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后期思想论纲

朱忆天

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至1914年归国，在这16年中，他曾七赴法国，八游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还游历了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以及在变法运动中被推崇为改革“模范”的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并到访过印度等西方殖民地国家。康有为回国后，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别开生面地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二十七个字生动地概括了他游遍世界的丰富阅历。

以变法运动为界，康有为的思想发生剧烈转向，当时最具革新精神的他，一变而为保守派的重镇，并且，由于这种保守的气质，也让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耀眼的光芒，成为跟不上时代潮流的遗老人物。这种“两分法”，长期以来成为研究康有为后期思想的主流视角[1]。也真是因为这种视角，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的康有为后期思想，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研究的忽视，自然是有一定原因的。在漫长的亡命生涯中，康有为高高举起保皇的大旗，即便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依然坚持孔教国教化的主张，依然为虚君共和激情呐喊，这自然成为新一代思想家最好的攻击目标。特别是他与军阀张勋联合，策动宣统帝的复辟，更将其定格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人物。

另外，康有为本人对自己文章的刻意篡改，也令研究者难以从其著作、年谱和传记中合乎逻辑地探寻他思想发展的脉络。譬如，1911年刊行的《戊戌奏稿》，内容就与变法运动时的原稿有很大的出入[2]，这令原始资料的可信度大为降低。此外，流亡生活的特定环境，也令他的著作与著作之间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这种思想上的跳跃性和随意性，亦增加了对其把握的难度。

需要指出的是，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带着一种“问题意识”的分析居多，也就是说，希冀通过这种研究，以某种方式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种借鉴，由此，在“西洋型现代化＝资本主义达成”的视角之下，更倾向于对康有为思想的“意义”及“局限性”等的挖掘，而忽视对其思想系谱的内在把握，这导致康有为后期思想中一些合理要素被忽视。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实地考察，展开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不管怎么说，从最为革新的改革派，一举转变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派，这种思想的断裂，给人一种唐突之感。这样的两极对立图式，能否把握康有为后期思想的深层，留有很大的疑问。

对康有为后期思想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并认定其有重要价值的，当推日本学者竹内弘行的著作《后期康有为——亡命・辛亥・复辟・五四》[3]及台湾徐高阮的论文《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4]。

竹内弘行将康有为的后期活动分为亡命期、辛亥革命、讨袁到复辟期及五四时期，详细分析了康有为后期的政治活动，充分肯定了他一系列独特的思索。但该书的立脚点主要在于分析康有为后期的政治活动，对康有为亡命前后的思想裂变及其内在的继承关系等，从思想史角度的挖掘尚嫌不足。

徐高阮的论文《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则将后期康有为的思想归纳为中央集权化、理财救国论、 地方自治论、物质救国论、道德至上论等五条，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但徐高阮的论文，只是他未完成的遗作，其内容没有详细地展开，而且论述也比较松散。尽管如此，竹内弘行和徐高阮的研究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充分肯定了康有为后期思想的重要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论文认为，亡命后的康有为，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与戊戌变法时期并没有明显的断层，相反，存在着一种紧密连带和承继发展的关系。透过康有为思想的深层，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贯穿其一生的红线：即康有为一直在摸索一条引导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列国并列的新的国际环境之下，顺利迈向近代文明国家的希望之路，这种努力，虽然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严重挫折，但他矢志不渝，在流亡海外之后，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以新的形式重新提起。

围绕着向近代国家的转轨，流亡后的康有为从“物质”、“政治”、“教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救国大纲。在“物质”上，康有为提倡推崇物质力量的“物质救国论”，实现了由变法运动时积极推动的“政治救国论”向“物质救国论”的转换；在“政治”上，康有为先后提出了“地方自治论”和“虚君共和论”，这既可以看出他对变法运动时确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手段及立宪君主制目标的修正，也可以看到这其中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教化”上，康有为醉心于儒学普遍主义，他在辛亥革命之后积极推动“孔教国教化”运动，希望以此来改造国民的精神，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繁盛。

“物质救国论”、“地方自治论”、“虚君共和论”、“孔教国教化”这四点构成了康有为后期思想的主干，通过对这四点的系统分析和重新梳理，可以对康有为后期思想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

一、物质救国论

流亡中的康有为，既目睹了欧美列强利用强大军事力迅速扩张殖民地的底力，也看到了印度等国家赤手空权抗击侵略的悲壮，更进一步认识到了物质、经济力的重要性。1905年康有为开始撰写《物质救国论》、并于1908年2月初版，内分《彼得学船工》、《论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论欧人之强在物质而中国最乏》等20多个章节。之后，在1908年撰写了《金主币救国议》、1913年又写下《理财救国论》，可以说，康有为是花了相当的心血来构筑其“物质救国”思想体系的，徐高阮甚至认为康有为后期思想的核心就是这种“物质重视”的思想[5]。

在《物质救国论》中，康有为首先回顾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在摸索振兴之途中所走过的“弯路”：

当同、光之初，曾文正、李文忠、沈文肃诸公，草昧初开，得之太浅，则以为欧、美之强者，在军兵炮舰，吾当治军兵炮舰以拒之，而未知彼军兵炮舰有其本也。至乙未东败之后，知之渐近，以为欧、美之强在民智，而开民智在盛学校也，于是十年来举国争事于开学矣。至戊戌之后，读东书者日盛，忽得欧、美之政俗学说，多中国之所无者，震而惊之，则又求之太深，以为欧、美致强之本，在其哲学精深，在其革命自由，乃不审中国病本之何如，乃尽弃数千年之教学而从之[6]。

在这个基础之上，康有为不惜笔墨，对“物质力量”大唱赞歌：

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7]。

夫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8]。

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9]。

康有为的主张，可简单归结为：中国救急的对策，是作为实学的造船和机械产业等经济力量的积累。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及经济的活性化，这才能实现中国真正的变革。但这是否意味着，康有为从戊戌变法时政治制度变革最优先的立场，开始将侧重点转向物质的振兴、技术的导入及国家的经济富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与洋务运动提倡的变革理念又有何区别呢？

“物质救国论”从提出之日起，就引起了一系列争论。事实上，同时代的康有为的亲友、弟子等，亦对“物质救国论”抱有诸多的疑问。康有为将物质放到“救国的急药”的重要位置之上，黄遵宪对此非常冷淡，在他看来，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才是“救世的良药”。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这样写道：

惟此函所云中国能精物质之学即霸于大地，以之箴空谭则可，以此为定论则未敢附和也。渠谓民主革命之说在今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