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继承与践理

——费孝通先生的瑶山心愿和后生晚辈的信步追访

谷家荣

本文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六期

摘要：青年费孝通怀着调查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心志，偕新妻王同惠走进广西大瑶山。两人在调查途中遭遇妻死夫伤的灾难。心伤初愈，费孝通卧床整理先妻遗稿，为人们留下弥足珍贵的《花蓝瑶社会组织》，在其有生年岁又先后五次回访大瑶山，并安排后生顺利完成《盘村瑶族》的调研和文本撰写。《花》、《盘》两著均是分支系编版的瑶研典作。后生晚辈渐明费孝通先生瑶山哲思后，也纷步费孝通先生的瑶山足迹，信步追访。可惜追访的热潮并未催生大瑶山其他三个瑶族支系的调研读本。费孝通先生未尽的瑶山遗愿尚需跨越瑶族支系边界，寻着瑶汉民族关系的史变轨迹细究践理。

关键词：哲思;继承;践理

一、哲思:青年费孝通的瑶山心愿

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我是由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里得到的方法和知识去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1］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青年费孝通就已开始实践他的这种富民远志。1935年8月，受广西国民政府开展“特种民族”调查的盛邀，费孝通偕新婚妻子王同惠来到广西大瑶山。大瑶山瑶族有花蓝瑶、茶山瑶、坳瑶、山子瑶和盘瑶五个支系，为了能够深入调查每个支系的情况，费、王二人事先制定了周密的调研计划，准备在全面调查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基础上，系统写就一本关于大瑶山瑶族的综合调查报告。然而，在调查途中，天有不测，妻死夫伤。“调查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设想不得不搁置。费孝通在当地瑶人的帮助下，悲痛别离广西大瑶山。

1936年6月，费先生整理的王同惠的调查遗稿以“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的形式陆续公开印发。1988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考虑到该书的价值，遂以费孝通、王同惠两人合著的形式出版《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作者沿着家庭、亲属、村落、族团及族团间的关系层层深入，以简短六章数万字的篇幅，就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花蓝瑶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2］1999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家乡江苏吴江学术演讲会上讲到:“《花蓝瑶社会组织》是我和我的第一位夫人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后写出的。王同惠在这次考察中发生事故牺牲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后来的很多思想，都可以从这篇文章里找到根源，可以说，我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从这里开始的。［3］

1951年7月费孝通先生担任中央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带领中央访问团第二次踏上广西大瑶山，商议并和平解决了瑶族内部矛盾。1978年3月费孝通第三次来到瑶山，考察后认为要真正解除瑶山人民的贫困状态，就必须利用大瑶山森林植被和水利优势，走“木材+水电”的经济发展模式。1981年8月费孝通先生第四次访问大瑶山。费孝通先生发现，五十年代大瑶山建县，为了解决政治上的不平等问题，依山划分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县界，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瑶族人民当家做主的自主权利。但随着社会发展，瑶族无粮无地的状况变得较为突出，自治县画地为牢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大瑶山的经济发展。费孝通先生认为，要改变大瑶山贫困落后的社会状态，就必须改变大瑶山现有的行政区划。1982年8月费孝通先生第五次到访大瑶山。这次，费孝通先生看到，“在这地无三尺平的山区里搞‘以粮为纲’，人们只有砍树开地。在贫瘠的山坡上长粮食，几年连种子都收不回，不得不丢荒另辟，把郁郁葱葱的山岭，刮成一片片的秃顶。山内的人劳动终日不得一饱。山外却因山上林少蓄不住水，多雨发山洪，少雨河成溪，涝旱相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4］费孝通先生认为，林粮矛盾使大瑶山瑶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必须刹住要粮毁林的错误思路，充分发挥大瑶山的林业优势，走“林粮相济”的路子。1988年12月费孝通先生第六次访问大瑶山。他先后到南宁、贵港、梧州、玉林、桂林等地慰问，行程达2000多公里。离开广西之后，费孝通先生踏上湖南江永、江华及广东连南三个南岭山脉地带瑶族比较集中的县域，结合这次走访的情况，提出了“南岭经济协作区”的战略构想，将调查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广西大瑶山之外更为宽广的瑶区。

二、继承:追寻费孝通的瑶山足迹

费孝通先生六上广西大瑶山，为大瑶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费孝通先生初访失妻身伤后，一直都在勉励人们从事大瑶山调查。1882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迎新晚会发言时讲到:“大瑶山里的瑶族有五个不同的集团，分别称盘瑶、茶山瑶、花蓝瑶、坳瑶、山子瑶。去年已经有三位同志深入调查一个盘瑶村子。我们打算继续在其他四个集团里开展这类调查，然后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来源的民族集团怎样在大瑶山里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又容许存在着内部的差别。”［5］胡起望和范宏贵新著《盘村瑶族》出版时，费孝通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希望五个瑶族支系的研究能继续进行下去。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继续在大瑶山里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进行‘解剖麻雀’的微型调查。已经调查过的花蓝瑶和盘瑶还要深入下去，没有这样调查过的茶山瑶、坳瑶和山子瑶更需要有人去调查。”

《盘村瑶族》按照“从封闭到开放”和“从游耕到定居”两条主线条，以盘村为个案，翔实追叙了盘瑶支系社会文化的变迁历程。胡、范二人认为，“长期以来，天然的地理屏障，加上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欺凌、剥削和压迫，使大瑶山的瑶族社会处于封闭的状态。但随着历史推进，大瑶山瑶族社会逐渐与外界接触，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开化’瑶山，逐步打破这里的封闭，使大瑶山与外界产生了较为频繁、广泛的联系，大瑶山瑶族社会开始了剧烈变化”。［7］胡著为我们勾勒了大瑶山盘瑶文化变迁的大体轮廓，是瑶族研究的一本较好的民族志范本。然而，胡起望先生专修历史，学科的训练使《盘村瑶族》不免彰显出浓厚的史学色彩。作者把大瑶山瑶族发展变迁的历史“长镜头”拉得非常的久远，更多地以追史论今的文风给人们展示盘瑶族在经济生产、职业构成、婚姻家庭、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20世纪80年代盘村瑶族生活现状的论述。

瑶族学者莫金山生于瑶山，亲身感受大瑶山从封闭走向开放和经济发展给瑶族带来福祉的全过程。在他的眼里，大瑶山这个曾经“王不管、官不辖”的世外之地，瑶族主要依靠传统的石牌制来攘外安内，解决纠纷，发展生产，进而构筑起大瑶山社会。于是，何为石牌制?石牌制属于什么性质的制度?瑶族传统生活中石牌制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等等，则成了他朝暮思想的疑问。为了理清这些问题，他数次走乡串户，搜集民间资料。2000年8月结合自身社会经历，在查阅和充分收集占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基础上，莫金山写成《瑶族石牌制》一书。“该书系统地阐述了石牌制的来源、发展、演变和衰落过程，探讨了石牌制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作用，比较了石牌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及其他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异同，揭示了石牌制的民族特点。石牌制的内幕和许多疑惑，在作者的研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8］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将石牌制这种既保留农村公社某些成分又保留封建制某些特征的社会制度称为“村社封建制”，实为静思后的创新定论。莫著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历史资料丰富、翔实，尤其是作者对每条石牌律都做了分类和详细解说，无疑给瑶研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学术研究仅陶醉在历史堆积的资料碎片里，通过“从史求知”的方式感古叹今显然不够，有必要更进一步从社会发展的现实场景中看问题，想问题，分析利于当下的有用学理。

严格意义上来说，费孝通、王同惠调查花蓝瑶之后，真正跳出纯历史资料的窠臼，走进乡野，同时展开对“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调查”，直到2001年广西民族大学的李远龙才做了第一次尝试。2001年12月李远龙把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系98级的23位本科生带进大瑶山，以大瑶山六巷村为中心点，选取六巷附近的下古陈、帮家、架梯、朗冲五个不同瑶族村寨开展社会调查，首次尝试还费孝通先生的大瑶山心愿。从这一点来看，李远龙确实具有民族学学科专业的学术直觉。李远龙组织的团队进入大瑶山，前后进行近四十天时间的调查，后经紧张整理田野资料，于2002年12月汇编成《传统与变迁:大瑶山瑶族历史人类学考察》一书。除总论部分外，李著共分坳瑶、花蓝瑶、山子瑶、盘瑶和茶山瑶五个篇章，分别从社会组织、商贸经济、宗教信仰与仪式、生活习俗、婚姻家庭、服饰文化、民间文艺、文化教育、农业生产十个方面，叙述了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社会生活现状。如前所述，李远龙踩着费孝通先生预设的路径为学，其起点是非常好的，但是，要完成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社会文化调查，写成真正意义上经得住推敲的力作，除了认真田野调查外，还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第一次看到李著时，我欣喜终能见到一本关于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新著面世。但细品李著文本，我又多次碰到语言表述的“夹生饭”。李著刚好与莫著形成另一个极端。莫著重史轻当下，而李著则过多堆垒调查过程中获取的原生态琐碎资料，未能在丰富的原始素材里，发掘出“真金”，未免让人惋惜!

徐平是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培养的社会学博士。2005年4月费孝通先生在北京逝世，看着先生的遗体在人间慢慢消失，徐教授决心重上大瑶山，追踪调查大瑶山七十年的发展变迁。2005年7月距费孝通先生去世不到四个月，他便带领妻子和三位硕士走进了广西大瑶山花蓝瑶村寨(六巷村)。为了能够获得更为翔实的资料，他们还冒着瑶山雨后公路塌方的危险，搭乘摩托车赶往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的最后一个瑶族村寨(下古陈)调查。这次瑶山初验，使徐教授萌生了追踪调查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想法。于是，2006年1月徐教授再次组建了由硕士生和博士生组成的共9人的团队，第二次到大瑶山调查。这次，我有缘随行。调查组根据瑶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实情，选择了六巷、帮家、古陈、郎房和六段五个村寨作为田野点，前后调查了42天时间(和村民共度春节)。回到北京后，徐教授带领团队互相启发和探讨，2006年10月写就并出版《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徐教授在本书开篇，详细回顾了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先生“类型加比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然后，文本巧妙地把五个瑶族支系作为案例，围绕着花蓝瑶、坳瑶、山子瑶、茶山瑶、盘瑶的文化变迁，详细论述了七十年来大瑶山瑶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历程和当下生活现状。整体上看，该书没有直接推演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典理论，而是通过对五个瑶族支系发展现状的细描，把经济发展变迁与民族心态、行政区划、人际交往的关系，以一种虚线条的方式巧妙地镶嵌在整个文本。这种从现象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近似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云南三村》、《江村经济》的写作范式，值得借鉴。并且，从文本叙事来看，该书既注重五个瑶族支系的历史文化变迁，又没有遗忘变迁发展后大瑶山瑶族的当下生活。但是，该书把大瑶山与费孝通先生的结缘以导论的形式引入话题后，为了圆费孝通先生大瑶山遗愿，便分章叙述花蓝瑶、坳瑶、山子瑶、茶山瑶、盘瑶文化。而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五个瑶族支系间早已互通往来，文化生活都有很多同质性。调查组成员分章独撰不同支系的书稿，内容不免有重叠甚至相互矛盾的定论。

三、践理:跨越族群边界探寻

瑶汉民族关系史变的轨迹时间没有改变费孝通先生大瑶山调查的构想，但时间转变着费孝通先生思考大瑶山调查研究的具体理路。社会发展变迁不但弱化了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边界，瑶族内部实现了平等交往，而且瑶汉两个民族之间也形成了细密的利益交换网络。因此，从当前社会背景来开展大瑶山瑶族研究，在遵循费孝通先生预设的范式不变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结合新的社会实际思考新的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推新出来的客观实际，就已经让费孝通先生反思瑶族研究的范式转型问题。1983年6月费孝通先生为胡起望和范宏贵的新著作序时就指出:“在研究工作的方法上说，从按民族单位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已经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因而我主张今后这类研究应当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6］(p.16)时隔四年，费孝通先生的态度更加明确，1987年5月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的重版前言中这样写道:“这本书是半个世纪前，一对青年夫妇还在学生时期对所学习的那门学科，所做出的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这里所记下的是解放前内地一个少数民族的局部情况。过去50年中，星移物换，主观和客观双方都有了变化，这书只能看作是一本历史资料。”［8］(p.1)费孝通先生瑶山心史的变化，无非是想为从事大瑶山瑶族研究的后继者指明一条更为切合实际的科学路径。费孝通80年代的瑶山关怀已经射影出跨越族群边界来研究大瑶山瑶族的思维。惠于费孝通先生的指引，2003年7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梁茂春顺利调查并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经几次易稿，2008年4月梁著《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践理并榜样了新时期跨大瑶山瑶族支系边界的研究路径。

事实上，大瑶山瑶族族群关系的变化，始终交织着汉族这个主导性因素。在过去，瑶族认为他们先于汉族而自由居住在千家峒。“那里四周高山环绕，中有广阔平坝，山林茂密，土地肥沃。瑶民耕山种田，五谷丰登，生活过得十分富裕”。［10］在关于瑶族的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很多关于瑶族祖先不向王朝纳税服役的记载。“隋代居住在湖南和两广北部山区的瑶族先民，史称‘莫瑶’”。［11］瑶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历史过渡到明朝，这种“官不管、王不辖”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王朝对瑶族施行的经济封锁和残暴的军事镇压，激起了瑶族群体性抗争。从明朝洪武年开始，直至嘉靖年，历时百余年，瑶汉间的冲突斗争频发。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大藤峡瑶民大起义。明朝统治者对这次起义进行了大规模征剿。起义失败后的瑶族被迫退隐进广西大瑶山，依靠大山遮蔽才得以延续生存，最终形成“南岭无山不成瑶”的分布格局。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山居环境中，大瑶山瑶族通过石牌制来维护瑶族社会秩序。虽然瑶民起义导致瑶族无力再组织力量大规模对抗朝廷，为汉族统治阶级加紧“分而治之”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山岭的阻隔，封建统治阶级终未能够对山里的瑶族实行过有效的统治，最终导致“统而不治、管而不辖”的局面。民国时期，广西国民政府采取“开化”政策不但没有完全达到“化瑶”的目的，反而再次激发了瑶民抗争的情绪。直至大瑶山解放，新的人民政府才通过团结公约的形式解决了瑶族与瑶族、瑶族与汉族、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大瑶山瑶不离汉、汉不离瑶的新型民族关系才得以逐步构建。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瑶汉民族关系的变化决定了瑶族文化的发展变化程度。梁茂春调研发现，“在1949年大瑶山解放，尤其是1951年大瑶山各族群签订大瑶山团结公约以后，汉族、壮族人口的大量迁入，使大瑶山汉、壮、瑶之间交往日益增加，族群之间的歧视和偏见迅速地减少了”。［12］日常生活中，瑶族已基本上都用桂柳话和瑶话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很多瑶族青年，甚至包括中老年人都会用普通话与外地汉族交流。瑶族被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较高，族群边界也变得较为模糊。语言文化的相互采借，使得瑶族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瑶族族内通婚观念逐渐弱化。整体上看，瑶汉民族关系的史变历程大致可以简单概括为冲突对抗和荣辱共处两个阶段。在过去，瑶族依靠民间逻辑创造区域性自在社会，并通过各种传统仪式活动亘续区域性自尊文化特质，对抗汉族的意识泛化到每个瑶民内心。但是，瑶族自我创造的生活空间对立着历代统治者的建国大业，致使瑶汉两族的冲突酝酿从未间断。时至明朝中期，大藤峡瑶族起义序幕的掀开和汉族统治阶级的残压，瑶族主体地位沦丧，瑶汉两族间的直接对立才基本上宣告终结。在瑶族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要成员的历程中，瑶汉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建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因此，在当代社会背景下，跨越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边界，追叙瑶汉民族关系史变历程，进而细究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的当代特征，无疑是圆费孝通先生瑶山心愿的一条可取路径。

〔基金项目〕作者博士后科研项目“滇越跨境民族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编号:W4030002)、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瑶族村庄变迁研究”(编号:(KW0800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谷家荣(1975－)，男(彝族)，云南罗平人，博士，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瑶族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2〕徐平.大瑶山七十年变迁［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0.

〔3〕费孝通.九十新语(丁集)［C］.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集，2000.3.

〔4〕费孝通.四上瑶山［A］.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495.

〔5〕费孝通.社会学的探索［C］.北京:三联书店，1998.68.

〔6〕费孝通.盘村瑶族·序［A］.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15.

〔7〕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12.

〔8〕钱宗范.一部很有学术深度和创见的瑶族社会史著作［J］.学术论坛，2001，(3).

〔9〕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10〕宫哲兵.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4.

〔11〕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54.

〔12〕梁茂春.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族群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