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

——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孙庆忠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黄淑娉：广东台山人，1930年生于香港，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先后执教于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山大学。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等职，是我国人类学领域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在五十多年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她秉承了两大学术传统：其一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传统。为了将老一代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思想付诸实践，她曾在壮、傣、侗、黎、苗、瑶、畲、纳西、彝、布朗、基诺、拉祜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作田野调查研究;其二是中山大学时期紧承杨成志、梁钊韬先生的衣钵，延续了“南派”人类学研究之长。担任系主任期间，一直力主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综合研究，并以广东汉族三民系为中心进行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其代表性著作有《原始社会史》(1984年)、《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6年)、《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1999年)、《广东世仆制研究》(2001年)、《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2003年)等。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人类学博士。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认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但由于西方人类学传统和5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与学术实践等原因，直至8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仍显沉寂。作为较早倡导汉族研究并亲躬实践的学者之一，著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早在人类学重建初期就力主“大力开展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并从90年代开始专注于“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的研究。作为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全程参与者，她的专业训练、学术定位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她始终富有前瞻性地把握着学科发展的主脉。她有关汉人社会的研究著作，既有对南下汉人移民历史的考察、文化习俗的探源，也有对海外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研究的理性回应，更有对岭南区域文化的宏观把握和研究方法的反思。这些研究为中国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品质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孙庆忠(以下简称孙)：中国社会学素有人类学传统，其源头在燕京大学的社区研究。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领导的一代社会学家使中国社会学的“燕京学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望。您从1947年开始在燕京读书，在5年的大学教育期间，这种传统对您有哪些影响?当时，哪位先生的哪门课程对您影响最深?哪个研究领域为您所钟爱?

黄淑娉(以下简称黄)：我在燕京大学念书，入学时在生物系读医预科，读医预是准备去协和(医科大学)的，在协和学医都要先到燕京念三年预科，然后进协和读五年。我成绩不好，身体也不好，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那时候是动荡的年代，解放后我转到了社会学系。我只念了本科，没有深造的机会，学习期间不断有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等。刚解放不久，我当了我们系的青年团支部书记，社会工作多，实际上没念多少书。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从1922年起建立社会学系，比首创社会学系的沪江大学晚一年。燕京社会学系是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兴办的，早期聘有6位美国教师，后来聘中国教师。20年代末30年代初留美归国的吴文藻、雷洁琼、严景耀、赵承信等教授在系里执教。1934年吴文藻先生任系主任。1953年吴先生从日本回国，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吴先生最早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要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以此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出以此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他认为功能学派对中国最有用。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了30多年，晚年仍致力于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吴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有深刻影响，我在日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实践过程中对此日益有深切的体会。

40年代末的社会学系主任是林耀华先生。林先生开设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当代社会学说、初民社会等课程。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先生开都市社区、人口与社会等。严景耀先生开社会学理论、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法律与社会、犯罪学等。雷洁琼先生开社会行政、妇女与社会等。陈永龄先生开边疆社会、社会调查方法等。1950年翦伯赞先生来社会学系任教，给我们上中国社会史，讲得十分精彩，受到热烈欢迎。刘春同志(国家民委副主任)上的民族政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此外还有中国史、统计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同学们可以在其它系选课。在我修习的课程中，最感兴趣的是体质人类学，林先生在哈佛大学念博士时，研究过500多个头盖骨，给我们上课时他正在写《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我对体质人类学的兴趣还缘于我对生物学的兴趣。林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从猿转变到人的问题，翦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述中国社会史，刘春先生结合中国革命的问题讲民族政策，陈永龄先生的边疆社会等课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我对这些课印象很深，得到很大的收获。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读研究生，但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还是有很多学习机会。时值院系调整，有许多老前辈，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等云集研究部，我所在的中东南民族研究室先后由费孝通、潘光旦先生任主任。我的一点肤浅知识远不能胜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之需。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工作中学习。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认识不足和主观努力不够，未能充分利用所处的优越条件向老一辈学习，至今常引以为憾。50年代末，反右以后，我想过今后要走的道路这个问题，我想走民族学研究(当时不叫人类学)这条路，具体来说怎么走呢?记得当时的一些零星想法，认为要在中国研究民族学，必须对中国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还要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这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学科理论方法的研究。因此，我必须积极参加田野调查研究，要对各民族文化有系统的知识，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理论联系实际。那时我想自己如果能在学术道路上走到底的话，这是一个方向。50年代有很多田野调查机会，我走了南方几个省，先后在湖南、广西、福建、浙江、广东、云南、内蒙古等地调查，对不同民族的异同及其区分的标志有所体会，具体认识什么是民族文化。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请来苏联专家H. H. 切博克萨洛夫，他给研究生开设世界民族志等课程，沈家驹先生和我作为专家的助手，我们常常琢磨世界民族志课程贯穿的思想是什么。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人类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因而加以撤销，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联民族学与西方人类学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认为世界民族志课程最明显的是突出了民族解放运动，而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族志描述同样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包括各族的语言，重视历史起源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了《世界各族人民》丛书共十几卷，对我们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在当时是困难的，人类学被撤销，民族学正在受批判，老一辈被批判，不少人在反右时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也在被批判之列。重新学习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经历了蹉跎岁月，回到自己岗位的时候，虽已年近半百，还是下决心按照原来设想的方向走去。吴文藻先生主张中国人类学研究应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他提出的理论架构、针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人才的主张，仍有实际意义。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等前辈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影响。我在工作中也深深体会必须重视理论学习，学习各派所长，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问题。

孙：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的学术研究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然而，我在与学生进行今昔比较的讨论中，他们曾质疑学界的评论大有厚古薄今之嫌，因为与老一辈学人相比，新一代中坚力量在引介西方理论中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那为什么说老一辈站在了世界人类学的前沿，而评价当下学界却说循复西方理论而缺乏独立创新?您认为个中滋味我们应该如何评说呢?

黄：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国人类学家研究中国的书，没有哪一本不提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和林先生的《金翼》的。同一时期的著作还有杨懋春先生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及其他等。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普遍的影响，固然由于这些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人类学著作有其典型性、代表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书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外国人看得懂，中文书外国人大多看不懂。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也有重要的影响，《乡土中国》一书是研究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一部经典著作，直到现在还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尽管费先生后来说当时是写一篇算一篇，得些稿费补贴生活，实际上你一篇篇地看，便体会到《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做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一些概念，帮助我们具体地理解中国社会。费先生后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等，更是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概念和理论。林耀华先生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他经过田野调查写成的硕士论文，是他二十多岁时的作品，仔细地读，你会发现它描述中国社会的宗族家��制度是那样的系统、完整、清晰，这是中国人类学学者实地调查研究汉族的家族、宗族制度写成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根据现实的社会情况，解剖中国的宗族家族制结构，特别是对亲属关系系统的分析，通过亲属称谓网络准确细致解释宗族家族间人与人的关系，是研究中国亲属制的范例。M.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研究华南的宗族组织，构筑宗族理论，以林先生的《从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宗族乡村》为重要依据，这篇论文是义序调查的研究成果，弗里德曼没有看到至世纪末才出版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林先生对亲属称谓制情有独钟，我曾跟随林先生在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作过调查，他很重视亲属制研究，常常由他发问，我负责记录，可惜这些资料在文革时全都丢失了。今天前辈学者虽已离我们远去，他们留下的学术思想却日益和我们贴近。

这些年一些年长老师谈起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也涉及到你的学生问你的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中坚力量在引介西方理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有不少人深入田野，出版了一批论著，人才多了，研究领域拓宽了，学科正在发展，人类学事业后继有人。你说的学界评论厚古薄今，为什么“说老一辈站在了世界人类学前沿，评价当下学界却说循复西方理论而缺乏独立创新”?我知道的信息很少，不了解具体的评价。就我所听到的来说，有的评论认为，早先老一辈学者学成回来后，不管倾向功能学派或者历史学派，都着重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贯通理论，联系实际。介绍外国人的理论，也说得明明白白。与此相比，可以看到一些差距。是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在介绍西方的新理论方面，有些翻译著作或文章中引用的译文往往晦涩难懂，有些论著文字是翻译式的语句让人看不明白，还有的不仅属于文字表达的问题，而是作者如何理解的问题。如果国人特别是本专业的人都看不懂，读不下去，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的事情。这些问题不仅在读的学生提出来，在研讨会上一些留过洋的老先生们也曾提出同样的困惑。人们不懂，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前国外的学术动态所以不懂，正因为不懂才需要有人帮助他弄懂，要做到这一点其实要花很大的力气，这就是“功夫”。另一方面就是研究要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费孝通先生的论著让你感觉到很贴近现实，他将那些理论、道理结合中国的情况给你讲，你觉得很明白。吴文藻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介绍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文章明白易懂，所作评论言简意赅。现在我们有些文章让人看得很费劲，很难看明白。前几年讨论“族群理论”，非常热烈，大家很感兴趣。但研究也往往局限于介绍外国人的族群定义，或一切以此为依据，未能着重联系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总的说来，年轻学者已做出显著的成绩，你所引用的评价说得并不确切。

孙：从1952年您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到1987年南下广州承担起发展南方人类学的重任，期间您主要从事民族识别、原始社会史、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工作。1990年您却提出研究广东、研究汉族、研究现实问题的主张，那么，这种学术转向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在您看来，对广东汉族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哪里?

黄：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了三十五年半，做了一些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80年代前半期花了很多时间做大百科民族卷民族学部分的审稿定稿工作。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相结合，我开始从事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很明显，在学科被撤销了三十多年以后刚刚恢复，百废待兴，首先要补课，学习、研究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任务，也是中国人类学复兴的需要。梁钊韬先生于1981年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带着他的计划书赴京，在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开会征求意见，后来又寄来教学计划，其上开列开设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等课程，给我很多启发。1987年年底我调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我自己要求调来的，不是你所说的“南下广州承担起发展南方人类学的重任”，这我担当不起。1988年夏与龚佩华老师赴广西贺县瑶族地区调查，酝酿了“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选题，我们对研究这个题目的必要性有共同的认识，后来得到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得以完成。这是想说明在当时学科发展的形势下如何确定研究方向，也接上你所提出的问题。

1990年9月我被任命为人类学系主任。在上任的全系教工大会上，谈到本系要开展的研究工作时，我提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的研究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出自己的特色。第一，要研究人类学理论;第二，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广东的少数民族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做了很多工作，海南分省以后，广东的少数民族人口更少了。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必须研究汉族，汉族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国、外国都进行汉族研究。人类学要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许多学科的研究都与汉族有关，但都不是把汉族作为一个族的群体来研究的，而且在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进程中，缺乏对汉人的研究。这之前我也一直主张开展汉族的研究;第三，要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脱离实际。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特点，而不是人家研究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老是跟着别人走就永远跟不上。在系主任这个位置上必须从全系的角度看，不是说自己做就完了。

1993年我们的课题“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得到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我们组织了34人的研究队伍，在17个县市进行调查，以人类学的四领域(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研究方法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研究广东的族群，重点是汉人社会，研究同源于汉族又各具地方特色的广府、潮汕、客家民系及其文化，同时也研究少数民族。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对广东区域文化的研究，其意还在探讨对广东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文化因素，对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东经济的崛起作解释。我们认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对经济现象探寻文化根基的解释的依据。

孙：您曾经在《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一文中，讲述了自己50年的田野实践。您认为前40年的少数民族研究为后10年的汉人社会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您的祖籍是广东，岭南文化是您熟稔的家乡文化，那么您对西南、东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研究的视野、眼光是怎样在您广东汉族的研究中得以体现的呢?

黄：我一直认为，不研究汉族的问题，少数民族研究的问题就解决不好。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从古至今都密切结合在一起，想不研究也不行。民族学研究搞了几十年，在一个长时期都是一个一个民族地研究，对每个民族进行专门的研究是需要的，但不全面。汉族是主体民族，不研究的话在研究其他民族时许多问题说不清楚。我们从1993年开始做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我们起步已经有点晚了，开展对广东汉族的研究，在当时来说我们也比较落后了。当时福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福建与台湾的人类学学者一起，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再看广西的情况，我们做的也不如广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不开展对广东的研究的话就很不好办。所以我们向岭南基金会申请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做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研究也包括少数民族，但主要是汉族。那时及其后北方不少地区进行区域文化研究，别人看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认为广东的确很有特点。他们研究区域文化，大都着重历史研究，为了说明历史演变，也在当地做一点调查。一般的区域文化研究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此相比，广东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都有明显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用人类学四个分支结合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能够深入研究，突出特点。再说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先走一步也已经走了多年，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巨大的发展，对这里的社会文化变迁，不能熟视无睹。再从理论方面看，尽管以前都讲三个民系，民间老百姓也都知道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各有不同，但是缺乏科学研究，没有在理论上说明问题。我来广东以后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很多人提出来，说你们能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什么叫“民系”，不同民系根据什么区分呢?是根据文化吗?什么叫文化?能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当地学界和民间提出的这些问题，应该有人研究解决。还考虑到海外学者由于长期进不来，就在香港等地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华南地区、广府民系，也提出了一些观点。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予以回应。

前40年研究少数民族的经验对后10年的汉人研究有所启迪。中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外国如前苏联等不同，我们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居住地域和历史发展上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学习人类学逐渐习惯从整体来看，脑子里装着一幅地图。我从少数民族的辽阔的田野转向汉人社会，尤其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做研究，特别深切体会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观点和比较的观点。第一点是整体观，它使人有开阔的视野，站高一点，全面、整体地看问题，也就是用宏观的眼光做微观的研究。第二点是比较的眼光，脑子里的图像多了，自然有个比较。虽说有些东西是汉族的，甚至是自己家乡的，但过去看不到，现在看到了。亲眼目睹和感受各民族地区的不同社会文化，同一族群的多文化现象，以及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让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做人类学研究如果能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做些田野调查是有好处的，先做少数民族的也许会更好。1955年我在广东海丰县红罗畲族村作过调查，2003年又有机会重访，研究的是过去8户人家37人、现在27户人家183人的一个畲族小村，过去积累的经验让我很自然地把它放在一个大背景之下，把他与整个中国联系在一起。把他跟其他地方的畲族联系在一起，跟他相邻的汉族联系在一起(它在汉族的包围中)，也跟其他民族联系在一起，从全面的整体的来看，就能够提出新问题，深入研究下去。

孙：在50年代后的30多年里，大陆的人类学研究是在民族研究的名下进行的，汉人社会的研究始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直到80年代中期，汉族研究的重要性才获得学术界的认同。这期间您曾撰文，表达了从事汉族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至90年代中期，“走出山野”依然是中国人类学界的期待。那么造成这种沉寂状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还是学者门扬长避短的研究策略，是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还是诸如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占据了汉族社会的研究领域?

黄：对于这个问题，你已经提出了几种可能，其实都有点关系。是否“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这个是有关系的。本来民族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第一代学者(如果他们活到今天已超过百岁)曾多次讨论过中国人类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大多数人趋向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研究原始社会部落，研究落后民族的异文化。西方的人类学就是研究原始部落，研究异文化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人类学被取消了，怎么办?苏联民族学重视研究原始社会史，研究原始社会史也是符合学科内容的，因为西方人类学理论主要建基于对原始社会、原始部落的研究。历史学、考古学也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民族学研究可以提供世界上各地原始社会部落的社会文化资料，有独特的作用。前述苏联专家来中国教民族学，主要讲民族志、原始文化史等。苏联著名民族学家M. O. 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当时很流行。50年代教育部让中央民族学院与中山大学提出《原始社会史》的编写提纲。

民族学研究长期偏重少数民族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适应国家的民族工作的需要，国家确实很需要开展少数民族的研究。民族政策的核心是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我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各少数民族解放前夕处于哪种社会形态，必须进行研究，根据每个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社会改革，一个是民主改革，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还要给每一个少数民族写一本历史。人类学、民族学者在这些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有的文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我不赞成。因为当时民族工作的需要，所以着重研究少数民族，而来不及研究汉族。我的体会是“来不及”，因为没有人认为不该研究汉族，几十年中，男女老少的民族学者，都没有人反对研究汉族。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而且公开表态，必须开展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在研究少数民族的过程当中，由于缺乏对汉人社会的研究，缺乏对研究对象周边汉人地区情况的了解，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总之，学者们认为应该研究汉人社会，以前来不及研究。但是还必须继续研究少数民族。是不是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占据了汉族社会的研究领域?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关系很密切，但社会学不是对汉族进行人类学研究，它注重研究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民俗学注重研究民俗文化，民俗学研究民俗文化，既可以研究少数民族的民俗，也可以研究汉族的民俗。

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整个进程当中，由于上述等原因，逐渐形成了民族学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这样一个局面，这并不是学科的定位。1956年费孝通、林耀华联名发表的《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中说：“以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少数民族的科学，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里也没有说民族学不研究汉族。费孝通先生说民族学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族，理论上说不通。

孙：在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一直处于先锋地位，能否称其为“人类学的华南学派”?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两个研究机构能够独树一帜，并在闽台汉人、华人华侨、广东汉族的研究方面各领风骚?

黄：能不能称为“人类学的华南学派”?我没想过。以前我看过2000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蔡志祥、程美宝教授的文章《海外学者的“华南研究”》。这篇文章概括介绍了学者们(包括中外学者)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以华南为基地，对华南区域社会文化进行研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看到有学者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华南学派的文化实践的研究方法。

厦门大学在汉人社会研究上比中山大学先走一步，他们开始得早。他们在研究福建的主要少数民族畲族之外，比较早就开展汉人社会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又与台湾学者合作，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进行实地调查，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我们在90年代初深感在广东进行汉人社会研究的必要性，需要争取解决经费，需要有人领头来做这个课题，团结、组织一班人共同奋斗。《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及其调查报告集是我们研究的开端，其后继续进行并出版了《广东世仆制研究》、《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族群与族群关系》等著作。20世纪20年代葛学溥在粤东潮安县凤凰村进行研究，写了《华南乡村的生活》;40、50年代杨庆堃先生调查广州郊区南景村，写了《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周大鸣在葛学溥(Daniel H. Kulp)之后七八十年重访凤凰村，你在杨庆堃(C.K.Yang)之后半个世纪回访南景，写成了你们的博士论文，让世人看到了凤凰、南景的变化发展，展示了人类学研究的魅力。何国强研究客家人及其文化，其博士论文成果《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出版后获得好评。有的老师对农民工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年，重点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包括邻近广东的南方几省。汉人农村社会调查自然涉及乡村都市化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关注。水上人(疍民)研究多年来受到大家的重视，出版了八九十年代系内教师所作的调查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前辈伍锐麟教授所作的调查研究报告，完成了几篇研究疍民的博士论文，还有几位外国留学研究生正在进行疍民研究。这里主要说的是汉人社会研究，系内老师同时还进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发表了研究藏族、维吾尔族以及苗族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论著。考古学专业老师发表的大量论著都不在此列。近年进行珠江流域各族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从珠江之源开始，把生活在珠江流域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纳入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似乎有偏重于汉人社会的趋势，但认为少数民族研究也应受到同样的重视。人类学系本科学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实习地点，八九十年代多在瑶族、壮族、畲族和海南黎族地区，近几年的调查实习包括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认为，这两类地区的实地调查经验对学生同样宝贵。境外相邻地区族群的研究也即将启动。

孙：1950至1970年代，海外学者因无法亲临大陆进行田野研究，于是将台湾和香港作为中国研究的替代品。陈绍馨先生称台湾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实验室”，王崧兴先生从浊大计划入手进行汉人社会研究，并提出了“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的理论主张。而此时的大陆人类学研究是沉寂的。今天看来，这一时期港台汉人社会的研究为大陆学界提供了那些宝贵的经验?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

黄：李亦园先生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1993)，王崧兴先生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的反思》(1991)，乔健、高怡萍的《台湾人类学的现况与发展：评述与建议》(1996)和黄应贵先生的《几个有关人类学在台湾之发展的议题》等文章，都对人类学在台湾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其中讲到了研究阶段的分期、研究方向转向汉人社会的原因等问题。

你问“港台汉人社会研究为大陆学界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我十分关注的问题。8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交往频繁，合作研究。看到了他们的不少著作，他们的很多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他们前期研究少数民族(高山族应包括十个民族)，后期多研究汉族，做调查非常细致，研究深入，出版了很多著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对台湾社会的研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对少数民族和汉人社会的研究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李亦园认为，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如与大陆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配合在一起观察，其间有许多交叉转换互为增长的现象存在。1965年之前的15年 是高山族研究的民族志学时代， 研究方向是大陆“南派”传统的延续。1965年以后出现了汉人乡村社区研究的热潮，使人想起大陆北派人类学传统由费孝通先生所代表的“乡土中国研究”。李亦园说自己与王崧兴间接地受费先生的很大影响。黄应贵文中说，40年代末由大陆迁台湾的人类学家属历史学派，以汉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派没有迁台。王崧兴认为，研究台湾汉人社会，一方面来自欧美人类学界，带来了当代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在潜意识上则很难否定有一种企图，就是想去继承燕京大学建立的社会人类学的传统”，“战后台湾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自一开头就是大陆本土研究的延伸。”80年代以后的台湾人类学研究仍不出社会人类学的范畴，并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提出用中国观念去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对高山族文化的研究努力摆脱重建过去文化的手法，而着重于现代实质社会与文化的探讨。乔健先生更提出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化，“一是在分析与解释上能广泛引用现有人类学理论同时又能提出创新的独特见解;二是针对人类学理论中所关切的基本问题能够提供新的民族志材料或者新的诠释模式。”

有一次我跟李亦园先生说，看来两岸的人类学研究走着一条共同的道路。从具体时间上看，似乎在重点研究少数民族或汉族上有所不同，呈现交叉转换，实际上走的路基本一致。两岸都有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人口都属少数，汉人都是多数。1949年以后，两地情况虽有不同，都需要先研究少数民族，然后开展汉族的研究。我在前面谈到大陆这方面的情况，50年代初，为使各民族能够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必须首先开展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科学的依据，确定中国有哪些民族。五六十年代为各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以及为每个少数民族写一本历史，使研究少数民族的工作延续了十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停顿下来了，只有少数人还在边疆作调查，70年代后期是一个恢复阶段。迁台学者前期主要研究高山族，延续历史学派的传统也是原因之一。两地学者开展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也有相似的因素，尽管具体的时间不完全一致。就大陆而言，人类学既然要研究中华各民族，汉民族的研究必须提上日程，80年代中期，中国民族学会下设汉民族研究分会。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复兴，与台湾人类学者的学术交流，海外人类学者在港台地区汉人社会的研究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促进的作用。台湾学者研究汉人社会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两地的情况还可以相比较，特别是台湾的汉人与华南地区的汉人还有渊源关系，两岸的客家人、福佬，还有少数的广府人，他们的文化特性都相似。汉人迁台及其后在当地的发展，宗族家族制的变化，唐山祖和开基祖，婚姻制度、民间宗教信仰等问题的研究，对海外华人的研究等，都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全中国面积很大，民族很多，历史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是开展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园地，50多年来我们的民族志研究虽已有不少成绩，但还有待深入调查研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台湾学者也在内地做田野调查，研究少数民族，也研究汉族，乔健先生研究瑶族，也研究山西汉族地区的乐户。台湾学者的好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两地情况虽有所不同，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于实际却是共通的。我注意到七十年代台湾人类学学者曾经提出过不能过于跟随西方。记得1984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召开过一个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我来参加会议，聆听了郑德坤先生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两点给我很深的印象，其一是说“南派”和“北派”的合流，其二是认为不能过于紧跟西方。关于后者，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和大陆举办的几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大陆和港台学者共同讨论中国观念的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老一辈学者给我们的提示至今还有现实作用。要用中国观念去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做到中国化而不是西方化。

孙：70年代末以来，开放的大陆使海外人类学学者得以走入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村庄民族志也因此再度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从乡村聚落的描述到都市化进程对农民命运的改写，不仅展现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也实现了海外中国研究范式的创新。您认为海外人类学的大陆乡村研究对汉人社会研究，乃至整个的人类学研究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黄：海外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对我们是有推动作用的。六、七十年代，在我们的研究停滞的时候，海外人类学学者因不能进入大陆进行研究，多在台湾和邻近广东的香港新界地区作调查，出版了一些在西方学界很有影响的著作。比如，颇特(Jack M. Potter)对新界屏山坑尾村邓氏宗族的研究(《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香港一个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1968)，华琛(James L. Watson)对香港新界新田村文氏宗族(《移民和中国宗族，文氏在香港和伦敦》，1975)和裴达礼(Hugh D.R. Baker)对上水村廖氏宗族的研究(《一个中国宗族村落：上水》，1968)等，展现了华南地区的中国宗族村庄的今昔，叙述五十年代后这些宗族乡村的历史性变化。这一类型的村庄在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很有代表性。颇特夫妇(Sulamith H. Potter & Jack M. Potter)于1979年至80年代前期调查研究东莞茶山镇增埗，出版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1990)，书中细致地描述了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一个乡村社会的历程。萧凤霞(Hellen F. Siu)研究新会环城乡，1989年出版了《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农民革命的协从》，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解读中国社会，功不可没。颇特在前一本书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民社会经济产生的变化，引述了费孝通先生在Earthbound China 一书所说的，西方工商业进入通商口岸的城市，倾覆了农村经济的不稳定的平衡，导致农民的破产。在后一本书中，颇特重申他的观点，进一步分析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认为外来资本伤害但也刺激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并没有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破坏民族工业，反倒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茶山镇的例证没有支持费先生的观点。其实费先生所提出的看法也是中国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旧中国，西方工业扩张，中国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迅速衰亡;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引进外来资金为我所用，两个不同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都有助于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应该说，我们从海外人类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同时也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出了与之商榷的事实资料和看法。

孙：您曾经论述过，将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汉人社会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无论是地方史志还是野史文献，使得迈向田野的历史学与回归文献的人类学都有了新的生长点。近几年，历史人类学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那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将对汉人社会研究有着怎样的推动?

黄：关于历史人类学的定义有各种解释，我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理解历史人类学。我们着重体会，而且在实践中也认为如果我们的人类学研究只是用田野调查方法也将受到局限，特别是汉人社会研究，不采取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很难奏效。外国学者M.弗里德曼在60年代就提出来了，他们认为汉人是个复杂社会，汉人的文献很多，你不懂中国历史，怎么研究这个(汉人社会)?实际上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民族学者研究少数民族，也都重视研究他们的来源和历史发展进程，注意搜集古代的社会文化史料，因为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不能仅仅依靠田野调查了解现存的情况，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发展，才能知其所以然。研究汉人社会，更加体会仅仅依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之不足，需要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我认为宋蜀华先生做得很好，可以看他的著作《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和《中国民族学纵横》等，特别是他讲的中国民族学的纵横观。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历史上某个时期某个民族、族群社会文化的过去，这一研究有助于研究该群体的现在和未来。宋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少数民族，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纵横观，纵横研究相结合，也就是说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相结合。历时性研究可以就研究对象进行纵深的研究，共时性研究不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研究对象的现实情况，还可以作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宋先生对我国西南民族特别是傣族有精深的研究，用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这是他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数十年的最重要的经验，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总结。我这里是举例而言，实际上许多前辈和年轻学者的研究都提供了类似的经验。

历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关注平民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尤其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方面，近年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我们注重人类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汉人社会研究将起推动作用，不同学科的交流合作，发挥各自的学科特长，相互借鉴，将大大加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孙：海外中国研究具有跨学科合作的特点，近年来大陆的汉人社会研究也呈现出了这种特色。这种不同地域、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是否意味着对汉人社会的跨区域类比研究更有建树?您认为，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前景如何，前路何在呢?

黄：我相信汉人社会的研究有广阔的前景。我国地域辽阔，汉人人口众多，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不同地区各有特点，自古就有丰富的资料记载。要有不同学科的整合，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才能掌握汉人社会文化的特点。要认识中华文化，必须研究区域文化，进行不同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各地进行的区域文化研究，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徽商文化、晋商文化等，出版了许多有关文化史的论著。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根据历史资料，研究历史上的情况，对于读者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大有帮助。进行跨学科研究，互动互补，将使研究深入开展。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优势，人类学研究区域文化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人类学更关注对人的研究。各个地区的人群受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他们创造的生活方式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展现在物质的、非物质的以至精神领域。汉族分布广，汉文化有共同的特性，不同地区也各显风采。研究汉人社会还可以看到，在历史进程中汉族与不同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相互吸收交融。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如何汇成洪流，发展成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