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学术理想

王铭铭

 费孝通先生与世长辞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特别是很多学术遗产。费老他的文字大多被收集在已出了16卷的《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版）中，这16卷的文字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先生行行重行行的串串足迹。先生的思想和足迹，带着20世纪中国的众多经验和教训，走进了21世纪，它们在恬淡的语言中得到表述，其意义却非常沉重。

对于费先生的学术，大家知道得最多的，也许是他对乡土中国的结构与变迁的论述，他提出的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内发理论”，及他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起到的举足轻重作用。在这三大方面，费老确有高度的学术建树，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我认为他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的著述对社会科学诸领域的“中国表述”，都有难得的启发，其论点应得到更广泛的延伸。

 费先生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天分、他的历史机缘和他所受的完整学科训练。我认为，这与他的学术理想关系更为密切。

 2003年6-7月，我们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到费先生家去请教，我提到他对学者自我定位的早期论述，也问及他的学术理想。费老微笑地提到了为他的《中国士绅》（1951年英文版），他说到，他来自一个绅士阶层，这个阶层到了近代需要适应新的时代，而向各种新职业讨取生活。费老的家族原来属于士绅，到了20世纪初，家族内部已出现各种人，他的长辈有的做生意的，有的开工厂，有的做编辑，有的留学，与古代相对单纯的士绅阶层已产生差异。费老说，他正是在士绅的近代衍生史中成长起来的，而他最关心的现象之一，是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我对费老有关士人和知识分子的论述很感兴趣，问他对此最近有什么进一步想法，他说：

 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宽泛，涉及到我最近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我的意思是想问，中国文化的几个基础在什么地方？有关这些，我大胆地说说，不一定清楚。

 第一个基础，我觉得是家族，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主的，这到现在还是没有变，家族的基础没有动，只是收紧了，差序格局的网络小了，其他东西嵌进去了，引起更多的变化，可是基本的变化还是在亲属制度范围内的。提“文化自觉”，实际是因为想到怎样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同人应该怎样相处这些问题。中国文化里边，有个特别发达的方面，就是人伦，这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从孔子开始，人伦就成为我们一个规范，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思想中心，家族是一种表现。人伦与西方的上帝不同。最近我又看了一下（田汝康所著）《摆夷的摆》（即《芒市边民的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在给这本书写序时，我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中国同西方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孔子讲的，我不知道人，怎么能知道鬼呢？中国人不把鬼当成一个issue，不当成重要问题提出来，人对鬼敬而 远之，这并不是要否定神、鬼的存在，我们也祭神，但是重心不放在人死之后。我们更注重活着的人的人伦。这个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人伦超越了生死问题，超越了个人问题，它强调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和谐相处这个主题。协调、位育、和谐、和为贵等，在政治方面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权力的问题。“敬皇帝而远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反对皇帝，是更注重人伦。

 其次，让我讲得远一点。远古时代中国已有文字，而使用文字的人与不使用文字的人是有区别的。古代士同普通人之别是肯定的，但分别在什么地方？老百姓的社会交往是脱离历史、脱离文字的，而士则不同。文字是一种communication的途径，牵涉到意识形态的传递，本身就是“知之”、“由之”的问题，没有文字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有了文字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文字将两种人分开，与西方的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分不同，我们的社会区分是很实际的，是识字与不识字的实际问题，是文化层的问题。

 我过去谈中国士绅问题，没有讲到这一点，没有讲得这么透。现在想来，文字牵涉到社会的基本分化。两种人各有文化，一种是口传的，如taboo，盖房子不能如何如何，老百姓知道了就满足了。我的祖母，她就不讲事情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她习惯地找口口相传的规矩去实践，谈不上变通，她认为男女不平等天经地义，从来不问为什么，她是文化的接受者，不做研究，只照着做。在我们的文化里，历史上出来一种专门考虑问题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来记录和研究，引起了很多变化社会变化，造就了士大夫阶层。

 我这一代属于士绅阶级，是有文字的阶级，是知识分子。士绅关注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关注人同人怎么相处，关注忠孝仁义。对于权力是忠，对于父母亲人是孝，对兄弟要公平、要照顾，讲仁义。归结为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强调内看、内观，不让别人做，不强加于人。人伦决定了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基本规律。

 我提出“文化自觉”，是希望把中国基本的意识形态讲出来。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到，希望你们这一代进一步做一点。

 最近我还讲到扩大社会学的范围。人有感情，有看不到的东西，有一个内在的“我”。我可以自己明白自己，程度不深，但可以明白一点，明白自己做人，明白做什么样的人。这不同于behaviorism和empiricism的观点，西方研究社会,要求什么都要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其实这些是表面现象，现象里边还有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能完全知道，无非比人家知道得更深一点，更有层次一点。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论文的时候，说学历是要用同情的概念看人，设身处地的想，把自己倒回去。这样做不容易，但只有这样的，才能够读历史，才能深入地理解人的思想状况。人的思想，靠语言去解释不够的，靠语言不一定能看不到“心”。关于这个，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说语言不够了，我能做到的是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感受到的语言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言外之意”。我认为宋朝的朱熹已发展了这个领域，就是了解人的领域，他讲“心”，讲自己想的，想自己的。我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感觉，这个东西里面有许多内容，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着大家认同。

 我这代人对这有比较深的理解。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之别，古人叫君子和小人之别，指的就是所谓懂理和不懂理的差别，君子就是懂得道理的，能通道理的。

 中国历史一贯有这个东西在里边。士绅这种阶层，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他靠别人养他，靠拥有自己不耕作的土地，实际他们是管思想的人，管社会的人，他们的作用是加强社会的团结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他们负责的任务，可以说是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但西文的integration这个词又概括不了他们的任务的所有意思。应该说，他们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把人和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成为the social一词所意味的那个东西。中国出来一批士大夫，控制着这个事情，他们成为乡绅，在社会体系上，则成为绅权。绅权是政治体系的表现，以此为基础，出现中国的士大夫。（据2003年6月30日谈话录音整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以后几年，费老反复谈到上面谈到的“文化自觉”，而从他的谈话看，“文化自觉”一说的提出，又与他对自己的文化定位有密切关系，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从士大夫的近代化而衍生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应当用文字，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所传承的文化，起一种高于“一般老百姓”的习俗的“社会结合作用”。

 怎么理解这种“社会结合作用”？费老的学术理想，早在他20多岁时已明确表露。在早已于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先生谈到我们“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耗费任何财富和能量”。为了避免历史的再度失误，先生主张，“社会科学”应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乍听起来有些像是近代欧洲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东方回声，但实际读过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中写的那几篇文章的人都不难知道，对于社会科学的这一期待，恰恰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士人史的传统。先生对古代士人“为王者师”，“奉天以约制皇权”，对古代王权的“师儒”，都有高度向往，他对于唐之后士大夫道统之屈服，表露尖锐的批判。先生将社会科学与士人的“道统”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不同于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的“规范知识”，主张知识分子应承担起重新恢复自然知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之间关联的使命，以使中国摆脱“西洋的经济政治的……威权”，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合理的转型。

 费老总说自己的最后几年愿意以“秀才的身份”来度过，而他最后保留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

 记得几年前，我陪同一位英国教授拜访费先生，英国教授问先生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先生面带微笑地说：“我还是绅士，没变！”在一旁聆听的我，禁不住心中一阵酸痛：一个世纪老人，经历了多少风雨，却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认同。

4月24日费老跟我们永别了。我特别悲痛。我与先生非亲非故。先生在我出生以前20多年，已是蛮声海内外的学者。大学期间，他那几本陆续重印的旧作——《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皇权与绅权》等，将我导进了学术圣殿。我有幸于先生留学之后半个世纪，去到同一所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同一门学科，并于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回到他创办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在过去的11个年头里，先生的谈话和著述，都能给我启发和激励。我这代“海归”，不同于先生那代。在所有的不同里头，最突出的也许在于，我们这代容易误以为自己的一点小小成绩已足以否定前代的成就。尽管时代使然的性格不易消除，但先生的微笑使人反省。我反复阅读他的著述，到了21世纪开初这几年，我终于还是认定：这位慈祥老人积累的知识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而这份财富分量如此沉重，以至于我们可能感到它是一种负担——其中有关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诠释，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