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光明日报》

    吴定良，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２０年代中期到３０年代中期，潜心于统计学与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创制“相关率显著性查表 ”，建立头骨眉间凸度与面骨扁平度的研究方法等，得到统计学界与人类学界的公认。３０年代下半期起，一直致力于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创立、发展及我国人类学人才的培养。 

　　吴定良，字均一，曾用名士华。１８９３年１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开明地主家庭。父为当地著名中医，长于喉科。生子二人，女三人吴定良排行第五，幼年丧母。继母不贤，不准其进学校，关在家中帮做家务。后在父亲力争下，得以进私塾读国文，另找人为其补英文、算术，欲培养他继承己业，当一名中医。１２岁时，父病故。继母更恶，不得已离家独立生活。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１９１６年吴定良以同等学历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毕业。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１９２４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１９２６年，江苏省招收“乡村教育”和“教育行政”官费留学生各一名，他考取了“乡村教育”的名额。同年８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ＫａｒｌＰｅａｒ－Ｓｏｎ）教授。学习期间，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等多篇统计学方面的论文。他踏实严谨的学风、刻苦钻研的精神，深得导师和同事们的赞扬。１９２８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０年，经英国统计学家Ｏ．Ｕ．耶尔（Ｙｕｌｅ）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

　　１９２９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作了报道，使当时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的吴定良十分兴奋与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当时，“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是国际上研究生物学与人类学的中心。在英国著名的“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杂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杂志以及剑桥大学的“Ｐｎ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上，吴定良与导师皮尔逊合作，或与著名人类学家Ｇ．Ｍ．莫兰特（Ｍｏｒａｎｔ）合作，或自己单独发表统计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文５０余篇，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４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Ｊ．Ｌ．马斯（Ｍｙｅｓｓ）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因为瑞士有大量头骨标本，１９３４年夏，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９世纪头骨的研究。

　　１９３５年夏，吴定良回国，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同年，与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怀着创立与发展中国人类学壮志的吴定良，在设备差、助手少的困难条件下，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同时积极着手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任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１０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１９４７年９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任系主任兼所长。在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期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１９５０年５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

　　１９５２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１９５７年，生物系设立人类学专业。５０年代是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丰收期，研究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诸方面，并开始了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他在搞科研、带研究生的同时，承担了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人体形态学、生物统计学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吴定良一生生活俭朴，勤奋工作，在晚年冠心病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仍不肯养病休息，而是继续埋首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中。１９６１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慨然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１９６２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

　　“文化大革命”中，吴定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受围斗。几次抄家，家中略有价值的物品连所有书籍均被收缴一空，工资被停发，只留下一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费”，一向生活淡泊的吴定良漠然承受了这些打击。在１９６９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吴定良家再次遭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凝结着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包括全部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１００多篇论文）以及他的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拿走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号陶大哭。当晚，病情转沉重，于第二天凌晨，即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４日，怀着满腹的疑问与悲愤与世长辞。“文化大革命”后，１９７９年６月召开追悼会为吴定良平反昭雪，中共复旦大学生物系总支郑重宣布：“对吴（定良）所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恢复名誉”。

在统计学方面的工作与贡献

　　２０年代下半期到３０年代上半期这１０年间，吴定良在统计学的学习与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苦功，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创造的相关系数计算法和相关率显著性查表，该表是他花了数月的时间，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出约七万个数据才得出的。该表的问世对当时统计学上相关分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各学术领域的学者在用相关率来分析事物间的相关程度时提供了方便。

　　自４０年代下半期起，吴定良相继在浙江大学、杭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