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来看我。"在我告辞时，父亲坐在沙发上对我说，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986年秋，我下班路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门市部，顺便进去看看，意外地发现在柜台的玻璃柜里摆放着父亲许多年前编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记得在我孩童时代，在父亲的书架上见到过这本书，书名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当我又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同样的封面，同样的字体--引起我无限的童年回忆，父亲50年前既严肃又幽默的形象又一次映入脑海。我当即向营业员提出希望购买一本，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本书刚刚由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这里摆的是样书，还未正式发售，要等几天以后才可购买。

我知道这部近千页的著作是父亲和他所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调查部调研工作的代表作，于是在那个周末我去看望父亲，告诉他关于这本书已重印出版的好消息，并说明这几天我买到之后一定尽早给他送去，他听了很高兴，微笑着点点关。那天他和平时一样，精神很好，头脑清楚，思路敏捷，一点不像一位90多岁的老人。

不料，过了几天就得知父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当子女们赶去，他已神志不清，无法说话了。

遗憾的是，当那本书和读者见面时，父亲却未能共享这番喜悦，在我买到书的时候，父亲却已离开人世，只差了几天!

父亲1894年1月22日出生于北京东效通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祖辈世世代代都是文盲，父亲排行第二，有一兄一妹。由于生活条件所限，父亲幼时体弱多病，一次病重，呼吸停止，家人以为他已死去，就把他丢在地上，不知是不是由于土地潮气的刺激，他居然缓了过来。

在父亲的童年时代，八国联军侵入京城临近村庄，兵荒马乱之中，他的亲生母亲和兄妹患了白喉症，未及医治，相继死去，剩下祖父和父亲二人相依为命。
父亲聪敏好学，便在旧社会却得不到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又不识字的父辈的支持，求知的渴望心情得不到鼓励，后来还是做木工的叔祖父当时没有男孩，加之宜父无力抚养，把父亲过继给叔祖父作为兄弟二人的儿子，叔祖父拿出加工木器的一部分所得供父读书。父亲中学时考取了当时县里有名的潞河学校，于1912年毕业。

据父亲回忆，由于担心长辈责怪他浪费灯火，为了能够读书，他常在夜晚别人都入睡之后，悄悄地躲到蒙上了被子的饭桌下，点上一个自制的小油捻灯继续读书。

父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16年，父亲毕业于通县的协和学院，并幸运地得到了庚子赔款资助留学的机会，于1917年赴美。他抱着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愿望，认为要为祖国服务，应该首先了解社会，深入社会，所以选了社会学为主修课程。他的这种愿望和决心，在日后所著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自序中作了回忆："我在美国求学时，因受种种刺激，就已抱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决定。"他提到留学期间，由于当时我国没有关于人口、男女性别比例等的基本调查统计资料，经常无法像美国同学一样回答教师提出的有关问题，极端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此他下定决心学成归国搞一辈子社会调查，以科学的数据呈现给世人，以应答他们的提问。有了这样的动力，他争分夺秒地把西方的研究方法学到手，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他是这样下了决心的，回国后也是这样做的，一辈子从事了社会调查工作。

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获得美国帕玛那大学学士、加利弗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于1924年回国。

回国后，他认为想要了解社会，了解民众，应从社会的底层做起，所以首先对当时有钱阶层称为苦力的人力车夫为调查对象，于1924～1926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劳动、生活以及手工艺工人组织作了社会调查，每天与人力车夫及手工艺工人促膝交谈。与此同时还调查了当时北平历年各行业的工资、物价和各种行会组织等。

在当时，社会学界并没有一个学术性较强的作为交流的专业刊物，而且也没有一个学术性的社会调查专门机构，父亲就组织了"北平社会调查社"，并被推举为执行干事，当时许多社会调查通过该社得到了安排。同进与许世廉、余天修等创办了《中国社会学》杂志并担任干事。

当时有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甘博(Gamble)来华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到父亲正在进行的工作，很欣赏父亲的严谨的科学作风，于是提出协作的愿望。值得提到的是，50多年以后，1993年冬，美国的学术界为了纪念著名社会学家甘博的工作，在旧金山举行了一个展览。展览会中提到了甘博和父亲的工作，并展示了当时父亲拍的珍贵照片资料。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甘博和父亲当时的工作成果在国内外仍不失为学术上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中，父亲深感"一切工作亦属开荒性质毫无成例可供参考"，所以认为应该定出一些调查规范，以求在调查方法上能有科学尽度可循，于是费尽心血编写了调查制度，编制表格，安排调查人员并加以培训，手把手指导培训人员如何采访，如何填表，甚至在制好各类表格之后，对于校对错误、补充遗漏、增加必要项目等也都不肯轻易放过，力求无误。在当时，他的这套社会调查方法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起到了某种典范作用。

1924年～1928年间，父亲发表了《中国人的普通毛病》(1924年)、《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年)、《妙峰山朝顶进香调查》(1925年)、《中国社会调查运动》(1925年)、《家庭工资制席》(1925年)、《二十五年来北京生活费的比较》(1926年)、《北京无产阶级的生活》(1926年)、《北京拉车的苦工》(1926年)、《北京农村的状况》(1926年)、《数十年来北京工资的比较》(1926年)、《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1926年)、《社会调查应行注意之点》(1927年)等报告和文章。父亲于1929年写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此书采用了问卷法和比较研究法，对160多个群众家庭生活进行了实情调查，是我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

1926～1928年父亲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指导采用记帐方法调查工人生活水平。

父亲早期所进行的调查，其范围虽多在城市，但由于自己在农村长大，所以虽然已经身为教授，但他的心始终挂念着农村和广大劳动人民，于是他借燕京大学聘他讲授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机会，选定北京效区农村家庭，带领学生实地进行调查，由此他的调查兴趣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

此时，我国近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倡导者晏阳初先后在华中、华北与华西三个地区推行旨在"除文盲，做新民"的平民教育运动，担任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晏阳初首先在城市推动扫盲运动，1929年以后，渐渐意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于是就将扫盲运动转向农村，开始在河北省定县成立"定县实验区"，计划对定县农村社会进行全面调查工作。以便在实践中倡导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的三大教育方式。

当时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医务工作者纷纷奔向农村，对加定县实验区的工作。这些知识分子为了探索一条用教育改造社会的道路，离开了生活舒适的大城市，走到条件艰苦的乡村，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通过社会实践，逐渐走向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过程中感觉到，如果想了解农村及广大的平民群众，必须从深入调查研究入手，才能摸索到真实情况，于是多方寻找合适人选，了解到父亲正好是他所物色的人才，便邀请父亲加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队伍。父亲欣然接受聘请，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率领一批有志之士扎根农村达数年之久。

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区的工作引起了当时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引起了一定反响，在欧、美和东南亚也起了推动作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改造方案和经验在当时被誉为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项新贡献。

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社会调查是一项重要的核心工作，对定县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教育、民欲、户籍、人口、农业、地亩、疾病、商业、物价等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发现的问题，研究制订了一套以县为单位的教育与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方法、技术与制度。《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一书就是这一调查的主要成果，后来被称为我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社会学方法与技术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的社会调查的一个代表作。全书分17章，分别从地理环境、历史、政府机构、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乡村娱乐、风俗习惯、信仰、赋税、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17个方面对定县的基本社会概况进行了全面描绘，涉及面非常广，资料极为丰富，当时学术界称之提供了一部中国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本著作之所以在80年代重印就是因为数十年后它仍具有参考价值。父亲从事社会调查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在定县从事社会调查时期。

1930～1935年父亲在担任平民教育促进社会调查部主任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担任农业调查方法课程。

1935～1944年父亲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逐步用更多的时间转向教学工作，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云南省政府社会处编写的《昆明市志》顾问及《呈贡县志》的主编，对昆明四县农业人口及呈贡县人口进行调查。

1947年父亲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并代表我国在大会发言，被美国人口学会及国际人口学会吸收为会员，此后近40年该组织一直视其为会员并经常征询他对世界人口问题的意见。

1947～1949年父亲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聘请为统计专家室专员，赴日内瓦出席世界农业普查会议，为1950年的世界农业普查会议做筹备工作。他以专员身分被激往南亚考察和进行农业调查，作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代表兼任东南诸国的农业普查顾问，同时以联合国专家身份为南京农业普查训练班讲授普查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为祖国出力心切，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1949～1952年担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53～1954年担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1954～196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在此期间，父亲虽已年届花甲，但却又一次走访了30年前调查过的北京效区。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于1957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一文，对30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作了对照，通过今昔对比，热情讴歌新社会，反映农民在经济上和精神风貌上的明显可喜的变化。此文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杂志、报刊、广播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纷纷向他约稿，并邀请他去作今昔对比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由他主持的社会调查研究室。

耄耋之年的父亲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我国的社会学重建工作，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4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1985年初，中国人民大学为他举办了执教60周年和90寿辰的庆祝活动。

综述父亲的社会调查思想特点，他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不是只为取一些数字材料，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在他心底，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为人类谋福利。他进行社会调查，始终注意科学性、代表性，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调查，所以他非常注意如何编制调查项目、如何访问、如何作统计等等，一丝不苟。从青年时代起他始终认为，要想了解调查对象及一切有关问题，必须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他在调查过程中始终扎根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建立感情，得到农民的信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真诚合作，调查材料才能可靠。他的每一项调查工作都是在大量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材料尽可能完整无失漏，没有任何含糊概念。他特别注重全面性、整体性，从社会、经济、民俗、日常生活等等各方面无所不包，绝无以偏概全?quot;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做法，这种细致深入的作风被人称道。

父亲的严谨治学态度表现在他并不因自己的丰富成就而自满，他经常对自己过去的文章客观对待。他常说："我写东西是希望给别人提供参考，发表了就欢迎别人提意见，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做学问上有提高并更完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著作谦虚地形容为"……不很整齐的原料发表，供给研究农村社会人们的参考。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甚么有价值的东西?"。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中说："编者不希望本书有什么特殊的贡献，所包括的不过是已往在六十二村的一些零碎材料和关于全县的一些普通状况；但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是从这些表的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吾人已往的调查工作亦不过看作实验的准备时期，有系统的调查方在开始进行。同时恳切的请求国内外的专家此后能够不吝指导，俾此种研究日益精深，对于实用上和学术上将来能有相当的贡献。"甚至在此书出版50年后，在一篇回忆录中，他对自己的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平教会定县实验的工作，总的说来，只是治标，并不能治本，说明了它的改良性质。"回顾50年前，他已经初步洞察到问题的实质，在1936年发表的《定县土地调查》一文中，他作了结论说："总之，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弱的、一时的、治标的。"可见在当时，他已经觉察到那时的社会调查工作中的弱点而加以注意，并大胆提出，这种认真剖析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父亲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在国外留学期间，曾被选派参加演讲比赛，获得奖杯。作为一位海外学子，在众多竞争者中以他流利的口才、丰富的内容争得了荣誉，是很不容易的。此外，他还参加过大型网球比赛，并获得奖杯。

父亲在美求学期间，除奖学金外，无任何经济来源，于是他也和很多留学生一样到处打工，曾在柑桔园做采摘工，在食品店加工冰激凌，为各家的草坪定期割划。他说这些工作都给了他机会体验美国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不怕劳累，把它当成实地社会调查的极好机会。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穷孩子能有机会出国留学是童年时代根本想不到的，所以就应利用每时每刻，不但在学校努力学习，同时也要向社会学习。

由于父亲的工作多在家村，所以一年四季经常在外，长年不能返家，但他对于三个子女却一直挂在心中。他为孩子信编绘了一套《小淘气漫画集》，每次写家信时总忘不了附上几张他自己画的漫画给孩子们，达数年之久。可惜这些漫画无一保存下来，只是存留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之中。

西南联大建校，父亲随清华大学也迁到昆明，他所住的房间突然冒出一丛竹子，在室内生长直达屋顶，引起他极大兴趣。在那敌机狂轰滥炸，自身又远离家乡的年代，这丛竹子给了父亲不少欣慰。他以优美感人的文笔用英语写了短篇散文《笙巢》，描述八年抗战期间住在昆明附近的一个农村小屋中与这丛竹子之间的人与植物相依的感情交融，歌颂竹子的挺拨顽强，充满活力又虚怀若谷的性格。这篇散文他后来曾给美国友人作为消遣阅读，读后友人们来信建议他投稿，但他自己却认为没有文学根底，哪有资格冒昧投稿呢!但他却透露自己曾以笔名写过短的文学作品并获得过奖，这恐怕是社会学界鲜为人知的事吧!

现在回想，父亲若是同时在文学方面分出一部分精力耕耘，说不定在这方面也会有所成就呢!因为父亲这篇《笙巢》和给孩子们画的漫画确实有点水平呢!

父亲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他的可贵精神贯穿一生学术研究的始终，不图名不图利，言传身教，晚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社会调查人才。青年时代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正如他在90寿辰庆祝会上所说的：希望中国的社会学"执世界社会学牛耳"。我们相信，他的愿望定会实现。

李景汉先生生平主要活动简表
1895年1月22日 生于北京东郊通县。
1910年 入通县潞河学校学习。
1912年 考入通县的协和学院。
1917年 留学美国，专攻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帕玛那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获硕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4年 归国。任北京社会调查社干事，与人创办《中国社会学杂志》，并任干事。
1926年 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讲师。
1928年 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
1929年 《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 兼任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
1933年 任河北省政研学院调查部主任。《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由北京星云书店出版。编写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
1934年 《定县经济调查--部分报告书》由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出版。
1935年 此年始，先后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云南省政府社会处编写《昆明志》顾问、《呈贡县志》主编。
1937年 《中国农民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赴美，在美国国情普查局了解各种普查方法，实地参加美国农业人口普查，并到欧洲、南美洲、非洲等二十余国考察社会情况，搜集社会学研究资料。
1947年 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代表中国发言，被吸收为人口学会会员，次年始，任联合国粮食统计专家，赴日内瓦参加世界农业普查会议，以专员身份到东南亚地区考察，在泰国从事农业调查，兼任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农业普查顾问。
1949年 以联合国专家身份在南京农业普查训练班讲授普查方法。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讲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1953年 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
1954年 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调查研究室主任。
1960年 任北京经济学院教授。
1978年 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
1979年 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
1981年 《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
1985年 中国人民大学为祝贺李景汉从事社会研究和教学60周年及90寿辰召开座谈会。
1986年9月28日 逝世。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①李美格：李景汉、李欧丽阁夫妇之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