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传

宋恩荣

[原载《晏阳初及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日文版），宋恩荣编著，镰田文彦译，日本浓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发行，2000年3月，东京]

   一、故国重归路

    1985年的9月，北京又迎来了她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时光。溽暑方消，金秋骤至，天高云淡，清风送爽。从酷暑中刚刚解脱出来的人们，显得格外轻松而惬意。

    9月13日这一天，对于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们，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此刻正聚集在首都机场候机楼内的卫星厅内。35年前，他们中的学生还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现在都已年届花甲；当年的教师，现在更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在等待着，等待着老院长晏阳初先生的到来。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晏阳初先生的儿孙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这是一次不平常的迎接。

    当从马尼拉飞来的乘客即将走尽的时候，一位中等身材，满头银发，面色清癯的老人，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从通道里款款走来，他就是95岁的晏阳初先生。欢迎的亲友簇拥过来，献上鲜花。晏阳初激动地说：“我天天想你们，想祖国，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踏上阔别30多年的祖国的土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激动。

    晏阳初先生的故国重归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他没有料到35年前，因公务赴美考察，竟一去而无法返回自己的祖国。竟然是在35年之后，才得以以一个美籍华人学者的身份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来考察与探亲。35年来，梦牵魂绕，无时不怀念着祖国的山山水水与亲人故知。这块土地上，埋葬着他父母亲的慈骨，也珍藏着他童年温馨的记忆。有他曾经付出巨大心血所追求的事业，以及共同奋斗过的同事朋友。

    1950年秋，他离开设在重庆北碚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去美国考察。不久，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个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个堡垒。紧接着，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接管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解散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12月起，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续组织文章，发起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汉奸”、“文化战犯”晏阳初与“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声讨与批判。此刻远在美国访问的晏阳初获知自己被列为新政权的敌人，回国的道路自然被堵死了。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拳拳报国之心并未减退。他支持当时正在美国读书的长子晏振东与次子晏新民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不时寄信给国内的孩子们，鼓励他们学好技术，提高业务能力，好好报效国家。但是，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政治运动连绵不已，孩子们由于有他这样一个父亲的背景，自然是厄运难逃，审查，批判，如影随形。从事石油工作的长子晏振东被下放到江西改造。从事音乐教学的二子晏新民被划成右派。连一直留在国内的，曾是学生运动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后任新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高级干部的三子晏福民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凌辱与殴打，被迫含冤卧轨自杀。接替晏阳初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临时院长的魏永清教授因执掌校务中的“反革命罪行”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尽管有亲人与故友的种种不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晏阳初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除了关注着美国新闻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消息外，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站在窗前，望着异国的星空，情不自禁地低吟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此来寄托他对祖国的怀念，他说“尽管我是四海为家，有时午夜梦回，难免乡思万缕。……尽管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常用的英语，偶用母语，乡音未改。记忆中的故乡，随着我环绕天涯。”①

   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之后，跨入了改革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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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49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新时期。中国面临着百废待兴，广揽各方力量共同建国的新局面。看到范寿康、赵元任、袁家骝、杨振宇、李振道等一个个学人回国访问或定居，晏阳初过去的同事与学生们，以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友会的名义邀请他回国访问。虽思乡心切，但几十年来的阻隔与积怨，难以抚平那一颗深深被刺伤的心。他无法下决心作归国之计。1983年夏，欧美同学会在有关方面的关照下写信给他，再次邀请他回国访问。欧美同学会是由几代留学欧美学人组成的民间团体，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虽然意识到这邀请再次传递了中国官方的某种信息。但此时他的心情仍是十分复杂，既有向往与思念，又难免疑虑与犹豫。他思虑再三，提笔写了一封婉转谢绝的回信。

    欧美同学会诸位仁兄、姐有道：

        久缺音问，而怀思无已。夏间荷蒙赐书，幸甚幸甚。承不弃在远，邀约回国

    叙旧，感何如之！适值冗忙，稽复为歉。母国故人，时在念中，惟以年迈，行虽

    不杖，不宜长途旅游，此医生之命，不得不从也。盛情厚意，念兹在兹，特申谢

    忱。

        并颂

    时绥！

                                                      弟  晏阳初拜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欧美同学会的邀请，确实传达了中共高层对晏阳初的关注。早在几年前，邓小平访美时就曾关心过晏阳初在海外的行止。希望他早日命驾回国观光，指示有关方面尽早做好欢迎他回国观光的工作。①安排晏阳初回国的渠道终于从民间转变到官方。1985年8月10日，周谷城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的名义，郑重地邀请晏阳初及随行人员来华访问，欢迎他“考察中国农村改革和教育发展情况，并探望亲朋好友。”同时表示“我相信，通过您的访问和考察，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友谊。我期待着您的来访。”接到周谷城的邀请信后，晏阳初十分激动，他说“我再也按捺不住要回国的急切心情了。”“我已到了这搬年纪，有义务、有责任回去看看，考虑余年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他从纽约取道菲律宾马尼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陪同他来访的有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院长弗拉维尔副院长、著名中国前辈外交家颜惠庆先生的女公子颜彬生，还有晏阳初的两位女儿。

    晏阳初在回国考察访问期间，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9月4日，周谷城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晏阳初一行接风，并以他历史学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晏阳初为中国与世界平民教育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也会见了晏阳初。欧美同学会为他举行了茶话会，茅以升、严济慈、胡子昂、费孝通、赵君迈、薛暮桥、杨放之、陈翰笙等几十位各界名流与晏阳初欢聚一堂，共叙旧情。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事学生们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晏阳初。亲切地对他说：“这几年，我们重点是先把农村的经济搞上去，随之农民的教育和文化也要跟上去。你在农村做了那么多年教育和改造工作，既有国内经验，又有国外经验，我们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多做贡献。”②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则在她的家里接待了晏阳初。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周恩来与晏阳初在重庆召开国民参议会期间，曾为国家的和平、民主共同工作过。邓颖超紧紧地握住晏阳初的手说：“你可回来了！欢迎！欢迎！多年不见，非常想念。我们是老朋友，恩来在世时，常向我提起您，您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志向不移，对中国和世界作出了贡献。您培养出来的学生，全国各地各行都有，他们成了国家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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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亚南：《晏阳初回故乡》，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

②魏亚南：《晏阳初回故乡》，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5日。

贵财富，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①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盛情接待与高度评价，对晏阳初本人及其事业给于正面肯定，实际上已否定了五十年代大陆对晏阳初极左的否定与批判；实际上是对过去强加于他们所谓“罪状”给予了昭雪平反。

    1986年7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上，审议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的报告之后，决定以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平反，恢复名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早在1982年以《[1982]川法刑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对原中国乡村建设院长代理院长魏永清案等改判，撤销原川东人民法院[1952年]刑字110号关于魏永清死刑的判决；宣告魏永清无罪释放。②

    新中国终于开始对晏阳初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的历史与业绩进入了一个重新评价的阶段。尽管一些领域的某些人中，由于受过去极左批判运动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其代表人物晏阳初、梁漱溟等持以种种保留态度，并设置种种戒律与障碍，但邓小平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正确对待人类历史上文化遗产的基本决策，无疑符合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澄清历史真相，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重新审视过去曾经产生过影响的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为此而身��力行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包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理论与实践的种种失误与历史局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

   二、启蒙与受洗

1890年10月26日（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九月十七日酉时），晏阳初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城。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当地俗称“么儿” 。按照族谱排行，父亲给他起名“兴复” 、字“阳初” ，寓意“复兴国族” 、“旭日之初” 。

巴中县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它位于巴山南麓，四川省东北部。境内江河汇流，蜿蜒东去，山河之间，丘陵起伏，田连阡陌，屋舍俨然，层层梯田，直上山颠，雪山屹立、气势雄伟。近期出土文物表明，早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自东汉和帝永元（公元89－105年）中，即建县置，至今已有1900年的历史。巴中的山水养育了无数的优秀儿女，古往今来，人文荟萃。这壮美的自然环境与良好的人文环境就是晏阳初生长发育的摇篮。

祖父晏礼忠是私塾教师，父亲晏乐全继承父业，在学塾里做一名教师，同时又擅长中医，常为人把脉开方。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教医兼通的“塾师儒医” 。其社会地位在清末的巴中县，属于中下阶层的市井平民。晏氏家族，虽说是世代书香，但从未有人及第做官，田无一垄，租屋而居，是一个典型的清贫家庭。

晏阳初的父母亲，自幼就给了晏阳初良好的教育与深刻的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性格却全然相异。与传统中国家庭的严父慈母恰恰相反，是慈父严母。

父亲，一派儒者风范，谈吐斯文，温善慈祥，仁心仁术，春风风人，是一个旧时代典型的可亲可敬的读书人。在晏阳初的记忆里，父亲脸上总挂着慈祥的笑容，从未见过他发过脾气。还在四五岁的时候，晏阳初就跟着父亲到他任教的塾馆上学。在塾馆里，晏阳初虽然年龄最小，但读书格外认真。父亲就是晏阳初的启蒙老师。塾馆里就读的学童，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教学是根据不同对象，个别施教。教授的内容，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些童蒙教材，以韵文形式编写，朗朗上口，易于记忆。进一步教授“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教学方法，先是由教师领读，学生跟着读，一句一句进行。最后要求熟读、背诵。晏阳初也是这样，立在老师，也就是他的父亲的案

边，当着全体同学的面，一句句跟读，一遍遍背诵。他的记忆力极强，一段书，只要念过一两遍，就能背诵下来。每当他摇头摆脑地用洪亮的嗓音，抑扬顿挫的节奏准确无误地背揪揪揪揪?/P>

①武民英：《“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晏阳初博士归乡访问记》，光明日报，1985年12月20日4版。

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乡建校史研究会通讯》第七期，1986年10月。

下整段整段的课文时，父亲得意自足的微笑就是对他最好的嘉奖。在随后的教学进度中，父亲又把所教读的书逐句讲解。这些代表着儒家经典的古书，就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悄悄地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一粒微妙的火种。在父亲兼老师的手提面命的启蒙教育下，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孕育，他终于领略到这火种的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终于化作无限的动力，引导他为中国与世界的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燃起了光照天际的熊熊火焰。幼年的教育，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一生的人生观。儿时日日口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言，潜移默化地在胸中滋生，终于形成了他“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壮怀，使个人与家、国、天下一脉相联，育出治国平天下的豪志。

母亲，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不识字、小脚、持家勤俭、教子严明。她虽长得白净清秀，但却颇有威仪。子女们在她面前都是规规矩矩，不敢有丝毫轻佻出格之举。对孩子们的待人接物，行事处世，向来是严加管教，要求子女们注意坐相、站相、吃相。从不姑息迁就，更不会溺爱放纵。母亲的管教，使晏阳初从小养成讲究整洁，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做事认真不苟，自制力极强的良好习惯与品质。

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父母亲，并不是那种因循守旧、落伍保守的人。晏阳初家乡巴中县，虽说是山清水秀、文化悠久，但地处偏僻、交通阻梗、信息闭塞。老百姓谋生且不暇顾，对天下大事，更是事不关己，不知不识。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之前，他们就已觉察出大山之外另有天地，古书之外另有世界，社会将有改弦易辙的必要。一致同意送年幼的晏阳初远离家乡去进教会办的学堂读书。这一决定改变了晏阳初一生的生活道路。

1903年夏秋之交，晏阳初在大哥晏桐轩的陪同下，离开家乡，踏上了去往保宁府的道路。保宁府距巴中县400里之遥，中间隔着崇山峻岭、深沟险壑。到本世纪的40年代末，四川全境无半寸铁路，半数以上的县城不通公路，交通十分不便。他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只能跟着大人，顺着羊肠小径，在田间与山间翻山越岭，迂回前进，日行夜宿，脚底磨出了血泡，汗水浸透了衣衫。五天之后，才达到保宁。

保宁有一间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原是英国的中国布道会的传教士，他于1857年脱离布道会，随后创立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总部设在伦敦，总办事处在上海。1898年6月，英国青年牧师Willian ·H·Aldis（1871-1947）奉内地会委派来到保宁布道。Aldis,中国人称他姚牧师。1902年，姚牧师在保宁府开办了西学堂。这就是晏阳初千里迢迢投奔而来求学的地方。

西学堂与内地会教堂，同在一个院子里，规模很小。学生总共只有20多人，大部分是本地的，只有四、五个来自外县，住在校中。晏阳初既来自外县，年龄又最小，初来乍到，很不适应。但想到父母亲的一番苦心，他还是很快地安定下来，与老师同学熟悉起来。姚牧师是学堂的校长，也是主要教师。他态度谦和，毫无一些在华洋人的骄横之气。也不像教会人员道貌岸然、趾高气扬、居高临下、庄重神圣的样子。他学汉人剃去头顶前边的头发，后面挂一条黄发长辫，头戴瓜皮小帽，穿一身汉服。既有中国读书人的斯文，又不失青春欢愉的气息，望之令人精神一爽。

    姚牧师教读的课程有英文、数学、地理。对于中国学童来说，这些都是全新的课程，从中领受了科学的启蒙教育。这些课程为他们日后进一步学习西学与科学知识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宗教课程道学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每当此时，姚牧师就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虔诚专注地讲述有关耶稣的故事，讲解《圣经》。他的道学课又常常以儒家的学说、孔孟的言论来加以解释。每到礼拜日，同在学堂院内的教堂举行主日崇拜，学童们可以自由参加。在肃穆神圣的气氛中，体会领略道学课上的教义。从姚牧师对学生们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以身教感人中，他们看到了基督的榜样。晏阳初与几位中国少年，终于于1904年自愿地领受了洗礼。洗礼是获准加入教会，并领受圣灵的一种仪式。其方式为或将水灌顶（点水礼），或将全身浸入水中（浸礼）。象征着洗净过去所有的罪过，意味着与耶稣基督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与他同归于死，又一同复活。

在保宁西学堂，晏阳初得到了两大收获，“信仰基督与略窥西学”。其影响至大的首推信仰基督，这表明姚牧师传教活动的业绩，这也恰恰反映了内地会在华传教的主要宗旨。内地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五条基本原则，其中规定：“要求传教士在生活、言语、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其主要目标不在招收教徒，而是向全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 。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在神学思想方面非常强调信徒“属灵方面的需要”，极为重视精神与灵性上的工作，而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和傅兰雅等人“在从事办学、办报、译书等事业中推进传道”的主张，大异其趣。戴德生在“世俗”事务和“神圣”事务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姚牧师正是忠实地执行了内地会的规定，并未着意于西学教育的过程，而只是奉行了“孔子加耶稣”的原则，巧妙地把基督教同儒家旧礼教、旧思想结合起来，将教学当成吸引学生接近耶稣基督的机会。

少年晏阳初通过洗礼，确立了一生的基本信仰，对日后事业发展方向与人生道路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这种基本影响与潜在影响，也使他在保宁西学堂领受了另外两项终生影响。这就是：唱《圣诗》与养成爱好运动的习惯。20世纪初叶，在保宁这个信息闭塞的地方，教友们对圣咏茫然无知。晏阳初秉承了母亲的天赋，有一副好嗓子，被指定为领唱。他站在礼拜堂的前排，如初生牛犊，慷慨吟啸，有时走调作了“惊人之鸣” ，还不自知。弄得教友们不知所从，形成了一部混声曲。慢慢习惯协调之后，渐入佳境，那庄严的韵律，清丽的诗句，竟能引人进入肃穆神圣气氛之中。从此，唱圣诗、听圣咏唱片成为晏阳初生活中的一种爱好与享受，藉以解除身心的疲劳，暂忘忧患，舒畅胸怀。温厚从容的圣乐带给他心灵无限的慰籍与精神的鼓励。

养成锻炼的习惯，是西学堂带给晏阳初另一长远影响的收获。晏阳初本来生性好动、诙谐。但幼年时家长给予他严肃主义的管教，压抑了他的天性。进入西学堂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原因是姚牧师秉承教会小学之要求，注重体育教育。努力“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俾其身常健适，并有清洁、合理、活泼、敏慧与端正之生活”①学堂里每天都安排室外活动。晏阳初学会了打板球，最喜欢的是操练。每当此时，一股战斗的气概油然而生。他想象自己是基督的十字军，征讨世上的罪恶与不平，以必胜的决心，无畏地前进！晚年当他回忆及此时说：“青春早已消逝，但当年操练时的豪壮之情，跟随了我一生。”

西学堂四年的生活，使晏阳初的精神、知识和身体，逐步得到解放、增进与提升，心更为之壮，气更为之舒。

校长姚牧师，因携夫人回英国治病，离开西学堂。后来由于他布道成绩显著，出任了中华内地会伦敦本部的监督，成为英国基督教会中的重要人物。1947年，晏阳初曾专门前往伦敦拜访了姚牧师。是姚牧师引导他走上了信仰基督与崇尚西学的道路，姚牧师是他基督与西学的启蒙恩师。

    1907年、晏阳初在西学堂卒业。经姚牧师带信介绍，步行到成都入华美高等学校去进修。这是由美以美会在四川创办的传播西学的最高学府。校长精明能干，后来成为华西大学创办人；主要教师均为美国男性传教士，学生约100多人，概不收女生。

    晏阳初在华美高等学校肄习2年，没毕业便离开了。离开的原因，据他说是因此校不重视道德教育，缺乏基督精神，学生赌博、酗酒，“还有其他不好的事” 。对晏阳初而言，唯一的收获是学会了打棒球。在华美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因巴中到成都来回2400里，往返途中至少要费时一个月。所以他每年寒假回家，暑假则为成都同学补习英文，收点缴费，以作零用。

姚牧师还写信向晏阳初介绍了一位在成都的传教士。这一见，晏阳初说：“关系我以后的生活和思想发展。”这位年轻传教士名叫史梯瓦特（Jamcs  Stawart）。在晏阳初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着基督的牺牲自我，以德报怨”。他们初次见面大概是在1911年夏秋之间。史梯瓦特当时在成都筹设一聚会所，类似基督教青年会，以文化娱乐活动辅导青年。他们意气相投，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邀晏阳初帮忙制订计划，设会所定名为“辅仁学社” ，取“以友辅仁，以仁辅友”之意。

    1911年，四川人民兴起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爆发，成都异常纷乱，学校关门。晏美堂对儿子放心不下，要他回家。回巴中不久，他在巴中中学教了一段时期的英文。191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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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3卷第58－5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夏之间，晏阳初回到成都，再度与史梯瓦特合办辅仁学社。他给史梯瓦特赠了一个带有中国味道的名字──史文轩。在辅仁学社，几乎所有文艺节目均由晏阳初组织，而且很受成都知识青年的欢迎。辅仁学社的工作蓬蓬勃勃，他很自然地成了史文轩的得力助手。史文轩也领略到了他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才干。一天，史文轩问晏阳初愿不愿意去香港读大学。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他以前连想都未想过。学费杂费以及路费都不是清寒的晏阳初所能出得起的。所以晏阳初直截了当地问：“您是不是不再要我在这里帮忙了？”

史文轩说：“你能帮助我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不应当为自己着想。我觉得，你是可造就的，有前途的，呆在这省城，太可惜了。我希望你能深造，将来修成一位传教士，在本国宏扬主道。我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供你上大学，但我在香港的哥哥和妹妹，可以照顾你。我的同事Forrester,是贵族之后，颇有经济实力，我会写信请他资助你完成学业的。”

史文轩热情恳切的建议，在晏阳初的面前打开了一新的世界。他十分感动地对史文轩说：“这太好了，我将永远记住您！”

三、香港悲欢

晏阳初徒步赶回巴中，向母亲秉报了史文轩传教的建议。一年前，父亲因患脑栓瘫痪，医治无效，与世长辞。送他跋山涉水来保宁读书的大哥，也因庸医误诊，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在丧夫失子的双重打击下，母亲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她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悲苦与寂寞，鼓励么儿（小儿子）到那不知有多远的香港，去寻求新的知识，为己为人探索新的道路。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从大处着想的豪气与舍己为人的慈爱。母亲强有力的支持，将成为策励晏阳初日后勤奋创业，心无二用的永恒力量。

晏阳初叩别了母亲，穿上草鞋，徒步回到成都。在史文轩的陪同下，再步行赶到重庆，转乘小汽轮、木船，取道三峡，沿长江东下，抵达上海。再换轮船，沿东海南驶，全程历经40余天，跨越千山万水，终于来到香港。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之珠” 。1842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与清政府签定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行割让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自英国拓植以后，悉力经营，发展海上交通，逐渐使贸易兴盛、经济繁荣。欧美传教士纷至沓来，或先在香港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再赴内地传教；或留香港办学，从事著译。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学，另一方面向欧美介绍中华文化和历史。中国学生出洋，也常以此西学中心为准备和预习的前站。香港的言论自由，招徕许多维新和革命人士，办报鼓吹洋务及各种活动。毋庸赘言，香港在中西交通史上，堪称举足轻重的要地。晏阳初说，正是这个“东方之珠”引导他走向世界。

在这个屈指可数的世界大观园中，晏阳初产生了强烈的充实自己的愿望。所以，香港稀奇古怪的事物虽多如牛毛，但他均无心去探究，只是一心想把书念好，以不负四川父老乡亲和文轩兄的厚望。

1913年1月20日，他用晏遇春名字在香港圣史梯芬孙学堂注册。这所学校声誉卓著，遵循着英国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学分为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所承认。

校长巴奈特测验了晏阳初的学业程度，说他的英文属第五级，但是数、理、化只在第一二级。并告诉他“得在这里读三年” 。他心想，自己在家乡是尖顶人物，在香港就“低人一等”？一向乐观、一向能吃苦、一向不认输、一向不相信天下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的晏阳初，克服了在生活习惯和语言上的种种格格不入之感，发奋补习，终于在同年9月考入香港大学，入学考试名列第一，以八个月代替了巴奈特校长预言的三年！

晏阳初参加港大招生考试后，成绩如何自不得而知。不久，港大索特院长派人去叫晏去见他。见面后，索特开门见山地说：

“晏先生，你考得相当好。”

晏阳初有点不敢相信。

“恭喜你，你考第一。新生状元，可得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共1600元。”院长高兴地告诉他。

这对他而言做梦也不曾想到过。1600元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接着院长告诉他颁奖条件：“这奖学金有一项条款，得奖人必须是英国属民。你愿做英国属民吗？”

听了这条件，晏阳初徒然间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想，大学，顾名思义，应当是公正开明，传授世界知识，培养高尚人才；号称第一流学府的港大，竟如此偏执狭隘，以国籍为奖学金的条件。这所谓条件，不等于排华吗？晏某人再穷，也不为这1600元卑躬屈膝，一千年前的陶渊明还不为5斗米折腰，诗人李白也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他昂起头，提高了嗓门，说：“这代价，要一个中国人来付，太高了。”转身昂首挺胸走出了索特的办公室。结果这笔巨额奖学金依次给予了比晏阳初的成绩低13分的一名出生于香港的青年。

“奖学金事件”闹了一点小风波，一时风闻港大。在港大肄业的中国籍学生约十来人愤愤然替他抱不平，罢课抗议反对不公平的歧视。在殖民地生活，无时不感受到种种歧视，晏阳初心中悲愤已久。奖学金事件，只不过是积郁既久后突然爆发的导火索而已。港大中国籍学生的抗议，可能也有这种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当时气在心头，一时不知其所以然。好在他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克制自己情绪的本领。所以，情绪虽也有迸发之时，但一般很少意气用事。他细细思忖，文轩兄千里迢迢送自己来香港，是为了进港大。好不容易考取，岂能前功尽弃？而且他别无选择，学未有成，何颜告慰母亲和文轩。港大副校长爱理鹗对他殷殷慰勉，又何不是抬举？自己虽然没有奖学金，但文轩兄早就筹划了读港大的学膳费用。所以是年秋，晏阳初成为港大文科新生。港大副校长爱理鹗，晏阳初对他印象尤佳。他博学多才，精通多种语言，能识中文讲国语。“奖学金”风波最热闹时，他找晏阳初谈话，深表同情。非但如此，他还亲自跑到北京去见袁世凯周旋，请袁捐一份专为中国籍学生所设的奖学金。袁应其求，但公函往返，钱钱转换，颇费时月。因而他没有蒙此“袁氏奖学金” ，也幸为受其“惠” 。

    香港大学（前身为圣保罗书院），1911年宣布成立，次年开学。晏阳初实为港大第二届生。当年的港大，共有3科。英人重商，商工相连。为建设香港，繁荣贸易，工科为港大的天之骄子，教员阵容壮威，设备周全，以机械系为最；医科次之；文科则冷清一些。晏阳初的数、理、化在新生中均在前数名，却选了比较冷的文科的政治系。《九十自述》

中阐述了读政治系的原因。他说：

        香港的环境和个人的经历，使我深体国弱民贫的悲哀。如何育民、富民以为

强国之本，这大问题往往萦绕我的脑际。这问题牵涉很广，国民经济和政治组织

是其中的大端。要想负起改造中国的责任，必须具有政治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

一向相事在人为，而且基督教的战斗精神和积极的人生观深入我心。所以，“邦无

道则隐”之说，我是不以为然的。如果人人都去隐居，独善其身，无道者更横行

无忌，邦国每况愈下，那更不堪设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与救世，都

是义不容辞的事。因有此心，所以探索寻求方法，这是我读政治系的基本原因。①

在港大政治系，晏阳初“未遇到理想的教师” ，又因奖学金风波给心理上罩上了一层阴影，“功课读得不起劲，也没有什么出色之处” 。尽管在学业上所得无多，但值得回味的温馨旧事亦不少。

    香港研读生活，令晏阳初感到枯燥单调，音乐与灵修，却成为滋润他心灵的甘露。课余时间，他常常来到史文轩妹妹凯萨琳（Kacherine）家里。她是一个年轻美貌的丽人，天生纤细清丽、温文尔雅，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感，是那样圣洁，望之令人顿觉澄澈，尘意全消，不敢有半点亵渎。凯萨琳与晏阳初之间以姐弟相待，倍感温馨。当晏阳初每次进入凯姐家门，总觉得这里洋溢着虔诚宁静的气氛，置身其中，感觉灵魂在自然提���，胸襟在款款舒畅，世俗的疑虑与纷扰，都统统忘却。这里成为晏阳初与他的同学们在繁华世界中的一片绿洲。每逢星期日傍晚，这里，歌声琴声不绝。凯萨琳用她那优美动人的歌喉，颂赞圣咏，每每引人思入云霄。受她的影响，晏阳初也会引吭高歌，他气势浑厚沉雄的吟唱，也吸引了不少知音。经过刻苦练习，他也学会了弹钢琴。贝多芬等人的古典乐曲，是他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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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14－515页。

欢的，日臻娴熟的技巧，令他陶醉在音乐的天地里。每当弹起乐曲，流连忘返。这一爱好，陪伴了他的一生。

参加布道集会，是晏阳初在香港生活时期的又一快事。一位来自四川的牧师讲论信仰复兴，鼓励青年学习基督救世的榜样，担负起改造中国社会的责任。这种将布道与救国联系起来的传教活动，是基督教会征服中国的一种策略。但它恰恰满足了中国教徒的爱国情结与民族情愫，在香港参加布道活动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同时，现实的种族歧视，西洋人的优越感与国人的自卑感，也从反面给予他刺激与激励。有一个星期日，晏阳初走进一个堂皇的教堂。按照惯例，每一个进入教堂的人，引座员都会主动上前接待，引导入座。但这次站立在门厅内的引座员，对于晏阳初的到来，却视而不见，只用眼瞟了他一下，而没有主动迎上来接待，却去招呼晏阳初身后的一个衣着讲究的白人。此情此景，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亲身体会到国势衰微的悲哀。他转身走出教堂，决心从此不再去。

但是，这一刺激并没有使晏阳初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说：

   “民族的意识，加深我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是，我从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者。‘天下一家’的观念，时时扩  展我的胸襟；基督的博爱精神，永远洗涤我的

心灵。姚牧师，文轩兄及凯姐等西方人士的嘉行仁举，也经常在我脑际或眼前显

现。镇定思感的波澜，使我保持平衡，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以疵掩瑜。”①

    教堂虽然不再是晏阳初常去的地方，但他对基督的信仰却是有增无减。默祷、唱诗、读经，成为他必行的日课。除此之外，基督教青年会的布道集会上，常常能见到晏阳初的

身影。此时的他，宗教的热情异常高涨。他得以聆听青年会的重要人物穆德（Jona R·Moll）、巴乐满（Fletcher S·Bockman）、艾迪（Sherwood Eddy）等在香港的布道，并与这些人结识。穆德是美国人，1888年自康耐尔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并发起组织了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会并自任主席。这个运动提出了“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塔夫特（Willian H·Taft）的支持。为此，1910年10月20日，在白宫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在海外扩大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问题，成为美国政治史上一次不寻常的举动。席间，塔夫特发表演说，竭力赞扬基督教青年会的功能可以促进基督教文明，可以使亚洲、拉丁美洲等地落后国家最终地接受美国的文明和道德标准。“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实则上也成为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工具。穆德、巴乐满、艾迪先后在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上海、天津、奉天、武汉等一些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布道活动，成立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此时的晏阳初，虽然没有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但青年会传教士们的言论，在他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并深受感动。

   四、常青藤下

    1916年夏，晏阳初搭乘远洋轮船，离开香港，从太平洋的西岸驶向彼岸，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途。这是一段漫长的逍遥游，面对的是波光涛影，星移月换。一天，在甲板上，晏阳初偶遇一位高大雄健、举止大方，名叫莱夫的美国人。寒暄之后，莱夫得知晏阳初要去奥柏林学院读书，便热情地向他推荐说：“两年前我毕业于耶鲁大学，我看耶鲁最合适你不过了。那里有非常开明民主的校风，也可工读，可以解决生计，没有种族偏见，尤其欢迎中国学生。”

近四年的香港求学生活，殖民地社会的阶层观念使晏阳初深恶痛绝，因而也格外向往民主与平等。耶鲁的盛誉，他早已耳闻。经莱夫的介绍，他对这“最民主的大学”愈来愈心向往之。他知道，耶鲁与中国渊源很深，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毕业于耶大。大工程师詹天佑、著名政治家唐绍仪、外交家王正廷、法学家王宠惠、都是耶鲁出身。

    离开香港的时候，晏阳初本心想去奥柏林学院求读，现在随着海轮的西行，他终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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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17页。

定到耶鲁去！

新港（New Haven）小城，以她清静幽雅的神韵迎接了这万里波涛之外的东方学子。耶鲁大学就座落在小城之中，平坦广阔，绿荫葱葱的校园，洋溢着轻松与安祥。

1916年9月，晏阳初仍以晏遇春之名在这常春藤的贵族学府耶鲁大学注册，选修政治系课程。由于港大采英国学制，耶大规定的必修课仍得补修，只能从三年级肄业。

进入耶大，晏阳初囊中只留下86美元，与学费所需相差甚远，幸学校允许分期交纳。但首先的吃饭问题，还无着落。恰在���时，学生餐厅需要一名膳卷收纳员，他立即应聘。工作代价是免费供应三餐，汤、牛奶、面包随便吃。学费，则靠为国内一家抽纱厂代销桌布、餐巾、枕套，收取一点佣金。每当课余或假日，或上门，或借朋友举办的茶话会推销，生活费、学费都有了着落。

    这是一个基督教蓬勃复兴的时代。耶大更是基督教气氛十分浓郁的学校。校内设有教堂，配有唱诗班，共有60人。晏阳初入学后即参加每周的礼拜活动。不久，唱诗班里有一空缺，需遴选候补。他马上毛遂自荐，经试唱考察，终于入选。这是耶大唱诗班历史上第一次录选东方人，中国留学生引为荣幸与快乐。每当主日礼拜仪式进行时，晏阳初站在唱

诗班的队伍里，随着主持人吉普逊教授伴奏的风琴声，引吭而歌。此时，一种宁静和谐之感，充溢心灵，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喜悦。他不但完全被庄重虔诚的宗教气氛所感染，更为此间基督教不因肤色所拒的雅量而感动。几年前在香港教堂受到冷遇的一幕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耶鲁大学，在晏阳初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历程。在这里，基督教信仰与民主科学思想，逐渐熔铸到他的心灵与血液，定型为他人生观与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博士（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西方的强大，正是由于有了工业、民主、基督教这三大法宝。”①晏阳初留美，亲身在科学主的社会环境里，在基督教空气笼罩的校园里，体验、感悟、吸收、融合。渐渐地科学民主、基督精神与中国传统的民本观念一起共同构筑了他思想体系的大厦。

如果说，少年时在中国内地西学堂，以传教士为中介学习西学，是初识科学民主，在香港大学读书是“略窥科学门径” ，“略知民主理论”的话，那么来到美国，系统学习科学民主，就是“登堂入室”了。

晏阳初第一次体验民主的真谛，是在耶大。尽管国内在清末民初风云激荡之际，民主政治口号震天作响，但终究是如天边的彩虹，真幻莫辨。在香港虽然略有所闻，但“百闻不如一见” ，未见实践。晏阳初能有民主的切身体验，他自称主要来源于政治系塔夫特教授的现身说法。

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是美国第27任总统，是美国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作为政界要人、国家元首，他曾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曾力倡向东方国家推行基督教文明，使落后国家逐步接受“美国的文明和道德” 。1913年3月卸任后，回到母校耶鲁大学担任宪法法律讲座教授，目的是为了将他所抱的“宪法维护”与“国际和平”两大目标在有生之年对青年学生耳提面命地传授。他认定大学教授应正确地讲解有关政治经济的观念，使学生毕业后到社会能面对现实生活。他说：“如果我能对青年们有所帮助，我会感到完全满意。”他以极大的热诚担任这一讲座，融合理论与实际分题讲授，明晰扼要，极具启发作用。在晏阳初的眼中，塔夫特就是美国民主的化身。

晏阳初选了塔夫特的“美国宪法”课。此课叫他终生不忘。他感到，塔夫特“不是教书，而是传道，传的是民主之道。不只是讲道，而是身体力行” 。晏阳初想，一位总统，“卸任后欣欣然教书，体现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听了他的美国宪法课，使自己认识美国的宪法“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瑰宝，它就是民主和法治的集中体现。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法律之前，无不平等。这法，合乎天理人情，所以历久弥新，远近敬服。”②塔夫特“恢宏大度，具世界眼光” 。20世纪初，亚洲民主运动风起云涌。1916年美国劳工部新拟一案，授移民局以判拨外人出境的全权，该局的判决就是终审，被判人无权再行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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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费正清：《观察中国》第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②《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24页。

许多华商一到美国，便被拘禁，眷属也被扣留。留美学生和生长于美国的华人，亦有被囚禁者。塔夫特对美国境内的种种排华运动和法案，极为不满，常在课堂上为华人抱不平，指责限制华人的移民法，违背了美国宪法的精神。他引经据典，指出，宪法说“人类生而平等，”移民法却不以平等待遇华人。这种开诚布公，仗义直言，不讳己国之短，视异族为同胞的态度，使晏阳初非常感动。受他精神的感染，晏阳初在百忙中阅读了大量移民法和美侨资料，准备了一篇讲稿：《从美国宪法论排华的不合正义公理》，参加了耶大每年一度的演说比赛。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获得名次，但通过准备，引发了他对中国民贫国弱的思考。国内连年战乱，列强瓜分，军阀乱政，民不聊生，华夏早已沦为二、三等国。中国人民不能与强国之民并肩平等，华侨不能赖母国撑腰，寄人篱下，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在这20世纪以智能，以科技取胜的时代，中国只有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谋求真正的平等，才能改变中华民族悲哀的命运。国家要长治久安，世界要永久和平，当从消灭各国人民智能上的不平等，教育上的不平等做起。

晏阳初从耶大教授及同学的现身说法中，深受科学与民主的教益与影响，有了切身的体验。特别是对于他这样一个来自“老大的中国”的，亲身经历了专制帝制、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初建、袁世凯复辟帝制种种重大变化的人而言，目睹这一曾在美国与国际政坛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在校园里朴实平易的风度，尤其与学生亲近的诚挚言行，怎么不令他为之感动呢！耶鲁大学肄习二年，是晏阳初科学与民主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科学与民主成为晏阳初毕生奋斗的目标，改造社会的理想，乡村建设的手段与方法；同时，又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关于基督教文化对晏阳初的影响，内地会西学堂的受洗，使他成为一个少年信徒。姚牧师与史文轩，在他的心中播下了基督博爱的火种；香港的日课默祷、唱诗、读经，加深了他对基督的信仰；而耶鲁校园基督教气氛的熏陶，使他更深地坚定了基督的博爱精神与战斗信念。

基督教的影响，促成了晏阳初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以及天下一家的观念。

初到美国，晏阳初就怀着报国之志，参加了一个鲜为人知，连治史者也不甚熟悉的，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成志会。该会以“众志成城，拯救中国”为职志。时常不定期集会，讨论救国方略。与晏阳初同期的会员有王正廷、王宠惠、张伯苓、孔祥熙、周作民等人。晏阳初心中的报国之志，不是做大官，而是成就大事业。是体现儒家的仁与基督的爱。他愿在今后的生活和事业中，普施仁与爱，以仁化敌为友，以爱化苦为乐。这一时期，他偶然间读到一本灵修的小册子，是亨利·杜儒蒙德（Henry Drummond）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书中阐述了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爱就是牺牲自我，是为人民服务。爱是至善、至乐、至德。书中讲述的道理，恰与晏阳初多年来所思所想吻合，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此，他将这本小册子几十年来始终带在身边。抚之、读之、思之，成为他灵魂的甘泉。

当时，在美国青年学生中，影响至大的两个国际基督教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志愿往国外传教运动” ，在耶鲁大学中活动频繁。这两个组织相互之间声息相通，关系密切。对晏阳初都有过重大影响。他有时乘二个小时的火车，赶往纽约，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全国性活动，并结识了该会副总干事长福勒且尔·薄克曼（Flercher S·Brockman），同时重逢了香港时认识的该会骨干巴乐满。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晏阳初在中国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有力支持者。晏阳初与“学生志愿往国外传教运动”组织，也有接触。结识了该组织耶鲁理事巴克（Josepn Barker）,与骨干路思义（Henry Luce）以及他的儿子小路思义。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中国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支持者。晏阳初逐渐成为基督教会的活跃分子，他分别参加了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弟兄会（CROSS and SWORD）、裴陶会（Beta Tneta Pi）, 并加入中国留美学生会。他严肃得体的举止，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戴，大家公推他担任耶鲁华人协会会长。

晏阳初常去的地方，还有纽约的许芹（Huie kin 1854－1934）牧师家。许牧师出生于广东台山，14岁只身来美闯荡，成为在纽约第一个晋升为牧师的华人。他与荷兰裔露薏丝· 亚尔南小姐（Louis Van Arman）结婚。他们的第三个女儿许雅丽（Alice Ordainia）后来成为晏阳初的终身伴侣。

支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有两个趋动力。一个是爱国主义理想，一个是对贫苦人民特别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农民群众地位的关切。晏阳初也不例外。他希望看到一个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他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与强国强种的“新民教育”观，正是这爱国理想的体现。他童年时徒步翻山越岭赴保宁求学路上，与盐贩背工同行，目睹他们肩背几百斤重的盐包，匍伏而行，气喘不止的情形，时刻留在记忆之中。体察民艰，关心民瘼，提裕民生，开通民智，拯救贫苦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平民政治，成为他一生中时刻关心的主题。晚年，当晏阳初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说，“‘三C’影响了我的一生，就是，孔子（Cone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在我离川东下之前，三者已在我心中埋下火种，等待时机，结合而产生长远的热能和光亮。”①现在，在耶鲁，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进一步滋养下，待机而发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1917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三个年头，美国因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政策而于4月宣布对德战争。一时间战争气氛弥漫全国。全美基督教青年会设立战时工作会，开展全国性募捐运动与到欧洲前线为海陆空军服务运动。耶鲁大学校园里相继设立海陆空训练班，师生们踊跃报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情，令晏阳初钦佩感动。8月，中国也对德宣战。限于国力，中国未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战场，而约有15万华工，被英法等国招雇，正在英国与法国的战区和后勤区充当劳工。当青年会发出号召，动员大学生们特别是兼通双语的中国留学生赴欧洲战场为华工服务时，晏阳初在耶鲁的学业也行将告一段落。他按捺不住激奋不已的心情，在爱的趋使下──爱国之心、爱人之心、爱主之心，毅然投笔从戎。于1918年6月初的一天，即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毅然踏上了人生路上新的征程。

离开耶鲁大学的时候，回首两年来的校园生活，心中漾起一片深深的眷恋。他以无限的深情告别母校：

    难忘的耶大！难忘的常春藤！在你的绿荫下，我所得的远超过一张文凭和两

个春天。你使我爱上了民主的常春。这爱永驻我心，亢奋我的脉搏，雄壮我的歌

声。我要唱，唱我的爱，希望唱出一个民主常春的新时代。②

   五、发现“新人”

    1918年夏，晏阳初与两位中国大学生随同美国军队乘军舰首途欧洲。在大西洋上，鱼雷满布，临近欧洲大陆时敌舰频繁出没。同行的有三条军舰，前一条和后一条均被鱼雷炸沉，唯独他所乘中间的一条军舰幸免于难。6月，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至此，晏阳初开始了平民教育生涯。

战争开始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已在法军华工营中开展服务和福利工作。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史义璇已于1917年来法参加这项工作。晏阳初来到布朗后，立即在工营中参加了为华工的服务。

布朗有5000名华工，他们来自中国北方农村，来法前受尽苦难，缺衣少食，无从上学。他们虽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与正义豪爽的性格，但因不识字，无知识。到欧洲后，成天修筑道路，挖掘战壕，运枪械弹药，掩埋尸体，劳动强度很大，语言又不通，常被军官们鞭打斥骂，奴役虐待。寂寞单调，是战区生活的写照。夕阳西沉后，华工的时间尤难打发。每一工营均有公共食堂，同时又是晚饭后的聚会所。有时在这里放电影，放留声机唱片，或做点游戏。中国学生就选择报纸上的中国动态、欧洲战况在这里口译给华工听。

    一天晚上，一位华工来找晏阳初，胆怯地问：“晏先生，您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晏阳初爽快地为他写了。第二天，有四五个人找他写信，一个月后，每晚有几百人了。信均很简单，报平安外，就是兑钱回家。但每天晚上写信，白天汇兑，工作量很大，相当揪揪揪揪?/P>

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08页。

②《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08页。

烦琐，需要很大的忍耐。几个月后，他灵机一动，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将5000华工都拉去开会。他站在台上说：“从今天起，我不替你们写信了，也不讲时事了。”台下一阵喧哗，说晏阳初真会开玩笑。他继续讲：“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识字，写信。”又是一阵喧哗。他又说：“愿意学的请举手。”会场鸦雀无声。沉默一会儿后，有40多人陆续举起了手。

那一晚，是晏阳初最难忘的一晚。就在公共食堂里，他和几个华工围坐在一张饭桌。他面前放着一块小石板，一枝石笔。他作“开学训话” ：

    我先教你们认数目字，这样你们才会认钱，数钱，慢慢再学汇钱。人生在世，

不是为赚钱，可是为了生活不能不赚钱。你们冒险来这里，辛辛苦苦地工作，为

的是赚钱养家。好不容易赚了钱，自己却不会寄回家。我愿意为你们汇钱，但是

我知道，你们觉得不好意思总是求人。求人不如求己。认字不是什么难事，只要

肯用心，天下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事。①

回答是沉默，也没有人散伙。晏阳初“开讲”了。他开始教写“一、二、三、四、五”，再教阿拉伯数字。华工们跟着用手在大腿上比划，眼中闪着光，嘴中念着数，态度极其认真。此情此景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动的。公共食堂里，没有讲台，没有黑板，没有课桌椅。一切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工营中发给每个学员一块小石板，一根石笔。华工教育就这样起步了。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彻底实现和高度发挥。

在教学过程中，他把握着两个原则，一是因人施教，二是就地取材。他说：

    教他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发展脑力以适应生活的需要。因此，所教的是他们

生活中最常用的字、最需要的字，所谓“就地取材”，就是从生活中吸取教材，为的

是密切连接教育与生活。②

会写数字后，便开始学写自己的名字。当他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时，高兴得了不得。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正看侧看，得意中有一份骄傲。”然后，晏阳初教华工们写家信，如“父母亲” 、“大人” 、“平安” 、“健康”等。就这样，40多位“苦力” ，每晚1小时，4个月后，其中有35位可以写家信了。为鼓励他们，他请了一位将军来主持毕业典礼。5000华工赴会，35位考试合格者，一一从将军的手中领得一张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这成了华工营的一条头号新闻，也是人类教育史上一桩破天荒的事。

首届识字班光荣毕业，5000华工对35人刮目相看，均羡慕万分。第二班招生，有近300人报名。第三班招生时，报名者竟超过了1000人。见此情景，主管的一个主持华工战地服务工作的英国军官，来布朗视察，发现华工营中书声琅琅，许多华工手不释卷地专心攻读，大受感动。他返回巴黎后，即来电邀请晏阳初主持20万华工们的教育工作。布朗营中的寇耳上校命令晏阳初教所有的5000余华工识字。晏阳初纵有三头六臂，也是爱莫能助。但这是军令，岂能不从？情急智生，一种新的教学法突露曙光。他将营中华工加以编排，分组学习。由识字班的毕业生分别教导始学者。35位新教员，立即活跃于工营。这就是后来“导生传习制”之萌芽。这35位新教员为了要教别人，不失面子，便继续充实自己，故不断长进。晏阳初在《九十自述》中指出：“1920年，我回到中国，在各地推行识字运动，教学的基本原则，大致上本之于在法国所实验的。此法名称为‘导生制’，意思是以学生引导学生。”“导生制”实施后，在华工各营引起强烈反响，都认为这是一种扫除文盲的好办法。

    华工识字的人日渐增多，阅读能力日渐提高，同时也向晏阳初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主要的有二：一是教科书，一是日常读物。也就是平民教育规范化和巩固识字成果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思之再三” ，做了一些实验。他说，这些实验“对后来的平民教育起了重大的作用” 。

    当时在法国工营，他每天为各种繁琐事务奔忙，书籍缺乏。而且他及其他中国学生均没有编写教科书的经验。他认为旧式启蒙书如《三字经》、《千字文》虽不合现代之用，但它们简洁的文字琅琅上口的节奏韵律与隽永的故事，以及选择千余字作初学读本的构想，

仍是值得参考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一本中文字典及国内寄来的报章中，选择了极常用揪揪揪揪?/P>

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32页。

②《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33页。

的单字和复词，再加上华工的通俗口语及平常家信习用的词语，从中筛选出共1000余字，作为华工识字的基本教材。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国内推行识字运动，请了许多专家编写《平民千字课》，内容与在法国用

的教材差别很大，但以千余字为初学基础的概念，溯源于旅法时期。①

为了巩固课堂学习成绩，提供课外读物，晏阳初于1919年1月15日创办了《华工周报》。这是在一战时期华工营中为华工阅读的第一份报纸，也可能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工人报纸。编辑部里只有两个人，除晏阳初外，另一位是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的傅若愚。撰写稿件，刻写钢板，跑印刷厂，皆由两人承担。纸张及印刷费，由基督教青年会承担。报纸采用石印，印数为500－1000份，印好后在华工营中分发。

《华工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由晏阳初执笔的发刊词《本报特告》，说明本报宗旨是“开通华工的知识，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投稿的要求是“文字以官话为合宜，题论以进德智为标准” 。这开宗明义的《特告》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德智并重，反映了东西方教育的融合。重德显然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孔子一生主张“以德治国，以德育人” ，强调道德教化。重智则是西方教育的传统。从苏格拉底到杜威，他们认为，知识是生活的工具，都强调教育要授人以知识。重德轻智与重智轻德，都不是完整的教育，而德智并重，才趋于合理。以官话作为书面语言，体现了紧跟时代潮流，适应国内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改革精神。

《华工周报》创刊，正值1919年新年之际，所以又登载了晏阳初的《恭贺新年：三喜三乐》。文章鼓励华工要乐观对待自己的境遇，向美与善的方面努力；并要警戒自己，将思身、思家、思国结合起来。勤俭节约，戒烟戒赌，洁身自爱。要有国家观念，时刻意识到“自己就是中国全国全族的代表” ，把自己的言行举止与国家的荣辱联系起来。努力增广自己的见闻，将来回到祖国，努力为兴家立业，强种强国而做出贡献。

为了适应华工的阅读能力和兴趣，《华工周报》的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栏目多样。旨在益智的，设“论说” 、“祖国消息” 、“欧美近闻” 、“欧战小史” 、“世界奇闻” 。为了进德，辟有“名人传略” ；为了联络感情，设“华工近况” 。《周报》常举办征文比赛，题目多与国家社会有关，旨在激发华工的思想，开扩胸怀，热心公益。《周报》发行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 ，大意如下：

    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

便宜了，只十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个法郎。②

    华工们辛勤劳动，只有微薄的收入，但竟肯用三年的积蓄支持这张小小的报纸！这笔积蓄是冒死赚的血汗钱啊。目睹华工们动人的义举，晏阳初深受感动。他憬悟到，努力解除苦力的痛苦，开发苦力的潜力，当是今后为国民服务的方向。他说：“我在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也许还要重要。”数千年来，这种人被认为是没脑筋的人，没有时间读书，也没人教他们。自此而后，他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要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他发出一感人肺腑之言：

    教育劳苦大众，是一种使命，也可以是教育的革命，我要为这革命而出家，

就是抛弃荣华富贵。劳苦大众所需要的，不是脑筋，而是机会，受教育的机会。

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

    那个时候，我就想做平民教育工作。平字是一个很好的字，有两个大意义。

一方面，是平等的意思。不管是黄人、白人、黑人、穷人、富人，人格都是平

等的。有了人格的平等，进一步求教育的机会平等，平社会之不平。平民教育

就是全民教育。另方面，平是天下太平。如果人人无机会受平等的教育，天下

不会太平。③

揪揪揪揪?/P>

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38页。

②《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42－543页。

③《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42－543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工被遣散归国。但晏阳初的华工教育，却引起国内外人士

的注目。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对此奖勉有加。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者甚众，不少人得了“铁十字架”奖章。华工初入法时，识字的仅占20％左右；1920年底，识字者增至38％左右。

晏阳初立志从事平民教育，但深感自己的学识需要充实，当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研究所给他奖学金，于是他考虑返美再行进修之计。1919年6月9日，他和蒋廷黻等登海轮，驶向大西洋西岸。在法国的工作便告结束。晏阳初说，“这一段，正是我一生事业的开端。”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年，成绩不错，得到硕士学位，奖学金也可以继续申请。但优游林下的生活，未能使他“乐不思蜀” 。恰恰相反，更加触动了他一个赤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

    美国的富裕和民主，更使我深惭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我怀疑，在学校里所学的，

有多少可实用于中国的改革。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和安乐社会，非一举可成，而

当从基层做起，扫除文盲，普及教育。需要从下而上的革命，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

有同感。虽然各党派，团体，各个人，仍在探索理论的基础和行动的方案。那是一

个惶惑动荡的时代，旧的制度和观念在解体，有志之士纷纷想在新时代中一显身手。 ①

此时，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运动，“实已为消除文盲工作跃进一大步” 。他设想，如果改进教育工具，把在法国编行的华工识字课本，重加修正，适用一般平民，同时广延博招志愿的教员，在各处举办为期4月的识字班，可望在短期内扫除中国的文盲。他还认识到，中国人家庭意识强，社会意识弱，需要一个基地，一个援助的组织。而基督教青年会素来热心服务社会。为此，他专门到纽约访问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副总干事福勃旦尔·薄克曼，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构想。薄克曼告诉他，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当乐于援助，可与该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商讨。正值此时，巴中来信，提到母亲体弱多病，这一消息，更使晏阳初归心似箭，心早飞向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六、识字运动

    1920年7月29日，晏阳初搭乘“俄罗斯皇后”号海轮，启程回国。在辽阔的太平洋海面上漂泊，海水一样的湛蓝，波涛一样的汹涌，但与四年前的心情却大不一样。学成归国的青年晏阳初雄心勃勃，在经历了科学民主洗礼与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熏陶之后，胸中的烈火燃烧得更旺。他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对于苦难中的祖国，他早已以身相许。回国

后，不做别的事，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劳苦大众的事业，他坚信“四万万同胞，勃然兴起，普及教育，人人自振，个个自新” ，中华民族一定会强盛！

8月14日，“俄罗斯皇后”号在上海港靠岸。阔别四年的晏阳初，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游子回乡，心情本该格外兴奋，但是，眼前的一切，却使他心中感到格外的沉重。黄浦江边，高大的西洋式建筑群与马路边衣不蔽体的饥民强烈的反差依旧。国家没有进步，贫困与落后仍笼罩者祖国的大地。走出港区，晏阳初叫了一辆人力车拖运行李，往16铺方向去。忽然一个洋人乘一辆马车从后面驶来，那洋人神气十足，威风凛凛。当马车将要超过人力车时，洋人扬鞭猛地向人力车夫抽打下来，随后扬长而去。此情此景，令晏阳初悲愤无比，洋人在中国的国土上仍在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苦力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还在遭受践踏。残酷的现实更加坚定了他从事平民教育的信念。

    回国后的晏阳初，满腔热血，一门心思要把在法国开创的劳动群众的教育事业，在国内推进。茫茫海宇，当从何处入手呢？此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被提到头等重要地位，国民教育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还只是零星的，慈善性的，以儿童为

范围的。以一般苦力为对象的平民教育，虽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蔡元培、邓中夏、罗家伦等人的倡导，却多为思想理论的宣传。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庶民地位揪揪揪揪?/P>

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46页。

与权利的张扬中，也阐发了平民教育的思想。而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有组织有系统地从理论的研究到具体的实验推行，还未见到。这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借助团体或机构的力量。根据离美前福勒且尔·薄克曼的建议，晏阳初立即赶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部，拜访了总干事余日章。

余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获硕士学位。武昌起义后，组织红十字会，自任会长，并充任黎元洪临时总统的英文秘书。1917年脱离政界，接替王正廷出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此时，余日章正在为青年会物色人才，他早已知道晏阳初的经历，所以当即邀请晏阳初参加青年会。晏阳初告诉余日章：“我很钦佩青年会的工作，但是，我的志向是办平民教育，把在法国开始的事业继续在国内推展起来。”看到晏阳初的决心如此坚定，余日章说：“平民教育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青年会将全力支持。现可在会内增设一个‘平民教育部’，就请你来主持。青年会总会设在上海，人力、物力供应较为方便，会内的美籍人员饶伯森（Dr. C. H. Robercson）,还有皮特医生（Willian Wesley Peter）也都倡导用图表、仪器、幻灯片为辅助工具的直听教育，让他们协助你好了。青年会在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分会，他们也会协助你在各地开展工作的。”

晏阳初为青年会平民教育科制定了“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实用目标编写教材进行教学”的工作方针。首先对当时散布在各地的贫民学校、工读学校，进行缜密的调查，详细考察它们实施的情形。经过调查，发现在中国举办平民教育有三大困难。第一是“穷难”──老百姓贫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没有钱支持他们去受教育；第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接受教育；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难认难写。解决“三难”的对策，就是举办经济的（以最少的金钱，收最大的效益）、简单的（以最短的时间，获最充分的知识）、基础的（授与最适用的读写知能）民众教育。因此，平民教育的第一阶段工作，就须以识字运动的姿态出现。急需干的几件事情是：

    第一是“选字” 。中国文字数以万计。清代出版的《康熙字典》收有汉字47035个字，一般的中国人，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学会。生活中常用的汉字有3000多个。但要求已成年的中国文盲掌握这3000字，也绝非易事，还需最大限度地精简。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大工程。晏阳初前后动员了50多人，搜集当时民众日常使用的有关文件以及白话文书刊，如小说、戏剧、民歌、帐簿、文契、告示、街名、商店招牌等等，共搜集了150万字的材

料。统计每个字出现的次数，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确定为常用字。再从常用字中筛选出出现频率最多的字1000多个，作为基本字。

第二件事是编教材。这是更困难的事，要按照平民大众的接受能力，还要考虑到课文的先易后难的原则，并需注意内容的精炼，初步编出白话文课本《平民千字课》二册，以供急需。

第三件事是选定地区实验试用。

第一个选定的地区，是湖南的长沙。

1922年的春天，晏阳初与工作人员抵达长沙。工作步骤分五步：（一）分别拜访当地各界领袖、社会贤达，说明来意，请求支持帮助。（二）扩大宣传，发动全城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宣传，张贴宣传图画、散发传单，上街直接向民众宣传。组织中小学生与各界青年代表游行，向街旁群众喊话：“你们识不识字？”“不识字就是瞎子！”“我们办平民学校是为瞎子治病的！”一路上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三）招生。游行后的第二天，把大中学生组织起来，将长沙全城分为52段，分头挨家挨户去动员劝说。一连三个下午，共招到1300多人。（四）找校舍。工作人员与学生骨干，分别去借行会、机关、寺庙、居民的空闲房屋。由于各界对动员民众识字，有了认识，纷纷支持。校舍顺利解决。（五）请教师。共需要150名教师，晏阳初召开了全市中小学教师会议，进行动员，讲明开展平民识字教育的意义，并申明工作完全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他**意义务教学的人站起来。结果全体到会的教师都站起来了。所需150名教师的问题顺利解决。短短十多天，50多处平民教育就办起来了。

50多处识字班同时开学。条件极差，课桌椅、黑板、纸笔都不齐全，但教师与学生热情高涨。万事开头难，教学中困难重重，在一个城市内如此大规模地开展识字教育，没有先例，没有经验，问题也在所难免。这一消息传至全国，就招致来许多非难、反对。有一些顽固的旧派人物，站出来指指点点，甚至在许多报纸上，冷嘲热讽，攻击诋毁。如责难用白话文教学，反对采用简笔字等等。但是，这一运动受到了许��开明人士热情肯定，特别是受到广大民众由衷的欢迎。这给晏阳初以极大的鼓舞。

在法国的华工教育中，晏阳初迎合时代的进步潮流，创造性地运用白话文首创劳工识字教育，与国内新文化运动大众化民族化民主化的方向，不谋而合。现在回到国内推行平民教育，仍坚持改革的方向。坚决地倡行白话文教学，采用简笔字与注音字母。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文言文教学中的缺限──模仿古人的表达方式，运用古人的语言工具表达今人思想，误导被教育者背离现实的经验世界的错误。这是一种思想方式的转变，它反映了晏阳初和他的同道者们，已经走出了传统文字教育筑成的高楼，而扎扎实实地回落到了人间。

在学界朋友们的帮助下，《平民千字课》的续编修订工作也在进行。朱经农、陶行知、瞿菊农、孙伏园等人积极参加。以后在试用中又不断充实提高，一套崭新的，面向新对象，包含新内容，运用新方法的平民千字课本逐渐完善成型。这成为中国近代教材史上的新篇章。

长沙的平民教育进行了四个月，第一期毕业有956人，学生年龄从14岁到58岁，代表着52种不同的职业。举行毕业典礼时，省长赵恒惕发授毕业证。打赤脚的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到过去秀才才可以领到的文凭，开中国教育的一个新纪元。长沙的平民教育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头，随即产生了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继续推进识字运动。几年后，受过识字教育的平民有20万之多。青年毛泽东也曾参加了长沙的识字教育的宣传工作。

    继长沙之后，1923年春山东烟台基督教青年会电邀晏阳初前往推动平教工作。该地已于半年前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机构已臻完成，加上有长沙的经验，抵达烟台后，工作颇为顺利。先组织了50个团体的15000人参加游行宣传。第一期招收学生2000多人，开100多个班，聘请义务教员100人，于7月底结业，毕业学生1500人。8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朱其慧女士特地从北京赶来，为毕业学生颁发“识字国民证书”，并在大会上讲演。她十分感慨地说：“今天这样毕业典礼，我从未见过，使我非常感动。毕业生中有64岁的老婆婆，有十来岁的小孩子，有372名家庭妇女，有打着赤脚的泥腿子，有男的，有女的。这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平民教育。这才是实现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她越讲越激昂，最后表示：“今后我要发一个深心大愿，从今天起，我要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平民教育的事业！”①

朱其慧（1876－1931），字淑雅，江苏宝山人。是北洋政府财务总长，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之夫人。她支持协助熊希龄创办时务学堂、湖南西路师范讲习所、北京香山慈幼园等新式教育机构。1922年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后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以缠足之“名门淑女”，平生不畏艰难，热心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赞助颇多，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尤其给予关注与支持，出资出力，在所不辞。在烟台平教工作之后，又在晏阳初的陪同下，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亲赴嘉兴、武昌、南京、杭州等地协助推进平民教育运动。

嘉兴的平民识字运动中，香山中学创造了幻灯教学新方法。课堂上教学次序为先画片、次课文、后单字。如教一家人吃饭的教材，教师先用幻灯在幕布上打出画面，询问画面上所表示的人物与活动。然后进行“一家人口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一同吃饭”课文教学，反复领读。最后再教认单字，进行复习。教学过程符合由已知到未知的教学原理，这一教学过程约需40分钟。听讲学生可容纳200多人。

长沙、烟台、嘉兴三个人文环境各不相同的城市，应用科学方法作开展平民教育的比

较研究，异中求同，获得若干可适用于全国的原则与方法。一时间，大江南北大中城市，平民识字运动蔚然成风，成千上万的男女民众涌进了平民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著名社会人士熊希龄、梁启超、胡适之、陶行知、袁观澜、蒋梦龄等也积极参揪揪揪揪?/P>

①陶行知、朱经农主编《平民千字课》，1923年8月上海刊。

与其间。

为适应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的需要，亟需成立一总的领导机构加以协调与推动。1923年5月，在上海沧州旅馆由朱其慧邀请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袁观澜、傅若愚等，召开了筹备会议。讨论了将平民教育推行于全国的计划。决定改编《平民千字课》，由朱经农、陶行知负责，聘请教育专家刘伯明、任鸿隽、王云五、卫廷生、郑宗海、陈启天、王伯秋、陆志韦、朱君毅、陈鹤琴等参加。修改后的《平民千字课》，于1923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四册96课，供每日一小时，96日或16周教学之用。每册千字课的扉页刊载《目的》三项：“（一）培养人生与共和国民必不可少的精神和态度。（二）训练处理家常信札帐目和别的应用文字的能力。（三）培养继续看书读报和领略优良教育的基本能力。”①

1923年8月21－26日，在北京西郊清华学校，由朱其慧主持召开成立会议。晏阳初致词，阐述平民教育之宗旨、真义、要项。强调平民教育“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教育事业，且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平民教育事业。”会议通过简章，宣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正式成立。选举朱其慧为总会董事长，陶行知为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主持工作。经朱其慧恳切函商，余日章忍痛割爱，准予晏阳初辞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24年8月，晏阳初北上北京视事，总会机关设在熊希龄、朱其慧捐助的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宅院内。

总会成立之后，平民教育运动又有了新的进展。继城市平民之后，又举办了妇女识字与士兵识字运动。其中军队的识字运动颇值得一记。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军主帅张作霖即已认识到：“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无学识的将校尤不足指挥。”故决定锐意草新，严加整饬，令长子张学良主持改革。晏阳初适时地找到张学良，说明识字教育的旨趣与方法，商定实施计划。1924年夏，奉军系统内强迫教育计划开始实施。组成士兵识字教育委员会，张学良任主席。先行识字测验，发现士兵中84％的人是文盲。晏阳初采用法国华工营中的“导生制”办法，在军营中指定官长为教师，识字士兵担任助教或指导。每日上课二小时，第一小时由官长用幻灯教学，第二小时将各营文盲分组，每组15－20人，由助教个别指导。薄克曼应邀来奉天参观。配合军队教学，编印了士兵用《平民千字课》5万套。刊行《士兵周刊》，文图并茂，受到欢迎。

还在法国时期，晏阳初已认识到，华工营中的苦力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乡村，乡村就是中国的缩影。所以乡村平民教育是救国建国的根本。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机构上，就是特设乡村教育部，聘请曾在法国主持《华工周报》的傅若愚任该部主任。该部与总务、调查研究、平民文学、推广与训练、供应与设备五部并列。同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华南、华中、华东、华西、东北、西北七大区，分别进行普遍的提倡与集中的提倡。目标是：在农村（一）完全消除文盲；（二）引入卫生保健方法；（三）实施农业改良。

    1924年11月，确定河北省的保定道20县、宛平县、通县、获鹿县为农村平民教育的试点。晏阳初与傅若愚先后步行来往于这些乡村，作实际推动。配合识字教育，在《平民千字课》之外，又编印了《平民常识》，创刊了《农民旬刊》。《农民旬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农民报纸。该报登载有关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常识，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如1925年5月11日出刊的一期上，第一篇文章是傅若愚（葆琛）写的《一个种树的好教训》，记述了民国6年（1917年）洪水冲坏了定县境内沙河堤，灾后重修河堤时，种上了树。河堤旁的邰村，因平日注意保护堤树，结果在7年后的1924年，沙河再次发大水，护堤完好，免受水害。而30里外的另一个村，因乱坎乱伐毁坏了河堤，结果大水把全村都淹了。文章提醒广大农民，绝不可因眼前利益而乱砍树林，要注意保护树木。

农村平民教育的实验取得了很大进展。以保定道20县为例，到1926年冬，二年间，先后接受平民教育的农民达5万余人，共有三届毕业生共计3000余人。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在农村集中开展农民识字教育运动的一次实践，同时也是晏阳初

揪揪揪揪?/P>

①《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261页。吴相湘：《晏阳初传》第62－63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面向农村进行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的预演。

   七、定县实验

    1925年，平教总会在通县筹备集中的农村平民教育实验，因军阀战争延绵未断，而被迫中止。他们并不气馁，积极物色更为适当的地区以便继续。恰在此时，一本《翟城村志》的书引起了晏阳初的兴趣。翟城村位于河北省定县的东部，以米姓人口占多数。清朝末年，乡绅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