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乔健先生与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他半个多世纪躬身致力于寂寞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实践，不断开拓人类学研究新领域与方向，积极创建人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以及倾力推动两岸人类学国际化交流，是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特别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乔健先生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发挥其杰出的组织能力，在促进中国人类学海内外学术交流，长期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合作，就社会科学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牵线搭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架起一座座与国际人类学界联系的桥梁。

躬身致力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树立榜样。早在1955年，乔健先生在台湾大学选择转学人类学的时候,就把田野调查作为自己最大的乐趣,“深入田野”成为一生不懈的追求。那时候，虽然人类学正处于最低潮阶段，整个台大人类学系二年级只剩下他一个学生，但是中国最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李济教授、凌纯声和卫惠林教授以及芮逸夫教授等都在台大任教。使他有机会常常随着教授们做田野调查，5年内跑遍了岛内当时的九个族群，对南岛各族的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得到了大师们的真传，也发表了若干篇调查报告。在李济教授、芮逸夫教授的指导下，他全程参与观察了一户屈肢葬仪式，深入到台东平原卑南族吕家社的社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大学毕业论文“中国境内的屈肢葬”和“卑南族吕家社的社会组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以他对吕家社持续关注为例，从1956年春，他随凌纯声教授和卫惠林教授到知本社民族学田野调查实习起，到后来成为研究生又在芮逸夫教授指导下选择卑南族的吕家社作为研究对象，1960年、1970年、1987年夏和2005年，四十年内多次去吕家社访问，长久地研究一个部落文化及变迁。先后主要完成了“卑南族吕家社祖家制度的研究”“文化变迁的基本形式：以卑南族吕家社百年经验为例”等多篇中英文论文。这种连续不断的回访和费孝通先生是一脉相承的。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学位时，1964年至1965年曾经在拿瓦侯保留地常住近一年，进行深入详细地观察，完成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传统的延续：拿瓦侯与中国模式”，他是中国学者对印第安人做田野调查最长的一位，也是极少数能非常深入理解印第安人文化的中国学者。在长期深入收集拿瓦侯田野资料的基础上，他三次到藏族居住区做田野调查。利用自己文化背景优势，比较了拿瓦侯与中国传统的延续，拿瓦侯沙画与藏族的曼罗茶、拿瓦侯祭仪诵唱者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等等。

 八十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由乔健先生主持的“瑶族”研究，曾多次带领学生们深入到广东连南、湖南江永等瑶族居住地调查访问，进入九十年代他又把目光扩展到华南，特别是对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更为关注，曾编著《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尤其是福建省南部惠安县特殊的“不落夫家”婚姻及其妇女生活的深入探讨，更是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重视。1994年由他主持“山西乐户的研究”，对被调查的151户都作了详细的系谱与调查表，而且对二十位主要乐户都作了自传，以及后来的“底边阶级”“底边社会”研究都是身体力行，躬身指导。当时在长治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室工作，曾经担任乐户调查的一位调查员回忆：最记忆犹新的是在1995年春一天里，乔健教授和来自英国的两名留学生亲自带队，来到壶关与陵川交界处的柏林乡很偏僻的一村落，全村七八户人家，这日，天气阴霾，下着淅淅春雨，道路泥泞，村北头的陈老汉家老伴故去，高寿八十，有来自壶关树掌村的八音会七、八人在殇事现场“做场”。现在的八音会过去老百姓都叫他们“乐户”，特别是殇事。为全程记录这次的乐户调查，乔老师与长治调查组一同来到陈老汉家里，在场的又是拍照又是记录，还上香为逝者祭奠，逝者入土安葬，调查组一行五人午餐吃了碗陈家的“大锅汤面”。清晰的记得乔老师为更深一步地了解乐户吹拉弹唱的谱律和内涵，特意为陈家殇事上礼100元港币，以示哀悼和对乐户提供资料的感谢。那日，一直忙绿到傍晚，才从壶关回到了长治。乔健先生强调人类学的研究要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注重以中国的实际检验西方理论, 注重人类学学科历史知识的积累,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现代社会,更好地运用现代理论。

不断开拓人类学研究新领域视角独特。乔健先生最早接触人类学是从他进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开始，南岛民族自然就成了他田野调查研究的对象。他的“台湾土著诸族屈肢葬调查初步报告”表现出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初期，考古学与民族学综合研究的特色。在卑南族的社会组织研究中，以吕家社作为卑南族社会基本结构，在经历了百年间五次外来影响下（包括日本统治、光复后汉人的接触、天主教、基督教的奉行，以及现代文化）所引起的巨大变迁，它是讨论族群与社会认同与变动最典型的实例。乔健先生在八十年代，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以后，开始进入大陆少数民族研究，主要研究的范围是广东连南县的排瑶和广西大瑶山金秀县坳瑶两群，并以他们的亲属组织、婚姻制度、两性关系、妇女地位为研究重点，为性别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科学研究典范。1987年在他访问了湖南西部江永县瑶族人传说中的发源地“千家峒”，在研究中国瑶族寻找、返回千家峒祖居地的运动以后，提出了这一运动属于世界范围的本土运动或宗教复振运动的范例。并写下了他著名的文章《漂泊中的永恒》。乔健先生的《传说的传承：藏族〈格萨尔〉史诗诵唱者与拿瓦候族祭祀诵唱者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藏族《格萨尔》艺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拿瓦候族祭祀诵唱者的传承进行了人类学的比较分析，对格萨尔艺人“神授”说做出了独到的人类学解释，指出两者的传承具有天壤之别，藏族史诗艺人的传承是超理性的，神秘的或者是神圣的；而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是理性的，世俗的。两者的根本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方面，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主要是用来治病；而藏族《格萨尔》史诗主要是用来娱乐，也有治病、驱邪的功能。二是社会角色的差异，藏族《格萨尔》神授艺人的本质是萨满，在表演或平时都处于萨满的昏迷状态；而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者则是医生。三是社会地位的差异，藏族《格萨尔》艺人在旧社会地位低下，不少是农奴的后代；而与此相比，拿瓦候族的祭祀诵唱者有着崇高的地位。他说：“藏族《格萨尔》艺人‘神授’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作用。由于仲肯的萨满本质，梦境神授最大的作用是使他把已获得的及以后会陆续获得的有关《格萨尔》史诗的知识合法化，从此他或她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演唱了。”乔健先生的论断对我们的启发意义在于，史诗艺人的研究应该在实际的田野考察中完成，在这一点上，人类学的研究为史诗艺人及口头传统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乔健先生最有开拓性意义的是对山西乐户的研究，过去学者们认识中国社会都是从中层社会来看，从来没有从底层阶级来看这个社会，但是乔健先生的乐户研究从底边社会来看中国传统的社会，包括山西长治的剃头匠、河北吴桥的杂技艺人、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都作了广泛的调查，后来还对台湾的厨师、歌仔戏子、娼妓、小贩、理发师、香花和尚和道士等等进行了研究。由此，他提出了“底边社会”和“底边阶级”的新概念。乔健先生在“谈中国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写道：“我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底边’社会，是一个特纳所说的‘社狱’，相对于主体社会来讲，叫“仿结构”。底边社会跟主体社会的一个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互补互赖的关系。没有主体社会，就没有底边社会，底边社会的存在在大部分的传统社会中都有。我想这是一种新的观点，我们再重新看待中国社会时，不是从最高的阶级，从天子到百官，到庶人，到奴隶，即特纳所谓的结构。另外有个“仿结构”存在，对这个“仿结构”，最好的一个描述就是《水浒传》。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社会，看待中国社会不要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还要看到上、下结构之外底边社会的存在，这个底边社会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在结构上、功能上，有固定的主体社会存在的作用”。这是乔健先生对乐户研究的新切入点。对于人类学本土化，乔健先生主张应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中国民间文化做深入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院士这样评价：“乔健教授是国内人类学者中田野调查经验最丰富、调查接触族群最多的一位”。“他的文化视野非常深远辽阔，再加以近半个世纪连续不断的自我创新，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与方向，确实是国内族群与社会研究的先驱与领航者”。

在汉民族大传统文化研究中，他常常出人意外地选择一些不为常人注意，或者不是热门的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他最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三十六计”并发表了多篇中英文的论文，为以后其它学者研究“三十六计”作了铺垫。对于乔健先生汉民族文化研究中“计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认为：“乔健教授研究中国人‘计策行为’花了更大功夫，并且建立了一个理论架构。乔健教授做了很重要的开头工作，以后发展潜力很大，恐怕是人类学中国化必须走的一条路”。2000年以后又把“计策行为、谋略”的研究，上升到“智谋文化与文化自觉”进行研究，成为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忠诚实践者。

积极创建中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贡献巨大。对于人类学学科建设，乔健先生主张要以长远目标而不仅仅出于实用看待人类学，人类学研究应该实行区域分工，各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学科内部多交流沟通。1976年，乔健先生放弃了美国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受邀为中文大学创办人类学系来到香港。当时，在中国除了台湾大学有人类学系以外，中国大陆从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也取消了人类学，然而由于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需要，保留了民族学。香港地区的大学也没有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官方和民众包括一些学者对这个学科更不了解，人类学仍然是一��冷门。一开始，他先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人类学教学小组，1978年又组织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吸引了一批主要有西方国家学者，并邀请部分港英政府官员参加，就人类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连续三年的活动，使人们对人类学逐步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引起了港英政府的重视，为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打下基础。因为要成立人类学系，不仅需要学校批准，还需要由社会各界人士讨论通过。经过努力，乔健先生于1980年成功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并担任主任，这是香港地区第一家人类学教学机构，也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学者参与国际交流，有了合法身份。人类学系成立以后，他又在广东连南瑶族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引导学者和学生们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研究。

1986年乔健先生为了进一步引起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者的重视，促进世界各地学者对瑶族研究的交流合作，沟通中西文化，创办了“国际瑶族研究协会”，连任主席多年。在香港、湖南郴州和法国召开了三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每次都有瑶族代表与会，有论文集出版，使文化丰富多彩的瑶族得到广泛的认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瑶族社会的重视。

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为了表彰乔健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乃至为人类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授于他人类学“讲座教授”的荣誉称号，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左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亲手给他颁发了证书。

讲座教授是香港地区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每所大学的学科最多只能有一个名额，达不到要求就空缺，自乔健先生获得此殊荣后，迄今为止整个香港地区还没有第二人获得。“乔健教授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人类学者，他是把人类学作为一种志业”，这是时任中大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对乔健先生一生奉献人类学事业的最高评价。

同年，在乔健先生的努力下，创办了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山西大学，建立了“乔健图书资料室”。

1995年乔健教授从香港中文大学荣退后，又应邀到台湾东华大学创建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10年。2001年又在东华大学协同创建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鉴于他对中国人类学的重要贡献，2003年获得了台湾教育部最高学术荣誉---国家讲座教授。台湾教育部

设置国家讲座主持人是台湾地区大学教育界最高荣誉性质的名衔，从1985年开始，每三年评审一次，在全台湾地区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人文及社会科学、数学及自然科学、生物及医农科学、工程及应用科学四个学科专任教授中评审，每个学科三个名额共十二人，到目前13届已经有94位教授获得国家讲座主持人。乔健先生2003年获得第七届人文及社会科学国家讲座主持人。

2005年东华大学为感谢乔教授的诸多贡献，在他七十寿辰之际，特举办了“族群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又应世新大学的邀请创办了异文化研究中心，在寂寞的人类学生涯中继续耕耘……确实，乔健先生始终行走在中国人类学的前沿，为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学科体系完备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

倾力推动两岸人类学国际化交流建树颇丰。1982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ICAES）主席希利尔·贝尔肖教授应邀访华以后。重新开启了中国内地学术界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正式往来。1983年，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带领下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和魁

北克举行的第11届大会，这是继1934年在伦敦召开的首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第一次参加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乔健先生，担任了该组织的常务会员，并出面组织了一个以“边缘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为题的研讨会。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秋浦和同事们也参加了他主持的研讨会。

从1983年到2003年二十多年间，在费孝通先生大力推动下，乔健先生具体组织，由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上

海大学主办，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召开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开辟海峡两岸三地一条学术界的沟通渠道，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深远的影响（八届研讨会情况前面已有详细叙述）。

1987年，乔健先生赴福建参加“祟武古城创建六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积极倡议闽、台、港人类学者共同研究海峡两岸的大岞人，进而扩大到闽台惠安人。这一倡议在乔先生的身体力行之下，已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厦门大学相继完成和出版了《祟武大岞村调查》、《祟武研究》和《祟武人类学调查》等专著。1988年，乔健先生在南斯拉夫召开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组

织了一次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研讨会，扩大了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了国际人类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进程。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于1995年6月21日至7月1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东亚五位著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日本东京大学中根千枝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李亦园教授，台湾东

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创系系主任乔健教授，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副会长、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金光亿教授担任研讨班主讲嘉宾。这个研讨班由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和袁方教授致函国家教委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建议举办的。第一届研讨班不仅汇集了中国人类学的精英，也汇集了东亚人类学的精英。这种高规格、国际性的研讨班在中国大陆还是首次，它是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乔健先生所说“大陆的人类学重又起锚”。从1995年到2001年连续举办了6届，7年来，许许多多有志于人类学的中青年学者，通过世界各国著名人类学家的讲演“培训”，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人因此走上了人类学的研究之路，成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中坚。

2002年初，在费孝通先生的倡仪下，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澳门大学人文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等22家单位，联合发起创立“人类学高级论坛”，费孝通、李亦园、乔健、郑杭生担任高级顾问。人类学高级论坛创立，开启了台湾、香港、澳门人类学家与大陆学者学术研究、交流的新平台，是目前中国人类学学术水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交流场所。从2002年“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广西民族学院举办开始，到2012年“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广西、北京、四川、湖南、江西等地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每一次乔健先生都应邀参加大会。不论是做主题发言、还是主持大会，都精心准备、尽全力参加。

2003年7月，乔健先生作为中国申办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代表（香港地区唯一代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清华大学教授景军、自然科学院教授金峰、社科院的博士王甘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司（港澳台办公室）副司长吴金光六位代表团成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5届世界大会申办大会上, 发挥与国际人类学界联系密切的优势，和代表团成员共同努力，争取了世界大多数人类学家和参会者的支持，以绝对的优势压倒澳州，获得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举办权,这是中国有人类学近百年历史以来第一次与全世界人类学家面对面交流的盛会。这个联合会自1934年创办以来，世界大会已经举办了15届,素有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奥林匹克大会之称。

同年12月14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终身会员费孝通、吴汝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宋蜀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阮西湖，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会长伍精华，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会长赵延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院士李亦园，台湾花莲东华大学讲座教授乔健9位专家学者，被聘任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第16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领导成员顾问。在我国聘任的顾问中，除了伍精华、赵延年代表政府官方以外，其他7位都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顶级著名学者。乔健先生早在1983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了第11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到现在已经连续4届参加了大会，与国际上许多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大师有私人来往，他是中国参加过大会次数最多的学者，熟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运行规则和章程，在国际人类学界有很高知名度。

由百余名海内外的学者专家与会，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为学会揭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2月23日上午在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副院长，著名文化学者、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先生和刑莉女士都相继致辞，表达了对学会的祝贺和殷切期望。乔健先生还在大会上作了“从实求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主题演讲。

就在2010年10月22日，乔健先生刚刚参加完由民盟中央、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与吴江市委、市政府共同组织的“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之后， 26日又应北京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王铭铭教授之邀，作了“中国文化中的谋略”的演讲，2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作了“中国文化的谋略与文化自觉”的讲座。12月5日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参加了“ 中英学界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研讨会。

2011年6月26日上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选举乔健为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并经到会全体委员的无记名票决：评选李亦园、乔健、容观琼3人获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是海峡两岸22个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以及参加会议的数百名专家对他们贡献人类学50多年来的最高荣誉。

2012年9月1日至5日，乔健先生受介休市委书记秦太明、市长王怀民的委托，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威望，召集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回到家乡介休举办了“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圆桌论坛。这个论坛邀请了著名建筑学家，台湾大学城乡建筑与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熊杰教授、台湾世新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罗晓南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彭兆荣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周大鸣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丁宏教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副教授横山广子，还有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徐新建教授，山西凯嘉张壁古堡文化研究院院长路斗恒先生。会议还邀请了介休籍在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任教的安介生教授、任锋、侯小宝副教授等十二家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17位知名学者参加。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宁立新、省文物法规处处长许高哲、晋中市文物局局长出席了开幕式。会议还邀请了乔健先生的夫人李洁予女士及她们的儿子乔立列席会议。介休市市委书记秦太明、市长王怀民、市委副书记王双寿、市人大主任李怀珠、市政协主席吴定元等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了会议，市委书记秦太明说：“人类学高级论坛首次把论坛会址选在大学以外，让更多的人类学、社会学专家、学者来到介休，与我们共同寻找介休的文化之根，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乔健先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让我们非常感动，论坛获得了圆满成功”。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将实地考察介休绵山、后土庙、张壁古堡等文化遗产保存地，并就“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举办此次人类学圆桌论坛对发展介休旅游产业，促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介休市市长王怀民热情洋溢的说，“为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改善市民生活环境，将文化保护传承与促进民生改善相结合，介休市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介休历史文化名城复兴’的重大决策，遵循‘碎片重构，新旧交融’的思路，按照‘尊重原貌、修旧如旧、突出特色、整体保护’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分类实施、循序渐进’的工作机制，努力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复兴。”9月4日上午台湾大学夏铸九教授在介休宾馆报告厅，为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举行了“文化遗产保存与地方发展”的专题演讲和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乔健教授对话”活动。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在介休乃至全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乔健先生不仅不遗余力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邀请各方学者参加的形式，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进步。他还多方建议：为了使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我们应该多派些学子到人类学发达的国家学习。通过国际性人类学期刊的订阅和投稿，通过广泛参加国际性人类学会议，增加中国人类学的参与，扩大我们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些思想，乔先生经常回内地与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进行访问交流，并一直想方设法为内地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供帮助和支持。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大师，乔健先生对人类学的发展，推动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机构、创建与活动有特殊贡献。乔健先生数十年来，不辞辛苦，与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以及与世界人类学界的同行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为培育人类学的学术平台，培养人类学的后起之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之所以那样热心和致力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促进学术的进步，正是为了让寂寞的中国人类学不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