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

刘玉能 杨维灵

[摘要]行动的意外后果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现象，社会学家默顿、吉登斯和贝克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默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意外后果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和范畴提出来，从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作了具体的研究。吉登斯将意外后果的范围扩展到风险，直接把现代社会的意外和风险与专家知识的特征及其运用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由于不满吉登斯过分强调专家知识的作用而忽视意外后果以及人们对它的无知的重要性，贝克从行动者之间基于社会分层和权力分化而在知识和理性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来解释意外后果和风险，认为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造成人们对意外后果和风险的无知，并使工业社会转变成风险社会。这三位社会学家还就意外后果和风险的预防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功能主义；结构化理论；社会风险理论
　
　　有意图的社会行动会导致出乎行动者意料的后果，这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特点。长期以来，许多社会科学家从不同的侧面论及了这一现象。例如，亚当·斯密认为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个人的自利行为促成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非个人意图的后果。马克思则指出，资产阶级财富和工人阶级贫困的双重积累导致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的意外后果。从涂尔干对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的区分，到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亲和关系的研究、帕累托对非逻辑行为的解释，从萨姆纳对风俗形成的论述、弗洛伊德对无意识行为的强调，到结构主义对“深层结构”的寻觅和哈耶克对“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后果的讨论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个论题，以至于有人认为社会科学的“最独特的任务，就体现在对行动的意外后果的研究中”。
　　但是，理论体系和术语的不同使这些思考的连续性模糊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把意外后果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关于意外后果的系统研究[2]894。直到1936年，默顿发表《有意图社会行动的非预期后果》，才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和范畴提出来进行系统的讨论。此后，默顿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吉登斯、贝克也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此作专门论述。本文将对这三位社会学家对意外后果的系统性研究作一分析。
　　
　　一、意外后果的功能主义理论
　　
　　默顿从功能主义立场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他认为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有潜功能、自证预言和自毁预言三种不同类型。
　　(一)作为潜功能的意外后果
　　默顿认为某一特定社会行动的后果，从其对系统整体延续的贡献来看，存在着正功能、反功能和非功能三种类型；就其能否被行动者事先所认识而言，存在着“为行动者所意图且知悉的有助于系统适应或顺应的客观后果”与“既非主体所意图亦未被主体所知悉的客观后果”之分，前者是显功能，后者是潜功能。
　　默顿的“意外”后果是“既非意图且非意料”的后果，不包括那种“事先意料到的非意图”后果。就其对系统的作用来说，意外后果既可以是正功能的(潜一正功能)，也可以是反功能的(潜一反功能)，甚至有时是非功能的(即与系统生存无关)。另外，默顿的意外后果仅指已发生行为的现实性意外结果，不包括未发生行为的可能的意外后果(即吉登斯、贝克所说的风险)。
　　默顿以意外后果(潜功能)概念来分析社会行动，不仅可以把以前社会学容易混淆的主观动机与客观后果区分开来，而且对于一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有厘清作用；可以发现社会行动的多种后果，揭示表面现象下面隐藏的矛盾，获得超越常识的客观知识，促进社会学的重大进步；可以避免以朴素的道德判断代替客观的解释。他对区别行动的主观目的与行动的功能后果的强调，直接来源于乔治·H．米德、涂尔干、w．G．萨姆纳、w．I．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等人的思想。他曾应用这一概念分析了新教伦理对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科层组织对人格，科学奖励制度对学术腐败，偶然因素对科学发现所产生的意外后果。
　　他提到认识上的疏忽和错误、心理上的无意识冲动和刻板印象、社会上的意识形态偏执和互动网络的复杂、“社会结构的相互依存”等等可以解释各类意外后果。
　　(二)自证预言和自毁预言
　　默顿还提出自证预言和自毁预言这对概念，意在分析情境定义如何影响人的行动及其结果。
　　自证预言是指起初对一种情形的虚假定义引起了新的行动，并使原有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而自毁预言是指预言家一旦公布和传播其对未来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预测或研究结论，并且当这些预言被有关行动者所相信时，可能会产生预测者意想不到的后果。也就是说，公布预言的行为本身导致了预言的失败，而且预测愈“科学”、愈有权威，其失败的可能性就愈大；相反，如果这些预言不被公布或相关行动者根本就不相信这些预测时，或许预言就不会失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被具有反思能力的行动者所利用的预测变成了影响具体情境的新因素，可能会改变事态的发展过程——预测失败了。自证预言与自毁预言都来源于托马斯定理。这个定理表明，人们不只对情境的客观方面有反应，而且也对这种情境对于人们所具有的意义作出反应，情境定义参与了社会事实的建构，因此，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产生真实的影响。
　　自证预言与自毁预言是两个方向相反的后果。前者的发生是因为某种被人们共同接受的定义导致他们产生趋同的行为，因而使原本仅仅是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现实。而后者的发生也是由于某种被人们共同接受的定义使他们产生某种共同行动，但是这种共同行动的结果是阻止预言所说的情况的发生，预言被否证了。默顿指出，预测结果可能会受到人们的知识和信念的影响，这是人类事务所独具的特征。而那些不涉及人类行为领域的预测则不是这样的。譬如，气象学家预报明天会下雨，若预报准确，不管人们的意志和行为怎样，第二天都会下雨，这是因为自然现象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过，他没有预料到在技术条件许可情况下人类也可以改变天气。
　　默顿认为自毁预言对社会科学提出了尖锐的方法论问题，表明了对预测和预报的经验验证的困难。它表明，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因为它不是给定的、无历史或超历史的客观实在，而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参与建构的。正是相信社会科学家的预测才导致预测的失败，而预测的失败又削弱了社会科学的权威，这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连带后果，那就是人们对社会科学抱有既相信又怀疑的矛盾态度。
　　
　　二、意外后果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称赞默顿行动意外后果的分析“堪称经典”，但他不同意将意外后果与功能分析掺和在一起，认为把意外后果当做潜功能来分析忽视了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和能动作用与意外后果的因果关联。吉登斯应用结构化理论(以及后来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来分析意外后果。
　　(一)结构化理论与意外后果
　　吉登斯将意外后果界定为“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outcomes)，包括三种情况： (1)行动的“接续效应”，即某一初始情境引发了一系列后继事件的累积；(2)由各种有意图行为的复合造成的“不合人意的效应”，即多个有意行动聚合在一起的最终结果偏离了每个人的意图；(3)行动的意外后果以某种非反思性反馈循环的形式构成行动者下一步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
　　在意外后果的原因解释上，吉登斯认为功能分析虽然注意到了行动者的有意行动与其实际后果之间的差异，也假定了行为是有意图的，但没有详细讨论这种个人理性，而是关注如何发现社会系统的理性，也没有提出一种将功能需求定位与它们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导致的后果联系起来的机制，因而算不上是对意外后果的真正解释。吉登斯认为，只有对有意图的活动及其意外后果进行解释才能说明这一问题，因为正是有意图的行动导致了意外的后果。不过，他同时警告不要掉进某些现象学家的“阴谋理论”陷阱，这种阴谋理论认为所发生的都是某些人精心设计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行动的结果往往会脱离始作俑者的控制。
　　吉登斯声称结构化理论和“结构二重性”范畴能够避免上述两个错误，可以更好地解释意外后果问题。结构化理论把特定社会行动视为有目的的行动，研究者可以通过指明限制行动者行动能力的那些因素、分析行动者的理性和动机来揭示行动的意外后果怎样从行动者有意行为中产生，以避免功能主义忽视行动者意图的错误。这种行动“流”图式表明，有意图的行动始终受到意外后果和未被认识到的行动条件的制约，但这些意外后果不应像功能主义那样被设想为是对实践生产的持存状态的说明。结构二重性概念意指社会结构既是有意图行动的条件和中介，也是其非预期的后果：一方面，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通过例行化的有意图行动得以非预期地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这些意外后果又反过来构成下一步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从而可避免阴谋论。
　　(二)意外后果、风险与现代专家知识
　　在考察现代性境遇下的社会行动时，吉登斯更多地使用风险这个概念。大致说来，他的意外后果主要涉及行动的(事先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现实性非意图后果，而风险指的是在与未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与可能性、不确定性等密切相关。风险既可以被行动者认识，也可能不为他们所知晓。吉登斯强调对风险的反思即风险意识的作用，认为意外后果和风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意外后果乃风险意识的前提，风险意识是对意外后果的反思，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吉登斯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意外和风险有其独特性。就产生根源来说，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来自现代性的反思性、战争工业化的人类暴力和个人的无意义三个方面。就表现形式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意外和风险不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式多样，而且形成了许多制度化的风险环境。从影响范围看，现代社会的意外后果和风险影响到全球每一个人的生活乃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并且这些风险的产生和后果无法准确预测和精确控制。吉登斯特别强调专家知识在意外后果和风险的产生中的作用。
　　为什么科学知���的增长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反而产生出许多不确定性?吉登斯认为，这与现代专家知识本身的特征以及人们对它的反思性运用直接相关。第一，现代专家知识是脱域性的抽象知识，这些抽象的专家知识在不断被“再嵌入”到它所由以产生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时，会改变行动的情境，使之转向新的方向，远离人们的预期，从而导致意外和风险。这是“再嵌入”过程中发生的“操作失误”。第二，抽象知识是专家在特定场合根据理性或理想而人为制造的，难免会因脱离实践而导致“设计错误”。第三，“现代专家知识的专业化本质直接导致现代性的无规律的失控品质”，因为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和“自我指涉”很有可能使它们之间彼此矛盾，这时行动者只好求助于非理性信念或直观感觉来进行决策，因此无法对其行动进行准确预期。第四，在专家知识被运用于社会行动时，权力分化、价值多元和社会知识循环等因素导致意外和风险的增加。

三、意外后果的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已进入自反性现代化阶段。在这个新阶段，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危害乃至自我毁灭。因为这种转变是无意的，是“静悄悄地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所以他称这个社会为风险社会。这种意外是怎么发生的呢?贝克认为自反性现代化的媒介不是知(knowledge)，而是无知(unawareness)，因此他立足知／无知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来讨论意外后果和风险问题。
　　(一)意外后果与自反性现代化
　　贝克认为有两种“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知识取向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和贝克自己的知／无知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知识取向的现代化理论本质上与关于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后果和问题的认识和反思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越是现代化，它所产生的关于其基础、结构、动力和矛盾的知识就越多。这些知识越是被行动者更多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就越有可能破坏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引起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重构。这固然扩大了人们行动的选择面和自由度，但也提高了行动情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人们为了对付复杂性而不断地运用知识再定义其行动情境和反思性地监控其行动的过程，进一步改变行动的情景、结构和方向，增加意外后果和风险产生的可能性。贝克认为，这种知识取向的现代化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盲目乐观和自负忽视了意外后果和无知的重要性。
　　与吉登斯不同，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根本上与现代化的非意图后果相联系”，它涉及的是现代化的“自反性”。这种“自反性”不是指对现代性的反思、自我相关性和现代性的自我指涉性，也不是经典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自我辩护或自我批评，“它首先是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是现代化利用自主的现代化的力量挖了现代化的��角。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自主的、意料之外的、不受欢迎的、强制性的，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因此没有反思”。“自反性”和“反思”不同。反思是个人化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自反性则好比是“反射作用”，既非个人化的，也非有意识有目的的。这是自反现代性与简单现代性相区别的核心原则。自反性现代化主要涉及副作用，即简单现代性在生产好处的过程中带来的危险或“坏处”。贝克认为，自反性包括反思，因此自反性理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兼容反思理论，但反之则不然。自反性现代化的主体不是吉登斯所说的专家系统和“制度反思性”，而是工业现代化结构以自主性、自我对抗、自我危害为特征的自反性。因此，贝克认为：(1)一个社会变得越现代化，它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就越多。而人们知道和承认这些意外后果，就会质疑工业现代化的根基。(2)意外后果也可以是知识的一部分，甚至“潜在的意外后果”这个概念也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知道，意外后果表示的是一种知识的冲突和理性的矛盾。例如，专家知识、普通知识和社会运动的宣称之间，不同专家群 体之间，甚至同一专家群体内部个人的宣称之间也有冲突。(3)关键是如何克服制度化专家系统的缺陷，因为它导致其他人不能获取有关制度化行动的意外后果方面的知识。
　　(二)无知与风险
　　无知与风险这两种理论的差异来自它们的知识论差异。知识取向的现代化所持的是线性知识论，而自反性现代化则坚持非线性知识论。线性论认为知识的线性增长促成了反身性现代化，而非线性论则强调知识的增长、分配和循环受无知的暗中阻挠和破坏，因此反身性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意外后果，是一场悄然而至的革命。线性论假定在专家系统与依专家知识而行动的外行之间存在一个封闭性循环，而非线性论认为行动者之间依据各自的知识在一个多方位开放的领域相互竞争。线性论认为知识是由同质性的专家群体在特定场合中生产出来的，因而是理性和谐、逻辑一致的；而非线性论则认为知识与无知的区分和配置建立在社会分层和权力等级基础。
　　贝克认为对有危害的非意图后果的无知至少包括五种：对风险知识有选择性的接受和传播、知识的不确定性、误解和错误、在认识上的无能以及不愿意知道。他认为第三种无知强化了例行化的自我危害，而所有类型的无知导致现代化的不连续性，即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激进转变。
　　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强调三个领域划时代的、系统性的转变：一是在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上。现代化完全确立后，工业社会赖以建立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渐渐枯竭了。二是在社会与其自身产生的威胁之间的关系上。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就可能产生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怀疑，从而影响社会的整合。三是在集体意义之源的枯竭与“个性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丧失了集体的依靠，个人现在必须独自面对风险，生活和行动在不确定性中已经成为一种基本体验。因此，内在的风险多元化已使风险计算的理性受到怀疑。
　　贝克还特别指出，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好处”分配冲突被“坏处”分配冲突掩盖了，或者说财富的社会生产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这些冲突是种责任分配的冲突，它们的爆发牵涉到如何分配、预防、控制和认可那些伴随“好处”生产过程而来的核技术、化工技术、基因研究、对环境的威胁、过度军事化以及非西方社会的日益贫困化等风险。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当代社会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出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起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换成为某种风险。因此，风险社会存在一种风险回避的“合法的”极权主义趋势。
　　
　　四、总结和讨论
　　
　　最后，我们就默顿、吉登斯和贝克三人在关于意外后果的界定、因果关系以及应对策略等问题上所存在的区别和联系作一总结。
　　关于意外后果的界定，三人都将其定义为非意图后果，但各自的考察范围有所不同。默顿仅分析行动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客观的意外后果，不考虑潜在和可能的意外后果(即风险)。吉登斯和贝克不但考察了行动者没有预料到的意外后果，而且把风险作为现代性的内在特征来重点分析，但两人对风险的侧重也不同：吉登斯关注对风险的反思(即主观风险意识)，而贝克更重视人们对所面临风险的无知(即客观风险)。
　　在研究视角上，默顿用功能分析框架来考察以潜功能为表现形式的意外后果，但对另一种形式的意外后果(自证和自毁预言)的分析则主要采用知识社会学进路。关于意外后果的原因，默顿认为除了心理和知识方面的因素外，社会进化和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对意外后果的影响，他既考察了意外后果对社会秩序的整合贡献，也分析了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具体起哪种作用要视它的功能接受者而定。
　　吉登斯用知识反思性概念分析了现代社会的风险，但他着重分析的是人们日常例行的意外后果——结构再生产，认为行动者对意外后果的反思能力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结构再生产。从这点看，贝尔特批评其结构化理论过于强调行动者的“初级反思”(即吉登斯的实践意识)而相对忽视了行动者改变结构的“次级反思”能力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结构化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以及某些混乱。譬如，在意外后果能否被行动者事后认识的问题上，他一会儿讲“意外后果构成行动未被认识的条件”，一会儿又说人们认识并运用这种认识反思性地调控行动的结构和方向。再如，关于意外后果到底是维持还是改变了结构，吉登斯大都语焉不详。
　　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从无知的角度来分析工业现代化如何“悄悄地”把人们引向风险社会，但他也与吉登斯一样共享默顿的知识社会学思路。贝克认为，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变是自主的、意料之外的过程，它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强调意外后果表示的是一种知识的冲突和理性的矛盾，认为不是知识和反思，而是对意外后果的无知导致了风险社会。
　　为了预防和医治那些危害社会的意外后果和风险，默顿寄希望于具体的制度化控制；吉登斯提出建设生活政治、对话民主、积极福利、后科层组织、积极信任、纯粹关系等一系列自称具有“乌托邦现实主义”色彩的激进对策；贝克则主张生态启蒙、责任伦理和具有圆桌会议特点的“亚政治”。
　　概言之，默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意外后果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范畴提出来，从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作了具体的研究。吉登斯虽把默顿视为自己的理论假想敌，声称反对其功能主义方法和潜功能概念，但他的结构化理论、结构二重性概念、双重解释方法论和反思性监控概念以及反思性现代化理论，都与默顿的知识社会学思路和“自我实现以及自我失败预言”有继承关系。而将默顿的意外后果范围扩展至风险领域，并把它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是吉登斯对默顿的超越。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虽然没有吉登斯的结构化和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博大精深，但他把无知视为导致风险的主要原因，主张破除专家治国论的神话，消解专家知识的话语霸权，这确实对吉登斯过分强调知识和反思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有纠偏意义。但总体而言，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对意外后果的研究还不充分，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