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史研究引发的史学思考——论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与大众化问题

葛志毅

文章来源于：《求是学刊》1997年第5期。

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兴起，还是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复兴，都同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密切相关。因此，若能将其置于本世纪以来世界史学发展大潮中，并与西方社会史学做些比较，将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必将有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建设。

一、西方社会学的输入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变革发展

    学者们多注意到，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学的输入有关〔1〕。但这样一个事实却往往为人所忽视， 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发起的史学革命，也同西方社会学的输入密切相关。因为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在20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2〕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先后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文，实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发端之论。其所提出的新史学思想，明显带有孔德、斯宾塞一派社会学所宣传的社会进化论色彩。所以，若从这样的角度看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实可视为受西方社会学影响的广义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西方输入的社会学，不仅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有如此的作用，而且后来在史书编纂及史学研究思想上，始终可见其影响。如章太炎曾有意编纂通史，1904年出版的《qiu书》重订本内附有《中国通史略例》，其中说道：“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是章太炎设想的通史体例及内容，有受西方社会学的启发之处。著述甚丰的史学家吕思勉，主要以得自社会学的社会进化论为指导思想，他在所著《历史研究法》中曾反复阐述这点。他说读史“第一要紧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又谓“社会学之所以有裨于史学”，在于它能推明“社会进化的阶段”。在谈到史学方法时，提出治史者应具备一些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列举所宜特别加以注意的几门学科时，说道：“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3〕可见吕思勉研究史学， 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方法，都主要受益于社会学。有的评论者认为，其所著《白话本国史》，由于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上古史，因而颇具新意〔4〕。史学大师陈寅恪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 把史学考据方法发展到相当高的境界。综观其研究成果，他对历史的精辟阐释，实较多参照了社会学的理论。如他在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中，惯于用阶级分析与集团分析的方法，指明其时社会政治结构及其制度的升降变迁。他所谓阶级，与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有异，而应参照了社会学的社会阶层理论。相关的例子可举瞿同祖为比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著作。书中所言，多有借助于社会学的内容，如专列两章论述所谓“阶级”。其所谓阶级，乃指中国古代士大夫贵族与庶人之间的贵贱之别，二者的社会地位不同，一为特权阶级，一为非特权阶级。因而其所谓阶级，主要是取自社会学的意义。陈寅恪又认为种族与文化问题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5〕， 因而对中古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从种族、文化的异同方面予以解释。陈氏的这种观点，主要应有得于社会学中的社会文化理论。

    纵观中外史学史，社会学的兴起，确对19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起到极大作用。随着社会学的兴起，它建立起一个研究内容上同史学有所交叉〔6〕，但对史学却很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框架。 如社会的组织及其结构，社会的发展演进，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解释等等。这个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对19世纪以来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拓，史学研究体系的构筑，都起到不小的影响作用。史学原本的主体形式是遵循时间法则建立起来的记忆，而社会学的内容框架，则为史学对人类发展作纵向探索和横向剖析两方面提供了范型模式，因而它对近代史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建设性影响。而社会学家们也确对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通过《社会学年报》，“对统治法国高等教育、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发动了攻击，主张通过对典型史实的考察，认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7〕，杜尔克姆从社会学角度对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杜尔克姆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确实成为法国年鉴派新史学的先驱者，费弗尔和布洛赫自称是他们的追随者〔8〕。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不仅对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发生作用，对无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也有相当影响。如社会发展史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本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的社会发展史研究，既有唯物史观的影响，也有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而20年代社会发展史研究的兴起，成为30年代史学发展的先导〔9 〕。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更说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密切联系。如有人指出：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应该说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论战。”〔10〕本世纪最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的史学思想里，有社会学影响的若干因素。他在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11〕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的看法。据说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观的同时，“还浏览大量的世界社会学和历史学名著，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新旧史观的根本区别，作了历史的考察。”〔12〕可见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形成，颇有受益于西方社会学之处。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社会学的输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渐兴，直至1949年，是为一个阶段。综观此期取得的成果，其发展水平尚属早期阶段〔13〕。1949年之后，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基本中断。进入80年代，大陆史学界开始新的发展调整，伴随着出现一场史学方法论的讨论热潮。80年代中期，在“史学危机”的舆论声中，系统论思潮在史学界也进入鼎盛时期。但人们发现，系统论并非万应灵药，它并未使史学走出困境。于是史学界进入下一个回合，社会史研究被推向前台。可以说，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乃是大陆史学界对世界史学发展大潮的回应。二战以后，世界尤其是西方，正处于各门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社会科学也处于急速的更新与重建的过程中，并出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新形势下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强大潮流。这导致史学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上极大的变化。正如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的，由50年代中期起，世界史学的发展开始出现新的趋势。西方以法国年鉴派为主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所谓新史学，形成一股强劲势力并代表着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一时独领风骚。对此，70年代以来的台湾史学界给予了回应〔14〕。台湾史学界的这种动态，对因闭关锁国而同世界学术发展失去联系的大陆史学界产生影响。所以，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在大陆的复兴，除了国内学术界自身的各种原因之外，同世界学术潮流的回荡亦有相当的关系。进入90年代之后，史学发展像其他方面一样，日益打破舆论一律的旧格，开始趋向多元化的新局。但这仍无碍于社会史研究在史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综观国外新史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似乎可以这样断言，即社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史学发展的宗旨找到方向，亦即史学应以整个社会做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宗旨，开始得到体现。因而可以说，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实可视为古老的史学在现代获得的新生形式。结合对世界史学发展走向的分析，可以预言在此背景下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也终将面临史学发展中科学化与大众化的两难挑战。

二、西方社会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者中就存在着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文艺的争论。对此，只有把史学置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才能在认识上予以解决。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最终是随着人类知识总体的演进积累程度而不断提高的。而科学的发展表明，史学确实随着其他各门科学，其中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实现自身的科学化过程。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史家，以研究方法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为主要特征，它实际是在19世纪科学发展的水准下，史学受到影响而寻求自身科学化的结果。它要求对史料作严谨考订，为求在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如实再现历史，反对史家任何的主观意识夹杂于其中。这些做为兰克学派的特征，明显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即建立在牛顿力学等旧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方法论特征。由于兰克学派把史学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政治事件及精英人物方面，强调史实的实证性与客观性，排斥对历史的综合分析与理论解释，这种方法逐渐受到一些史家的反对。此外，在进入20世纪，整个科学发展处于极大的变革过程中，尤其是自然科学中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产生，导致认识上划时代的进步，使人类知识体系上升到新的发展水平。社会科学也面临自身的调整与重构。当然，史学也无例外地面临着改革的前景。在法国，年鉴派以批判兰克学派的姿态崛起于本世纪20年代。年鉴派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倡导“总体史观”与跨学科研究。年鉴派创始人选定以《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命名的杂志做为自己的阵地，实际已注意到“社会史”是一个几乎能涵盖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史学门类。费弗尔说：“‘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太多而最后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充当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的约束的刊物的名称……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15〕可见年鉴派意在以“社会史”这个涵容广泛的概念来倡导他们所提出的“总体史观”指导下的史学体系，因此年鉴派也被视为当代社会史的开拓者。如巴勒克拉夫在谈到年鉴派促使史学界发生的巨大转变时，曾��出是他们开创了“研究重点从政治史转向整个社会的时代”〔16〕。后来在70年代受年鉴派影响而兴起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接受了“总体史观”，其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号召建立范围广泛的“社会历史”，亦即把社会全部做为研究对象。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历史是历史”，必须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17〕。英国之外，新社会史对德、美、日本等国的社会史学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史学发展趋势。另外，传统的实证派史学在受到年鉴派冲击之后，在研究对象上也较昔日有所调整，其表现之一即社会史研究的比例上升〔18〕。总之，继年鉴派之后，社会史日益成为西方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

    年鉴派在“总体史观”的主导下，进行跨学科的整体研究，亦即打破相关学科间的界限和分离状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费弗尔和布洛赫确实强调了跨学科研究重要性，想以咄咄逼人的‘总体史学’吞并各种社会科学”〔19〕，年鉴派主张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考诸西方史学史，跨学科研究方法并非肇始于年鉴派。如早在1911年“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20〕的美国史家鲁滨孙，一方面提出史学研究范围应以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为对象，另一方面则已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门学科的发展，必将促使史学自身的变革，因而提出史学应把现代许多新兴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做为自己的同盟军，并积极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促进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因而在年鉴派之前，鲁滨孙已在史学研究领域应扩大的前提下，提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设想。又据年鉴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所言，跨学科方法乃年鉴派接受自马克思的影响〔21〕。如此，则年鉴派对跨学科方法，只不过是特别加以强调而已。但无论如何，年鉴派“总体史观”和跨学科方法的提出，集中反映了新形势下的学术发展趋势，即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呈现出：各学科的普遍历史化及各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2〕此言往往被史界同仁引为自诩。其实此言并非指具体的历史学，而是指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把任何事物都视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方法。这种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它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接受，20世纪社会科学普遍历史化的趋势即是一个证明。可以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历史方法的运用。从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把历史方法引进科学研究并取得巨大成果开始，它相继被引入各门学科，到20世纪出现社会科学普遍历史化的趋势。由此产生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史学的冲击和渗透，使史学面临被肢解甚至被取代的可能，如鲁滨孙在本世纪初所曾提出的那样〔23〕。在此情况下，史家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并努力从其他学科汲取有益的方法，以便在拓宽研究领域的方式下重构学科体系。这样做，一方面可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史学的科学化，另一方面则可以兼容多学科的方法来巩固自身的学术独立地位。所以，跨学科方法的提出，是史学在受到其他学科挑战的威胁下，所采取的以攻为守的最佳应变策略。巴勒克位夫在评价年鉴派时曾说道：“历史学的眼光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应当对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推动力作出更加有效的反应，这样，新的道路便拓开了。”〔24〕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社会学以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史学在研究内容上互有交叉。更主要的是因为社会学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分析，对史学有很大借鉴意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史学研究跨学科方法的首选对象。年鉴派史家都很重视史学与社会学间的关系，如“布洛赫不止一次地声称，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别。”〔25〕勒高夫在设想其跨学科方法时认为：“关键是要打破学科间的隔膜和区分，特别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26〕而从学科整合原理上看，社会史应是以史学与社会学派为主体的跨学科整合成果。在跨学科研究方法上，年鉴派在社会学方面获益最大，因而评论者指出：“年鉴学派为法国树立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27〕综之，在年鉴派的跨学科方法中，社会学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年鉴派作为研究整体的社会历史的社会史学派，是综合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而形成的历史科学体系，在研究内容上以对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涵盖作为最大特征。所以，年鉴派的跨学科方法，乃是由于史学扩大研究领域而导致的多学科方法的综合。总之，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学诸学科对史学的冲击和渗透，乃主要原因之一。而年鉴派史学注重跨学科方法，也是对社会科学向史学挑战作出的回应。此外，如从史学本身的发展看，由于兰克史学为实证主义所限定，传统史学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而跨学科研究，实相当于从各个学科的方法中，汲取适宜的因素，用以合成构筑独立的史学理论体系。年鉴派虽无意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像勒高夫所谓“避免拼凑理论体系”〔28〕，但他们绝非完全无视理论，而且还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去体现一种“史学体系的存在”。年鉴派用自己的史学成就，推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推广和提高，从而增加了史学的科学化水准。近些年由于“叙述的复兴”，有的论者据以指出兴起所谓“新的新史学”〔29〕。其实“新的新史学”的出现，乃是对于年鉴派史学过度科学化倾向的反动，以及对史学人文性特征的再度认同，但它不足以否认史学的科学化趋势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推进包括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在认识方法上的科学化水平，这是由人类认识的总体发展进程所决定的。只不过由于史学自身的特殊性，要正确处理其固有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的适度协调关系，防止走向科学化的极端。这倒是史学在科学化过程中应予注意的问题。

    纵观西方社会史学的发展，可见社会史研究对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以及由此带来诸多的意义，其中之一是为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带来新机。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中国史学也面临一个如何通过跨学科研究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科学化问题。我们用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观指导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应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观，是对19世纪西方社会学及人类学理论进行批判总结的产物〔30〕。它在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产生极大的指导作用。现代中国史学，必须在马克思历史观的指导下，努力与当今最新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成果进行新的整合，加强史学的科学化建设。这是在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任务。

三、西方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大众化问题

    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已开始把史学视为一门科学，一门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但自19世纪末以来这种观点受到英、德等国学者的批判。一些历史学家力图证明史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形式〔31〕。通过这种批判，至少反映出这样一种意义，即反对在追求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无视甚至试图取消史学做为人文科学所具特殊性等错误倾向。

    史学研究的大众化倾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即一，在研究内容上，日益注重对广大普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二，在表现形式上，保持大众可以接受的风格；三，在发展趋势上，要以社会需求形式表现出来的大众思想为根据，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这几点归结起来，取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现代社会是大众参与的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与大众化，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强。对此，梁启超早已指出：“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32〕现代社会日益表现为一种多元化格局，社会是由大多数人参与，而不再是由少数人垄断把持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受到此社会特征的制约。大众即使无由直接参与科学研究，但也强烈要求对科学成果的分享机会。尤其是史学原本具有的文学性，使之始终同大众的求知欲与文化消费要求密切相关。因此史学的发展不得不受到来自大众方面的制约，要求它在研究内容、表现形式以至发展趋势诸方面，同普通大众保持适度协调。这在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尤为明显。

    史学在近代以来的大众化趋势，可由史学固有的文学性特征中抽引出某些端绪，而这又与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做为人文学科所培养起的久远传统相关。人类做为一种理性动物，自产生之日始，就萌发一种认识自身、社会及世界的强烈愿望。最初，人们试图借助神话、传说或故事的形式，对人类、社会及世界从认识上给予解释。进一步有史学的产生。史学较之传诸口头的神话、传说或故事，已具有文字记载的规范形式，它以记叙为主要职能。但记叙本身已构成一种解释，即对于曾经存在过的人物或事件，从时间序列上加以描述。这种描述构成一种追忆，而追忆是对存在过程的一种解释形式。西方现代史家丹托也指出，历史事件只有根据某种描述才能为人们所认识，而描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解释。后来费恩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33〕。所以，虽然史学长期以记叙为主要职能，但不能因此否认其所具的解释功能。由于早期的史书记载包含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及故事等，所以，它既具有神话、传说及故事等被用来认识理解人类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功能，又同它们一样具有浓厚的文学性，因而亦本来具有易于为普通大众接受的属性。当近代以来史学自觉地把普通大众列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时，必然同时也更加密切了同普通大众的联系，也更为普通大众所需要。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史家的下述转变倾向有关，即他们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那些人类活动领域，其中首先包括社会下层或广大劳动者阶层的历史活动〔34〕。西方社会史的这种研究取向，反映了“本世纪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一步发展，普通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作用日益明朗与强化的社会氛围。”〔35〕与此相关，在有关西方社会史定义的各种观点中，有些则直接把下层人民概念纳入定义的表述中〔36〕。总之，近代的史学发展，日益通过社会史研究显示出大众化特征。在此过程中，史学原有的文学性并未因此消失。由于文学性本来与大众化密切相关，因而它依附于大众化特征中，并通过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在某些方面应该有所加强。

    自19世纪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开��，由于史学的“科学化”，已在使史学同文学之间划开界限。后来的年鉴派在极力追求史学科学化的目的下，进一步削弱其文学性。如在年鉴派看来，叙事史学是一种非科学的、观念上具象的战略；历史研究要变成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把它根除〔37〕。可见在追求史学的科学化与削弱其文学性方面，年鉴派比兰克走得更远，做得也更彻底。如前所言，由于文学性与大众化密切相关，因而削弱史学的文学性，必然使大众化受到影响。但这是同近代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相矛盾的，因而它必然会在史学的发展中造成困难。因为史学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固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而使自己科学化，但在表述形式及总的发展趋势方面，不能不受到来自社会大众方面日益强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在史学科学化的同时，与史学大众化密切相关的文学性问题，始终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况且这又涉及到，史学做为一门人文学科，究竟应同科学之间保持什么样关系的问题。总之，综观近代史学的发展，实际上已提出究竟是什么是构成史学的学科特征以及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的问题。此问题可概括为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与大众化关系问题。

    由于年鉴派片面追求科学化，忽略了大众化，结果在把史学推向科学化极端的同时，导致史学研究的高度理论化与抽象化，出现史学研究成为只有少数“选民能进入史学的殿堂，史学有变成一门秘传的、封闭的学科的危险”〔38〕。即谓史学已失去普通大众。年鉴派本因反对传统史学把研究对象集中于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故而主张对普通大众的研究。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杰出的历史人物，更要研究普通人类。当历史凌驾于普通人类之上，只研究少数人和少数事件时，这种研究就绝不是真实的。”〔39〕这种以普通大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总体史观无疑是对的，但却最终导致抽象化极端。他们提出：“集团史还是个人史？结构史还是事件史？经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40〕即强调史学应以宏观的整体研究为目标。但年鉴派却沿着这个方向把史学研究内容极度抽象化，结果使“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声有色的事件被经济发展、人口曲线、社会结构变化、生活环境取代了。即使有人出现，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总之这样的‘历史学忘记了人、事件和政治诸方面’，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41〕。即谓此主张从宏观上和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却是抽去人类社会具体活动内容的数理分析模式。所以，史学的科学化是以其丧失自身的人文化为代价的，最终将导致史学的人文化特征被数理化分析所取代的结果。于是有人起而反对，要求“从非人格化历史进程研究转向对人类活动者的研究。‘如果社会科学曾假设人类关系体的客观存在，那么现在则需要从构成这个关系体的妇女、男人和儿童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与文化世界。’这就是说，要优先研究源自非常具体的、微观历史背景中的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史”〔42〕。即要求史学研究应以具体的人的活动为基点，并反对宏观总体研究所致抽象化偏颇。年鉴派史学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它过多使用计量方法，致使“图表和数学公式充斥历史著作，其结果是普通读者，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无法读懂这些著作。史学著作的销量越来越少，通常只有图书馆购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新史学家们在自己狭小的圈子里自言自语’”〔43〕。即这种极端科学化的偏向，在使史学著作丧失人文性特征的同时，也失去众多读者。而史学失去读者，也就等于失去社会效应，这对史学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受年鉴派影响而兴起于70年代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其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针对前者所面临这些问题，如史著中缺少人物事件，过多的统计数字，越来越失去读者等等，有意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给予解决。他在史著中努力兼顾个别与一般，结构分析与个别叙事间的关系，反对过多使用计量方法等等。这使其著作在科学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方面，取得一定成功〔44〕。又如在美国，自60年代中期提出要研究“自下而上”的史学口号，一反精英史观的影响，把目光转向历史中的普通大众。但由于其研究日趋专门化，有的还使用大量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业余读者很难理解，结果造成专业史学脱离普通大众的现象，使昔日历史著作接近群众拥有大量业余读者的特点丧失。对此，80年代初开始，美国一些著名史学家纷纷要求克服历史研究中过分专门化的弊病〔45〕。

    综据上述，可见自本世纪上半叶年鉴派史学兴起以来，由于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而致严重偏离大众化发展趋势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较普遍存在。这种偏向，使史学著作面临失去大众读者群的巨大压力。对此，促使人们去思索什么是史学的学科特征和史学的社会效益问题。毫无疑问，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的推动下，科学化应该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向。但作为史学自身的久远传统，人文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性，已成为其不可否认的特征属性。因而史学的科学化趋势，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近代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更决定了史学的文学性特征不容轻否。有的学者提出：“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不能离开自身的特点来谈科学化。否则，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和生存权利就会受到威胁。史学应该是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史学现代化的任务和要求，应该既包括科学化，又包括人文化，两者缺一不可。”〔46〕这无疑是正确的。时至今日，是否拥有广大的民众读者群体，仍应是史学是否具有社会效益的表征之一，这也是史学不能失去其文学性的原因之一。史学的文学性主要通过其叙事技巧而获得表现。在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复兴的“叙事史学”，主要是对史学科学化走向极端的一种反动。它要求用生动、形象的叙述，对年鉴派史学导致的高度理论化、抽象化偏向给予纠正。叙事史学的复兴，也意在为恢复史学的文学性。因为它认为，“年鉴派的赶超者们为了向社会科学靠拢而轻率地抛弃了史学的文学性，滥用分类法和大量数字，把往日的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分割得七零八落。他们希望为史学的文学性恢复名声。”〔47〕在此情况下，年鉴派对自己片面追求科学化而导致的失误逐渐有所反省，对叙事史学的复兴表现出较宽容的态度。如乔治·杜比在《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中，提到年鉴派史学进入第四个时期时承认，“写作中扩大了叙事的比重，从而和叙事体的历史重新联系起来。”又称新史学“重新成为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文学，甚至超过了小说”〔48〕。在研究实践上，包括乔治·杜比在内的新史学四巨头，于1992年推出一部法国史，“以其可读性和趣味性在公众中激起一片叫好声。”〔49〕这是年鉴派对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失误的一种自我纠正，并对史学的文学性特征重新予以肯定。同时在80年代中期出现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勒高夫准备写一部关于圣路易的传记……他不否认这是一次方向性的转变……在他看来，传记体历史是普及历史的一个好方法”〔50〕。由此可见，对70年代以来叙事史学的复兴，年鉴派很快在80年代之后给予回应，并对史学的文学性与大众化问题正确进行了反省。同时法国民众的态度始终在他们的关注中。如上文所引安德烈·布吉耶尔的文章中，提到年鉴派史学面临危机，他认为“对于公众来说则是信任危机”。乔治·杜比在1991年对新史学再度感到充满信心时，在前述《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中说道：“今天的法国历史学是健康的，而且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健康。这是由于它受到了广大公众的热情支持。”这说明大众的态度在史学家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因而它可以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某种制约性影响。近年，在西方的社会史学流派中，有一派分析的微观史学。这一派“社会史学家采用了最富人文性的表达方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事件和个人进行有声有色的叙事性描述，从具体的微观角度考察人们的心态变化。”〔51〕这个流派显然同叙事史学的复兴有关，而且其中包括年鉴派史学家。总之，从年鉴派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追求史学的科学化目标时，不能忽视史学的文学性。这既与近代以来史学发展中的大众化趋势有关，也与现代条件下的史学发展应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品格相关。

    如前所言，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大众化趋势，主要表现于史学在研究对象、表述形式及发展趋势诸方面，要受到来自社会大众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此外，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新的新史学”的兴起，“微观史”或“日常生活史”日益受到关注。而它已开始疏远科学，也不再像新史学主流那样自称为科学〔52〕。总之，西方社会史学的发展表明，史学在向科学化迈进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来自社会大众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促进现代史学科学化的同时，切莫忘记保留一块大众化的地盘。

四、结语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科学化与大众化问题，在今后的史学发展中值得注意。史学的科学化，亦即借助跨学科研究从相关学科领域吸纳合理因素，以促使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达到史学认识的科学化目的，是今后史学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史学自身的人文性特征，以及大众的文化需求对史学发展形式的制约影响，决定了史学的科学化趋势终有一个限度。在这方面，西方史学由于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而出现的失误，可引为我们的鉴戒。如何正确把握史学发展中的这种关系，乃是史界同仁应予关注的问题。

      注释：

    〔1〕《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2、36页。

    〔4〕〔37〕〔38〕〔46〕《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36、32、37页。

    〔5〕《唐代政治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6〕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已认为， 把社会学同历史学划分开来是一项最复杂的方法论任务。

    〔7〕〔15〕〔19〕〔48〕〔49〕《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7、108、112、103—105、42页。

    〔8〕〔17〕〔19〕〔40〕〔41〕〔42〕〔44〕〔45〕〔47 〕《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124—130、125、73、140、274—275、123页。

    〔9〕〔12〕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6、487页。

    〔10〕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11〕《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13〕〔14〕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3、38—39页。

    〔16〕〔24〕〔25〕〔2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4、63、64、65页。

    〔18〕〔43〕《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第17、16页。

    〔20〕〔23〕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48页。

    〔21〕《史学理论》1987年创刊号，第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

    〔26〕〔28〕《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46、59页。

    〔29〕〔52〕《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170、183页。

    〔30〕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1〕参见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四编。

    〔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33〕张广智等：《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34〕〔51〕《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74、177页。

    〔35〕〔36〕《研究》1989年第4期，第102、151页。

    〔39〕朱孝远：《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50〕《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