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作为武器的国家


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不再局限于现有国家制度的范围内，而开始冲破国家秩序的屏障并超出这些屏障时，一个时期的革命本质就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方面这些斗争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国家本身也同时被迫公开地参与斗争。不仅有反对国家的斗争，而且国家本身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即维持阶级统治最重要的一种工具这种面貌，也暴露出来了。

国家的这种性质一向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他们从它的各个方面考察了它与历史发展和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内，以清晰明白的措词为国家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机会主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背离这些理论基础最远，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在所有其它问题上，是有可能提出(像伯恩施坦)对特定经济理论的『修正』(revision)，即使这些理论的基础——终究——仍然跟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相一致，或者赋予(像考茨基)『正统』(orthodox)坚实的经济理论一种机械论和宿命论的歪曲。不过，单是提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他们国家理论基础的那些问题，本身就涉及到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第二国际中所有主要流派的机会主义，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其中没有一个流派严肃地讨论过国家问题。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毫无例外地简单接受资产阶级国家。如果他们确实批评过这种国家，他们也只是为了反对它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这些仅仅是个别的方面和表现，才这样做。他们完全只是从具体的日常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从来不曾从整个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估国家的性质。第二国际中左翼革命的不成熟性和混乱，也表现在他们同样不能阐明国家的问题上面。有时，他们也深入讨论到革命的问题，深入讨论到向国家挑战的问题，但却不能具体概括国家本身的问题，哪怕是在一个纯粹理论的水平上，就更不用说指出它在历史现实中具体实践的结果了。

这里又只有列宁才重新达到马克思的概念的理论高度——澄清了无产阶级对待国家的态度。即使他的成就只限于这一点，那它也已经是最高的理论成就了。但是，对他来说，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这种复活，既不是从语言学上重现马克思的原始教义，也不是对它真正的原理从哲学上加以系统的说明。像列宁经常所做的那样，这是理论扩展到具体，在日常实践中把它具体化。列宁认识到国家问题现在是战争的无产阶级直接的任务之一，而且也以这种方式把它展现出来。这样，他就已经在使这个问题具体化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这里我们只是表明他单单提出问题的意义)。在他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尽管十分鲜明而清晰，也只是被理解为一般的理论——当作关于国家的一种历史、经济或哲学的说明。因此在客观上就有被机会主义者搞混的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时代的具体革命事件(比如巴黎公社)上面，看到了无产阶级国家观念的真正进步，而且，他们也即时指出了谬误的国家理论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所引起的那些错误。(见《哥达纲领批判》The Critig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但是，即使是他们的直接追随者，即那个时代杰出的社会主义领袖们，也未能理解国家问题与他们自己日常活动之间的关系。把这种仅仅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说是实际存在的历史条件中的东西，与细小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需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天才。很清楚，无产阶级自身甚至还不大能够在这个中心问题以及它自己日常斗争中显而易见的直接问题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所以，国家问题结果就日益被看作不过是跟留待未来实现的『最终目的』相关的事而已。

也只有列宁使这个『未来』在理论的意义上变为现在的东西。但是，只有承认国家问题是日常的问题，无产阶级才有可能以具体的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再把它看成是自己不可改变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目前生活唯一可能的社会秩序。只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态度，才能使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得到不受国家束缚的自由，使它对国家的态度成为一个纯粹策略的问题。比如说，很明显，不借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策略和某种浪漫式非法性策略的背后，都隐含着在理论上同样得不到不受资产阶级国家束缚的自由。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就是认真看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力因素，而且只这样来看待：必须把对于这点的看重，归结成为一个单纯权宜之计的问题。

但是，列宁把国家当成为一种阶级斗争武器的这种分析，使问题变得更为具体了。不仅使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正确历史知识的直接实践(策略的或思想的)结果变成很清楚，而且也使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轮廓跟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其它斗争方法显出具体而有机的联系。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传统的分工(党、工会、合作社)对当前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现在显得不适合了，有必要创立能够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机构，把所有那些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被压迫者(农民和士兵)联结成一个巨大的总体，并且领导他们投入战斗。在资产阶级社会内，这些机构——苏维埃(Soviets)——经是无产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一个阶级的重要武器。一旦有了这些机构，革命就会提上议事日程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整个阶级的组织，必须从事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斗争——不管它是否愿意。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瓦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或者后者使苏维埃腐败成虚有其表，从而将其毁灭。或者资产阶级对革命群众运动进行反革命镇压，重建『秩序』正常的情况，或者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它的国家机器——同样是它斗争的工具——从苏维埃，从那个斗争的工具产生。即使在一九一五年，在苏维埃最早和最不发达的形态下，工人苏维埃也显示出这种特征：它们是一种对立的政府(anti-government)。阶级斗争的其它工具即使在资产阶级无可争议的统治下，也可以进行策略上的调整——也就是说，能够在这种条件下以某种革命的方式起作用——而工人苏维埃则是本质上跟以一种相互竞争的双重政府姿态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相对立。所以，比如说，当马尔托夫(J．A．Martov)承认苏维埃是斗争工具，但却否认苏维埃能够合理地成为一种国家机构时，他正是从他的理论中取消了革命本身——无产阶级真正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极左的个别理论家把工人苏维埃看作一种永久的阶级组织，想用它们来代替党和工会，因而暴露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非革命形势之间的差别，混淆工人苏维埃的实际作用。因为虽然单纯对苏维埃的具体可能性的这一认知是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限界，而走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中不断宣传工人苏维埃的思想，必须使无产阶级经常地为进行革命做好这种准备)，但它的真实存在——如果不让它成为一场闹剧的话——还是直接涉及到夺取国家政权的严酷斗争，也就是国内战争。

工人苏维埃以一种国家机器的方式出现：这种机器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作为武器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且努力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于是机会主义非辩证的因而是非历史和非革命的分析就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反对所有的阶级统治；换言之，它自己的宰制形式决不应当是一种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机关。从抽象的观点看来，这种基本观点是乌托邦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统治以这种方式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然而以具体的观点看来，同时把它应用到当前的情况，它本身就暴露出是在意识形态上向资产阶级投降。按照这种观点，最先进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民主——至少看来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早期形式。然而充其量它看来不过是这种民主本身的具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保证的仅仅是通过和平的鼓动，为社会民主的『理想』赢得绝大多数人。由此可见，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不一定是革命的：革命倒是只保留供落后形式的社会向民主转变之用。以革命手段捍卫民主谨防社会反动，只是在某些环境下才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认真的抵抗过法西斯反动势力，并且以革命方式捍卫民主，这一事实实际证明这样机械地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分离开来是何等错误，又是何等反革命。)

这些由形形色色的粗糙或细腻论证——例如『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证——所呈现出来的观点，不只从历史发展取消了革命，还对无产阶级掩盖了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欺骗的要害之处就在于非辩证的『多数』的概念。因为代表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统治的本质，许多工人便产生错觉，以为每个公民的声音在其中都同等有效的纯粹形式的民主是表达和体现整个社会利益最合适的工具。但这种观点却没有考虑这一简单的——简单的!——细节，即人并不只是国家整体内抽象的个体、抽象的公民或孤立的原子而已，他还总是具体的人，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定的地位，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及通过其媒介的思想)是由这种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粹民主排除了这种媒介。它把无掩饰的、抽象的个体直接与在这种环境中显然同样抽象的国家的整体性联系起来。单是由于纯粹民主的这种基本上属于形式上的特征，在政治上就足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并不意味着纯粹民主是一种唯一有利的条件，不过它却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决定性先决条件。

因为，不管阶级统治归根到底是多么仰赖武力，终究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单独仰赖武力长久地维持它的统治。塔列兰德(Charles M．Talleyrand)说过，『用刺刀做许多事情是可能的，但谁也不能坐在刺刀上。』因此，每一种少数人的统治都是在社会上组织起来，以集中统治阶级，为统一和紧密结合的行动做好准备，同时分裂和瓦解被压迫阶级。就现代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统治来说，必须始终牢记，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在阶级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既不属于无产阶级，也不属于资产阶级：另外，纯粹的民主，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来说，都是设计来保证资产阶级统治者对这些中间阶层的统治的。(不用说，从意识形态上来瓦解无产阶级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英国和美国可以看得最清楚，一个国家的民主越是古老，它的发展越是纯粹，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瓦解也就越严重。)这种政治民主本身当然不足以达成这一目的。不过，这只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政治极致，这种社会制度的其它因素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划分经济与政治、建立在国家稳定的状态中赋于多数小资产阶级物质和道德利益的那一种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资产阶级政党体系、出版、教育制度、宗教等等。随着一种多少有意识的分工，所有这一切就促成了以下目的：防止人口中被压迫阶级形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独立意识形态：把这些阶级的个别成员以单独的个体、单纯的『公民』的方式跟支配和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抽象国家结合在一起：瓦解这些阶级使之不成其为阶级，并把它们彻底粉粹为资产阶级容易摆布的原子。

承认苏维埃(工人的和农民及士兵的苏维埃)代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意味着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试图抵制这种瓦解过程。它必须首先使自己组成为一个阶级。但是，它也必须在本能地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同时正在冲破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物质和思想影响的中间阶级中，动员那些活跃的成员。比较敏锐的机会主义者，比如鲍威尔(Otto Bauer)①，也已经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专政的社会意义主要是在于，坚决地从资产阶级那里抓住在意识形态上领导这些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可能性，并在过渡时期由无产阶级取得这种领导权。粉粹资产阶级，摧毁它的国家机器，破坏它的新闻出版部门，等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在首次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失败以后，一点也没有放弃它重建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努力，而且在一段长时间内它仍然是比较强大的阶级，即使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新条件下也是如此。

所以，借助于构成国家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是执行着它早先夺取国家政权同样的那种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它必须从经济上摧毁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孤立它，并从意识形态上削弱和推翻它。但是同时它必须将从资产阶级领导下拉过来的社会所有其它阶层引向自由。换言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是客观地为其它被剥削阶层的利益而斗争是不够的。它的国家还必须努力通过教育来克服这些阶层的习惯势力和分散性，培养他们积极而独立地参与国家生活。苏维埃制度最崇高的作用之一，就是把社会生活中那些被资本主义所分裂的环节结合在一起。这种分裂的关键所在仅仅在于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上面，但必须使他们注意到这些环节的统一。比方说，苏维埃制度经常通过把人的具体存在——他们直接的日常利益等——与整个社会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来确立经济和政治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它也在资产阶级利益创造的『分工』的客观现实中确立统一性；尤其是权力『机器』(军队、警察、政府、法律，等等)与『人民』的统一性。因为武装的农民和工人作为国家权力的体现，同时也是苏维埃斗争的产物和它们存在的前提。苏维埃制度在一切地方尽最大努力把人的积极性与涉及国家、经济、文化等等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同时努力保证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规章不致成为与整个社会生活脱离的特殊官僚主义集团的特权。因为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国家使社会知道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间的真实联系(而且后来还客观地把那些当前还客观地分离的环节，例如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统一起来)，那么在把��产阶级组织为一个阶级时，它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无产阶级里的东西，现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无产阶级真正的生产活力，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够产生出来。不过凡是适用于无产阶级的，也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其它被压迫阶层。他们也只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得到发展，即使他们在新国家里还是由人来领导。不过，跟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因为他们不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受的损害、剥削和压迫而由人来领导不同，相反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不仅能按照自身的利益生活，而且能够发挥他们迄今潜藏着和受残损的能力。只有在他们发展的界限和方向是受到能够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决定的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是由人来领导。

所以，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头对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进行领导，实质上跟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头对于他们进行领导完全不同。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形式上的差别：无产阶级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阶级国家，它完全公开而且真挚地承认它是一个阶级国家、一个镇压的机器和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无情的诚实和坦率是首先使得无产阶级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得到真正理解的东西。但除此之外，它还是无产阶级自我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因为不管促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时期已经来临——夺取国家政权、夺取社会领导权的斗争已经爆发——这一点已变得如何重要，让这点成为一种僵化的、非辩证的真理也会是危险的。要是已经摆脱了和平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且已掌握住武力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的无产阶级，现在居然相信有关它统治的全部问题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那么结果会是非常危险。不过要是无产阶级幻想在它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就结束了，或者至少是停止了，那就会更加危险。无产阶级必须懂得，夺取国家政权只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阶段。在夺取政权后，斗争反而会变得更加激烈，坚持认为力量对比马上而且在关键上会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移，那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反复地论述过，即使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来的时候，即使在资产阶级自己在经济上被剥夺了所有权、在政治上受到压制以后，资产阶级还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阶级。可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新而有力的阶级斗争武器即国家这个范围来说，力量对比确实是转变了。确实这个武器的价值——它有能力瓦解、孤立和摧毁资产阶级，争取和教育其它社会阶层在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里合作，并且真正把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领导阶级——决不是全然自动地从夺取国家权力中出现的。国家也不会仅仅因为夺取了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斗争工具。国家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武器的价值，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够从国家里头得到什么东西。

革命的现实性对无产阶级来说，本身表现在国家问题的现实性上。就这点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马上就不再只是一个极为遥远的目标，而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一项直接任务。但是，这种确实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关口，还是仍然包含着一种辩证的关系：要是无产阶级想以一种机械的和乌托邦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接近社会主义的方式，就像社会主义只是通过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社会化等等)就得到实现一样，那么对于无产阶级就有严重的后果。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过精辟的分析，指出只能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地消灭许多资产阶级的结构形式。列宁在这里也尽可能坚决地与乌托邦主义划清界线。他说：『……我也不认为任何共产主义者已否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词隐含着把苏维埃政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决心，但这不是说新经济制度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秩序。』所以，革命的现实性无疑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在是工人运动的一项直接的任务：但这只是说，现在必须每天为确立它的先决条件展开斗争，而这种日常斗争的某些具体措施已经意味着是具体地走向革命的实现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它批评苏维埃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上面——机会主义暴露出它终于加入了资产阶级而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因为一方面，它把一时惊慌失措或陷于混乱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所做出的一切虚假让步，都看作是确实往社会主义前进。(譬如，一九一八年一一九一九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建立过的现早已不复存在的『社会化委员会』Socialization Commissions②)。另一方面，它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因为它没有实际上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它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下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只创造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谴责『俄国是一个农民的共和国』、『重新引进资本主义』，如此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要斗争的真正敌人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这也只是机会主义者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一如既往的扩展。同样的，这也只是列宁在战前和战时，即他实际上把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作苏维埃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敌人这时候，对机会主义所做的批判一如既往的扩展。

因为机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属于必须通过专政摧毁其思想与物质手段，瓦解其整个结构的这一资产阶级——所以不应当让它影响到那些由于其客观阶级状况而表现不稳定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使得这种斗争此起过去，比如说，关于伯恩施坦论战的时期，更激烈得多。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镇压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对于根除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必须以专政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那种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威胁而言，也是它的武器。



①(第八三页)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之一。

（2）(第八七页）德国社会化委员会是考茨基领导的。为安抚左派而建立，受到全体公务员的抵制，它并未因反对行政机构而得到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考茨基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提出辞呈。
第6章
革命的现实政治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建立其革命的专政：社会主义的实现现在是一个实际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最缺乏准备的一个问题。因为一向把当前所有问题只是当作当前问题这样看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政治，是跟整个历史过程没有关联的，而且也不涉及阶级斗争的最后问题，因此从不实际地和具体地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在工人心目中这就又一次使社会主义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最终目的与运动的分离不但曲解了对日常——关于运动的那些——问题的评估，而且也使最终目的本身成为乌托邦。这种向乌托邦主义的倒退，本身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乌托邦主义者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而看成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社会主义的问题整个产生出来的这个范围，当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其实际实现的阶段时，他们也只是把这些问题当作未来经济、文化和其它问题，并且按照可能提出的技术或其它解决方法来研究。至于社会主义如何首先在社会上变成有可能，如何达到或构成，或者在无产阶级承担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一历史时刻，无产阶级必须面对什么阶级关系和经济形式，他们是不闻不问的。(就像傅立叶Franois-Charles Fourier在他那个时代对法伦斯泰尔Phalanstares的组织作了详细的分析，却不能具体指明应当如何建立这种组织一样)。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排除了辩证法，就使社会主义本身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结果，那些受它毒害的人必定要从歪曲了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和这一实现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错误陷入之深，不仅影响到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无论怎么说也永远是一个距离遥远的最终目的——而且也使得一些诚实的革命者陷入迷途。后者——第二国际中多数的『左派』——在实际日常问题的这一环境中对于革命过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都看得很清楚：但他们却不能从一个类似的思考角度看清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无产阶级——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列宁用以闽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全部社会主义问题，而且甚至必定为他在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手方面赢得尊敬的这一令人佩服的现实主义，因而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辩证法思想一贯地应用到从此以后已成为话题的社会主义诸问题上面而已。在列宁的著作和演说中——就像偶尔也可以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一样——关于以一种完成了的情况出现的社会主义，讲得很少。但是，关于能引向建立社会主义的步骤，论述得却格外的多。因为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具体地想象以一种完成了的情况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细节。与在理论上准确的社会主义基本结构的知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建立了我们能够判断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所采取的这些步骤的标准。社会主义的具体知识——像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是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产物：它只能在这种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取得。一切取得社会主义知识的尝试，如果不遵循这条与阶级斗争的日常问题辩证地互动的道路，就会得出一种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种乌托邦，也就是某种纯粹冥思苦想不切实际的东西。

因此，列宁的现实主义的目的，他的现实政治，就是最终排除一切乌托邦主义，具体完成马克思纲领的内容，也是一种变为实践的理论，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列宁处理社会主义的问题，像他在国家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把它从原先形而上学的割裂和资产阶级的方向下扳正过来，并把它放在阶级斗争问题的整个历史条件之中。他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检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别处提出的天才预见，使之更加具体，而且比不管怎么天纵英明的马克思在他那时代所做的还要更加完整地补充它们。

所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候这个阶段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问题。它们是在工人阶级建立其专政的形势下直接提出的，因而只有联系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理解和解决。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就当前和所有以前的形势而论，它们还包含着一种崭新的性质。即使它们的组成成份全都是过去产生的，但它们跟维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相互联系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或其它较早的理论家那里都还不存在，只有放在这种全新形势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

因此列宁的现实政治，追溯其历史环境和基础，经证明是唯物辩证法迄今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一方面，它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了既定形势，分析了它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就其质朴和谨严而论，它是严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它清醒地意识到从这种形势产生的所有新的倾向。并拨开了任何理论偏见和乌托邦式幻想的迷雾。这些显然非常质朴的性质，根本上是来源于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历史学说——的性质，绝不是轻而易举便可获得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习惯思维方式使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爱做系统研究的人——具有想完全按旧事物说明新事物，完全用昨天的一套来说明今天的一种倾向。(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是想让人们拉着自己鞋子上的搭把带来拔高自己，一跃而登上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不是借助于辩证法来认识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辩证发展的一种尝试。)列宁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被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引上歧途，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任何理论、任何书本所没有涉及的，原因很简单，所有与这个术语相关的通常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相联系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遗留着资本主义轨道的社会，还没有走上新的轨道。』①

但是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发现它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的实际具体环境又是怎样呢?首先，由于世界战争，相当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状态，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农民只有跟无产阶级革命结成联盟才能从封建残余的枷锁中解放自己。其次，在俄国外部准备倾其全力扑向新生的工人和农民国家的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倘若其本身不是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日益增大的矛盾所分割，便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强大到足以从军事上或经济上粉碎这个国家，因此这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持久的机会来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和其它的竞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这里所指出的仅是两个主要的问题地带；但即使是对这两个问题，也不可能利用这几页做详尽的讨论。)

作为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较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由工业的改组和更高的发展、由它为根据工人阶级的需要所进行的调整，以及它向着意义更加深远的生活方式的方向转变(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等等)来提供。这种物质基础的条件因此决定了它具体实现的可能性和道路。在这个方面——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它所产生出来的经济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又进一步写道：『……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特别详尽地引证这些段落，目的是驳斥广泛流传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神话。按照那种神话，似乎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企图『一举』引向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列宁妥协了，『作为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他离开了原来的政治路线。历史的真理恰恰相反。关于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说：『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它『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按照列宁的理论前提，它本身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该走上的发展道路。当然，它是由国内外的内战决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种临时的办法。而且，按照列宁的看法，如果无产阶级忽视战时共产主义的这种性质，更不用说把它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的一步——就像许多达不到列宁那个理论高度的真诚的革命家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对无产阶级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的外在形式本身有多大程度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完全是在于无产阶级实际上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控制住了大工业——它在掌握政权时所占有的，同时也是它本身社会存在的基础的这一经济机器——真正又有多大程度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控制来推进自己的阶级目的。不管实现这些阶级目的的客观环境与实现它们的相应手段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们总的基础始终应该是保持不变的：通过领导动摇的中间阶层(尤其是农民)的方式，在决定性的战线——反对资产阶级的战线——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这里绝不应该忘记，尽管取得了初步胜利，无产阶级仍然是并在一个长时期内将仍然是较弱的阶级——直到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因此在经济上它的斗争必须建立在两个原则上：首先，要尽可能迅速而完全地停止世界和国内战争对大工业的破坏，因为没有这种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就必定会被摧毁；其次，调整所有有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这样，通过以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就能够坚持农民与无产阶级建立的联盟。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逐步完成这些目的却是坚持无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的唯一道路。
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国内经济战线上的激烈程度也丝毫没有降低。小规模的工业——在这个阶段消灭小规模的工业或进行『社会化』(socialization)，都是纯粹的乌托邦想法——『自发地、每日每时地，在基本的意义上和广阔的范围内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就在于二者谁占上风：是这个重新出现和重新积聚的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大工业?如果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不希望冒由于扼杀小规模的工业、商业等(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幻想)而失去自己与农民联盟的危险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冒这种竞争的风险。此外，资产阶级以外国资本或租让的形式提供了甚至更多的竞争。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发展(不论资产阶级的意图是什么)由于加强了大工业的经济力量，能够在客观上变成无产阶级经济的助力。于是『产生了一种与小规模的工业相对立的联盟。』当然，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租让资本逐渐使无产阶级国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常规倾向(通过限制租让、对外贸易垄断等)。

这些贫乏的评论要概括列宁的经济政策，即使只是粗略地，也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把它们当作例子，让他的政治原则的理论基础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他的原则是：在一个存在着公开和秘密的敌人与动摇的同盟者的世界中，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样地，他在夺取政权前的基本政治原则是，在衰颓的资本主义相互纠缠、千万头绪的社会倾向中发现那些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把自己转变为社会的领导——统治——阶级的因素。列宁在他整个的一生中毫不动摇和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个原则。以同样不能改变的方式，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辩证法的原则，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和历史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辩证法要求『在发展的进程中全面考察有关的社会现象，从所有外部的、可见的表现中归结到它们的基本的动力——归结到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列宁作为一个辩证法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总是具体地看出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内在本质的发展，不带有抽象的偏见，也没有因为表面现象而在盲目崇拜的这方面搞混。他总是把一切现象跟它们的最后基础联系起来——按照人们实际的阶级利益，跟具体(换句话说受阶级条件限制的)人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仅仅以这个原则而论，有关列宁是『精明的权力政治家』和『妥协的大师』的神话便不攻自破，使人们看到真实的列宁，看到一贯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这个理论家。

首先，在为妥协这一概念下定义时，任何使人想到它是一个技巧、聪明或狡诈的诡计问题的说法，都必须加以反对。列宁说，『我们必须坚决驳斥那些把政治说成小的诡计，有时是近乎欺诈的人。阶级是不能被欺骗的。』因此，对列宁来说，妥协意味着我们利用处在特殊环境下以及在某些时期处在确定的领域当中跟无产阶级的利益对应的不同阶级(也可能是不同民族——比如说，当涉及到一个被压迫民族时)的现实的发展倾向，使双方都获得好处。

自然，妥协也能够是对抗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我们只需要考虑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阶级斗争形式。

机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也牢牢地抓住这种妥协的特殊形式不放，这部分是为了抬举列宁，或者贬抑他，说他是一个『非教条的权力政治家』，部分是以此为他们自己的妥协找到一种伪装。我们已经指出第一种论据的弱点。要评估第二种论据——就像要评估每一个辩证法的问题一样——必须考虑到妥协的整个具体环境。现在马上一目了然，列宁的妥协与机会主义的妥协是建立在截然相反的设想之上的。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根据是认为真正的革命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社会革命的客观前提还不存在，无产阶级对革命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党与工会还太弱小，由于这些原因，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妥协。换句话说，社会革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越是呈现出来，无产阶级就越是能够『纯粹地』实现它的阶级目的。所以在实践中妥协的反面经常是十足的激进主义——跟『最终目标』有关的原则的绝对『纯粹性』(不言而喻，就此而论我们只能考察那些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阶级斗争概念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对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说，妥协显然就不再是妥协，而是各种职业阶层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好处而自然进行的合作。)

另一方面，对列宁来说，妥协是革命现实性的一种直接的和合手逻辑的结果。如果这种现实性规定了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革命——在个别国家或者是在世界范围——在任何时刻都可能爆发(迄今还不能精确地说明这种时刻)：如果整个时代的革命特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益式微中显示出来，不断地交替而且盘根错节地产生多种多样的倾向，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在它自己选择的『有利』条件下开始并完成它的革命，它总是必须利用所有那些推动革命或者至少能够削弱敌人的倾向——不管是多么暂时性地。前面，我们从列宁的作品中引用过一些段落，这些段落表明——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前——他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并不抱任何幻想。下面的段落是引自列宁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写于『妥协』时期之后，它仍然很清楚地表明，对于列宁来说，这种预言从不意味着推迟革命行动：『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

因此列宁主义的妥协理论和策略不过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认识客观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尽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能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一点是通过如下的认识得来的：历史总是在创造新的条件；历史上不同倾向相互交叉的时刻永远不会以相同的形式重新发生；那些对于明天的革命是一种致命危险的倾向，可能被判断为对于今天的革命有利，反之亦然。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列宁曾经想依据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旧的口号：『一切政权转归苏维埃』，提出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一种妥协，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到了十一月十七日他已经写道：……也许提出一种妥协已经太晚了。也许还有和平发展可能的少数日子也已经过去了。是的，显然它们已经过去了。』这种理论在布列斯特和约和经济租让制方面的运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列宁主义的妥协理论有多大的程度是以列宁革命现实性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可以从列宁跟自己党内左派的理论论战(关于一九O五年第一次革命后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俄国形势、关于一九二O和一九二一年欧洲形势)中看得更为清楚。在所有这些论战中，左派激进主义(Left-wing radicalism)的口号是原则上反对任何妥协。列宁的驳斥非常坚决地指出，这种反对妥协的观点回避决定性的斗争，背后隐藏着对革命的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因为真正的革命形势——而且按照列宁的看法，这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质——本身是在这样的事实中表明出来的：没有任何一块阶级斗争的区域是不出现革命(或反革命)的可能性的。因此，真正的革命家，即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时期，并从这种知识得出实际结论的革命家，总是一定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社会一历史现实的整体性，而且一定为了革命的利益，按照或只按照事件对革命的重要性如何来严密地考虑一切事件——大的或小的、正常的或不合宜的。在间或把『左派激进主义』称为『左派机会主义』时，列宁非常正确而深刻地指出了这两种在其他情况下是相互对抗的倾向的共同历史观点，对于一种倾向来说，任何妥协都是忌讳的，而对于另一种倾向来说，妥协又体现着现实政治的原则，与『严格坚持教条主义原则』相对立。换句话说，他指出，二者都是悲观主义地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逼近和现实性。这样，通过从同一个原则驳斥两种倾向，列宁把问题弄得很清楚，妥协对于他和妥协对于机会主义者，只是词语上的相同：双方所使用的这个词语指的是根本不同的前提，因而涵盖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

正确地理解列宁关于妥协的含义是什么，他从理论上建立妥协策略的依据是什么，不仅对正确地理解他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对列宁来说，妥协只有在与严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这一辩证的互动当中才有可能的：进行妥协总是向我们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下一个现实主义的步骤。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把这种理论与策略跟僵硬地坚持『纯粹』的原则这一作法鲜明地区分开来，我们也必须整个把它们跟所有非原则的、公式化的现实政治划分清楚。换言之，在列宁看来，按照具体形势、具体的阶级关系的现实性来认识和评估所讨论的具体形势，来决定妥协的具体的阶级关系，并且引导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这一必然发展倾向，这还是不够的，而且如果不把这种对现实性的正确认识放到对整个历史过程一般正确认识的范围里头，列宁认为这对工人运动就有巨大的实际危险。所以，他一方面承认德国共产主义者对于粉碎凯普政变(Kapp Putsch)之后被设计出来的『工人的政府』——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所持的实际态度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最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策略，原因就是它在理论上是以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点为基础的，充满着民主的幻想②。

一般与特殊辩证地正确的融合，在特殊中(在具体形势中)认识一般(以一般历史趋向的意义来认识)，因而产生理论具体化，从而是这种妥协理论的基础。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而那些以为能在他的决定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深了。列宁从来没有规定过能够『适用』于许多不同情况的『一般规则』。他的『真理』是从站在辩证地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产生出来的。只有笨拙的模仿、庸俗化的列宁主义，才会从对他的见识和决定进行机械的『一般化中产生出来——比如，就像一九一九年夏天，在答复『克雷孟梭照会』(CIemenceau Note)时，那些想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按照公式模仿布列斯特和约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所显示出来的一样③。因为，正如马克思尖锐地责备拉萨尔的那样：『……辩证的方法被错误地应用了。黑格尔从来没有要求在一个一般的辩证法原则下包括大量的不同『事例。』
但是，需要考虑到每种具体形势下所有存在的趋向，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趋向在作出决定时都具有同等的份量。相反地，每种形势都包含着一个中心问题，解决这个中心问题的方案既决定着回答由它同时提出来的其它问题的答案，也决定着未来所有社会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说，『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通过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才能够在���会生活的某一既定时刻确立什么样的事实能获得这种意义。它的主导旋律是作为一个连续发展整体的这一革命的社会概念。因为只有这种跟整体的关系，才使有关的决定性链条有这种意义：必须抓住它，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抓住整体本身。列宁在他最后所写的几篇文章当中的一篇又一次特别尖锐而具体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当时他谈到合作制并指出：『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他表示：『实在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它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

遗憾的是，这里不可能详细分析整篇论文。这样一种分析——以及就此而论，分析列宁的任何一个理论见解——能够表明整体如何总是包含在每个链条的环节中：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准则始终在于把最充沛的精力拿出来并集中在历史过程中的那些环节上，那些环节在任何既定领域或阶段，都包含着跟当前的整体、跟对未来是重要的那种发展问题——即处在未来实际有形的整体中的这一未来——的这一关系。所以，这样全力抓住链条的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决不是要从总体中抽出这个环节而牺牲总体中其它环节。相反地，它是指，一旦跟这个中心问题联系起来，就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解决历史过程中的所有其它环节。通过这种处理，所有问题相互间的联系并没有松弛掉：而是得到强化了和变得更具体了。

那些环节通过历史、通过生产力的客观发展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否能够以及有多大程度能够认识、把握，并因此而影响到无产阶级进一步的发展，则取决于无产阶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并且被经常引证的句子，在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时期取得了总是愈来愈大的重要性：尽管它的辩证的对应物，即强调不是自由选定条件，也是它的真理性的一个重要部份。这实际上意味着，党在革命中的角色——早期列宁主要的思想——在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比准备时期更为重要、更有决定意义。因为无产阶级决定历史进程的能动性影响越大，它的决定对它本身和对整个人类——无论是从好的意义上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说——越是命运攸关，它以其最纯洁的形式在这巨浪涛天、狂风暴雨的海上维护唯一的南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协助这独一无二的南针取得更大的明确性，就越是重要。无产阶级政党能动的历史角色这一概念，是列宁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因而也是列宁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它对实际决定的重要性的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他抨击国家资本主义的对手时，他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的资本主义，我们能够确定它的界限。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相联系的，而国家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份、先锋队。我们就是国家……。它取决于我们来规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

正是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每个转捩点总是同时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党内问题。总是一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党组织对新任务的调整：总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发展，它的方向受到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对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仔细而精确的分析的这一方式所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党在我们所构成的国家中坐在决定性力量的层级最高的位置上。因为革命只能在世界的范围里取得胜利，因为工人阶级只有作为一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所以党本身被组成并收编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机关——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区部。以机械的僵化为特征的所有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将总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不可解决的矛盾。这种思想无法理解，即使在『回到了资本主义』之后，布尔什维克如何仍然坚持过去的党的结构和党的『不民主的』专政。也无法理解共产国际如何一刻也不放弃世界革命，尽力运用所支配的各种手段来准备和组织革命，而同时俄国的工人国家却试图促进跟帝国主义列强和平相处，让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尽可能参加俄国的经济建设。这种思想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党顽固地维护它内部的团结，并尽全力寻求它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却急切地捍卫它跟它赖以存在的农民所缔结的联盟，使这一联盟免受任何侵蚀——因而使它从机会主义者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农民国家，牺牲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等等，等等。非辩证思想的这种机械僵化状态是不可能理解到这些矛盾是现今时期的客观的、主要的矛盾：俄国共产党的政策、列宁的政策，只有在对它自身社会存在的客观矛盾寻求和发现辩证的正确解决方法的范围内才是矛盾的。

这样，对列宁政策的分析，就总是使我们回到那个辩证方法的基本问题上面。他整个一生的工作，就是始终如一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运用到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中的这一不断变化、永远翻新的现象上。但是因为辩证法不是可以机械地运用于一切生活现象的一种终极的理论，现时只是在这种运用中并经过这种运用，作为理论才存在着。所以列宁的实践就使辩证法比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时，具有了一种更广阔、更完全和理论上更发展的形式。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弄成浅薄和曲解了几十年之后，恢复了它的纯洁性，而且他也使这一方法本向继续发展、更加具体化和更加成熟。如果说现在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继续沿着列宁的脚步前进，那么只有在他们试图像列宁建立他与马克思的那种积极的关系一们，建立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的那时候，才会有成果。这种能动性的性质和内容是由历史使马思主义面临的这些问题和任务来决定的。它的成功取决于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里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列宁主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经更加靠近无产阶级的日常战斗，它已经变得比在马克思时代所能连到的更实际。因此，列宁主义的传统只意谓着不失真地和灵活地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生动活跃、生长及创造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再说一遍——共产主义者必须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那种精神来研究列宁。必须研究他，以便学习如何运用辩证法；学习如何通过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来发现一般中的特殊，和特殊中的一般；学习在形势的新环节中发现跟以前的发展有关联的是什么；学习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发现总是不断翻新的现象；学习在整体中发现部分和在部分中发现整体；学习在历史必然性中发现能动性的环节和在能动性中发现跟历史必然性的联系。

列宁主义展现了迄今前所未有的具体、非公式化、非机械化、纯粹以实践为方向的思想的程度。保持这一点是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有以生动的方式发展的东西才能保持得住。而这样保持列宁主义的传统，在今天是所有坚信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项武器的人最崇高的职责。





①(第九二页)列宁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由工人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和商人，允许他们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进行经营。列宁把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②(第一ＯＯ页)随着凯普政变——德国的志愿军和其它部队所搞的未遂军事政变，四天之后由于一次总罢工而被挫败——之后，工会领导者勃吉恩(Karl Legien)提出一个工团主义的全党『工人政府』。德国共产党同意只建立一个宣传机构——换句话说，『忠实的』和非革命的机构——与这样一个政府相对立，事实上，这个宣传机构从未存在过。

③(第—ＯＯ页)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份最后通牒——克雷孟梭照会——从凡尔赛(Versailles)送交库恩(Bela Kun)，要求匈牙利部队从斯洛伐克(Slovakia)(由匈牙利红军成功地反击外国于涉部队后占领)撤退，以作为匈牙利东部的罗马尼亚部队从匈牙利东部撤退的交换条件。不顾左派成员的反对，库恩接受了照会，匈牙利红军撤退。而罗马尼亚部队则停驻不动，结果被用来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六七年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不久写下的，没作什么专门的准备，目的是为了满足这样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把我当时认为极为重要的东西，即列宁性格的精神中心，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因此，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它表明我当时关注的不是要复制列宁客观的理论体系，而毋宁是要说明那些使这种体系化及其在列宁的人格与行动中的体现成为可能的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问题甚至不是在想分析整个他的生平和著作中的这种能动的统一性。

相当多的同时代人对这样的一些著作有兴趣，这首先是一种时代的特征。自从出现了对斯大林时代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来，人们对于二O年代中那些反对派倾向也重斩产生了兴趣。如果从一种非常夸大的理论和客观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论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为革命发展中的危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多么错误，那个时期的其它任何人无疑也可能已经提出过能够给后来各个阶段的问题一种理论指导路线的分析或看法了。要想对马克思主义复兴作出有成果的贡献，就需要纯粹以历史角度把二O年代看成是现已完全停止的一段革命工人运动的过去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与目前主要的新阶段正确地联系起来。但列宁，像是兼具伟人身份的统治者一样，是这样体现他的时代，因此他所说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些成果——但是特别是方法——即使在已经变动很大的环境下，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同时代性。

这本书是二O年代中期单纯的产物。它作为一份文献，记录一群并非很少数的那群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列宁的性格和任务，如何看待他在世界事变进程中的地位，因而肯定不会是枯燥无味的。但是必须始终记得，本书的思想是比列宁本人一生的理论工作更受到那个时期的概念——包括关于那个时期概念的幻想与过分的地方——所制约。第一句话本身就证明了当时的偏见：『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的表述。

但同样可以肯定，它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唯一的规定，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规定。而且列宁——对他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形成思想和实践的红线——会因为这样的『定义』，无论怎样也要提出最激烈的抗议，反对任何想把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和方法论的财富——社会的普遍性——归结成一种简单的面向并加以束缚的尝试。

按照列宁的精神所进行的批评，可以适用于这本小书中的许许多多的段落。我将只限于指出这种评论的正当性和方向，因为我希望清醒、善于思考的读者会自己保持一种批评的距离。我认为重要的，是强调这个地方：我从列宁那里得到的看法产生了一些结论，在清除斯大林主义的这些时候，这些结论仍然具有某些方法论上的妥当性：换句话说，作者对列宁人格和著作的热诚毕竟没有走上歧途。因为我对列宁的行为所做的某些评论，隐约包含着对斯大林后来的发展所做的某种正确的批评，斯大林的这种发展当时除了在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共产国际中惊鸿一瞥以外，仍然是隐而不彰的。比如，在斯大林领导下所有组织问题的日益僵化：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不管政治的要求是什么，党组织被塑造成一种永远不变的拜物——甚至诉诸列宁的权威。我在这里引证一下列宁的警言：『政治问题不能机械地脱离组织问题』，而且下面的评论，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列宁主义的政治能动性精神作出的：『所以，一切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僵化对党都是有害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党的任务就是公开地和自觉地——首先是对自身而言——寻求它的必然途径，以便可以在破坏的危险变成现实以前改造自身，并通过这种改造促进群众的改造和前进。』当然，当时这在客观上只是伟大年代中具体的革命骚动的一种后卫行动，目的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机械的一致性的侵蚀。

但是，如果今天需要在一切领域成功地抵制教条地奉命办事，那么要是承认二O年代的结论是过去的一部分的话，二O年代的结论将只有兜一个圈子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推动力量。为此，清楚地、批判地认识二O年代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时期之间的差别，就是必不可少的。不言而喻，我们也必须以同样要紧的明确性来研究列宁的著作。对于那些根本无意从这种著作中得出某种『一贯正确』的教条集成的人来说，这样做丝毫无损于他在现世的伟大。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这一论点，现在已失去了它一般的妥当性。当然，只是这种发展的必然性已经失去妥当性：不过它变成为一种可能性，这改变了它的理论意义以及——特别是——它的实际结果。同样地，列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战争的发生是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推广至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里，未来则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状况。

我提出这些事例，正是想揭示列宁真正非凡的地方，这种真正���凡的地方跟斯大林主义一贯正确的不朽事迹这一官僚主义理想无关，而且绝对无关。自然，论述列宁真正伟大之处，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本书远比它的主题还受到时间的限制。在列宁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以研究他的本书所无法企及的明晰性，已预见到了一九一七年开始的那个时期正接近结束。

尽管如此，本书仍不时暗示列宁真正的精神发展成长状况，而且我想从我当时所领悟到的这些少许真理开始说明。它确定在经济学方面列宁不是可与他的同时代人希法亭，尤其是罗莎•卢森堡相比拟的专家。但在评估整个时期当中，他是远此他们优越。这种『过人之处——而且这是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目前时代的各种政治问题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新阶段的经济学成为这种关键场合中的一切具体行动的准则。』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下论是朋友或者敌人，他们经常都谈到他的策略艺术和对现实政治的掌握。

但是这种论断没有抓住事情的核心。这个核心更多地是在对整个过程进行评估时的纯粹理论上的过人之处。列宁从理论上给这种过人之处提供了深刻而丰实的基础。他所谓现实政治，绝不是经验的实用主义者的现实政治，而是一种基本的理论态度在实践中的最高极致。

对他来说，现实政治的目标始终是理解必须采取行动的既定形势这一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来说，『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并不是『纯』理论的对立物：相反地，这是道道地地的理论最精彩的部分，是理论在现实中实现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论在实践中产生转变的所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最后明确的论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列宁和他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马克思自己击败了挑战，在理论领域提出解答。他对社会现实所做的解释，给改变社会现实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基础。但是只有在列宁那里，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实践的本质才——没有放弃或压制理论——变成积极地体现在历史的现实中。

当然，本书对于了解列宁的真实性格只是作了一点朴实的贡献。它在理论上缺乏深厚的基础，它也没能把列宁作为一种人的典型加以论述。我只能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在现代的民主革命的链条中，革命领袖的典型常常被极端化了：诸如丹东(Georges Danton)和罗伯斯庇尔(Maximilen de Robespierre)的这类人物在现实和伟大的文学作品中，都体现为这种极端的形象(我们想一想毕希纳Georg Bfich—ner)。就连工人革命的伟大演说家，如拉萨尔和托洛茨基，也具有某些丹东式的特点。

在列宁身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完全新的东西，出现了两个极端是一种中间型。在列宁自然本性的底子里，他对以往伟大的革命苦行者的原则是忠实的——但在他的性格中却没有苦行主义的影子。他是活跃而幽默的：他享受着每一种生活所赋予的东西，从打猎、钓鱼、下棋到读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托尔斯泰(Aleksey  Kon•stantinovich Graf Tolstoy)的作品；他对于真诚的人满怀热诚。这种对原则的忠诚在国内战争中会成为坚若盘石的不宽容性：但它并不包含任何仇恨。列宁是在同制度斗争——自然地，也是同代表这些制度的人斗争——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他们完全消灭。但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从人的角度看这是悲惨的事情，但在现实一定的具体斗争中他下能从这里退缩。高尔基(Maxim Gorkv)记下了列宁在听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时富有特色的评论：『《热情奏鸣曲》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东西；我愿每天听到它，多好呵，简直是超人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骄傲想；人类能作出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呵!』于是他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却不能抚摸任何人的脑袋——手会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脑袋，毫下留情地敲，虽然按理想来说，我们是不赞成对人们用任何暴力的。唔—唔，——任务艰巨得很! 』

即使就列宁这种自然的情绪言词来说，应该看得出来，这并不是与列宁的『生活方式』相抵触的他的天性的突然表露，而应该看得出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是严格地坚持自己的世界观所提出的要求。这个插曲发生前的几十年，年轻的列宁是正在撰文抨击民粹派和他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在对后者进行分析时，列宁指出了关于他们给『一系列既定事实的必然性』提出证明的这一客观作法，而且指出因此这种客观作法如何容易有提供他们『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的危险。对于列宁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把握客观现实和揭露事实本身的真正社会根源方面的一贯性。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优于纯粹客观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这种一贯性；他『更深刻、更严格地运用他的客观作法』。只有这种过人的客观性才能够成为列宁所谓信奉的源泉——『表明你自己，在对任何事变做任何估计时，直率而公开地把自己置于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主观的态度因而总是由客观现实引起而后又回到客观现实。

如果现实的矛盾达到互相排斥的对立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每个献身的人必须为自己解决这种冲突。但是，扎根于现实的信念与感情的冲突——在一种个人的关系中——跟在处处冲突中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这一的内在存在是有危机的人之间，是有着一种基本的差别。后者决不是列宁的真实情况。哈姆雷特(Hamlet)在高度称赞霍拉旭(Horatio)时说：

……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是有福的。

感情与理智：它们的对立和它们的统一只是从作为人类存在的直接和一般基础的生物学领域引申出来的。具体地说，二者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表述一个人的社会存在与历史时刻的和谐或不和谐。感情与理智在列宁身上溶合得很好，因为他随时都把他的社会知识摆在从社会层面来说对当时是需要的行动方向上，而且因为他的实践总是必然从迄今积累起来的这一真正见识的总和与体系得出的。

因此，在列宁身上，根本找不出还可能看来是自满的东西。成功不会使他自负，失败不会使他灰心。他坚持没有任何情况人是不能够作出实践上的反应的。他是那些——正是在本人的生活实践中——获得较多成就，包括最重要成就的伟大人物之一。尽管如此——或者或许因此——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清醒而不带感伤地谈到可能的或实际的失败：『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聪明人是不犯基本的错误，并且知道如何立刻地、无痛苦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种关于行动艺术极为朴实的论述，是比任何夸张的信仰表白还更适切地表达了他的基本态度。他的生活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的一种持久的行动、不断的斗争在这种世界里，他深信对他或他的对手而言，是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因此，他一生中的主导旋律就是：始终武装起来准备行动——准备正确的行动。

列宁严肃的纯朴性因而对群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与较早期的典型大革命家相比，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民众领袖，没要半点花腔(与拉萨尔或托洛茨基相比较)。在私人场合与在公共生活中一样，他对一切玩弄漂亮词藻、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的作法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于任何『过分的』东西表露出来的人的、政治的厌恶，他赋予一种客观的哲学根据：『……任何真理，……如果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对列宁来说，即使最普通的哲学范畴，也从来不是抽象的思辨上的一般性：作为理论上准备实践的工具，它们总是适合实践的。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他反对布哈林依仗整体范畴的这一两面的、调和的折衷主义。正是列宁特别的特色，才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应用一种哲学范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有启发意义的是，在这里考察支配着抽象哲学范畴应用的这一认识论条件所深化的抽象哲学范畴，如何直接作为修正实践的无上命令。

列宁的这种态度，可能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列宁在他的现实政治方面是正确的。他反对站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坚决主张以革命战争支持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因而正是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能不能存在来打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这句话是历史上的平凡话。但是列宁的正确实践在这里正是仰赖理论上深入分析整个革命发展的特殊性。他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忽视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是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世界革命优于任何个别事件就是一个真正的(因而是实践的)真理。但是，他补充说，就那种具体情况在理论上的特殊性而言，『任何抽象真理，如果拿来应用于每一种具体情况，都会变成空谈。』因此，真理和作为实践基础的革命词句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从当时必要和可能的革命斗争的确切状态推衍出来的，后者则不是。如果关于形势的理论本质(它的特殊性)不允许真正的革命实践，那么，最崇高的感情，最无私的奉献，都只会变成无谓的词句。这样一种实践并不一定必须成功。在一九O五年革命时，列宁激烈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意见：『我们本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列宁的根据是，这种失败自身推动着整个革命过程。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现实的任何类推和混淆，都直接地引向空谈；比如，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的法国总是被拿来跟一九一八年的俄国相比较。同样地，当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二O年的凯普政变之后，拟定了一些极富才智的、自我批评的论点，作为这样一种政变万一再次发生时的指导路线时，据说列宁曾问过他们：你们怎么知道德国反动力量会完全重复这样一种突然的袭击呢?

这种答复的背后还有列宁生活中不断的自我教育。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在一系列躲避警察追捕的冒险之后，他去了瑞士。一到那里，他就决定他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地利用这个『假期』，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Logic)。同样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之后，当他非法匿居在一个工人的家里时，他注意到这个工人如何称赞午餐前的面包：『所以现在『他们』不敢给我们坏面包。』列宁因为这种『对七月的日子所进行的阶级评价』感到惊奇和高兴。他想到自己对这次事件和它们所提任务所做的综合分析。『至于说到面包，我没有了解需求，没有去思考它……。精神探讨每个事物的基础，为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通过极为复杂而曲折的道路进行政治分析。』列宁毕生都在学习，不论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或是从一个工人关于面包的意见中。

不断的自我教育，始终接受新的经验教训，是列宁生活中实践绝对占第一性的一个基本面向。这一点——尤其是他的自我教育方式——使他跟所有经验主义者或强权政治家之间产生了无法沟通的鸿沟。因为他不仅仅是从争论与教育的角度来表述他对作为政治基础和尺度的这一总体范畴的主张。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他对他最弥足珍贵的伙伴的要求还要严厉。普遍性、总体和具体的独特性是应该的而且必须采取行动的现实的关键性质：了解这些性质的程度因而是衡量任何实践真正效用的标准。

当然，历史可能产生与原先认识的理论相矛盾的情况。甚至也可能出现无法按照正确的或被认为是正确的原则行事的情况。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列宁正确地预见到，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一种过渡的形式，像后来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迫使苏维埃实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向这种事实的必要性让步——但没有放弃他的理论信念。他尽可能有效地执行形势所要求的所有战时共产主义的命令，甚至没有——不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那样——片刻把战时共产主义看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而且一旦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结束，就果断地决定回复到理论上正确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践的理论家，一个理论的实践者。

正如《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是他整个写作活动的一个象征标题一样，这部著作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整个世界观的一个初步论点。他证实，自发性的罢工的阶级斗争，即使是适当地组织起来的，也只能在无产阶级当中产生阶级意识的胚芽。工人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与当前整个政治和社会统治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还有，正是这种总体才给以革命实践为方向的阶级意识正确地指出道路。没有走向总体的这一方向，就没有历史上真正的实践。但是关于总体的知识从来都不是自发的，它总是必须『从外面』——也就是从理论上——引入活动中。

因此，实践占主导地位，只有站在目标是放在全面把握的这一理论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不过，正如列宁知之甚详的一样，存在的总体当它以客观的方式展开来的时候，是无限的，因而永远都不可能加以适当地把握。在知识的无限性以及总是呈现出来的正确的、直接行动的命令之间，像是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在发展着。但是，这种抽象的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能够——就像棘手的问题一样——从实践上解开。唯一合用的利刃，就是人的态度，对这种态度我们必须再次提到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准备就绪就是一切。』列宁最富有特性和创造性的性格���一，就是他从理论上不断地向现实学习，同时仍然不断地为行动进行准备。这决定了他的理论作风最引人注目而又明显自相矛盾的一种属性：他从不把他从现实中取得的教训看作是封闭的，不过他已经从现实中学到的东西，在他的头脑中又是如此有条理的和方向明确的，因此在任何时刻都能够付诸行动。

在这样无以数计的时刻当中，有一次我十分幸运地亲眼见到了列宁。那是在一九二一年。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捷克委员会开会的一次会议上。会上问题极为复杂，各种意见难以调和。突然，列宁进来了。大家都问他对捷克问题的意见。他拒绝回答。他说他原打算专心注意那份资料，不过国务如此繁忙使他无法这样做，因此他只把随身带着塞在外衣口袋里的两份报纸匆匆浏览了一遍，就没多看了。几经恳求之下，他才同意至少就他对这些报纸的印象交换一下看法。列宁从口袋里拿出报纸，开始作一种非常没有系统的、临时准备的分析，从主要文章开始谈起，最后以当日的新闻收尾。这种即兴而作的概述变成了对捷克形势和捷克共产党的任务最深刻的分析。

显然，作为一个敏捷而始终如一的人物，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上列宁总是优先选择实践。在革命第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的结尾，他的作法使人们印象极深。这本书写于七月事变之后的隐匿时期，他怎么也写不完论述一九O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经验的最后一章：革命的发展不允许他这样做。在该书初版后记中他写道：『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他这样说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知道，他总是尽力弥补自己错过的这个机会。然而不是他本人而是事变的进程，才使这件事成为不可能的。


人们对待上个世纪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圣哲』斯多噶—伊壁鸠鲁(Stoic-Epicurean)的思想对我们的伦理、政治和社会见解有过强烈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学院派哲学的界限。但是这种影响同样是一种内在的改造：在这个典型中的能动—实践的因素已变得比在古代还更强而有力。列宁不断的准备就绪是这种发展最后和迄今最高、最重要的阶段。今天，当操纵同化实践，『意识形态的完结』同化理论的时候，这种理想在某些『专家』的眼里声誉不高的这一事实跟世界历史的进程相较量，只不过是个插曲。除了列宁的活动与著作的重要意义外，列宁这号人物作为不断地准备就绪的这个化身，展现出了不可磨灭的价值——一种对现实的模范态度的新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
    布达佩斯(Budap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