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经学思想探析

崔 锐

文章来源于：《人民论坛》2011年8月。

【摘要】魏源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过程中的重要代表学者。虽然他不能摆脱传统学术思想的范畴，但他的研究，扩大了今文经学的研究范围，为晚清今文经学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为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体现了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

【关键词】魏源   今文经学   通经致用

　　在晚清初期今文经学研究的学者中，如果说龚自珍的地位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那么魏源则更进一步，提出更为激进的“以经术为治术”主张，①以极端实用的态度对待学术。魏氏从阐发《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出发，推而至于群经，引为“经世致用”，具体论证了“以经术为治术”之路径，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经学体系。

魏源的今文经学研究

　　魏源今文经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是《诗古微》与《书古微》。他以此为工具而力攻当时学界占据优势地位的考据学。

　　《诗古微》。《诗古微》以“古微”为名，通过对西汉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授源流进行系统考察，认为三家《诗》“主作诗之意，而亦间及编诗、采诗之意”，它是古代社会生活、人物、事件以及感情的体现，而非“美刺”之说，其特征是“诗乐合一”。而“《毛序》虽以采诗、编诗之意为主”，但“推其义例，可见序《诗》者与作诗之意绝不相蒙。”然而，三家《诗》“之得者在原诗人之本旨”，“取义微妙”、“借词证明”，是“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②虽然魏源的《诗古微》将三家《诗》合而为一，变乱三家家法，并以宋儒及明儒学说为主，而遭后人变乱家法之讥。③但《诗古微》在今文经学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如梁启超就认为魏源的观点，“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④为近代学者研究《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阐述圣人之“道”、“微言大义”进一步提供了依据。

　　《书古微》。1855年，魏源撰成《书古微》，其主旨在于“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⑤该书其例有四：一是“补亡”，即补《舜典》、《汤诰》、《泰誓》、《武成》、《牧誓》、《度邑》、《作雒》、《周诰》等文献之阙佚。二是“正伪”，即订正前人讹误，如“正《典》、《谟》之‘稽古’为‘通三统’，正‘放勋’、‘重华’、‘文命’为‘有天下之号而非各’”等。三是“稽地”，即考察地理，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决之渎”。四是“象天”，即考释天文星象。同时，魏源还考察了西汉今文经学在后世走向衰落的原因。他指出，今文经学发展到极盛之时，逐渐成为学者追求利禄的手段与工具，由此导致学术研究走向烦琐，使得古文经学乘机而入，这是造成今文经学盛极而衰的重要原因。因此，魏源主张将“利禄之徒”之今文经学与欧阳、夏侯等之今文经学区别开来。虽然魏源的《书古微》“逞臆武断之弊，较前儒为更甚”，⑥但该书进一步扩大了今文经学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声势，拓展了今文经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亦为晚清今文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魏源的经学思想

　　“三统”说与变易观。为了给自己的改革思想寻找到合法的理论依据，魏源对“三统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发挥。魏源认为“通三统”之义，“若史家正统之例，则实本《春秋》通三统之义。”⑦因此，他十分重视《春秋繁露》及其中的“三统”之义。既然“正统本于三统”，那么历史之“正统”也就是前后相继，不断变化的。由三代“通三统”之义推而广之，魏源主张“应时而当变”。与此相对应，他将历史的变易观推及于万事万物，从多个角度举出大量事实论证：新旧时代嬗变是历史本身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祖宗、“圣人”、“天地”都不可阻挡这种变化，所以魏源反对固步自封、泥古不化。他批评那些称“三代是黄金时代”、“古人胜今人，古代的事物胜于后代”的人是“俗儒”、“庸儒”，并指出历史上提倡复三代之古的做法非但都没有实现，相反还在实际上给社会带来灾难。

　　不过，在魏源看来，虽然礼乐、兵刑、食货等是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这些都是“器”，而“道”则是不变的，所谓“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⑧魏源由“通三统”而推出的变易观念，带有浓厚的改良色彩，虽仍不免属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但这毕竟是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高扬改革当代弊政之旗，其勇气与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通经致用”。在魏源的经学研究中，无论是他讲的变易思想，还是循环的“通三统”理论，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论证“治道”。魏源认为“六经皆圣人忧患之书”，因此应该“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以有助于当世。而当世之“显学”——音韵训诂考辨之学非但不能体现“先王之道”，而且遮蔽与削弱了“先王之道”。在魏源看来，研究历史的治乱，总结其盛衰、变化规律，探究缘由，以“救裨当世”，才是真正的“学”，那些脱离实际、空疏陈腐或烦琐拖沓的“学术”应该被革除掉。这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之论。另外，魏源一向强调“道”、“用”结合，认为所谓“先王之道”并非深不可及、深奥莫测的事物，而是体现于治国经世、民生日用的实事之中。对魏源而言，治国的功利途径尽管是重要的，但对于完善自我和道德社会的儒家意识来说，这些技术性的功利手段仍然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

　　“夷夏之辨”与“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撰成《海国图志》，并随后将其扩充为一百卷。正如魏源自己所说，“彼(昔日海图之书)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此书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之功。⑨魏源说道：“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⑩可以看出，魏源的表述中还带有一些“用夏变夷”的意味，但毋庸置疑，他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之外还存在着“礼仪之邦”，还有值得“天朝”学习之处。魏源还进一步解释道，“从古不通中国之地”也有“教化之国”，“远客之中”也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之人，他们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况且“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shu而已”。{11}因此，他主张主动了解“夷情”以为“师夷”。为了维护“大一统”局面而提出“师夷”的口号等于在经学内部为西学的引入撕开了一个口子，这意味着清代经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引西学入经学。魏氏所论，实际上也开了近代“中体西用”之先河，{12}成为以西方为范本的近代化运动理论的滥觞。面对外敌的入侵，魏源认为不仅需要“师夷以制夷”，而且需要加强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即“满汉一体”。这一点在他的《圣武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可否认，魏源的天下观、夷夏观仍然以儒家教化为中心，是用一种新的夷夏观与内外矛盾来代替原有的满汉矛盾、种族平等等问题，但收揽人心、聚集人才等论点的提出，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加强王朝内部的团结与认同感在抵抗外来征服时的重要性，显然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萌芽的色彩。结论在魏源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他将“经术”、“文章”以及“微言大义”融为一体，并称之为“道”，亦即儒家的道德哲学。

　　这种道德哲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无论对于何种关涉外界的关系，它都含有一种个人道德修养在外部世界社会政治行为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其次，设定的理想共同体是由儒家“天下”观念所集中体现的超国家的道德秩序。魏源从《公羊春秋》出发，阐发“微言大义”，发挥引申“通三统”、“大一统”、“变易”等观念，又在鸦片战争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撰写《诗古微》、《书古微》等论着向古文经学发动攻击，其主旨不外乎“以经术为治术”、“通经为文，经世致用”。他的观点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迈出关键的一步，使得学术界的风气为之一变，也为晚清学术的转型埋下了伏笔。不过，让魏源始料未及的是，他对今文经学的改造以及在经学内部引入西学，开启了中、西学的融合与冲突之路，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与侵蚀了其所供奉的“通经致用”的基础——经学。并且，他个人对于这种中、西学之间的冲突无能为力。同时，自己出于维护“大一统”、保存“先王之道”的目的而提出的“师夷”主张，遭到了时代与后来者��不断扩大，“师夷长技”的实用价值取向最终成了保存“先王之道”的经学的掘墓者。当然，这不仅仅是魏源个人面临的困境，也是“通经致用”主张本身无法逃脱的窠臼，更是近代经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注释

①②⑤⑦⑧⑨魏源：《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4、121、109、131、48、207页。

③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⑥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

⑩{11}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8、1888页。

{12}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43页。

(作者为陕西教育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