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研究是紧密围绕着中国重大实际问题的。他不搞脱离实际的“书斋研究”。他研究的重中之重，是研究农民致富，志在富民。这项研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拍手叫好，也获得了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还得到了各地党政部门的真诚支持，因而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费先生的研究对世人起着振聋发聩作用的，我认为，一个是他在江苏提出了“苏南模式”和发展小城镇，在全国引起轰动。当年到江苏来考察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人们不绝于途。另一个是在浙江提出了“温州模式”，在计划经济还属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肯定“小商品、大市场”，并强调“评价它们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一鲜明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界是绝对领先的。

    理论的力量和观念的前瞻性，不在于标新立异或搬弄多少洋教条，而在于产生这种观念的过程，是否同中国人群的最大多数——农民利益也是国家利益——密切相联。

早春天气的温州行

    1984年和1985年这两年，费孝通先生的调研重点在江苏。我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与费先生之间的联系人，陪同他先后作了吴江调查、苏南调查（行程1700公里）、苏中调查（行程1400公里）、苏北调查（行程1500公里），因而他对江苏农村情况已经了然于胸。他认为，江苏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发展工业为主，集体经济为主，参与市场调节为主，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为主，即“苏南模式”。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苏南模式”直接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框框，农村办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跑市场，城乡联结，打通了城乡之间的封闭状态；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一片兴旺景象，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决策产生了正面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浙江温州的农民办起了家庭工厂，办起了纽扣市场等等的小商品市场，办得很红火，但也引起议论纷纷，甚至说是“资本主义泛滥”，因而办的人提心吊胆，持观望态度的决策者们举棋不定。费先生也听说了，大感兴趣，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一封信里说：

    “我打算在春节后，全国政协开会前（当时费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去温州看一看乡镇工业的温州模式，将以全国政协视察组名义去，人数不多，大约四五人。涵先（指罗涵先先生*）有意约你同行。我们定了日期预先告诉你，我们可在杭州会师，一同去……温州模式就是以个体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小型企业，问题和苏南模式不同。观察一下对苏北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借鉴之用。这是约你同行之意。你看如何？”

    果然，两周以后，罗涵先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信里说：

    “好久不见了 关于小城镇和乡镇经济问题的研究，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时期。因为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探索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家庭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方向问题。看来，不让它发展是不可能的，老‘生产合作’的路未必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人们渴望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既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又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势头的东西。……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正在进行大调整、大变动，因此我们这次温州调查可能是一次很重要的调查，希望能发掘出一些新问题、新观点来。

    “费公希望您能参加 如可行的话，请再带一人，于2 月21 日（星期五）到达杭州，我们将于这天中午到达杭州。现已由（全国政协）办公厅向浙江省委政研室联系，联系时将说明邀请江苏省委政研室加以配合。”

罗涵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尤长于宏观经济研究，1984年和1985年作为民盟领导人之一和费先生的研究合作者，参与了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江苏的几次调查，说话直率，观点鲜明，给我很好的印象。这次温州之行，他又扮演了策划人之一的角色。

乍暖还寒的四县五镇调查

    这里我用“乍暖还寒”，既有自然气候的感觉，也有经济气候的感觉。我们一行的温州调查，是从2月27日到3月6日，走了浙南4个县、5个镇，历时9天，行程1500公里。早春二月，山里的农村集镇，竟仍然结冻挂冰。同苏南接待贵宾的条件显然不同：没有高档接待室，当然没有暖气设备，一切听其自然。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我虽然穿着呢大衣，可鼻涕不由自主地挂了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可是，那年已经76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安之若素，把一件短皮大衣的领子竖起，双手拢进袖管，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抽手做着记录。

    从经济气候来说，“计划经济”的笼子还在管着各个方面，“苏南模式”的乡办工业、村办工业还不时听到冷言冷语，遇到种种实际阻挠，温州地区出现的“家庭工业”似乎更容易听到非议。我们在杭州听介绍时，省里有关权威部门是以客观的姿态作客观的介绍，并说明现在“对温州的现象是有很多不同看法的”，说实话，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的身份尤有特殊之处。我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政研室主任，是从“苏南模式”的发源地过来的客人。东道主难免有人纳闷，不知道我参加这个调查组是什么意思，因此，在第一天抵达温州地区的见面和宴请，我被礼貌地拦在另一个房间内用餐，同费先生分开了。调查结束以后回到杭州，我也没参加费老在浙江省领导机关见面的最后交流，我提前一天到返回江苏了。但调查的九天时间里，我一直同费先生在一起，同样的听介绍、开座谈会、看小商品市场、看小城镇，朝夕相处，交换看法，还有一二首诗唱和。

    我们在温州所看到和听到的，一言以蔽之：新！新事物多多！新问题多多！

    在温州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容纳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力，解决了人多地少的政府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专业市场开辟了小商品的出路，搞活了商品流通，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解决的难题。后来费先生写了一篇《小商品、大市场》的大文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