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乐锋 两种不同的农村发展道路 ——论乡村建设学派和工业化派的农村建设思想
2007-05-28 作者： 于乐锋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在探讨强国富民道路的时候，都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乡村建设学派和工业化学派都从各自的立足点出发提出了一定的农村发展道路。一定意义上说，乡土建设学派是一种立足农村通过乡村内部人、组织和文化的改造而进行的“内发型”的农村发展之路；工业化学派则是一种“发展实业振兴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外推型”农村发展道路。
[关键词]农村；乡村建设学派；工业化派
[作者简介]于乐锋(1983—) 男 ，山东泰安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05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政治界所关注的依然是那个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使中国走上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之路。围绕这一问题，以诊治社会疾病，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们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探索，并且由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立足点不同形成了“以农立国”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工立国”的工业化学派。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寻找中国富强之路，就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依靠农业和传统的手工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农村昔日的宁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逐步走向破产；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大量涌入，又破坏了中国农村传统的手工业生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农业经济凋敝不堪，农民生活痛苦万状，救济农村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左右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可以说，无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来说，还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农村问题是中国的一大主要社会问题。针对这一实际，乡村建设学派和工业化派从各自对社会的理解出发提出了自己解决农村问题的路径。
一、 乡村建设学派农村发展道路（一种“内发型”的农村发展之路）
乡村建设学派的参与者，尽管各自的学术理念和政治背景不同，但都具有强烈的“重农”思想，主张立足农村以发展农业，从农村内部出发来解决农村问题，走一条“内发型”的农村发展之路。我们可以从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和晏阳初的理论来理解这一学派的农村发展理论。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的困境尤其是农村的衰败，原因在于西方势力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一直以乡村为本，然而最近实行的历次变法维新、革命等，都先从上层中央政府改变起，再逐渐延到农村，因此未能解决问题。社会是有机的，要为社会开生机，必须从根上开，即应该从乡村入手来解决中国尤其是农村的问题。而乡村建设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这种新的乡村组织是一种政治和教化合一的自治组织，是从办乡学村学开始，通过乡学村学改造乡约村约，并进而从乡农学校中分化出乡村的监督教训、行政和立法的自治组织，以取代原有的乡公所、区公所，从而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西洋人所走过的工业化与都市化道路，于梁漱溟看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应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条路即是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
晏阳初则主要从教育出发来改造社会尤其是乡村的个人及其生活方式。晏阳初等人通过详细研究，发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身上存在着四大缺陷，这就是“愚”、“穷”、“弱”、“私”。所谓“愚”，即是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是目不识丁；所谓穷，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就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根本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所谓弱，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无庸讳言简直就是病夫，现代科学医疗，公共卫生等，根本谈不上。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知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现代公民知识的训练。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与平教会提出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主要措施包括推广平民文学、平民艺术、农村戏剧三项，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包括农民生计训练，向他们传授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组织，改良动植物品种，提倡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等，解决农民“穷”的问题；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通过设立县级系统的卫生保健制度，普及卫生知识，养成卫生习惯，开展传染病防治等，解决农民“弱”的问题；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通过合作精神的教育和公民知识的传授，解决农民“私”的问题。
简而言之，在乡村建设学派眼里，农村发展的根本在于通过乡村内部人、组织和文化的改造走一条“内发型”的农村发展道路。
二、工业化学派的农村建设理论（一种“外推型”的农村发展之路）
与乡村建设学派不同，尽管工业化学派也认识到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发展工商业，以此带动农村的改进，因此，工业化学派是一种立足于农村外部的“外推型”的农村发展理论。我们主要从工业化派代表人物吴景超的思想来理解。
吴景超尽管不赞同乡村建设学派的观点，但他也看到，中国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农业凋敝。吴景超主要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待农村的困境，他认为农村的衰落，是由于竞争不过现代工厂和外国农场，受优胜劣汰规律的支配而被淘汰。要解决农村的问题，除了开垦荒地、实行计划生育之外，最根本的是发展实业，吸收农业中的过剩人口，走一条“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基本思路。他说，我们应当首先明了发展都市的意义。中国的都市尚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都市对于农村应当有更大的贡献。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实业，既可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又可为广大农村人口转入都市就业创造条件。此外，留在农村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发展都市的第二种事业，便是发展交通，沟通城乡，于城乡人员、商品流动、交换都是有利的。第三种事业便是扩充金融机关。总部设于都市的金融机关应将支行、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资金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也可以放款内地利于农民。民间资金流动起来了，盘剥农民的高利贷者亦无计可施了。为此，中国的各级领袖们，必须要有现代“都市意识”。
简而言之，工业化学派的农村建设理论是一种由工业化催生城市化，进而救济农村，刺激农村发展的“外推型”农村发展之路。
三、两种不同的农村建设思想对现在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至今，70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我们在开展新农村建设的今天，重新阅读早期社会学家的著作，仍然会发现他们智慧闪现的光华和他们科学的预见。他们的农村建设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仍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我认为，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要走一条“内发”和“外推”相结合的道路。
首先，要重点发展工业，为农村发展提供外部推力。吴景超不仅看到了都市发展对于工业化的核心载体作用，而且洞见了其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和转移庞大农村劳动力的功能。纵观建国后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工业化学派的农村发展理论不仅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实践，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新农村建设开展的前提（工业反哺农业）正是这一理论的运用取得成效的结果。新农村建设仍然需要通过实业振兴城市，进而反哺农业。我们要解决农村问题，单靠农业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发展实业，振兴城市，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人口，同时，通过工业的发展催生农业的现代化。
其次，新农村建设也要注意从农村内部入手，有效的利用农村内部的力量，走“内发型”道路。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发现，农民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虽身处集体之中，但却是“被组织”或“他组织”，而不是“自组织”。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乡村建设学派的相关思想。邹平实验的精髓是“强调自主、尊重差异，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来者的帮助，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手段与方法”； 定县实验则特别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培养农民的自立。即通过各种教育活动，来促进农民自觉，自主的参与到农村建设中来。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通过各种教育和文化、组织建设提高居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民参与，在外部推动的基础上走“内发型”道路。
总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要走一条农村外部工业推动、都市吸引，农村内部自主建设的“外推”和“内发”相结合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 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4]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