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关于这一学派研究的出版物更是达到1000多种。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

    一、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源起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标准石油公司老板洛克菲勒捐资建立芝加哥大学。在其首任校长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ＡｌｂｉｏｎＷ.Ｓｍａｌｌ,1854-1926)。
    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最初发展的骰子之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不过他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单在1893年到1935年间,它就培养了109位博士,硕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翘楚;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ＡＪＳ),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的前身。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二、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
    概括而言,芝加哥社会学派擅长的领域主要有两个分支,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的主体内容,既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流行范式或“潜在的学术氛围”有关,也与芝加哥突然崛起而又紊乱无序的城市生活有关。就前一个因素而言,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无论是沃德、萨姆纳,还是吉丁斯、罗斯,受到法国心理学原主义者塔德的影响,大都信奉心理进化论,这使得社会心理学成了193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家最一般的专业选择;而就后一个因素而言,正是芝加哥在1833-1980不到100年间的迅猛发展,使得最能够突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的城市以及那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在这两个领域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托马斯则是能够在这两者间汪洋恣意的一位大师。
    乔治·赫伯特·米德(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ｅａｄ,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一直是该校哲学家的教授,也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派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Ｍｉｎｄ,Ｓｅｌｆ,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要想系统地阐释米德思想的来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除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受过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访问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以及齐美尔的影响外,米德的思想直接与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这就是他在哈佛时的老师詹姆斯、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哲学家杜威和社会学家库利。借用乔纳森·特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米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5〕显然,从詹姆斯那里,米德获得的是“自我”这一概念,它说明人类具有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后,库利完善了“自我”这一概念,论述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对方姿势的理解,以及是如何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这最后一点,即库利的“镜中我”,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ｏｔｈｅｒ)的概念提供了温床;最后,杜威所提出的“精神”(ｍｉｎｄ)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在互动中发展的理论,同样对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贯穿《精神、自我与社会》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人类有机体在生理上的脆弱迫使他们相互合作,以群体生活的方式求得生存;(2)存在于有机体内部及有机体之间的那些有利于合作并最终有利于生存与适应的特征和行为将保存下来,精神、自我以及其他特征就是人类在社会环境内的生存斗争中逐渐产生的“生存能力”。米德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揭示了精神、自我和社会是如何通过互动而产生和发展的。应该说,对精神和自我的论述并不是米德的最终目的,他欲通过这一论述来分析社会组织及其建构。社会代表着个体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社会塑造了精神和自我,但社会和社会组织本身又是凭借精神和自我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因为社会是一种被建构的现象,是从个体间相互调节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实际上社会制度是可塑的、不断进步的,并且是有益于个性发展的”。
    同米德相比,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Ｔｈｏｍａｓ,1863-1947)不但是标准的社会学系教授,而且事实上还是这个系的元老。他通过长达5卷本的巨著《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1918-1920)确立了自己在芝加哥甚至整个美国经验社会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的主题是移民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的研究。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的书信往来和生活史的研究,描绘了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从而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因为这部著作直接的经验研究取向,它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以致有人会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将30年后塞谬尔·斯托弗的《美国士兵》(1949)视为定量研究的里程碑。
    其实,托马斯社会学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情境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这一被罗伯特·默顿称为“托马斯原理”的假设向人们展示,情境的社会定义尽管是主观的,但却有其客观的结果。其实,这已经为贝克尔和勒默特的“社会标签论”提供了理论雏形。
    如果说斯莫尔以及米德和托马斯是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学人的话,那么在芝加哥学派后来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大概要属罗伯特·帕克(ＲｏｂｅｒｔＥｚｒａＰａｒｋ,1864-1944)。
    这位后来者在1920年代以后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就其个人而言,还在密执安上大学时,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已经使他与芝加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而在大学毕业以后帕克又曾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担任记者达11年之久,这使他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显然与芝加哥的社会学家将城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谋而合。加之,在记者生涯结束后,帕克曾有一段“游学”德国的经历,并有幸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后者的理论当时正为芝加哥学人奉为圭臬。而就学院环境而言,1918年,将他引入芝加哥社会学殿堂的托马斯因“生活不检点”而被迫离开了芝加哥;1925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创始人斯莫尔退休,1年后去世;也是在1925年,1919年返回芝加哥接替托马斯社会心理学教席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继斯莫尔之后成为社会学系主任,而法里斯的儿子罗伯特·法里斯又跟随帕克攻读博士学位,这位新系主任给了帕克更大的发挥自己才华的空间。这样,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加之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
    有关帕克学术贡献的文献称得上汗牛充栋,2000年90岁高龄的费孝通还为自己的这位老师写下了整整100页学术札记。确实,帕克和托马斯一样,是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从“扶手椅”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实品格的第一批学者。在1921-1931的10年间,帕克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等。1932年,即在帕克从芝加哥社会学系退休的前一年,这个来到中国北京燕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老人,还带着费孝通“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希望学生能够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学习社会学。
    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论城市》(ＴｈｅＣｉｔｙ,1925)。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Ｈｕｍ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ｙ)、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以致法里斯会说,“1921年后的美国社会学,在方向和内容上主要是由派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确定的”;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ｃｏｍｍｕｔｅｒｓ’ｚｏｎｅ);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就像费孝通所说,“这本《论城市》实际上是为当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揭幕”。

    三、贡献与局限:批判的反思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开始预示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这种衰落及其后的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或理论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转换在社会学中的经典个案。
    有关芝加哥学派衰落原因的分析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研究主题,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决定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与制度背景。应该说,导致1935年后芝加哥学派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城市生活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起,而社会理论家默顿和定量化大师拉扎斯费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也结成了与哈佛相似的这种具有挑战力的学术犄角;也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本身的问题,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相继退出之后,从30年代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其学生不断流向其他学校(斯托弗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教师关系紧张,连续两次系主任之争(1951和1956)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11〕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在思想上脱离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的青年社会学家团体,其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ＳＲ)。新的强势集团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浮现,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ＡＪＳ)和美国社会学会长达数十年的统治。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社会学派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贡献首先体现在它为社会学这门在欧洲孕育多年的学科奠定了最初的学科化和制度化基础。
    尽管早在1839年,法国人孔德就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并为创建一门实证化的社会科学提出了完整的构想。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包括马克思、迪尔凯姆、藤尼斯、韦伯和齐美尔在内的众多欧洲思想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做了完整的铺垫。但是,因为知识背景、学科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在欧洲一直没有在大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学和人文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经验品质鲜明的社会学生长的知识藩篱,而且欧洲的学术体制也没有给社会学留出多少发展和生存的余地与空间,这从上述名闻遐迩的经典大师的个人遭遇中可见一斑,他们在生前几乎没有任何人获得过社会学教授的学衔(即使是幸运的迪尔凯姆也只获得了半个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他的另半个学衔是教育学教授),大多数欧洲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在合法的学科体制之外从事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成立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出现,改变了上述欧洲社会学的窘迫。因为美国社会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所经历的快速的都市化、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劳工问题,出现了强有力的并有着广泛群体基础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对高等教育构成了高度的需求;而1876年肇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高等教育革命,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同时,又使美国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扩张,这种扩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许多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提供了可能。不过,尽管美国的许多大学,如哥伦比亚、堪萨斯、密执安、耶鲁、布朗,在19世纪末期也为社会学进入美国作出了诸多贡献,但从学科的意义上说没有一所大学的贡献能和芝加哥媲美。芝加哥创建了第一个社会学系、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第一个社会学学会……这些第一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们为社会学找到了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其意义绝对不亚于孔德为这门学科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称。
    芝加哥社会学的第二个贡献,是真正开始赋予社会学以经验和实践的品质。这种倾向改变了原先欧洲社会学的思辨和理论偏爱,使得孔德的设想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其实,这一品质的具备和我们前面述及的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情景密切相连,决定了社会学和其他许多新兴的社会科学一样,是因其政治和实践主题获得其学术家园的,这种情形和欧洲完全两样。以托马斯和帕克为例,前者的《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而帕克社会学的经验品质不仅体现在他对黑人与芝加哥社区的研究之中,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研究领域的确定之中:他的7-8位学生曾获得过洛克菲勒地方社区奖学金,而他们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是芝加哥这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城市。
    像芝加哥学派的贡献一样,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局限是由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先天不足决定的。换言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尽管同欧洲同行相比,包括斯莫尔、帕克在内的芝加哥学人幸运地获得了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但他们和同期的美国其他社会学教授一样,几乎没有人接受过正统的社会学训练:斯莫尔先前是教授神学的,而他的博士学位则是福利经济学;法里斯先是传教士,后来受的是心理学训练;帕克本人则是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与其说这些芝加哥的先驱们是社会学家,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社会改革家。而这一先天的不足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芝加哥社会学后来为更为学科化的哈佛和哥伦比亚社会学取代的命运。
    第二个局限似乎是由第一个局限决定的。正是因为芝加哥社会学家的非学科化特征,导致了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不足。在理论方面,尽管芝加哥社会学派中也有像乔治·米德这样的圈外人物,但因为我们前述的美国社会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以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的社会学十分突出地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发展和验证解释性理论”。像斯莫尔和帕克这样的芝加哥社会学家即使对理论有兴趣,其兴趣也不过集中在齐美尔那样的不甚严谨的体系上。可以想象,在1937年后由帕森斯发起的理论攻势面前,芝加哥学派自然会不堪一击。除了理论的问题以外,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无法掩饰的。不仅芝加哥社会学对定量研究方法一直有着天然的排斥,而且定性的人种学方法在早期也是非常粗鄙的,有些甚至和单纯的社会报道没有什么区别。尽管1927年后,信奉“科学社会学”的威廉姆·奥格本来到芝加哥之后,这种倾向有了某种改观,并且培养出了像斯托夫这样的对统计技术几近痴迷的学生,但定量与定性方法间的水火不容也发展到了极端。“在研讨会和午餐会上,统计学和个案研究方法之间也常常会展开争论”。这样一种格局自然后来无法抵御来自哈佛和哥伦比亚的挑战,在那里,帕森斯和斯托夫、默顿和拉扎斯费尔德这种理论ＶＳ.方法的学术犄角确实一时无坚不摧。
    最后一个局限可能与芝加哥学派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有关。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前芝加哥在美国社会学界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不仅向美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贡献了诸多师资,其自己留用的新的教职人员也常常是自己系里培养的博士。虽然教师学术背景的同质性对学派的维持是有益的,但是多样性的缺乏和综合活力的丧失却是它必须付出的代价。另外,由于不断从自己系里留新的教员,而每一个教员又与系里的某个或某几个教授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于是加深了教师之间的不和。这样,如希布塔尼所言,某种由人员继任问题所带来的组织上的枯竭加速了芝加哥显赫地位的终结。
    应交代的是,芝加哥学派自1930年代中期衰落后,并未立即土崩瓦解。事实上,1940年代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在战后的近20年间继续撑起了芝加哥的旗帜,并因此被人称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只是因为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在内的社会学此刻正君临天下,原芝加哥一统江山的局面已经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