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学理性主义拓展到人们的行为中

——涂尔干学派简介

李英飞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涂尔干学派，又称“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学派，是由涂尔干创立，围绕《社会学年鉴》组成的学术共同体。

动荡岁月下经典的《社会学年鉴》

1897年，涂尔干在完成《自杀论》之后，开始筹建《社会学年鉴》（以下简称《年鉴》），以便社会学家定期了解各专业科学研究的相关信息，其宗旨是要把社会学精神贯彻到其他各学科，以呈现各学科间的统一性，进而形成一门总体的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年鉴》以设立分支社会学的形式，重新分配各专业科学的研究现象，在各专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解释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实在的关系，以此建立起一门系统和综合的有关社会的科学。所以，社会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年鉴》在执行对年轻学者学术指导的同时，还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同一事业，形成一种共同的精神。《年鉴》的出版标志着涂尔干学派的正式形成。

　　《年鉴》于1898年正式出版，到1927年为止，基本上每年一期，中间曾因一战停刊。1917年之前以涂尔干为学派核心，而后以莫斯（Marcel Mauss）为学派的主要领导人，先后出现两次学术发展的繁荣期。

　　一战前，在涂尔干的计划和指导下，围绕《年鉴》形成了以莫斯、亨利·于贝尔（Henri Hubert）、布格勒（Célestin Bouglé）、保罗·福孔奈（Paul Fauconnet）、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ois Simiand）、赫兹（Robert Hertz）和乔治·戴维（George Davy）为代表的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学术团体，几乎囊括了当时法国所有优秀社会学家。但随着赫兹、安德鲁·涂尔干（涂尔干之子，被寄予厚望的涂尔干学派接班人）等人在一战中阵亡，遭受丧子之痛的涂尔干也于1917年病逝，涂尔干学派也受到了重创。

　　一战后，莫斯（涂尔干的外甥）在忍受失去亲人、朋友和同学的悲痛的同时，秉承涂尔干的未竟事业，继续领导该学派，于1925年重启《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复刊标志着涂尔干学派进入了第二代发展时期。在原有成员的基础上，《年鉴》又吸纳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其中包括葛兰言（Marcel Granet）和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等人，还有我们熟悉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但由于各种原因，《年鉴》于1927年再次停刊，之后又在1934年重新出版，一直持续到1942年为止。

　　在这段时期内，新一代的《年鉴》成员在莫斯的带领下，又恢复了学派的元气。不幸的是，刚刚恢复起来的涂尔干学派再次遭遇战争。二战成为涂尔干学派另一个转折点。哈布瓦赫在战争结束前夕死在了集中营，葛兰言在接替莫斯高等实践研究学院职务的一个月后，突然去世。随着《年鉴》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涂尔干学派再也无力恢复其学术上的辉煌，而是经由学派成员及其弟子，传播到各个学科和领域。

　　正因为《年鉴》的命运与涂尔干学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就成为涂尔干学派的一个缩影。《年鉴》不仅直接体现了涂尔干对社会学的设想，还成为其核心成员实践涂尔干所提出的诸原则的最初舞台。包括涂尔干在内的《年鉴》成员的研究成果都以专题论文、分析和书评的形式发表在《年鉴》上。所以，以《年鉴》的形式，各自分工合作的涂尔干学派也被称作“社会学年鉴”学派。

社会学要成为纯粹的科学

涂尔干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自杀论》（1897）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他提出了涂尔干学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观点，首先就是社会学要成为纯粹的科学，不能与哲学和政治相混淆，必须摆脱哲学只处理一般性问题和纯粹观念分析的特征，暂时抛开实践，其任务在于描述和解释具体的社会事实。区别于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涂尔干把科学的理性主义进一步拓展到人们的行为，以观察和比较的方法去研究具体的社会事实，即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来研究；提出社会事实只能用其他的社会事实来解释，以此来反对当时流行的还原论和心理学方法。后者在当时主要代表是塔尔德。《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确立。而以《自杀论》为标志，在表明社会学解释的独特性地位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所谓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的立场。

开创社会史研究的典范

同时，涂尔干强调史学对社会学的意义。史学之于社会学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解释性。但从描述层面来看，由于缺少了比较的方法，史学就很难对具体社会事实形成完整的认识。所以，加入比较方法的史学就成为社会科学化的史学。进而，涂尔干认为古郎治（Fustel de Coulanges）在史学社会科学化上只完成了一半，还需进一步引入比较的方法。涂尔干的社会史之作《教育思想的演进》（1938）就运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开创了社会史研究的典范。另外，史学的意义还表现在涂尔干学派的历史分析上，即把最简单或最原始的形式作为研究的起点，以此来解释和理解当下以及复杂的形式。此外，社会形态学、统计学和语言学等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建立有机联系

在总体的社会科学这一前提下，涂尔干强调社会学的专业化。因为只有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即积累和穷尽经验现实的基础上，才能在一般层面的哲学和实践中有所作为。所以，《年鉴》具体栏目设有一般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与道德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和道德统计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美学社会学等，以期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最终达到社会学作为一门总体科学的本义。以往的专业科学往往只专注各自领域，而忽视各专业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社会学不同于这些专业科学之处在于它既能深入到专业领域，又能回到总体问题上来。

宗教即社会

由《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触及的理论核心问题，实质上，涂尔干学派的宗教研究是要处理传统神学问题，即如何在世俗化的今天寻找新的道德基础。通过对原始宗教的研究，涂尔干旨在表明宗教现象的本质是社会，宗教的崇拜是对社会的崇拜。换句话说，神圣—凡俗的二分是社会—个人的翻版。在某种意义上，宗教即意味着社会。在此基础上，涂尔干揭示了现代宗教就是人性宗教，即整个社会对普遍人性的崇拜。对于国家（state）而言，就是公民宗教。

　　所以，宗教研究占据首要位置，不仅是因为集体生活之诸多形式都可从最初的宗教生活来解释，比如从神话和传说中产生了科学和诗歌；从宗教仪轨中产生了法律和道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认识论（智识范畴、分类体系等）意义上，还是在具体生活（比如集体欢腾）中，宗教都更好地为我们展示了人的社会本性。涂尔干学派的这一特点就被后人称作是一种“社会”主义（societism）。

莫斯与社会事实的整体性

正是基于集体具有不同于个人之表现（情感、信念、道德观等）的观点，作为整体的涂尔干学派，在涂尔干的具体筹划下，沿着这些基本取向，积累了大量的研究，以分支社会学举例：在宗教社会学方面，有莫斯和于贝尔的《巫术的一般理论》（1902）和《献祭的性质与功能》（1899），还有赫兹《死亡的集体表现研究》等。其中，在认识论方面，有涂尔干与莫斯的《原始分类》（1903）、于贝尔的《时间的宗教表现》（出版日期不详）、赫兹的《右手的优势：宗教极性研究》（1909）以及列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的《初民社会中的精神功能》（1910）；在法律和道德社会学方面，有布格勒的《种姓制度论》（1908）、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1919）、《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1926）等；在经济社会学方面，有西米昂的《经济学中的实证方法》（1912）；在社会形态学方面，有莫斯的《论爱斯基摩社会的季节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1905），哈布瓦赫的《社会形态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书评和文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担负学派重建重任的莫斯（1872—1950），作为涂尔干学派的第二代领导者，除继承涂尔干学派遗产之外，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影响为学派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代表作主要有《礼物》（1925）和与涂尔干合著的《原始分类》（1903）以及前面提到的与于贝尔合著的《巫术的一般理论》（1902）和《献祭的性质和功能》（1899）。

　　在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基础上，莫斯进一步提出了“总体的社会事实”，以强调社会事实的整体性，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事实启动了社会及其制度的总体。从“总体的社会事实”出发，莫斯继续以“社会”主义取向对巫术、献祭、礼物交换等现象进行了讨论。他一方面以《一种人的精神范畴：人的概念，“我”的概念》一文继续讨论人类智识范畴，另一方面又以《礼物》具体呈现礼物交换的道德功能，同时还以礼物交换的“互惠性”启发着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

　　由于莫斯承担了繁重的《年鉴》编辑工作以及涂尔干与其合作者生前未曾发表的著作出版工作，所以他的著作不多，他的思想大多散见在他弟子的著作中。　　

奠定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基础

1902年，涂尔干被任命为索邦大学教育学讲座代理教授，涂尔干学派中心也从波尔多大学转到了巴黎。从此，涂尔干学派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声誉和影响远远盖过了诸如沃姆斯（Worms）和塔尔德各自所代表的学术团体。然而，尽管涂尔干的著作很早就被翻译到德国（1908）和俄国（1899），他的理论也为美国、英国学者所熟悉，实际上在拉德克里夫·布朗和帕森斯两人对涂尔干理论的推崇之前，涂尔干学派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法国。或许如某些学者说的，由于涂尔干给人留下了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印象，在以意志论、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英美，甚至德国都很难产生实质影响。

　　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随着二战对该学派的破坏，涂尔干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已不存在。不过，涂尔干学派的影响并没有随之褪去。它的影响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在哲学、人类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效应。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最终得以确立并且作为一门学科为大学所接纳，首先得益于涂尔干学派所作的不可替代的努力。对于社会学而言，涂尔干学派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帕森斯。尽管看似是帕森斯确立了涂尔干的经典理论位置，但实际上涂尔干有关社会团结的论题直接影响了帕森斯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问题的讨论；而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更是承续了从涂尔干到索绪尔的传统；在史学方面，年鉴学派的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就是秉承了涂尔干社会史的方法，所以像“心态”和“表现”这样的概念也逐渐成为史学核心概念。

　　而莫斯对涂尔干学派能够产生持续影响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是举礼物交换为例，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布迪厄的对用于交换的“资本”分析、巴塔耶“被诅咒的分配”都或多或少受惠于莫斯对礼物交换的研究。

　　在今天看来，由涂尔干学派奠定的社会学传统，仍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它不仅作为社会学三大传统之一，还作为社会学早期发展史上两个最富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另一个是芝加哥学派），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英飞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