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费孝通

林建刚

文章来源于:腾讯文化

1952年3月8日，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做了检讨。《清华大学副教务长费孝通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择要》记录下了费孝通检讨的内容。

在这份检讨中，费孝通忏悔自己“丧失民族立场”、“毫无政治立场”，并提到了胡适。他说：

——“我丧失民族立场，先后应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联络处的邀请出国访问，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在外国话中国，在中国讲外国，内心想和胡适之争一日之长。访英回来，英国有一世界主义组织要我参加，其中有爱因斯坦、加仑比，还有胡适，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以与世界名流并列为荣，毫无政治立场。”（注1.）

“内心想和胡适争一日之长”、看到参加的“还有胡适”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从这些陈述中似乎可以看出胡适在费孝通眼中的地位与分量。那么，在**中，费孝通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根据胡适日记，两人在抗战时期曾在美国见面。1943年7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况，使我叹息。”

——“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人每日可领24两米，但总不够额；每月三十五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

——“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作人看待！兵官每月四百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注2.）

当时，费孝通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不满，到了美国之后，跟胡适提到这一方面的内容。胡适听到国内民生及军队的苦况也叹息。可见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共识的。不过，抗战胜利之后，胡适与费孝通在对美国问题的看法上则有了分歧。

1947年8月25日，胡适给费孝通写了一封纠错的信。胡适写道：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廿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得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North。当时北美十三帮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注3.）

这封信除了纠错之外，还表现了胡适与费孝通两人对美国态度的不同。当时费孝通所写的关于美国的文章，很多都是批评性质的。对于费孝通在这一时期的左倾，胡适是不满的，劝费孝通多研究美国的文化历史。

对胡适的纠错，费孝通的态度是诚恳的。接信之后，他立即作复。信中，费孝通写道：

——“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倒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同上，第127页）

想来，对费孝通知错就改的态度，胡适还是非常欣赏的。

1949年前后，胡适决定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费孝通则选择留在北京，成为新政权的积极拥护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时期，对于费孝通在新政权面前的积极表态，胡适是反感的。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媲美’了！”（注4.）

从加引号的“媲美”中不难看出胡适对费孝通的态度。此前虽然费孝通曾经左倾，但毕竟还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然而，新政权刚刚建立，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思想追求，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也难免不让胡适反感。

这一时期的胡适，在跟陈之藩交往的时候，曾谈到对许多知识分子的看法，其中就有费孝通。陈之藩曾回忆说：

——“我说费孝通，他就说‘油腔滑调’。我很佩服费孝通，很受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念的差不多就是费孝通在英国写的那些，我的文章很受他的影响，没想过胡适会说他油腔滑调。”（注5.）

胡适用“油腔滑调”来形容费孝通，可能就是因为此时的费孝通善于跟风，善于歌功颂德，早早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1957年，费孝通被打成了右派。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中粘贴了不少描写当时大陆知识分子动态的报道。其中许多报道中都提到了费孝通。此时的胡适，对于费孝通所遭遇的苦难，则充满同情与悲悯。他曾公开呼吁台湾的媒体多多报道大陆知识分子的苦况。在胡适看来，费孝通他们不仅没有了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了不说话的自由。

纵观胡适与费孝通两人的交往，胡适对费孝通的态度随着其表现变化而变化。抗战时期，胡适对费孝通痛陈当局的贪腐是很欣赏的；内战期间，随着两人政见的不同，也就有了胡适对费孝通的纠错及劝其多了解美国；1949年之后，鉴于费孝通对新政权过于积极，胡适则对他充满了反感；而到了1957年费孝通成为右派之后，作为人道主义者的胡适，对他的遭遇，更多的则是同情与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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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转引自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327页

注2.《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174页

注3.转自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126页

注4.《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445页

注5.《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