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与关系社会学的中国流派

边燕杰

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各位同事大家好！我利用15分钟的时间主要讲一个问题，即推动和发展关系社会学的问题。

现在中国在强大，国际影响力在提高，中国社会学也在发展。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在这个契机当中，中国社会学要研究一点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中，关系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人的行为中，社会结构特征的反映非常强烈、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就是中国的社会关系。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关系，明确提出有一个关系社会学，可能是中国社会学能够对国际社会学有重大贡献的契机和视角。

为了进一步说这一点，我的发言选择一个视角，是费老留给我们的一个文化遗产，即文化自觉的视角：跳出自己从对方的角度看自己，或跳出我们的文化从世界来看我们的文化。我现在跳出中国社会学，从世界社会学看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大体有两个观点，一个是地位结构观，一个是网络结构观。地位结构观的考察的是，人的角色、地位、资源等分布关系，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阶级分析就是这样的研究视角。网络结构观不把人看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地位、角色、资源的附带者，而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时候考察社会结构，就是看个人之间的关系，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情感关系、工具交换关系、合同契约关系等等。

在这两个角度方面，费老对中国社会学和国际社会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费老的理论是中国本土生长的理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是费老关于“中国士绅”的理论和“差序格局”理论，前者是地位结构观，后者是网络结构观。

如果我们看境外的，从地位结构观来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改革开放前的代表人物是白威廉(William Parish)和怀默廷(Martin Whyte)，提出了“去层化”的概念。似乎是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越来越消灭差别的中国。他们发现，截至“文革”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凸现的阶级、阶层差别在中国逐步缩小。但是我们知道，与此同时，四大差别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城乡差别、国有集体差别、干部群众差别以及以政治和行为标准为特征的红与不红的差别。这些已有研究定论。

改革开放以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市场转型的学术争辩。从市场转型论看来，似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很多问题都搞定了。比如说，人力资本升值论的假设，政治资本贬值论的假设，都有这样那样的实证基础，这个理论没有可探讨之处了。在我看来，结合这个理论对我国做进一步的社会学研究，有三大问题值得深入考虑。一是，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假定是，体制是分离的，即再分配与市场是分离的体制；可是从我国的现实可以看到，体制是交叉的。二是，这个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这两大分层机制是相互独立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可实际情况是，这两种机制是相互包容的。三是，市场转型理论假定，地位资源是可以明确测定的，而根本性的资源是收入；而在我国目前的状态是，资源是多元的，测量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认为，体制交叉、机制包容和资源多元是未来推动市场转型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也从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南教授，并明确提出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在这方面，从国际学者的角度看，这些研究中比较困惑的是三个东西搞不清楚。第一，中国人说的关系与西方说的网络，理念上究竟怎么分清，行为意义上又怎样交叉？不清楚。第二，社会资本的概念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但是在当下中国社会，社会资本的动员过程又不是价值中立的，有很多的腐败现象。如何分清社会资本作用空间内的道德和法律边界，是个研究上的挑战。第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按照任何一个带有普遍主义的国际理论看中国，其预测都是关系的作用在下降，即关系主义下降，理性主义在上升；但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关系要素是无处不在，也许在很多领域关系的作用是上升的。这里可研究的问题也很多。

由于有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中国文化中关系作用又非常深厚，我个人认为，时代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契机。从费老到雷老、袁方老、陆学艺教授、郑杭生教授，几任社会学会会长都是我们在座的老师辈，有的是老一代社会学家。从李培林教授去年被选为社会学会会长以后，我个人以为，中国社会学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30年前在费老他们重新创建社会学时期刚刚学习社会学的人，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学界把舵领航了。当然，这不是指一个人，也不是指景天魁教授和李培林教授两个人，我想这应该是一批人。这一批人的特点是，有基层工作经验，有一定的学识，也有国内国际的学术造诣和研究经验。如果把握好这个时机，明确地提出和系统的研究一些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例如关系社会学，我看是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

为什么一定要研究这个？因为它是反映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带有根本性的社会事实。根据老一代社会学家的研究，所谓关系社会学，就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的理论知识。如果对这一套理论知识做进一步的研究，搞清它的学科性和方法性含义，就可以分析和探索一种普遍的一般化的社会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论。换句话说，通过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现象的研究而成长出来的理论、方法以及相关的学术成品，是可以使中国社会学走向国际的，从而带动国际的相关研究。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在现有的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中，围绕关系的核心含义及其行为后果，有三个理论模型是可以探讨的。第一，关系的核心意义是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核心是家庭伦理。第二，中国关系的核心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我们知道，这里说的特殊主义和工具主义理论上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两个理论上矛盾的东西在中国人的行为层次结合在一起了。第三，关系的核心是非对称的社会交换关系。它的反面是对称的经济交换关系。

以上每一个模型都有它明确的理论含义，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这些理论判断在变动中的中国的实证意义怎样，从这个角度修正和完善现有的理论，发掘和创立新的理论。目前，在国际商界、政界、学术界，人们大谈中国。在这三个领域，进行国际对话时，以前往往提到“单位，”现在是提“关系”。每个人都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关系如何如何。而很多国际学者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把中国的关系纳入到国际社会学的一般层次上，比如说加拿大的威尔曼教授(Barry Wellman)提出关系研究要与社会网概念接轨，有一部分教授也是支持他的。我们不能等国际学者为我们中国的关系研究提出什么理论然后在跟着他们搞社会网络分析。我们应该有时代紧迫感，充分抓住契机，推动和发展关系社会学的研究，积极创立关系社会学的中国流派。

去年我到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在中国社会学界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参与下，成立了实证社会研究所，是一个推动和发展关系社会学的新平台。我们确立了若干职位，如本校研究员、住校研究员、通讯研究员等，计划整合力量和资源，从事关系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诚挚地欢迎有志于这方面学术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到西安，与我们一起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