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

干春松

 梁漱溟和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但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讨论他们的学术观念上的异同，而是试图通过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中的不同表现，来讨论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角色定位和产生这种定位的思想根源。同时从现实的背景中去寻找这些知识者的行为逻辑，从而进一步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和真理面前的矛盾处境。按曼海姆的话说：“我们当然可以谴责知识分子个人所走的道路，责怪他们不停地动摇。但我们在这里惟一关心的，是通过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解释他们的这种行为。”[1]
    
    一 1973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
    
    林彪坠机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在毛家湾林彪住处，整理出了林彪肯定孔子、孟子的言论。[2]并拿给毛泽东看。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一直主张法家是进步的，而儒家是主张厚古薄今，因此毛泽东便主张应将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3]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教科组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接着报刊上便出现了许多“批孔”的文章。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指示北大、清华成立了专门的“大批判组”，并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编成后于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和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将此材料批转全国。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大的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江青
    1974年1月12日”
    在毛泽东批上“同意转发”之后，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真正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政治运动的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实。比如利用批“周公”来隐射周恩来，但一般认为主要还是要借此证明在经受了林彪事件冲击后，“文化大革命”依然具有其合理性。这一点当时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说得明白：“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4]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运动发动者希望通过这场近乎“焚书”“坑儒”的运动来消除知识分子心中依然留存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影响。  
    作为1949年之后大多数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知识分子对于“批林批孔”的态度显然是极为复杂的。是进一步的受到改造还是一个新的参与现实政治的机会，矛盾和焦虑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心思之中。
    而对于旧中国过来的，一直对孔子持有同情和敬意的梁漱溟和冯友兰显然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这种的压力。
    其实，梁漱溟和冯友兰在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相比之下，梁漱溟所感受的压力或许稍为抽象一点，因为他当时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在全国政协，只是参加表态性的学习，如果他愿意，他只要表示支持某个运动，就算万事大吉。尽管我们知道梁先生不愿苟且，但至少他有这样的机会和空间，或者说他有这样选择的可能和机会。  
    根据梁先生的自述和别的传记或史料的记载，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对此梁漱溟始终没有表态，“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和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摆手，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5]  
    显然，梁先生并非是一定想成为运动的对立面，或许他明白成为对立面的滋味。因此他想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应对，但当他听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中，顺便批判了梁先生，说“梁漱溟何许人也。”因此性格倔强的梁先生便决定将自己的态度说出来，1974年2月22至25日，梁先生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的时间作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主要的内容是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其说殆误于社会发展史分划五阶段为世界通例，而不知其不可泥执。世界史上各方各族不经过奴隶制阶段者其例既非一，而如我所见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盖与印度同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尤其有殊于一般。”[6]  
    “时下批孔运动是由批林引起来的。因‘克己复礼’像是林彪念念在心的大事，时论便集中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认为孔子是要复周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林贼搞复辟不搞复辟不足论，误以为孔子怀抱复古倒退思想则不容不辩。”[7]  
    梁还认为历史上的革新变法人物也多半是儒门中人，将“复辟、倒退等罪名强加于儒家，岂足以服人？”由此引发了对梁先生长达一年多的批判，在在回应批判时做“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我只批林不批孔和“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受害于孔子。”[8]等如此等等的话，更加剧了对他的批判。但在1974年9月23日结束对他的批判时请梁先生谈体会时，他的体会却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由此可见，书生气十足的梁先生不仅没有效仿“某教授”，而且在私下还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了批评。“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作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9]  
    梁先生所说的某教授就是冯友兰先生，到了1973年10月份已经成为“梁效”班子顾问的他已经从最初的紧张中解脱出来。[10]根据《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有的来自黑龙江，有的来自新疆；有的信写的很长，很好，有真挚的感情，有诚恳的希望。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11]当然关于光明日报在转载的过程中所编发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亲自所作的种种猜测，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使冯友兰有一种特别的感受。[12]  
    我们不能否认，经过反复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断地否定自己，努力跟上形势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运动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形成之后就有了一定的真诚成分在其中。而这种真诚在事后的回忆中会成为其内心深处的痛，这种痛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病”。且看冯先生自己的反思：“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了。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别人的意见，以改其错误、补其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13]
    
    二，“以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道德评价的必要性和限度
    
    岁月流逝，“批林批孔”运动现已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这件事留给冯先生和梁先生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遗产。对于梁先生而言，批林批孔事件中的独立特行的做法与1953年政协会议上顶撞毛泽东事件一起，构成了他巨大的声誉的重要部分，他甚至被视为是与冯先生相对照的那类人，一种对于现实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一种气节的标志，而冯先生则因为“批林批孔”事件，而被视为试图迎合现实政治需要而不顾学术和人格尊严的典范而遭到猛烈的批判。许多学者认为：冯友兰在“批林批孔”时期，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是十足的无耻，这可以王永江、陈启伟197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评梁效某顾问》为代表。在文中，除指出冯友兰对江青谗媚逢迎的丑态之外，并说明过去冯曾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文章最后则奉劝冯友兰：“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其实，对于冯友兰的批评在1950年就开始了，这种批评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学者们对于他过去的历史和思想的批评，如1950年10月8日署名平之的《关于“新理学”》一文指出：“新理学不是中国过去二三千年的社会思想总结，更不是中国所有阶级的社会思想。它只是总结五四运动以来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它不是代表被压迫阶级的，而是代表统治阶级内被统治压迫的。它不是不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它实在是服务于统治阶层，并且曾被统治阶层内的统治集团垂青过。它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动的。他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它的表现是学术森严，逻辑严密。它的作用是混淆革命目标，是应帝王。”“冯先生新理学一出世，于是他个人就由帝王友变成帝王师了。”应该说这种批评是相当严厉的，毫无疑问给冯先生带来巨大的压力，于是冯先生便开始他对于新的政治形势的迎合，公开发表了《我参加了革命》、《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等文章，还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按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重写中国哲学史。  
    但这引来了另一方面的批评。这种批评可以与张君劢1950年8月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为代表。在看了冯友兰1950年发表的《学习与错误》一文之后，��君劢“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并严厉的责备冯友兰“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 张君劢在文中指责冯友兰没有将生命和学问视为一个统一体。“足下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种技艺，而以之为资生之具，如牙医之治牙，电机工程师之装电灯电线，决不以之为身体力行安心立命之准则，此其所以搜集材料，脉络贯通，足见用力之勤，然与足下之身心渺不相涉。”[15]  
    我们知道以气节的方式来评价人物是儒家的基本出发点，对此一直以对于宋儒“接着讲”为己任的冯友兰自然是心知肚明。这一点也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态度，如徐复观就明确指出“一个人在学术上的价值，不仅应由他的研究成果来决定；同时也要由他对学问的诚意及其品格之如何而加以决定。”[16] 在这种带有明显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品鉴模式下，冯先生因为“变节”而导致许多学者轻视他的学术贡献，如牟宗三等[17]。  
    如果套用梁先生今天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的话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冯和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作什么样的评价呢？除了道德主义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之外，我们还能提供什么别的角度来对这一事件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呢？  
    任何人格模式的形成是有其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用更为多元化的视角来分析他们两个人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的表现，所能获得的评价恐怕并非是单纯的气节所能涵盖的，而且透过冯友兰和梁漱溟的截断不同的与权力的关联方式，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更多的共同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周质平先生的说法，“以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18]或者更具体地说，以气节来评价人是必须的，但单纯用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周质平先生显然是希望将学术和政治相分别。他说：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气节，绝大部分也只能表现在对当道的态度上。过分从这一点上来寓褒贬，不知不觉之中，是把学术当成了政治的附庸。一个学者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多高，只要一旦在政治上有了妥协，此人即不足论，这不正是‘以人废言’的老规矩吗？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真可以说是三千年来所未曾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在义正辞严的批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耻’的时候，若对他们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有些认识，那么，对像冯友兰这样在学术上有过几度变迁的学者，就会多了一些‘同情的了解’。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若依旧以气节求全知识分子，实无异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来义正辞严，骨子里却充满着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残酷！这种要人做烈士的正义批评也正是戴东原所说的‘以理杀人’，五四时期所极欲打倒的‘吃人的礼教’。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允许一个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19]  
    当然，周质平要求对1949年之后的客观环境多一些认识，对于许多学者的行为以更多的同情，这是一个很具“人味”的要求，但如果由此而走向否定人物品评中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则似乎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因为冯先生重释程、朱道学，试图承接着“道学气象”，这本来本是重在道德人格建构的资政之学，结果却因为政治的变革而使得最讲究人格品位之道学，到头来竟弄得毫无人格尊严可言，这当然会令到“道学中人”难以接受。不过无论如何，道德评价虽然必要但有其无法回避的限度，因为单纯的道德标准的品评法会掩盖许多历史的“客观环境”对于冯和梁来讲更是如此。
    
    三，学术和政治——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精英的角色错位
    
    对于梁和冯在“批林批孔”期间的不同表现而出现的反应，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冯和梁均对于政治表现出充分的热情，或者说他们的学术使命始终并不在学术本身，而是其对于现实政治的作用。如果透过截然相反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和冯友兰对于政治的热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虽然他们都在新式教育的发源地北大上学或当教学，但是他们都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因此受传统士人的政治情结的影响同样的巨大。因此我们纵观梁漱溟的一生，纯粹投身于学术的时间是很少的，梁先生自己说：  
    “我愿意指出，虽然我自幼不断地自学以至如今，却并非着重在书本上，而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中的一切事物和见闻。我又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20]  
    甚至到了晚年，在文化热中的国人以文化大师视之的时候，梁先生的内心其实是很不甘心的，因为对于他而言，他觉得值得作为他自己人生的标记的不是所谓的东西文化之长短，而是作为不断参与中国革命进程的自己。我的朋友景海峰先生曾经三次访问梁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