实验县

邹平初任县长梁秉诚、朱桂山，继任王怡珂，其后是徐树人。县政府有15间大办公室，实行合署办公。县长直辖一室五科：(1)秘书室； (2)一科，科长田慕周(研究部学生)掌握全县民政工作；(3)二科，科长窦学岩(研究部学生)，掌握全县武装，下设青年农民训练所、直辖警卫队，队长范镜吾(保定军校毕业)，有军事教官数人。青年农民训练所负责培训各乡乡学的乡队长和乡队副，共计训练40人，他们的课程有农村自卫、军事训练、农业知识和文化课。再有警察队队长谢绍周，负责维持地方治安；(4)三科，科长郝宝书，掌管全县财政；(5)四科，科长钱子范(研究部学生)，掌管全县公路、水利事业、电话和度量衡工作；(6)五科，科长杨效春是从南京晓庄师范请来的，还有李守文、宋乐言，均是研究部学生，负责全县教育工作。县政府还设有户籍室、承审室、公报处、民众问事处、金融流通处、合作金库、乡村饭店、农民自新习艺所、国术馆等。全县行政区划为14乡。

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实验计划即是集中力量推进于社会。县以下设乡学，几个村或十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他们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乡学村学，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梁漱溟说：“我们乡学村学的组织，如能发生作用，乡村真正活起来，则对于中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不啻发明了一把锁钥，找着了它的诀窍，岂不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业吗!……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作乡村建设实验，什么时候才算成功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乡学村学真正发生组织作用，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行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而完成县自治，研究院实验县的大功就算告成。

他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中国伦理是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做到连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中国从前有五伦之说，现在再添一伦，就是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彼此互相尊重，互有义务。梁漱溟通过编定的“村学乡学须知”指明，大家各有应尽的义务，它近乎一种道德上的勉励，因为中国义务观念的实质是礼，中国人只能走伦理情谊的路。今日乡村组织必须是一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振乡下入学好振作向上的志气，即“求进步”必须放在“向上学好”的心理之下去做。梁漱溟废掉乡镇公所而成立乡学村学，用意即在此处。 乡学上受县政府的领导，旁有辅导员协助监督，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构。全乡组织董事会，推出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学长由县政府下聘书，实际大都是地方乡绅学者名流担任。学长居于众人之上，监督调和众人。为了保持学长的尊严而处于超然的地位，乡里的行政事务由乡理事处理，学长对理事起监督作用。乡学里还有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再有研究院直接派来的辅导员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学生)，

负责指导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理论思想。乡学里设以下组织：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各村的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里的成员，包括全乡全村的农民，称之为学众。乡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学方法，大都是从晓庄师范学来的，除一般教材外还设有乡土教材。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做了些什么?他自己说，当时有二句话八个字，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把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叫“团体组织”。团体组织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当时主要是组织生产合作社，如前述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从改良棉种人手。科学技术即是改良棉种等。还组织了一个金融流通处，是银行性质的，可以存款、贷款，贷款是有条件的，不贷给个人，只贷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奖励组织起来的农民生产合作社。梁漱溟等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八字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家齐心向上”是团体组织，“向上”包括道德礼俗，“求进步”包括生产技术和礼俗道德。乡村有些鄙风陋俗，如求神、拜佛等，还有更坏的是毒品流行，再有就是女孩缠足、男孩早婚，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乡学村学教育要纠正这些陋习。 梁漱溟提出的“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简明通俗地表述了他以哲学思想为基础构想出的新的社会组织的特点，其内涵就是整个组织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即大众化了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四)邹平乡村建设的结果 梁漱溟在邹平推行的乡村建设的结果如何呢?他于1935年10月25日在研究院讲演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乡村建设中有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他自己就说，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这是一个矛盾。说是要社会大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现在既作社会改造运动，则明明是你看它(现政权)改造不了，它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它，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它，而顺随地在它底下活动，那么，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你不但在它底下活动，而且依附于它，这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政府最代表那个惰性、不进步性；而大凡新的潮流、新的运动、新的创造，都是从社会发生的。像长江一带搞的“政教合一”，一面借行政上强制的力量办教育，尤其是办民众教育；一面拿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夫，来推行政府所要推行的各项新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那还有什么社会改造可谈?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表现是，在无锡、定县召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上，乡村农民的代表差不多没有，最多的还是教育界的人，政府的人也很不少，而乡村来的农民代表真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乡村之不动。仿佛乡村工作讨论会和乡村没大关系，乡下人漠不关心。

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即如我们邹平，假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征求乡下人的意见——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搬家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结果如何，我亦不敢担保。自然也有一些人觉得研究院多少还没有劣迹，仿佛在这里也还不错，县长也很不坏，不走也好。顶多如此。或者他简直不表示，仿佛无成见，走也不留，不走也可以。真正的老乡，恐怕就是这个态度的。这个就足见你运动你的，与他无关，他并没动。此种现象可以反证出我们是未能与乡村打成一片；让他知道我们是为他，而造成一种不可分离的形势。……我们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呢?不能代表乡村的要求，不能发动乡村的力量，那怎么能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