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斯带走了拥有大师的时代

孙骁骥

文章原题：列维·斯特劳斯逝世：他离去，我们终于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

　“列维·斯特劳斯也许比任何现代法国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更注意吸收其它国家和其它文化中有益的经验资源和理论资源，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结构主义因素以及马克思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因素。”在即将迎来101岁生日之际，法国知识界最后的思想巨人列维·斯特劳斯却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当初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五位“结构主义大师”，已悉数离开人世。一个厚重时代的大门，最终由列维·斯特劳斯关闭。

　　“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是：“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去年的11月28日，为了庆祝人文大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百岁寿辰，法国文化界发动了一系列种类繁多、精彩而隆重的祝寿活动。虽然老人家的精神头尚足，但毕竟斯特劳斯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无法允许他亲自前往巴黎布朗利码头博物馆，出席当天盛大的寿典。

　　为此，法国总统萨科齐特地前往列老家中向他祝寿。同时，法国政府还推出了一项高达10万欧元的奖金，用以表彰杰出的人类学者，该奖便是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命名。

　　今天，当人们正热衷于讨论以什么方式庆贺列维·斯特劳斯这位“法国国宝”101岁生日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感到惋惜的消息。据《纽约时报》报道，10月31日，列维·斯特劳斯因心脏病不治而在他位于巴黎的家中去世。死讯直到3天后才由他的儿子对外公布。而当人们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安静地躺在了位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一个村落的墓地里。

　　“我厌恶旅行，厌恶探险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堪称他“哲学自传”的《忧郁的热带》开篇这样写道。“我现在正准备叙述我的探险之旅，但这需要多少时间我才下了这样的决心!”这位法兰西学院384年历史上第一位活到百岁的院士，现在已结束了自己这一生的探险之旅，默然地躺在墓地的一隅，供探访者们追忆、评说。

　　据列维·斯特劳斯的儿子说，安葬在乡间是他父亲的遗愿，因为“他属于这个地方”。坟墓位于列维·斯特劳斯过去喜欢边思考问题边散步的一片乡间森林附近。如今埋葬于林中的，不仅是这位人文大师的前尘往事，更包含着一个逝去时代里那些思想碰撞最为激烈、最为传奇的岁月。周游于纽约流亡知识分子间的法国人

　　1941年3月的一个早晨，法国马赛港外排起了长长的队列，队列中那些怀揣着身份证明文件的旅客们，神色匆匆。亲友无法为他们送行，因为手持武器的保安队已经封锁了整个港口，将送行的人远远隔离在了码头外面。

　　一艘名为“保罗·勒梅赫勒船长号”的并不算大的汽船停靠在马赛港，而这些旅客将要登上的正是这艘改装过的轮船。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大洋彼岸的纽约港。

　　在这一队准备登船的旅客中，有一位看起来并不起眼、面容有些清瘦的青年。而就在当他被保安放行，顺利登船的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早在10年前就通过了以艰深闻名的哲学教师资格，6年前就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深入原始丛林进行人类学考察。如今，身上有着犹太血统的他在回到法国后被维希政府取消了大学教师的资格，面临着被送入集中营的危险。

　　这个几乎可被称作天才的年轻人，就是当年即将踏上流亡生涯的列维·斯特劳斯。

　　那正是法军溃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将瓦解的年份。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法兰西乃至欧洲“母亲”已经不再纯洁，或去或留的抉择存留于每个人的心间。

　　幸运的是，由于在南美期间做的有关印第安人的研究得到了耶鲁大学的阿尔福瑞德·梅特罗与罗伯特·路威两位教授的赏识，列维·斯特劳斯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的资格，得以逃往美国。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此次的美国之行也绝不仅仅是避难。作为当时在法国文化界已享有声誉的学者，他希望通过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大洋的另一端重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大部分欧洲知识分子都认为，二战法国的战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战败。

　　法国学者艾曼纽·卢瓦耶在研究二战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流亡的巴黎》中记述说，在到达美国以后，列维·斯特劳斯凭借洛克菲勒奖学金的关系，与美国的人类学大师弗朗茨·博厄斯取得了联系，并与他门下的学者过从甚密，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从美国学者身上，列维·斯特劳斯学到了“文化模式”等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为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此外，他更是从乔姆斯基学者身上学到了无限的探索精神和学术自由的理念。

　　不仅如此，在纽约，列维·斯特劳斯还认识了直接影响他结构主义方法论形成的符号学大师罗曼·雅各布森。作为犹太人，雅各布森同样是在法国政府的《犹太身份法》颁布后，被迫流亡来到美国。

　　雅各布森将语言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到文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做法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使他“茅塞顿开”。他开始尝试将语言学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而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的儿子，正是他在纽约最好的朋友之一。

　　而在来纽约的船上，列维·斯特劳斯便与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布勒东交上了朋友，后者血液中流淌的艺术气息让他们一见如故。他曾经坦言，“我从超现实主义者身上学会的东西是敢于把突兀的、毫不相干的东西拼贴在一起”，并还将自己的结构主义代表作《神话学》视为受布勒东的启发。

　　广泛交游于纽约复杂的流亡知识分子界的列维·斯特劳斯，在学术上可谓博采众家之长，终成一家之言。不久，他进入倡导“自由法国”理念的纽约自由高等学院任教，而后出任法国驻美使馆任文化参赞。在自由高等学院这所“一半像索邦大学，一半像法兰西公学”的战时学校里，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思想的结构主义基石，被这位来自法国的纽约大师奠定。反对萨特

　　正如艾曼纽·卢瓦耶所指出的，二战期间失去家园的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在大洋的另一岸广泛吸收当时同在纽约的那些世界一流学者的思想，以学术的方式，“结合了爱国主义热情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以及始终坚持的对学术自由的渴望。”

　　也是出于对学术不受政治干预的渴望，列维·斯特劳斯在二战胜利后主张关闭当时弥漫着戴高乐式爱国主义的自由高等学院，这招致了学院同僚对他的口诛笔伐，最后，列维·斯特劳斯辞去职位，回到巴黎的索邦大学。

　　苏珊·桑塔格1963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并列为那个时代“最吸引人的法国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标榜革命的萨特在年轻人之中显然有更强的煽动力，而列维·斯特劳斯虽然先后写作完成了大部头作品《结构人类学》、《今日的图腾》和《忧郁的热带》等著作，但他所引领的时髦的结构主义思潮并非年轻人最热衷的思想。

　　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之间的激烈辩论。

　　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列维·斯特劳斯多部著作的出版，萨特对结构主义的质疑越发明显。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萨特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简言之，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中，人类历史被视为一种稳定不变的结构，起变化的，只是结构所承载的内容。这在萨特看来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

　　两人唇枪舌剑之后不久，1968年5月，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来临。当时的学生运动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掀起了一场蔓延整个法国的学潮工潮。人们都在等待旧秩序的倒塌，期待着一个新的乌托邦到来。当年的法国在短暂的一个月之内，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此时，人们以为崇尚自由的列维·斯特劳斯会是萨特的支持者，没想到他却站在萨特当年的同班同学、学生运动的反对者—雷蒙·阿隆这边。在美国的时候，他和阿隆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

　　阿隆多年来一直从事有关苏联和西方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对于极权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他认为苏联是一个“极权的国家”，并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障碍。在这一点上，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十分相似，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是对一切的暴力与破坏嗤之以鼻的。

　　“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列维·斯特劳斯这样回忆自己当年在被学生占领的巴黎索邦大学散步时所见的情形。对于学生运动期间，“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的状况，他也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只能躲进图书馆，继续自己的人类学之路。

　　专精于学术，使得列维·斯特劳斯并未被学生运动所累，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个人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卷本巨著《神话学》，奠定了他在世界社会科学界的崇高地位。1974年，《世界报》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是：“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他选择的道路，无疑是对于人类学研究与学术自由的不断探寻。最后的结构主义大师

　　巴黎的学潮之后，“解构主义”连同那些需要予以推翻的“旧秩序”一样，已经在年青一代的人们眼中显得落伍。以“解构主义”为名的学术思潮开始兴起。

　　但列维·斯特劳斯并未就此赋闲，而是多年来笔耕不辍，1982年从法兰西学院退休以后，他在自己位于塞纳河畔富人区的寓所内继续着自己的写作与思考。直到1996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50年间，列维·斯特劳斯创作了超过20部学术专著。所有这些在外人看来极富学术价值的作品，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只不过是表现了一种“静谧的悲观主义”。

　　在彭博通讯社的一篇报道中，列维·斯特劳斯为自己眼中的世界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具有特权。在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

　　列维·斯特劳斯的悲观，或许能够这样解释：在福柯、巴特、拉康等结构主义大师故去，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巨人也纷纷“离席”之后，我们时代的思想领域似乎进入了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列维·斯特劳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的大师”角色，几乎成了一个孤独而无奈的象征。

　　但在越发“孤立”的同时，暮年的列维·斯特劳斯却在法国声名日隆。2008年，伽利玛出版社则以威名赫赫的七星文库封装，推出了他的文集。

　　“七星文库”历来是为作家盖棺定论的坐标，一个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被编入“七星文库”便标志着其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得到公认。在有生之年即入选该文库，也属莫大的荣誉，因为在历史悠久的法兰西文化史上，这部著名的文库迄今也只收了198位作家。

　　但在这些光环之外，列维·斯特劳斯对人类文化的真正贡献在何处呢?《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的主要译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李幼蒸先生在列维·斯特劳斯百年寿诞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曾评价说：“列维·斯特劳斯也许比任何现代法国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更注意吸收其它国家和其它文化中有益的经验资源和理论资源，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结构主义因素以及马克思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因素。”

　　列维·斯特劳斯的伟大，固然毋庸质疑。但随着大师的陨落，这个名字所附带的世俗名声也不再具有意义，真正值得人们怀念的，是这位百岁大师为文化史留下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