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后的生活——哈贝马斯采访记

　　                    《时代周报》（Die Zeit） 著

　                          　吴万伟 译

　　私有化时代已经结束。负责推动公共利益的角色是政治而不是市场。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接受《时代周报》记者托马斯·阿斯豪尔（Thomas Assheuer）的采访，谈到国际秩序的必要性。

　　《时代周报》：哈贝马斯，,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全球性经济危机近在眼前。对此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哈贝马斯：我最担心的是令人愤慨的社会不公，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必须承受市场失灵造成的社会化成本。从来都不是全球化胜利者的民众现在却不得不为可以预料的金融体系崩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买单。他们和股东不同，不是承担货币价值上的损失而是维持日常生活的硬通货的减少。从全球角度看，遭到报复的命运也落在经济最弱的国家身上。这是政治丑闻，但用手指着替罪羊大声谴责让我觉得很虚伪。投机家一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活动，根据社会承认的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行事。当政治诉诸于道德化而不是依靠民主立法者制订可以实施的法律时，就把自己变成了笑柄。负责推动公共利益的角色是政治而不是市场。

　　《时代周报》：你最近在耶鲁大学演讲。这次危机给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哈贝马斯：在弗罗里达和其他地方看到的如画家霍珀（Hopper）的作品那样让人伤感的景象，电视屏幕上闪现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长排空荡荡的房子，房前草坪上有因房贷拖欠收回房产的标志牌。接着你看到载着来自欧洲和富裕的拉丁美洲的潜在买主的汽车一辆辆开过来，接着是房地产代理人向他们展示卧室壁柜里隐藏着的愤怒和绝望。回国后，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美国激动焦虑的情绪与德国“像往常一样”的平静心态形成的鲜明对比。在美国，真正的经济焦虑碰巧和最近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选举的冲刺阶段重合。危机也让选民更真切地意识到在更广泛背景下的个人利益所在。它强迫人们在做出决定时，比上次大选因为9-11袭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两极化更加有道理些，如果不是更理性的话。如果我在选举前冒险做个预测的话，美国将拥有第一位黑人总统，因而成为政治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都归功于幸运的巧合。但除此之外，危机也可能是欧洲变化了政治气候的一个预兆。

　　《时代周报》：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哈贝马斯：这种潮流变动影响到公共讨论的晴雨表，影响到在此过程中被看作政治选择可能性的光谱变化。朝鲜战争标志着新政的结束，里根、撒切尔夫人以及冷战的结束则标志着社会福利项目的结束。在布什时代的终结、上次新自由主义修辞气球的破裂、克林顿和新工党项目的表演过后，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我的希望是人们不再从表面上接受新自由议程，而是把它搁置起来；严格审查让生活世界完全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体制。

　　《时代周报》：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国家不过是经济领域的一个演员，应该尽可能发挥小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声名狼藉了吗？

　　哈贝马斯：这取决于危机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政党的概念表述能力、以及成为公共议程的话题。在德国，无论如何，情况仍出奇地平静。优先考虑股东利益，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出现、儿童贫困漠不关心的议程已经失去人们的信赖。因为对私有化的狂热，该议程已经让国家核心功能空洞化，把精心考虑的公共领域残余出售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投资者，把文化和教育的命运交付给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的资助者的利益和情绪。

　　《时代周报》：私有化狂热的后果在金融危机中变得清晰了吗？

　　在美国，布什政府推行极端的取消管理的政策，造成物质上、道德上和文化上的明显破坏，这次危机已经恶化了。社会保障和医疗健康、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和养老金体制和刑罚制度,军事安全服务，学校和大学的大部分的私有化，城市和社区文化基础设施交由私有赞助者的承诺和慷慨是社会设计的一部分，它们风险和后果是很难与社会民主宪政国家的平等原则相吻合的。

　　哈贝马斯：国家机构不能按照经济原则和企业做生意。

　　是的，但是某些脆弱的生活领域，比如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股票，不应该暴露在股票市场投机的风险之下。在民主国家，比如不受扭曲的政治交流等公共利益不能被扭曲，以便符合金融投资者的利润追求；公民的知情权不能靠商业电视台主导的媒体文化来满足，这样的世界里充斥着容易消化、无需思考的词语。

　　《时代周报》：如果引用你的一本引起争议的书的书名，我们是在经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吗？

　　哈贝马斯：自从1989年、1990年后，要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选择是从内部将资本主义动力学文明化和温和化。即使在后战争时期，苏联也不是东欧大部分左派眼中的可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在1973年我写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这些问题再次进入议程，根据国家的情况，其紧迫性不同。这种情况的症状之一是要求设定经理薪水的最高界限、取消“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也就是高级管理层的丰厚补偿和奖金。

　　《时代周报》：但是这些政策难道不是橱窗效应吗？明年将有很多选举呀。

　　哈贝马斯：是的，这当然是旨在转移人们关注政客及其经济顾问的失败的象征性政策。他们早就知道金融市场监管的必要性了。我刚刚重新阅读了施米特（Helmut Schmidt）在2007年二月在

　　《时代周报》上的文章“管理新的超级投机者”，人人都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在美国和英国，政治精英认为只要情况正常，放肆地投机就是有用的，欧洲则屈服于华盛顿共识。在这方面有更广泛的意愿同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生无需做广告。

　　华盛顿共识是臭名昭著的经济计划，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九十年代制订的计划，据说提供了经济改革的模板，首先是拉美，然后到半个世界。其中心承诺就是“滴漏”:让富人更富，财富就将渗透到穷人身上。

　　这个预测的虚假性的证据已经堆积很多年了。富有者财富增加的影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非常不平衡，我们看到的贫困区域越来越大。

　　《时代周报》：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过去：它是怎么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结束让资本主义失去任何约束了吗？

　　哈贝马斯：民族国家和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形式虽然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但它在更早的时候就终结了，在放弃了固定汇率体制和石油危机的时候。到了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时期，芝加哥学派经济理论已经获得实际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克林顿政府和新工党下继续，那时候就有我们现在的英雄，当时英国的财政大臣戈登·布郎（Gordon Brown）。但苏联的崩溃导致了西方致命的胜利主义，成为世界历史胜利者的感觉是十分诱惑人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理论也就迅速膨胀，成为延伸到生活各个方面的世界观。

　　新自由主义是生活方式。所有公民都应该成为自己劳动力的经营者，而且成为消费者。

　　和竞争者。在人人自由的竞争社会里赢得胜利的强者可以宣称，他的成功是因为个人的美德。具有非常滑稽色彩的是，经理们，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成为谈话节目中荒谬的精英主义言论的猎物，浑浑然当真把自己当作角色模范，以为在思想上高高在上，优越于他人，好像他们不再愿意承认现代社会早期功能精英和财富精英之间的差异。以半吊子水平窃据高位的人在性格和思想上有什么值得显摆的呢?另外一个警迅是2002年秋天出台的布什主义确立了入侵伊拉克的基础。市场极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从此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中变得清晰可见。

　　但布什不是孤独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周围集满了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

　　但很多人什么也没有学到。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伊拉克灾难后运用掠夺性的术语思考（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最近，他对国际政治陷入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越来越不受限制的权力斗争前景的评论是：“世界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时代周报》：重复一下，在1989年后在政治上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否因为资本比政治强大太多了？

　　哈贝马斯：在我看来，在九十年代，如果要赶上市场的发展的话，政治必须建立起在超越国家水平上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基础上，这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十年的初期甚至有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最初步骤。老布什以纲领性的方式谈论新世界秩序，似乎想利用长期以来遭到封杀和嘲弄的联合国。由安理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数量开始有明显的增加。带有政治意图的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促成全球政治合作的体制以及更进一步的国际关系法律框架化的，但最初混乱的努力在克林顿时期就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如今的危机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效率低下的现实。自从现代时代开始，市场和政治就不得不重复地相互制衡以便保存政治圈子内成员的团结关系的网络。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因为市场和政治建立在相互冲突的原则基础上。摆脱了更复杂网络束缚的去中心化个人选择的泛滥在经过了全球化的最后阶段后也要求得到管理，同时发生的还有产生众多利益的政治程序的扩张。

　　《时代周报》：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继续支持康德的世界主义，鼓吹卡尔·弗里德利希·冯魏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的全球性国内政治的观点吗？这听起来完全是幻想，我们该怎样思考呢？毕竟，你只需要考虑联合国的现状就明白了。

　　我必须承认联合国核心机构的彻底改革不可能走很远。当然，安理会、秘书处、国际法庭、以及笼统意义上的这些机构的权力和程序必须是作为紧急事件，适合于全球实施人权和实际上禁止暴力，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即使联合国宪章被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宪法，这个框架仍然缺乏一个论坛，其中大国间的军事斗争将被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用来讨论需要管理的全球经济问题，包括气候和环境政策、竞争性能源的分配、稀缺的饮用水供应等问题。这种跨国层次上的分配问题不能用人权侵犯或者国际安全破坏那样的方式处理，在可以起诉的犯罪这样极端的例子，而是必须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找到解决办法。

　　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机构已经存在了，比如八国集团。

　　这是个排外的俱乐部，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以没有约束力的方式被讨论过。实际上，在对这些事件的夸张宣传引起的期待和媒体盛宴过后产生的可怜结果之间存在的差异就足以说明，国民虚幻的期待的警醒他们，或许甚至各自的政府更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全球政治的难题。

　　这听起来就让人怀疑，简直是白日梦。

　　就在几天前，大部分人还认为今天发生的事不可能是真的。欧洲和亚洲政府竞相提出管理建议来对付金融市场上效率低下的制度化问题。甚至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社会民主党（SPD）也提交关于会计规则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规定的建议、经理个人债务、对股票市场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等。当然，很少有人提到对股票市场交易征税，如今征税政策已经逐步全球化。不管怎样，大肆夸耀的新“金融体制建筑”如果遭到美国的抵制是很难实施的。考虑到这些市场的复杂性和对于最重要的功能体系的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性，很难说它能走多远。现在各方心中想的国际条约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取消，根本无法提供无懈可击的政权基础。

　　即使新权力被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等于全球内部政治。

　　我不想做出预测。考虑到问题的规模，我们能做的主要是思考建设性的提议。民族国家必须明白自己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实际上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是未来几十年需要处理的最艰巨任务。当我们心中想着这个舞台说“政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继承了做出主权决策的集体所自我理解的政府行动。但是今天把国家作为利维坦（Leviathan）的自我理解的持续性已经遭遇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体系合作发展的体制的冲突而中断。在国际领域中所说的“政治”的内容和构成处于不断变化中。

　　《时代周报》：但是它如何适应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如你提到的，在9-11之后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全球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明显？

　　哈贝马斯：或许我们应该后退一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自十八世纪后期，法律已经渐渐充满政治性构成的政府权力，在国内领域已经剥夺了国家作为“强制力”的大部分特征，但是在国际关系上，国家仍保存了足够多的内容，虽然相互交叉的国际组织逐渐增多，国际法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概念一直处于变动状态。比如，在欧盟内部，成员国继续享受合法武装的垄断权，但是在实施超越国家层次上通过的法律时并没有多少犹豫和顾虑。法律和政治的这个转变也和资本主义活力联系在一起，这种活力能够被描述为阶段性互动在功能性推动下开放，紧接着出现由更高层次上进行社会融合的封闭性。

　　《时代周报》：这是否意味着市场把社会撕裂，福利国家又把它融合起来？

　　正如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福利国家是后来的，是非常脆弱的成就。扩张的市场和通讯网络已经产生爆炸性力量，同时对于个体公民产生个人化和解放的后果。但是每一个破坏都紧跟着出现更全面的体制框架内团结的老关系的重新组织。在一个更加全面的机构框架内团结起来的从前关系的重新组织。这个过程开始于现代初期，中世纪盛期主导性财产在新的领土国家范围内逐渐被英国那样的议会所控制，或被像法国那样的由绝对的君主来调解。这个过程持续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宪法革命出现和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立法项目。这种对利维坦的合法约束和公民社会内的阶级对抗决不是小事。因为同样的功能理由，这种成功地将国家和社会宪法化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更进一步后的今天，正朝向将国际法和争吵不休的国际社会宪法化。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欧洲能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

　　哈贝马斯：不是它在危机中实际发挥的作用。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欧盟最近的危机管理受到如此高的赞扬。戈登·布朗能够用他让人记忆深刻的决定让美国财长保尔森重新解释竭力协商的紧急援助，因为他让欧洲区最重要的选手参加进来，通过法国总统的协调，最初遭到默克尔（Angela Merkel）以及她的经济部长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的反对。你只需要更仔细地考察这个协商过程和它的结果。正是欧盟内联合起来的民族国家中的三巨头同意作为主权角色协调不同的措施碰巧指向共同的方向。尽管有欧盟官员容克（Juncker）和巴罗佐（Barroso）的在场，达成这个经典的国际协议的方式几乎和欧盟联合的政治意志形成没有任何关系。《纽约时报》不是没有一点恶毒含义地指出，欧洲没有能力就共同的经济政策达成一致。

　　《时代周报》：你怎么解释这事？

　　哈贝马斯：危机的当前路径让欧盟建设中的错误突现出来: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措施做出反应。因为某种程度上简单化的欧盟能力被分割，由布鲁塞尔和欧洲法院实施经济自由，造成的外部成本被骗塞给各成员国，目前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没有形成共同的意志。最重要的成员国甚至在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国家占多少，市场占多少是合适的等。而且，每个国家都在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德国尤其如此。尽管其外交不动声色，但柏林共和国似乎忘了从前的联邦共和国的历史教训。政府在利用自1989年到1990年以来获得的外交政策上得到扩展的操作空间，回到熟悉的国家间民族权力政治的熟悉模式中，虽然后者已经早就缩略为小公国的模式。

　　《时代周报》：但是这些小公国能做什么呢？下一步是什么呢？

　　哈贝马斯：你在问我的希望清单吗？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我认为逐渐融合或者不同的融合速度是唯一可能的场景来克服现有的停滞,萨科齐的欧洲区经济政府的建议可以作为起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国家主义的背景假设和赞助人的保护主义意图。程序和政治结果是两码事。经济政策领域的“更紧密合作”肯定要求外交政策上的“更紧密合作”跟随其后。任何合作都不再能靠背着人民进行的密室交易方式来完成。

　　你甚至不愿意在社会民主党内支持它。

　　社会民主党领袖正把这个观点让给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莱因和鲁尔区的“劳工领袖”尤尔根·吕特格斯（Jürgen Rüttgers）。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都处于绝境，因为他们因为筹码削弱被迫玩零和游戏。他们为什么不抓住机会逃脱国家的牢笼，在欧洲层次上获得新的操作空间呢？这样的话，他们甚至能和左派退化的竞争分离开来。不管“左”“右”今天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团结起来，欧洲区国家才能在世界政治中获得足够的重量，才能在全球经济议程上发挥相当的影响力。另外的选择就是扮演山姆大叔的追随者，听凭全球形势发落，这个形势既混乱又危险。

　　《时代周报》：说到山姆大叔，你肯定对美国非常失望，在你看来，美国应该是新世界秩序的起草者吗？

　　哈贝马斯：除了把赌注押在这个起草者上还有其他选择吗?美国从现在的双重危机下出来肯定会遭到削弱，但它仍然是目前的自由超级大国，人们可能鼓励它全面检查作为家长式全球恩主的新保守主义自我形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出口自己生活方式的做法来自古老帝国虚假和中心化的世界主义。而现代性建立在平等尊重每个人的去中心化的普遍主义基础上。美国放弃排斥联合国的立场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可以把自己放在改革运动领袖的位置上。从历史上看，四个因素的汇合代表了不大可能的格局--超级大国地位、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希望出现的一个崇尚自由、有世界眼光的总统、让人印象深刻的推动产生规范动力的可靠政治文化。今天的美国深受单边冒险失败的困扰、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摧毁和例外主义意识的泛滥。这个国家为什么不能像历史上经常做的那样，试图把当今竞争的大国团结起来，要是进入一个不再需要超级大国的国际秩序时代，就来不及了。在重要的转折关头上台的美国新总统为什么不能在国内领域的行动范围受到严重限制的时刻，至少在外交政策上抓住这个呼唤理性，需要理性的好机会呢？

　　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面带勉强的微笑抛弃你的建议。

　　我知道这个建议可能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美国新总统将要战胜俯首帖耳于华尔街的党内精英的抵抗，也肯定被劝说不要屈服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能反应。美国需要忠诚然而自信的盟友的友好支持以便做出改变方向的激进决策。创造性意义上的“双极”的西方是有可能的，但只有在欧盟学会在外交政策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用国际上累积的信任资本开展有远见的行动的情况下。也就是“是的，但是”模式。危机时刻更需要更宽广的视野，而不是主流建议和往常政治上的小打小闹。

　　【该访谈最初发表于2008年11月6日《时代周报》；英文翻译在© Polity 2009发表，得到政策出版社（Polity Press）的许可。该采访将被收录入哈贝马斯的《欧洲：摇摇欲坠的工程》(Polity, 2009)】

　　译者注：

　　德译英：Ciaran Cronin

　　【译自：“Life after Bankruptcy”

　　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