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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从事西方社会学的译介和讲授，但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切实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实地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
孙本文在1948年曾撰文，概况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概括的第一个趋向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一些调查研究已经可以与西方的经典调查相媲美：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和春田调查（The Springfield Survey）；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年），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陈达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1946年），可比之美国或英国的经常户籍报告；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1930年），可比之美国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另外还有吴文藻等人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调查（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调查（1943年），柯象峰的西康社会调查（1940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罗民调查（1944年），吴景超的劫后灾黎调查（1947年）等等（孙本文，1948：46-47）。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象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本世纪80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1]）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黄宗智，1986；1991；1993）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工业化问题是从农村生活实地调查入手，在探讨如何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早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可能是一个外国学者，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狄特谟（C.G.Dittmer）,他可能是第一个系统调查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人，他于1917年对北平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的调查。到1923年，清华大学的教授陈达博士，对该校附近的成府村的91家农户和安徽休宁县56家农户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不过当时的多数调查，都是对某个地区的个别村庄的调查，而中国幅员广阔，千差万别，以此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其代表性是有限的。当时的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系，看到了这种局限性，于是在1922-1925年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农户的调查[2]。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选点，调查点包括江苏省的江宁（淳化镇、太平门）、武进，福建省的连江，安徽省的来安、怀远、宿县，河南省的新郑、开封，山西的武乡，河北的平乡、盐山（1922年、1923年）。根据这次调查的资料，乔启明写了《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文[3]，这是一篇在问题意识、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等方面在今天看来甚可称赞的论文。乔启明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其原因概况起来有四点：第一，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第二，农场面积过狭[4]，总产量和收入自然就低，中国当时农家平均拥有约18华亩，南部种稻区域每户农家平均10华亩，北部种杂粮区域每户农家平均约20华亩，而美国当时平均每农户拥有342华亩，是中国农户的19倍；第三，生产效力低，净利收入少，因为农场狭小不能利用机器，只能多用人力，如当时美国生产1公亩（约合16华亩）的棉花，从种到收需要人工289点钟，而中国需要1620点钟，甘薯美国只需203点钟，中国需1184点钟，玉蜀黍美国只需47点钟，中国需663点钟，小麦美国只需26点钟，中国需600点钟，黄豆美国只需86点钟，中国需610点钟，所以中国人工虽比美国低廉的多，但人工费用反而高，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第四，交通不便，影响了农产物的销售，“谷贱伤农”的事就在所难免。农民要提高生活程度，非先排除这些障碍。为此乔启明提出了四项改进方法：一是实行移民殖边，发展实业，由工场吸收部分农场人口，节制生育，使人口不至过密；二是通过降低人口密度，扩大农场面积，增加农户产量和收入；三是扩大农场面积后，利用机器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费用，使获利丰厚；四是发展交通，使农产物销路畅通。（乔启明，1930:1-7,40-43）这样，工业化的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乔启明的结论，是很具有现代学术水平的，即便是在今天，那些自认为很有深度的研究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无非就是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并无新意。到是今天提出的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样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是本世纪30年代的前工业化时代学者无法考虑到的。
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的途径之一提出来，这并非是乔启明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见解。李景汉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曾对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他最熟悉的资料是他长期调查的河北省定县的情况，他在一篇题为《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的文章中，对人口稠密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都作了很细致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大致可以代表华北农村的定县,由于人口过密，人均土地只有4亩，人均全年所获只有40元，所以“总而言之，就许多农村的观察，清楚的看出来，若人口继续的任其增加，同时又没有大量的增加生产，增加地亩，提倡实业，或移民他处的出路，则生活问题也要依随的更加严重，恐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趋势。假定现在人口的数目不再增加而同时尽量增加生产、发展工业，再有一部分移居西北，则人民生活的程度虽然一时不能提高到吾人所理想的地步，也至少能减少现在许多的悲剧，生活一定也要一天一天比较的向上，在教育文化方面可稍有进步的可能。”（李景汉，1934:13）李景汉的人口过密理论很相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虽然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外国学者的理论，但就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看，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他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办法之一，这与黄宗智的结论到是一致的。李景汉认为，当时农村急待解决的五大问题是“穷”、“愚”、“弱”、“私”、“闷”，虽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公平、生产关系不适当和社会组织不妥善，但也都与人口稠密有关，所以即便是解决了土地分配和生产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也还要解决人口稠密的问题才行。他说“有人以为今日之大病‘不患寡而患不均’，完全归咎于经济制度之不良，政治之腐败，军阀之贪污，以致帝国主义之压迫，资本主义之侵入。诚然不错，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非把这些问题根本的解决不可。至于生产关系之问题完全解决了以后，人口繁密的问题是否也随着即能彻底解决，亦是疑问。......因此关于人口繁密之解决，节育也是一条不应忽视之出路。这是许多人到乡间工作以后共同感到的。”（李景汉，1934:11-12）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李景汉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并同时发展工业；二是向可以容纳较多人口的西北地区移民；三是通过节育减少人口。李景汉的文章没有提到乔启明的研究，但他的结论似乎与乔启明完全一致，他也是从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问题入手提出农村工业化的问题。
把乡村建设视为农村由散而合、从农到工的过程，这是梁漱溟提出工业化问题的路径。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还专门写了“工业化问题”一节。用现在的话说，梁漱溟属于“自学成才”，他能当上北京大学的教授，主要是由于他对佛学的研究，当然还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选人才。他没有受过社会学或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也不善于使用统计数字和从事细致的社会调查工作，他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其实都是很哲学化的，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具有理论魅力的逻辑。
在他看来，乡村建设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运动，吸引了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和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受到中国朝野上下的关注，是因为中国的乡村长期以来受到破坏，这种破坏是由于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敌不过西洋文化，于是改变自己学西洋，乡村的破坏就是学西洋文化和都市文明的后果，所以必须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的转变（梁漱溟，1936/1989:602-611）。梁漱溟认为，中国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构造）的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要点是“教化、礼俗、自力”，这些特征使中国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所以非有历史大转变，中国文化已盘旋而不得进；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权利本位”、“阶级分立”，较之中国的长处是“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由团体生活所以有强烈的阶级和国家意识，西方的个人主义其实是集团生活发达的社会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理念，并非不顾公益悖乎道德的行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使中国旧的乡村构造遭到破坏，中国社会更陷入散漫和无力的境地，所以要根本改造乡村，其途径就是建立新的乡村组织。（梁漱溟，1937/1989:148-272）这种新的乡村组织是政治和教化合一的自治组织，是从办乡学村学开始，通过乡学村学改造乡约村约，并进而从乡农学校中分化出乡村的监督教训、行政和立法的自治组织，以取代原有的乡公所、区公所，从而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梁漱溟说：“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个组织固然是一个乡村组织，或曰乡村自治组织；可是我们想着我们将来的整个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是本着这么一个格局、这么一个精神、这么一个规模发挥出来的。所以我常常喜欢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我们是要从乡村培养新组织构造的基芽。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在乡村中生它的苗芽，后来的东西就是它的发育。”（梁漱溟，1937/1989:389）
乡村建设在政治上是由散而合，在经济上就是由农而工。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是直接办工业，而是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个方面刺激工业，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实现“工业向农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的理想。梁漱溟认为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国家近代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梁漱溟，1937/1989:508-515）统观梁漱溟的
工业化理论，其主要的观点和主张有下列几点：
第一，主张由农业引发工业，反对走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梁漱溟称，“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乡村的翻身需要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但关键则看能不能工业化。他认为，商业的工业道路不仅无法满足多数人吃饭的问题，不会使民族工业资本成功，而且会使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和调整受到妨害，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乡村衰蔽无人问。梁漱溟还认为，他所说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是从农民生活需求出发，志在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造，既不同于当时日本提倡的工业到乡村去，也不同于马寅初等提倡的以小工业和手工业补足农业，因为前者骨子里是维持工业资本的立场，后者则只是局限于对乡村的考虑，没有考虑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大计。（梁漱溟，1937/1989:513-514）
第二，主张为消费而生产的工业化，反对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梁漱溟认为，如华北工业改进社等组织，直接倡办乡村工业，还是太苯，应当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也就是工业的购买力，再布置合作的根底，乡村工业自然勃兴；不过中国工业要建立在非营利的立场上，超出竞争的漩涡，这是环境逼迫着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这样才能不重蹈人家覆辙，不怕人家倾销，从而“完成一个大社会的自给自足”；走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道路，必陷入彼此竞争、偏颇集中、阶级分化，社会关系恶化。（梁漱溟，1937/1989:508-513） 第三，走工业统筹建设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营利为核心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走苏俄强制集团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倡导的是一条侧重社会主义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他说，“如何工业化，普通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现在的中国人大抵都想走中间（我们也然），谁也不敢说走一边的话。而其实呢，骨子里都侧重第二条路（尤其政府中人为然）；唯我们则真是侧重第一条路的。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那么，在工业化问题上能不能实行其统筹建设，就是我们之成功失败所攸关的了。”（梁漱溟，1937/1989:547）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工业化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5]：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病，但骨子里却有中国文化优越的心态；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并大加鞭挞，但骨子里还是一种乡土立场；苏俄使农民“由散而集”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他研究了苏俄的各种农村集体化形式[6]，但对苏俄强制性的集团化又充满恐惧；一方面他对西方社会的技术进步、民治政治甚为羡慕，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追求营利充满厌恶。他似乎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庸之道的立场上，对各种文化、制度、学说、观点和理论进行无一定规的取舍。此外，与尽量远离政治上“主义斗争”的学院派学者不同，梁漱溟是积极介入各种政治争论的。
本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改良运动，汇集了来自学校、机关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有普及平民教育的，有推广宗教的社会服务的，有便利行政的，有发展交通的，有增进工业原料供给的，还有救济都市、推销工业制品存货的，但总的口号是“民族改造”和“民族自救”。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3年7月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到会代表70余人；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召开，到会150余人。这两次讨论会的召集者代表着中国乡村改良运动中的两大派：“旧派”和“新派”，或曰“村治派”和“定县主义”派。关于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派”或“定县主义”派，而关于乡村建设引发工业化的观点，则属于“旧派”或“村治派”。
“旧派”的历史，可以远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经过民国以后山西的“模范”村治制度，“五四”后的新村运动，一直到梁漱溟的河南村治学院、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旧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所谓特殊的中国文化，即高度的乡村文化，其特征就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它既不同于“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的西洋文化，也不同于“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反求诸己，调和融洽于我与对方之间，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的满足于内者”的“中庸”文化。中国农村的崩溃，是由于固有的礼教精华的衰退。所以，乡村建设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和政治的伦理化，基本工作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基本途径是乡村合作化和工业化，基本手段是“软功夫”的教育工作。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代表的“旧派”，也被日本学者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派”。“新派”主要由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以定县为乡村改良的实验基地，其理论上的特点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定县主义”就是外国学者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工作所加的用语。但实际上与“旧派”的更大的差别是，“新派”有“国际的”资金和人力帮助，每年有30-40万元的经费和100-200个办事人员，“国际交流”也多，还在美国教授的协助下从事合乎学术标准的实地调查[7]，而“旧派”并不欢迎外来势力直接参与“乡村建设”（李紫翔，1935b:508）。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成立）的创始人晏阳初先生，早年由美国到法国办理华工教育，回国后初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后坚信普及平民教育应到农村去，平教会的工作受到美国的大力资助，把全国划分成7个实施平民教育的区域，但后来主要的人力和财力都集中到“定县实验区”。“新派”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是“人”的问题。他们以为，中国近代发生过5次自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现在他们从事的乡村改良实验运动是第6次自救运动，但不同的是要克服前5次运动“忽视平民教育”的“缺陷”，因为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李紫翔，1935b:509；千家驹，
乡村改良运动的“旧派”和“新派”，均受到当时左翼学者的批判[8]，而且在左翼学者看来，“村治派”和“定县主义”在理论上是殊途同归的。对他们的共同理论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新派”认为中国的问题的症结是“愚”“穷”“弱”“私”，“旧派”认为是散漫、消极、和平、无力，但这些都是社会的病态现象，造成这些病态现象的还有更根本的社会原因；（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和“民族”概念上，没有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亦没有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意义；（3）把中国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简化成了一个农村问题，一个平民教育问题；（4）“旧派”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顽固保守派，对西方文化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新派”则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习俗为敌”，对西方文化无条件的崇拜，并欲以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造成中国农村的所谓“现代化”、“科学化”。（李紫翔，1935b:509）
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无论是从教育农民入手，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还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是秋毫不犯的；所以，“尽管许多从事乡村改良工作的人员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去做那些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可钦佩，主观上是为了拯救中国农村的崩溃（当然也有把乡村工作当作进身之路的），但客观上起到开倒车的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而“在各种改良主义的麻醉下，以平民识字课本、改良麦种、改良农具作钓饵去吸引农民，以自治、保甲、民团等等新的桎梏，去束缚农民底解放斗争......”；所以，“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相互论争，当然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倾轧，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切不说恢复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同否定这社会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即以对于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见解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根本的主张。”（孙冶方，1936:653-654）
在工业化问题上,对“村治派”和“定县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们想在维护现存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村手工业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批判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基本根源不是愚穷弱私，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批判者认为，实际上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的工业化，只能推引出“帝国主义的在华市场和商品市场”，农村合作道路的“工业化”，也不过是民族革命失败后的“反求诸己”，“进一步退二步的殖民地经济学说”（李紫翔，1935b:506）。甚至一些并非属激进左翼阵营的学者，虽认为有些批评冤枉了平教会的工作，如说定县的工作是美国的金圆铸成的，别处无力仿效，说定县没有一定的哲学和理论，只是零星的乱干等等，但也尖锐地批评到，他们要撇开中国根本问题，以谋解决中国根本问题这一夹道中去找出路，自然是常常碰壁，“例如他们为提倡农村工业以裕农民生计，曾在高头村设立一个小规模的毛棉纺织厂，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当地的农民，因为近来棉织品卖不起价，偏偏不愿来学，以致该厂不得不移至城里，这是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的社会（......），每一农产品的产销差不多都要受着世界市场的操纵和影响。我们闭着眼睛，在一个外货可以任意倾销的毫无保障的国际市场上，空叫农民养‘来航鸡’，改良麦种，改种美棉，乃至复兴家庭纺织副业，是决不能济事的。”（吴半农[9]，1934:537）
在这种争论中，一些彷徨的乡村工作者，询问那些批判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你们的主张和你们所说的出路是什么呢？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因素，但“作者和编者因为不愿意他们的刊物夭折[10]，所以对于怎样去铲除这两种因素的问题，不能向读者再作进一步的更明白的说明”。（孙冶方，1936:655）他们对走组织起来的革命道路的暗示，其实是很明显的，但仍表示“环境是不容许我作明显的表示”。（千家驹，b:422）
在工业化问题上，大部分学院派的学者，都试图避开政治主张上的争论，他们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一些切实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才是拯救中国的正途。1932年陶孟和在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写的序中说：“在中国，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警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维妙维肖，便是社会的福利。那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的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到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只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根据这认识，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李景汉，1933:陶序）但是，他们由农业的改进引发工业化的基本主张，必然与在农村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并进而与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革命主张相冲突，从而引发在发展道路上的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但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是发展农村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的出路是解决愚穷弱私的问题还是反帝反封建。然而，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更激烈的争论似乎还不是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而是在土地革命派与托洛斯基革命派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的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还在本世纪30 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就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激烈批判。任曙认为，“全部中国农村生活是千真万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占着极强度的优势”，“资本主义日益向上增涨，取得支配的地位”，中国贸易“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任曙引用了大量调查和统计资料来证明他的结论，如1922-1925年江苏、山西等省区2000余农户的调查所显示的平均每户由市场购买各种物品的较高的百分比，“宣告了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支配之下”；1875-1926年中国海关轮船和帆船进出的吨位百分比变化，说明代表资本主义时代交通工具的轮船的吨位比重从1875年的85％上升到1926年的98％；1912-1920年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也“可以相当地看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例如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业投资的比重，钱庄从68％下降到37％，银行从32％上升到63％；此外，土地的集中趋势，中农的丧失土地和贫农与富农地主的对立，都是由于封建生产的破坏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而且“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亦然。严灵峰也力图证明，“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已不是维持旧时代残余下来的贵族、宗室，而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刘梦飞，1933:498-499;张闻天，1931:247-260）
张闻天的批判亦引用了大量的有关进出口商品、制丝业、纺织业、土地分配、棉花销售、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统计和调查数据，说明数字是死的而解释是活的。如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只说明商品经济的增加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输出的主要是原料而不是工业品说明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而非工业社会，输入的工业品表明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最后批判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任曙强调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张闻天则批判道，“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质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却是有利的”；“然而这土地革命成功后，并不将在中国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前途，而是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终不停止于工农民主专政，而将进一步的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张闻天，1931:266-267）这里实际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列宁主义派和托洛斯基派的理论争论，亦即“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争论。
到1935年，这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又掀起一场大风波，并集中到对农村社会的讨论，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以《中国经济》杂志和《中国农村》月刊为对抗的两个单位，前者称为“中国经济派”，主要有王宜昌、张志诚、王毓铨、王景波、张志敏等；后者称为“中国农村派”，主要有钱俊瑞、陶直夫、薛暮桥、孙冶方、周彬、余霖[11]、赵呆？僧等；他们论战的代表作均收入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12]一书，于1936年出版。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这次论战中，王宜昌、张志诚等复活了任曙、严灵峰的见解，而钱俊瑞、薛暮桥也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阶段（何干之，1937:615）。
这次论战的导火索，是王宜昌在
薛暮桥在发表于《中国农村》创刊号的《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中，批评了农村经济研究对象问题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批评把自然条件当作主要研究对象的观点，如古煤？把“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作为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薛暮桥认为这是马尔萨斯的庸俗人口论，因为西欧人口密于中国，可都市工业吸收了乡村中的过剩人口，“人口过剩”实际上是由于“大批劳力和大批土地因受现存生产关系阻碍无法配合起来”，“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同样的土地和其它自然条件底影响之下，有时会产生封建制的小农经营，有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农业公司，有时又会产生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二是批评把生产技术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卜凯教授[13]通过中美农业人工成本的比较，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缺乏竞争力是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薛暮桥批评道，“他们仅仅看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根本忽视了人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殊不知技术底进步，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着的限度以内才有可能；过此以上，除非根本改革社会关系，生产技术决难继续前进”。例如现有生产关系下，劳力太不值钱，使用机器反不合算，这是古老的生产关系阻止了使用机器。三是批评把封建剥削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乔元良先生认为“高度地租”、“买卖不公”和“高利借贷”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三个主要动因，薛暮桥批评说，在中国，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农民，已有二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但现阶段的农村破产绝然不同，决非“自古已然于今为甚”，因为封建剥削已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之一。四是批评把农产商品化程度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认为中国农业中间商品生产已经相当普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农业中间占有支配地位，现阶段的农村破产，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恐慌是一回事，都是世界经济恐慌中的一角，薛暮桥批评说，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农村内部的封建残余，正象上述封建剥削论者忽视从外侵入的帝国主义势力，结果陷入同样的错误，商品生产的发展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是一般而论，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商品生产“伴随着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而是千万小农底无望的挣扎”。（薛暮桥，1934:1-6）
薛暮桥对农村经济社会研究中几种观点的批评，显然是要划清他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在《中国农村》创刊号上为该刊树立鲜明的旗帜。他的批评没有受到力图避开政治争论的改良主义学院派的回应，却受到他们称之为“托派”的、实际上持第四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击，这就是王宜昌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方向转换”的文章的由来。
“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争论文章，实际上都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14]，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争论问题。“中国经济派”的理论逻辑线索是：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主要代表，生产力使生产关系进步，土地分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就过去了，中国现阶段的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问题，现在中国农村“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所以核心问题“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分析”，“要以资本的大小来划分社会阶级，从而说明其中残存的封建等级”（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99-110）。“中国农村派”的理论逻辑是，生产关系的演变“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现阶段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分配问题，以及它所隐蔽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应从土地所有形态和性质、地权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农业经营、租佃关系四个方面来研究土地分配问题，并从农村市场、农业成本和雇佣劳动方面研究农业经营（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阶级研究的任务》[15]，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73-88）、这种理论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关于走依靠农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走依靠无产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即仍然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不过更学术化了。但是，争论之中也仍然伴有尖锐的指责，“中国经济派”强调，他们的观点是针对1930年以来农村经济研究中单注意人与人的关系的倾向，并指责“中国农村派”是“中国的民粹派，中国的农民思想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16]。而“中国农村派”则指责“中国经济派”是落后因素在“蠢蠢欲动”，是“风烛残年”式的挣扎和“大开倒车”，后来则概括为“反托派的论战”[17]。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农村工业化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从两大视角（改良和革命）沿着四条路径提出来的。
在改良的视角下，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生产要素的路径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包括认为在资源短缺、人口过密化、农业人工成本过高、生产效率过低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走劳动力转移的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思路。沿这条路径提出问题的人，多是学院派的，包括在华从事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的外国学者和在平教会旗帜下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者。另一条是从传统文化的路径提出工业化问题，认为要重塑伦理社会的乡村基础，并在合作的基础上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为了消费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杜绝走商业资本为了营利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强制集团化的工业化道路。沿这条路径的学者，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精粹”。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新派”和“旧派”，或“定县���义”派和“村治派”。
在革命的视角下，也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发，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来观察农业从工业的分离、都市与乡村的联系、以及工人与农村无产者的天然结合，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发展。沿这条路径的学者，深受当时苏联的革命理论影响。另一条道路是从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强调必须从改造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走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
这四条路径的学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复杂的基本取向，可用下表来表示：
不同工业化路径的政治、研究和学术取向
===================================================================================== 学派 革命改良取向 生产力生产关系取向 中外学说取向 理论和调查取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派” 改良 生产力 美欧 调查
“旧派” 改良 生产关系 中国 理论
“中国经济派” 革命 生产力 苏联 理论
“中国农村派” 革命 生产关系 苏联 调查
====================================================================================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多数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对农村工业化问题有较多涉及的，是采取社会人类学全景参与观察方法的“社区”调查。费孝通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调查，是这类调查的一个典型，他在《江村经济》中陈述调查开弦弓村的“理由”时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费孝通，1939/1986:18）在研究上对农村工业化问题的忽视，在本世纪30年代的学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土地革命和土地分配改革这种实际的需要和呼声，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甚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村研究者和革命理论家都不能不把主要的研究关注点集中的土地问题上，土地成为农村通过其重新分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稀缺资源，人们考虑的是农民眼下的生存以及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工业化似乎还是涉及未来的边缘问题。
开弦弓村位于当时农村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但人多地少，约90％的家庭耕作的土地不到10亩，75.8％的家庭耕作的土地在4亩以下；在人口过密化的压力下，农户以家庭手工业作为兼业很早就成为迫于生计的普遍作法，而且，从事纺丝、零售、裁缝、木匠以及其他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已经占到全部户数的7％（费孝通，1939/1986:135,98-100）。蚕丝业是开弦弓村的农户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在该村所处的太湖一带，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开弦弓村传统的家庭蚕丝手工业，是出于一种内生的需要，即这种手工业是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为了补贴农业收入的不足而产生的，它成为农户生产的一部分，所以，它与内地一般的传统手工业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与那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要而产生的碾米碾谷、纺线织布等家庭手工业有所不同，它是为了收入而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消费而生产的。然而，这种并非为了自身消费的家庭手工业，实际上是农户的一种兼业，是农户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利用和开发，其意义在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改变农民的职业，这种手工业与为了盈利的经营性的手工业是有区别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对乡村工业化具有真正的意义。
在费孝通看来，如果说江村的家庭蚕丝业是一种迫于人多地少的压力内生的发展，那么工厂工业的下乡则是迫于外来的力量的挑战而产生的挽救乡村工业破产的应对。换句话说，农村之所以改变几千年的平缓发展而进入加速变迁是由于一种“外来势力”的影响：“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及丝绸工业中广范的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土产生丝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这种“外来势力”在费孝通那里有时是作为现代技术的导入，也有时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西方列强的工业扩张，或者说这二者在当时是一种伴随的现象。现在的许多学者，往往认为费孝通、李景汉式的社区调查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假设，其实这类社区调查，并非是无假设的。费孝通就因为他关于外国势力导致乡村工业破产的假设，后来屡屡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和“证伪”[18]，同时也受到同样重视农村调查并持有几乎相同假设的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厉风在详细调查和分析了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纺织工业中活动的新形式后总结说，“50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新活跃，不是发生���本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之推移；犹如中国‘新兴工业’的发展，一样是畸形的而不自主的。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若以高阳的新兴商业资本为例，则高阳区产量是迅然间（1926-1932）从3百万匹减至1百万匹，大庄莘桥青塔的市面几于全部崩溃的事实，适足以为证明－－不是毁于本国纺织工厂的竞争，而是受迫于外国棉纱，布匹之吞没。主张建设乡村工业或提倡单独的农村建设，是不免被这一段事实所讪笑。”（厉风，1934/1989:50）费孝通的假设是在《江村经济》中一开始就提出来的：“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以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费孝通，1939/1986:11）只不过费孝通在到英国学习之前，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出假设和论证假设，而且是有意排斥理论假设的。他自己曾谈到，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时，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认为实地研究者只需事实不需理论，理论只是“叙述事实的次序要一个合理的安排罢了”，在江村实地调查时，也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象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射影”，到英国学习以后，感觉到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在写江村经济时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所以江村经济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区别就在于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还是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费孝通，1943/1990:11-12）[19]。
费孝通通过江村蚕丝业所描述的乡村工业中工厂工业取代家庭手工业的变迁过程，在当时已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它预示着乡村工业的未来。不过，江村的带有理想色彩的工厂实验，也许是一种并非偶然的特例。由于当时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采用机器和先进生产技术制丝，国际上的制丝成本下降，生丝价格也随之大幅度下降，这使以手工劳动制丝的江村家庭工业因难以参与竞争而濒临破产，为了与城市里的工厂进行竞争，作为应对的措施，江村的领导人在苏州附近浒墅关女子蚕业学校的支持和合作下，实验着办使用新机器的小规模工厂。蚕业学校的支持和合作并不是出于盈利的目的，而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这些“变革者”为他们的“新工业组织”确立的原则是“合作”，这是为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而确立的原则，他们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方式组织新工厂，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在农村办工厂的革新实验由于严重的亏损而最终失败了，关于失败的原因，费孝通提到无法控制的市场价格的波动、大笔的借贷利息以及初期过多的分红，但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并非出于营利的“合作”上。
在工业化的问题上，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似乎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相当普遍的主张。所以费孝通说，“变革者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阶级部分思想状况。这是同西方的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工业系统一起引进的新看法。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同西方列强的不断斗争，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中国人民所了解的，公众普遍反对资本主义，甚至于那些代表资本主义的人也不敢公开为资本主义的原则辩护。这种态度在已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阐述得很清楚，从理论上说，它被现今政府所接受并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费孝通，1939/1986:150）
本世纪30年代的学者，多数都是社会参与感非常强烈的，即便是费孝通这样的学院派学者，其学术研究也具有强烈的救世济民的意识，不过与非学院派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学院派对改良路线的固守，而费孝通关于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收入的看法，显然是改良派中具有远见的见解。费孝通认为，走发展乡村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道路，土地改革自然是必要的，但只能缓解农民的痛苦，防止“饥饿超过枪杀”时出现“农民起义”，但对乡村工业如何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并没有给予回答。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整个实际上正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费孝通，1939/1986:202）
社区调查有解剖麻雀的优势，五脏六肺都看得清楚，但弊病之一是囿于一地，容易忽视研究与外界的联系。如费孝通叙述了江村1929年创办的新式合作制丝厂除第一年有盈利外此后1930-1936年每况愈下的情形，他在谈到江村家庭蚕丝业的破产和蚕丝工厂的失败原因时，着重强调了国际市场蚕丝价格下降的打击，但并没有看到由于国内市场的垄断乡村工业的利润被销售商截留的情况。苦农在1937年曾写道，1937年的前几年，由于国际市场的不灵活和日丝的贬价倾销，每担鲜茧的价格从百元跌到一二十元，然而在自由买卖的机制下，茧价仍有涨高希望，所以养蚕还很兴旺，蚕农最感觉痛苦的，是丝茧商对茧价的“统制”，他们成立“蚕业工会”，共同决议，实行统制茧价，在1936和1937年国际丝市暴涨的时候，却有意放风，传言丝市转跌，而农民也不晓得什么国际市场，他们用统制的茧价收购，一转手间，丝价突然飞跃到5倍以上（苦农，1937/1989:232-234）。在问卷抽样调查尚难以普遍采用的时候，社区研究为了弥补个案村庄调查的局限，选用了类型比较的方式，即希望用不同类型村庄的经济发展情景和背景，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状况的全景和前景。
塑造学术美感的愿望，往往使研究者不自觉地赋予调查和研究对象以过多的中国“特殊性”，以烘托中国工业化过程不同于西方的学术价值。其实，任何特殊的生活事实，都是被包容在一种普遍性之中的。学术上的现代化，也在于问题意识的普遍认同。
贝尔，丹尼尔（1973/1997），《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陈翰笙（1930/1987），“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此文系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0年的工作报告，由陈翰笙起草，社会学组讨论定稿，原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单行本，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卷第3-7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费孝通（1939/1986），《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42/1988），“中国乡村工业－－张之毅著易村手工业序”，载《费孝通选集》第277-29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43/1990），《禄村农田》，原有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现载费孝通、张之毅著《云南三村》第3-20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47/1988），“乡土工业的新型式”，原载《乡土重建》，引自《费孝通选集》第95-301页，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48），《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
何干之（1937/1985），《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节录），全书由原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节录现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卷第607-621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黄宗智（198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90），《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变迁，1350-1988》，斯坦福版。 （1993），“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 期第42-60页。
苦农（1937/1989），“丝茧统制下的无锡蚕桑”，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卷第232-235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厉风（1934），“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手工业中之发展过程”，原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
现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卷第41-51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李景汉（1927），“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载《社会学界》第1卷第79-91页。
（1933），《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华教育促进会
（1934），“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载《社会学界》第8卷第1-18页。
李紫翔（
版，现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卷第494-501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35b/1987），“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原载《新中华》第3卷第18期，现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卷第494-501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梁漱溟（1936/1989）,《乡村建设大意》，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99-72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37/1989）,《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41-58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41/1989），《答乡村建设批判》，载《梁漱溟全集》第 2卷第587-65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
（1942/1989）《我的自学小史》，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659-69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刘梦飞（1933/1985），“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
千家驹、李紫翔主编（1935），《中国乡村建设批判》，北京：新知书店。
千家驹（
（1934b/1987），“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原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10号，现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卷第416-420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 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乔启明（1930），“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载《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第1-43页。
（1947），《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国衡（1946），《昆厂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
孙本文（1948），“晚近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趋向”，载《社会学刊》第6卷第46-48页。
孙冶方（1936/1987），“为什么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原载《中国农村》第2卷第5期，现载《解放 前的中国农村》第2卷第652-655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王春光（1995），《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王汉生等（1990），“工业化和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载《农村经济与社会》
1990年第4期。
吴半农（1934/1985），“论‘定县主义’”，原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现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卷第535-538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薛暮桥（1934/1984），“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原载1934年10月《中国农村》月刊第1卷第1期，现载《薛暮桥经济论文选》第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1989），“无锡县（市）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48）”，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卷第304-331页，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张闻天（1931/1985），“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
张之毅（1943/1990），《易村手工业》，原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现载费孝通、张之毅著《云南三村》第203-32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1936），《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北京：新知书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87），《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 在黄宗智1986年出版的中文版《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他把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悖论现象的核心概念“involution”翻译成“内卷化”，后来他在1993年第1期《史学理论研究》发表的《这个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特意注明把“involution”改译为“过密化”，并指出这个概念得益于恰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论模式。参见Geertz,Clifford(1963),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hayanov,A.V. (1966), Peasant Farm Organization ,in D.Thorner, B.Kerblay and R.Smith (ed.), A.V.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pp.29-277,Homewood, Ill: Richard D.Irwin,Inc.
[2] 在本世纪20年代的这次较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是由美国教授主持的，其科学性受到了来自中国学者方面的批评。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为了强调组织农村经济调查的必要性写道：“前北京农商部之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由此观之，美国教授对于中国经济之尚无深刻认识，以视农商部亦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陈翰笙，1930:4）
[3] 这篇文章是否乔启明写的，是存有疑问的，该文在1930年《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发表时署名乔启明，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中美农产品需要工时成本的比较研究结论，实际来自卜凯（J.L.Buck）的《中国农业经济》（Chinese Farme Econom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一书英文版第228页表1和《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hanghai: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一书英文版第302页表14。在乔启明写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第296页的“注一”注明：“乔启明译：“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一卷三期”。所以此文也可能是乔启明的编译文章，或是较多引用了卜凯的研究成果，但乔启明在发表时没有作任何说明。
[4] 关于中国过去人均土地的情况，费孝通1941年在在为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写的序中曾写道，“依普通的估计，每家平均所有的土地已不到30华亩。在土地肥沃的地方，个人所能分得的地更少。多年前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原区每人得6亩，杨子区每人得4亩7分，丘陵区及东南沿海区每人得11亩，四川盆地区每人得6亩半。若专就耕种的土地说，他曾引Backer的估计说：每个人可以分得耕地的数目是，直隶4亩，江苏2亩半，广东1亩半，所以平均每个人大约只得3亩田地。......每人所余也只够一饱。”（张之毅，1943/1990:212-213及费序）
[5] 梁漱溟一生“身在问题中”，变化取向，先是倾向革命，主张西方实利主义和民主宪政，随之“激进于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生活须要社会主义，但29岁之前还信奉佛教出世思想，“蓄志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但最终放弃佛教，变而信奉入世的儒家思想，坚信“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1942）
[6] 梁漱溟总结了苏联1917-1936年近20年“时而猛进，时而迂回，紧了又松，松了又紧”的农村集体化道路，指出其农业经营的方式可分为三种：国营农场（State farms）、集团农场（Collective farms）和个人农场（Individual farms）。这三种形式中，个人农场将近消灭，集团农场又可分为三种：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和土地耕作合作社（Collective Cultivation）,梁漱溟认为，其中农业合作社最为成功，又名阿特尔（Artels）。但教训是不能公私兼顾、强制集团化和收取农民的土地。（梁漱溟，1937/1989:532-540）
[7] 美国教授对定县调查的帮助主要是指甘博（Sidney D.Camble）,他是社会调查的专家，曾编著《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调查工作给予了学术上的指导和经济上的援助，李景汉在定县调查之前就曾与甘博一起在北京从事实地调查。参加晏阳初、陶孟和和李景汉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写的序（李景汉，1933）。
[8] 连乡村改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杨开道先生，亦半是反思半是批评地说道：“劳民伤财这是梁漱溟先生给山西村治的总评，也可以借用于一切改造旧村的活动，尤其是现代化运动，科学化运动。无论你谈自卫也好，自治也好，经济也好，教育也好，一切农民没有资格了解，没有法子参加的。十亩地的自耕农，已经是耕作的牛马，而不是社会的中坚，何况耕人土地的佃农，为人雇佣的工人。资本越少，土地越少，作工器具越旧，工作效能越低，农场收入越少，农家生活越低，一个循环不已的圈子，只有越走越低。旧村改造的工作，等于推车上山，起初比较容易，以后越来越难，也许会从半山倒塌下来。”参见杨开道《农村建设之途径》，载《大公报·乡村建设》第17期（转引自李紫翔，
[9] 吴半农（1905-1978），安徽省泾县人，1929年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1936年留学美国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任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局长，1946-1950年任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第三组（经济组）组长，兼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首席代表。1956年起义回国，任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任全国三、四、五届政协委员。著作有：《中国之经济地位统计图》，北平社会调查所，1931；翻译《资本论》第1、2卷（1933年与千家驹合译，因禁止未公开发行）；译《日本贫穷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当前日本经济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10] 这里是指当时由左翼民间团体中国农村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其负责人是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
[11] “余霖”其实是薛暮桥的笔名，他的笔名还有“雨林”，不过这在当时没有公开，所以论战的双方和评论者都把“余霖”和薛暮桥当作参与论战的两个人，实际上署名“余霖”的文章都是薛暮桥写的。
[12] 该论战论文集收入的文章有：陶直夫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余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答》，薛暮桥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周彬的《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钱俊瑞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赵呆呆？僧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我见》，王宜昌的《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王宜昌的《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张志诚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王景波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之试述》，孙冶方的《财政资本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3] 美国教授卜凯（J.L.Buck）曾于1923-1924年在金陵大学农科任教，并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和河北盐山农村进行田庄大小、耕作状况、农产数量、销售方法等方面的详细调查，并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写成很有影响的《中国农业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一书，用英文发表。
[14] 争论的双方最经常引用的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此外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考茨基的《农业问题》等。
[15] 有的学者认为，钱俊瑞1935年2月发表的这篇文章，形成了“中国农村派”的理论纲领，代表了当时“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最高水准”，以后薛暮桥在“理论大众化的目标下，把钱先生提出来的纲领，更平易的更系统的发表了出来”。（何干之，1937：620）
[16] 张志诚在《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一文中，引用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译者杜畏之、彭苇秋在译书序言后面“追加的几句话”来批评“中国农村派”的观点，那几句话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之发展已成彰明较著的事实，而中国的民粹派，中国的农民思想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偏偏看不见，而且不愿看见这个事实，只闭着眼睛喊封建制度来替这个农村资产阶级哭穷”（这个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139）。
[17] 薛暮桥后来写道：1935年“以前的几年中，国民党的反共叫嚣已经很少有人愿听，他们就利用托派关于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革命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来批评我们党关于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我们党反托派的论战已经进行几年，但因主要用抽象理论来批判托派，说服力不强。《中国农村》利用所掌握的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来批判托派，所以取得很大胜利。”（参见《薛暮桥经济论文选》第11页的脚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 费孝通1979年访问美国社会学界后回来写道：“中美关系中断时期那些想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只有到台湾和香港去进行调查。在过去10年里出版过不少这类的调查报告，在方法上大多以我那本书为样本，但立论上却有不少是以批评我的姿态出现的，有一部分是要驳倒我‘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落是出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的观点。比如不久将来我国作为交流的研究人员的波特（Potter）就是如此，他强调西方工业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费孝通，1979/1985:149）
[19] 实际上费孝通有意识地采用“社区研究”方法调查和写作的《禄村农田》，仍然没有解决理论逻辑线索与调查资料的叙述是两张皮的问题，这成为他学术研究深化的巨大障碍。不过，从《禄村农田》起，他开始具有了村庄发展的类型比较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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