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教授是30年代初中国学术发展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位学者，他以对中国社会分型式的社区研究，确立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成为本世纪初兴起的以实地研究开拓中国学术发展新路向的杰出代表。

文革时期，他遭到了厄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可他的学术研究却并未因此而中断。1979年，年已七旬的费孝通教授受党中央之重托，担负起领导社会学重建的工作。在他的直接努力下，社会学在经历了达二十七年之久的停顿后，终于“沉冤得雪”。作为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学实践中，对中国农村社会、社会结构、少数民族、小城镇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开拓了一套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社会研究方法，同时对推进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学术研究的简要概括   

费孝通教授的社会学学术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向进行的：其一，以微型调查为基础，逐步进入宏观格局的探索，即从农村———镇———县———区域———全国，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其二，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以及思想状态的变动，即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事实上，这两个研究方向，正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和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具体化。

先从第一个方向来看。以微观调查为基础，逐步进入宏观格局的探索，这是费孝通教授坚持终身的研究方法。从30年代对“江村”、“禄村”的研究开始，到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和城镇发展的论述；再到通过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发展模式”这一崭新的中国社会学的概念。费老始终是以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进而进入全面研究在这一顺序进行的。在这一方向的学术研究中，他得出了如下几个结论：

1、通过对几个典型农村的实地研究，他提出：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具体模式就是兴办乡镇企业。1981年，费老三访江村，进一步坚信：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里，应当尽可能分割到广大的农村里去，他称之为‘工业下乡’。而事实上，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不增加城市人口的前提下创立了一个大的产业方面军，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到全国总产值的一半，充分显示了它的威力。这成为费老研究结论的最有力证明。

2、在将理论视野也从一村一厂扩展到一个个集镇后，费老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和城镇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出：（1）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苏联式工业化道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应当说是中国农民逼上梁山，自己闯出来的一条生路”。（2）中国工业化可以避免走英法等国的老路，即为谋工业的发展而人为地造成农村凋敝，大量农民涌进城市，转为工业劳动者。费老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而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绝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

3、通过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 “发展模式”这一崭新的中国社会学的概念。所谓“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他指出，中国的国情纷繁复杂，所以各地区的发展模式就不应当绝对一致，强求一律。例如：苏北与苏南，因两地自然条件、历史传统、资金技术方面各不相同，所以发展的路子就必然各具特色大有分野。进一步看，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乡村的发展也有自已不同的模式，所以就全国而言，应当是沿海发展快于内地，内地又追沿海，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达到共同发达共同富袷。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即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以及思想状态的变动，也就是费老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实际上，这也就是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的过渡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特色就在于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可事实上却总是“一手硬一手软”。面对这种情况，费老指出，研究要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去，这样才能探究到现象背后的本质，从根本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

.8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费老在继其苏南模式后，又陆续地研究了温州模式、耿车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宝鸡模式等十几个地区的发展模式等，逐步得出了“农工相辅”、“无工不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等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模式理论和发展策略。9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学术层次——经济区域的研究。

总之，在费老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研究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从理论上奠定和发展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部分，还致力将社会学用于社会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充分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

二、中国特色——差序格局

费老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他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亲属关系的网络是个别的，每个网络都有个“己”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而“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人伦)”。（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P32，，三联书店，1985年）。所以，差序，也即“伦”。

通过与西方如同捆柴般一扎扎、一堆堆、界限清楚的“团体格局”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格局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是由传统中国的“乡土性”决定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乡土社会”，它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它是封闭的、人口不流动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有一定排外性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同时，它又是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相对较薄弱的地区，因而，家族的长老统治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而在家庭制度方面，它也与西方现代社会有差别，它是由许多家组成的族，是实行父系家族制度的。“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还有，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总之，它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可以说，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对我们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最大价值应该归于：它揭示了中国社会最与众不同的人情关系，这个“关系”甚至于没办法用某一个英文单词来准确翻译，以致如今已出现“guanxi”这一专有名词。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在加快，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乡镇企业发展中出现了企业家族化现象。这种企业家族化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背景:其一是指原集体企业由于家族成员的长期承包逐渐丧失其集体企业的特点，淡化与集体的责、权、利关系，并伴随出现集体资产流向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现象。其二是指家族成员利用家族关系调动家族资源建立起新型的个体企业和联办企业。其实质就是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企业，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家族化性质。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范围扩大了。由于“利益”成为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家族关系泛化了，一些新的关系进入了差序格局，例如：家族之间的姻缘关系、“利益+情感”的上重整合下的拟似家庭关系，等等。如今，让正式关系带上更多的人情味，同时又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从而获得利益，并且，如果需要并存在可能，则尽量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这就是步入现代化的中国人对人际交往和相互对待的标准所作的选择。

三、费孝通学术研究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

费老的学术研究对社会学中国化功不可没。我们可以从两个时期对其学术精髓及意义进行更深刻地理解。第一个时期是文革以前。这一时期他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村，这为社区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著作，则为深入探讨农村社会的变迁打下了理论基础。他的《乡土中国》更是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深入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社会变迁等多方面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这也标志着费老的学术研究从社区研究转向社会结构分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先河。第二阶段是文革之后。这一时期费老不仅继续着他的农村研究，完善和发展了他的实地调查方法，同时还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小城镇研究。这一研究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中都说明了小城镇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上的重要性，其深入性的研究还为农村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有利于促进我国各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八十年代后期，小城镇研究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即上升至经济区域研究。其中，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极大地丰富了费老社区研究的内容。费老的这些研究都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它从理论上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也在实际应用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费老的贡献还表现在其社会学研究方法上。在六十多年学术探索过程中，费老开创了“综合的实地研究”方法。之所以称为综合的实地研究，即是说它具有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表现在它有着复杂的渊源，有独特的方法论指导，也表现在它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具体方法的综合性等方面。具体来说，费孝通的实地研究在方法上具有下述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六十多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实地研究，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地统一于“ 认识中国”的整体研究之中，构成“将整个中国当作一个大社区”来展开实地研究的不同环节。第二，费老是从实地研究中提出理论，并将之作为展开进一步实地研究的指导，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探讨在实地研究中达到和谐的统一。第三，费老在实地研究中广泛采用人文的和实证的方法，并大大拓展了传统实地研究方法的内涵和外延。

这种实地研究方法源自费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它综合了多个学科多种实际操作方法，是费老学术价值观和方法论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这种实地研究不仅扩大了传统实地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而且拓展了学科研究的领域，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就其学术理论来说，在重大成就的背后仍然有缺陷的存在，主要表现在：虽然应用性很强，但在对问题的研究上，多局限于一种描述性的研究，理论的抽象层次不够高，对源理论的贡献不大。

在费老1985年发表的《社会调查自白》中，他这样说过：“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特点。”这句话很好的概括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

历史证明，费孝通教授六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是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他不仅将农民、农村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认为现代化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同时，还强调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一味模仿西方，要依据国情，有自己的特色，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关注着社会，身体力行地进行社会调查和实地研究，志在富民、皓首不移。他的学术理论将始终闪烁着光芒，为后继者点亮前行的明灯！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        郑杭生 李迎生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学术自述与反思》          费孝通     著             三联书店

《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三联书店

《费孝通实地研究方法探悉》  风笑天 等  著            中国期刊网

《费孝通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方向》  马小彦      著               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