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豪兴 找出使千家万户富裕之路——费老与复旦大学社会学
2007-10-08 作者： 刘豪兴
费老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可是我还常常梦见他。在我的脑海里，他还活着，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一年来，我在追寻费老对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关怀和护持。
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科学的春天来了。1978年，费老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意愿出发，承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社会科学院规划局的委托，接受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任务，决心在晚年为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尽点力。其中，他为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值得复旦人铭记。最早的一件事是，他在筹备参加北京社会学座谈会和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人选时，把复旦大学田汝康教授列入其中，并被选为副会长。3月18日会议结束后，他与田汝康进行了交谈，希望复旦大学能落实胡乔木和教育部关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尽早恢复重建社会学系的要求。田汝康及时地向校领导和教务处作了汇报，后来费老在上海民盟市委欢迎费老的晏会上，直接与坐在旁边的复旦大学校长苏老交谈了这件事。虽然因多种原因，复旦大学未能带头率先恢复重建社会学系，但在北京社会学座谈会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即 5月中旬学校就由哲学系安排我转向从事社会学教研工作，使学校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筹备工作得以开展。哲学系在秋季开学时首次将社会学调查列入教学计划，开设社会调查方法专题课，组织同学开展青少年犯罪与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调查。同学理论联系实际，走出书斋，走进社会，增进了对社会的了解，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学实践是尝试性的，有许多不足，但哲学系过去没有过，学生兴趣很大，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取向，由此形成了制度，日后每个年级都安排了1个月左右的社会实践。学校教务处提倡这样的社会实践，对学生每次的市内、跨省的社会实践都直接给予经济支持。
我国社会学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停顿了27年，1979年恢复重建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才问题，老的已经老了，新的还没有培养出来。怎样解决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呢？费老突破常规，采用速成的办法，由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在1980年和1981年的两个夏天，相继举办了两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我被学校派去进修学习，接受了社会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启蒙教育。首期社会学讲习班结束后，费老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社会学概论》教材，吸纳我参加，给我许多具体的指导，使我在编写“社会控制”和“社会变迁”两章得以顺利完成。1983年8月下旬，费老带着《社会学概论》书稿的“前言”稿来上海，直接打电话约我到锦江饭店，让我看看。这本《社会学概论》是国家教育部委托费老编写的第一本社会学新教材，按常理应署上主编费孝通，但有人忧心怕影响不好，而用了《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的署名。我是刚踏进社会学大门的晚辈，看了费老用通畅和蘸满情怀之笔写的“前言”，一方面深感社会学发展处境之艰难，另一方面为费老的谦虚、宽容的为人而肃然起敬。在交谈中，费老还与我讨论，考虑在《社会学概论》书名后加上“试讲本”一词，问我好不好？我说，按您在编写之初 “试讲”的安排，编写组成员1981年3～4月已经集体在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修班“试讲”，1982年4～5月在武汉社会学高级研讨班“试讲”，同时部分成员已分别在自己的学校以这个书稿为蓝本开设“社会学概论”课。编写组的主要成员都是非社会学专业出身，参考资料很有限，我们是边学边写，边写边学，边改边讲，边讲边改，走着一条独特的教材编写路子。我们是在一遍遍的“试讲”中修改书稿，逐步提高编写质量的。标明“试讲本”，既是慎重，谦谨的态度，又是实际进程的总结，我十分赞同费老的决定。这本教材是老中青共同合作的结果，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费老在送给我的样书中写道：“这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成果，是一行先行者的脚印”。费老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全身心地维护社会学的健康成长，同时又不时地鼓励我们年轻人。这对我们是一种深刻的教育。
1981年春，教育部接纳费老的提议，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社会学专修班，复旦大学按要求也选派了3名本科4年级同学前往学习，除1人因考研退学外，另2人学完，本科毕业后作为社会学师资留在哲学系任教。这样，复旦社会学教师由1人增至3人。
1981年秋开始，学校教务处在全校安排“社会学概论”公共选修课，选修这门课的同学有文科同学又有理科同学，一般每学期有70、80人，有一个学期我上课的班达300多人，不得不临时换教室，但仍然有同学站着听完2节课，我深为感动。同时，我又为自己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不足担忧，怕对不起同学的热情。1982年参加南开班留校任教的范伟达和周雪光，分别增开了“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心理学”，都受到同学的欢迎。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学概论”等新学科不仅为复旦的学子所认同，更有的由此入门进一步深造，成了高校社会学教师。
费老一直牵挂着复旦社会学的进展，经常询问我们的工作和打算。他肯定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率先办社会学系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绩，但希望复旦大学本身按教育部要求做好筹备工作，尽快恢复重建社会学系。费老为此帮助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利用工作之便向复旦领导提出加快建设社会学。二是1985年12月教育部在中山大学召开的“高等学校社会学教学改革研讨会”上，费老和雷老、袁方教授等支持复旦大学代表提出的筹建社会学专业计划，高教一司负责同志经过商议，表示可以考虑复旦建立社会学专业的要求，并予次年11月发文批准。费老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讲话，他关于怎样对待过去的社会学，怎样对待国外的社会学，怎样提高社会学师资的质量，以及社会学系以什么为培养目标等，为我们筹建社会学系指明了方向。三是在1986年6月接受复旦大学的聘请任兼职教授。四是多次建议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合作推动社会学的发展，在实践中提高师资队伍素质。他组织的江村50年调查，其3人成员都是他的学生、这两校的社会学教师。在他的倡议下，1987。9～1989。7月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社会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开学时他访问复旦大学，会见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林克和校长谢希德，讨论了学校的社会学建设；接着在课程班师生座谈会上发表了《社会学的历史使命》讲话，下午在相辉堂又做了“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专题讲演。五是关心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课程的设置，特别建议开设“产业革命与社会变革”课程。他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其实西方已经经历过，只是我们了解的太少。我们开设这门课，就是要了解别人是怎么走过来的，都遇到了哪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加以借鉴就可以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当我把费老这个建议转告给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西方经济史专家刘宏谊教授，请他讲授这门课时，他欣然同意。他认为费老很有远见，开设这门课很有意义。在费老的关心、扶持和帮助下，复旦大学新的社会学系在1988年10月11日成立了。同年招收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现在已有了社会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复旦社会学进入了健全发展轨道。
复旦社会学学会走路了，费老还是以一位兼职教授的身份关注其成长。我们曾认为费老这样的大社会学家，聘为兼职教授不相称，一度考虑改聘为顾问教授或荣誉教授。我们为此征求他的意见，他说 “做事不在名，不必了。兼职教授如能尽点责，就很不错了”。我们尊重费老的意愿，他这种豁达的胸怀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我们有什么合理的需求，他总是给予满足和勉励。如1992年1月，费老为恢复重建后的复旦社会学系首届毕业生题词：“研究国情，服务四化”。又如1998年4月，费老为复旦社会学系十周年题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社会学人才”。再如，费老多次在家里、或上海、吴江会见复旦社会学系负责人、青年教师和硕士研究生，听取汇报，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对复旦社会学的工作等进行指导。又再如，1999年10月，费老全力支持第五届“潘光旦纪念讲座”在复旦举行，并亲临会议，发表了《想起潘光旦老师的位育论》的讲话。费老在讲话中说，潘老师新人文思想的关键词就是“位育”两字。“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使我永远难忘的是他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他心中不是只看到自己而总是想别人。人己的健全的相处就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共识。潘老师不但用语言说出了这个道理，而且身体力行，在他一生的待人处世上相互接触的人都能安其所逐其生。这充分表现出了做人应当做这样的人，人人能这样做人，世界大同就能实现了。” 1929年，潘先生曾在复旦社会学系任教，春季讲授“家庭问题”和“优生学”两门课，秋季开设了“社会之生物基础”课。费老和潘先生是在这段时间在上海相识的，他们薰风沐雨，难师难徒30多年。其中曾出入相从，形影相依20多年。他们的言行也是位育概念的标本，是做人的楷模。我们从费老的深情话语中受到了教育和久远的人生启迪。
费老在《社会学的历史使命》讲话中说：“从1979年提出要在复旦大学建立社会学系至今，已有七八年了。……今天，复旦开办社会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既有对我们工作进展缓慢的批评，又有对新起点的肯定和期盼。费老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的还刚刚开始。你们这一代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在开创。要开创真正的中国式的社会学”。 他教导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进行社会学研究，条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我们应当有能力搞好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社会的这种大变迁，就是我们社会学的最生动的课题”。 费老就是这样的实践者，他在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三访江村”，继而更上一层楼，研究小城镇，进而踏入少数民族地区，研究边区开发和打破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发展。当时他在调查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如分散的农田交给种田大户去种（即土地规模经营），农田里抽出来的劳动力如何安排问题，农业发展与产前产后的服务系统问题，工业反哺农业问题，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等，都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费老的治学方法，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也不唯师，只唯实，以“从实求知”为本。他在介绍自己近年的研究实例后说，“我对你们讲了这些事情，为了说明从事一项社会研究，不要纠缠于具体名称，你说是经济学也罢，说是社会学也罢，关键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最后他说：“对你们来说，怎样才算把社会学学好了？一句话，就是能找出使千家万户富裕之路”。 这既是检验社会学是否学好的标准，也是社会学的历史使命。费老一生“志在富民”，坚持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们将继承他的意愿，把握好这个方向，并以这个标准检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推进中国式的社会学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