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他是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这是他给记者的开场白。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他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他把爱国主义当作人生信条，时常放在嘴边。他说：“爱国是第一位，是做人的基础。”他说：“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他就是国学大师任继愈，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小长征”确立哲学救国

　　人民论坛记者：在您的学术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我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这是您选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初衷吗？

　　任继愈：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

　　193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当时学哲学的人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谓前途渺茫。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我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震撼：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

　　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这么又穷又大的一个国家，每一步的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巨大支持，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包括前线打仗，性命都送上，就是不计代价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凝聚力。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点将组建宗教所

　　人民论坛记者: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

　　任继愈：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我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人民论坛记者：记得您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了“儒教是宗教”，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一场学术纷争，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熏陶，以至于在今天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任继愈：对于搞哲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敢于去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 中国的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宋朝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开始加大了儒教的教化力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是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图书馆18年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人民论坛记者：梁启超曾提出“贵族图书馆”的概念，您从1978年到国家图书馆担任了18年馆长，您如何评价梁氏的观点？在这期间，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埋头整理古籍，追求的是什么？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人民论坛记者：提到学者，我们首先想到应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至少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同时按照儒家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位有道德的人，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该具备什么品质？任继愈：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爱国是做人的基础。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是一份心愿。在我受教育的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评判标准。

　　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时刻，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呼吁学者在场和发出声音。学者应该出来说话，但是说话要慎重，必须坚守科学的态度。

　　现代社会的进步，要靠群体认识的提高，群体认识的觉悟。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学者要维护科学的尊严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提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者”，学者发言必须坚持一个独立的、社会批判的立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任继愈：要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承认这个规律，并服从这个规律。过去好多失误，就是违背了发展规律。因为一次政策、决策失误，对社会总体看法和判断失误的话，亿万资产就可能化为乌有。看起来不创造财物，但是它毁掉一切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服从规律，这就是基本的科学立场。科学要维护科学的尊严，科学家同样的要维护科学家的尊严。不能凭推测得出领导喜欢什么，我们就“科学”地得出个什么结论，还称之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侮辱亵渎了科学，科学不能这样子。

　　另外就是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这样全体人民的福利才能上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个没法和谐。

　　学者是不是应该“坚守社会的良知”，这个要看不同的群体。学者要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是不一样的。

　　学者要对自己的学科负责，在这个原则下，就知道怎么做了。任何一个学者都要了解中国社会、国情，这是必修课。

　　熟悉祖国历史 爱国是做人的基础

　　人民论坛记者：在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年代，学者们的发言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社会需要对这个转型时期作出解释和交代。

　　任继愈：在这个时期学者承担着很特殊的社会责任。首先，认识现在的国情。国情在哪里呢，近一点的情况就是，目前状况，阶层状况。总体来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这个国情是个大的，光眼前这个不行。过去我们吃亏的就是，只看眼前，没有看到国际大形势。其次，不仅要对当前负责任，还要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论坛记者：您一直都推崇冯友兰先生，确实现在也鲜有冯友兰先生那样的人物出现。不久前《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当代的学者道德、学术质量等与老一代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任继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这种观念了，我管你呢，我只看房子装修怎么样了，新车买了没有。专业知识方面，他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忙着写论文、评职称，这个会议那个应酬，一天到晚，焦头烂额。

　　人民论坛记者：时代变了，对学者群体的要求也应改变。那么，您对现在的学者群体有什么样的期待？

　　任继愈：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这是个基础。我们那一代是屈辱感非常深非常痛心的一代。我们那一辈搞自然科学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知道爱国。当时很多人从国外回到祖国，他们不是因为条件好回来了，不是冲着待遇高回来的，就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

　　其次，我提倡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对于学者来说要维护科学的尊严，捍卫科学家的尊严，这是个阵地，不能放弃这个阵地。

　　第三，要熟悉祖国的历史，要爱惜祖国的一切，这是做人的基础。学历史很重要的，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建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而我们有五千年，我们有资格讲历史。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挫折，五千年来却持续前进，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一直在克服困难往前走。其他的古文明没有像中国文化这样顽强。比如说古埃及、古巴比伦，他们自己的文化没有保存好。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日本修改教课书、英统治时期的香港曾经不讲鸦片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我们的底线是爱国主义，任何的言行都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兴旺。（记者 蒋荣华）

　　任继愈简介

　　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2005年1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零六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