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社会学帝国主义研究

作者：George Steinmetz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50年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对重现于我们当今时代的两个话题尤为关切：社会科学思想家的自主权和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帝国主义形式出现。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严厉批评狭隘的政策研究，称之为“抽象的经验主义”。米尔斯提出：“如果社会科学没有自主权，它就不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社会事业。”1948年，米尔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等著名杂志上号召创建“第三种科学”，强调社会科学的政策导向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增加。战争期间，米尔斯已与汉斯·格斯合著《性格与社会结构》，他在此书中提出，相对于欧洲殖民主义直接统治国外政治实体，美国已经沦为另外一种新形式的帝国——“在没有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的情况下，通过拓展海外海军和空军军事基地扩张军事控制领域”。

　　米尔斯认为，美国这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与知识分子生活恶化不无关联。另外，他指出，所谓的美国“超级社会”的出现，使其在制定国际政策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的权力剧增——一种“扩大了的、更加集权地创造历史的方式”。

　　与此同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沦为“专家”，按照“主人”授意行事，对此，米尔斯称之为“疯子现实主义”。

　　半个世纪前，米尔斯与英国新左派和英国社会学家关系密切。那一历史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对帝国研究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作出重要而持久的贡献。另外一个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与米尔斯处于同一时期，其著作为《法国的工作和工人》（Work and Workers in France）。布迪厄的思想引起当代在殖民地工作的法国社会学家作品的回应，如乔治·巴朗迪耶曾引进“殖民状况”的概念，从此在社会学领域自成一格，他的代表作为《1955年黑非洲当代社会学》（1955 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Black Africa）。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走向衰落，美国的帝国主义正在崛起。这一历史时期还笼罩在第三种帝国的阴影之下，纳粹大陆“帝国”为战后重新思考帝国主义留下一系列深刻印迹（正如齐格蒙·鲍特曼所说，很久之后，纳粹大屠杀才进入社会学的视野）。

　　美国社会学：

　　从海外殖民主义到非正式帝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均涉及“全球差异”问题。自1918年开始，他们转向社会差异和社会混乱问题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美国社会学评论》两大主流社会学杂志开始重点讨论帝国主义问题。但与战前不同的是，很少有人支持帝国主义这种说法。威斯康星州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声称自己是“完全同情东方抵抗来自西方侵略的做法”，并于1924年写了一篇关于国际联盟强迫葡萄牙殖民地劳工的报告。1945年社会学家杜·波依斯写到，殖民主义政策正在把欠发达地区变成“世界贫民窟”，肆意地破坏着本土文化。

　　1945年以后的殖民主义和非正式帝国的讨论继续在美国社会学中承担重要角色，起初以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研究为幌子，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越来越向帝国主义发展，但却带有非殖民统治的特点，因为美国并没有直接承担控制外国政权的责任（一些局部的案例比如2003年以后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除外）。

　　1958年继美国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之后，美国政府在外语和区域研究人才方面有更广泛的需求量。由于政府拨款的增多，同时大量有着海外战争经验背景的社会学家和欧洲流亡者的涌入，美国社会学观点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眼光。1945—1960年间，大量社会学博士的论文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发表，这些论文涉及了包括非殖民化社会在非洲和亚洲的发展等方面。

　　除了由年轻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些新兴国际议题之外，大量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在战前已经成为国内社会学领域的关注焦点，现在他们又开始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库利·安格尔。1945年以后安格尔创办国际社会学协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国际紧张局势项目”。后来，他在进行“国际社会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为“世界社会”在其三维空间特征的出现探讨新型的发展模式，这些需要更多“比较型研究”并且超越了“不合时宜”的“主权之上的国家政府”观点。安格尔认为，社会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已经“摆脱20世纪50年代的殖民主义”以及由此产生“对欠发达国家的极大兴趣”。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系开始出现关于殖民主义的博士论文浪潮，其中一些是由来自前英国或法国殖民地的学生的。例如1971年伯克利社会学系的突尼斯学生Elbaki Hermassi在论文中分析了法属北非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强调了殖民地占领的不同阶段、殖民统治者的社会阶层、本土政权占主导地位的政权形式，以及被殖民前的本土国家政权力量。美国社会学吸引着来自世界殖民主义时期之后的学生，他们最近几年又开始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转折处的核心区域进行研究。

　　游走在殖民主义

　　和反殖民化之间的法国社会学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学家对殖民主义的兴趣都在加强，并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达到顶峰。引发这种兴趣的原因之一是涂尔干和莫斯的影响以及遗产。在涂尔干的社会学范畴中，海外殖民主义和古老陆地帝国被视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社会学家乔治斯·戴维跟埃及古物学家合著的书中曾利用涂尔干的图腾崇拜理论解释古埃及的中央集权。

　　法国建立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研究机构赞助殖民社会学的研究。这一点不同于英国，英国的殖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是由人类学家主导的，而大部分的法国研究机构则以社会学为中心。例如，1904年在摩洛哥成立的法国科学考察团（the French Scientific Mission in Morocco），重点就是社会学研究，而非东方文学传统研究。法国非洲研究所的主旨则是协调在非洲的殖民研究。社会学家保罗·梅西耶和乔治·巴朗迪耶分别领导在达喀尔和科纳克里的法国非洲研究中心。1945年后，法国政府致力于改革殖民帝国，在世界殖民地范围内引起了研究风潮的进一步扩张，从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经由马达加斯加，到达南美的圭亚那。

　　1945年后的几十年见证了法国社会学领域对于帝国题材研究兴趣的急剧加强，部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同时也反映出法国对纳粹主义和战后重构全球地缘政治的回应。1946年，雷蒙·阿隆出版了《帝国的时代》（The Age of Empires）一书，在书中，他认为法国应该将欧洲的民族国家统一成同一个集团以对抗三大“帝国”——那个时期的英国、美国以及苏联。

　　通过追寻战后法国主导报刊的内容，我们能够获取帝国主义议题的中心。罗杰·巴斯蒂特是后奴隶制时代非洲和巴西文化的专家。他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回顾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非西方文化方面的研究。乔治斯·巴朗迪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11年从事《国际社会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期间，引导公众关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议题。甚至法国的主要专业社会学杂志《法国社会学评论》在1970—1980年之间，也刊登了大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题材的文章，尽管这些议题在最近几年完全消失了。

　　游走在殖民主义

　　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德国社会学

　　德国社会学最初萌芽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背景中，知识分子激烈地讨论以土地为基础的大陆帝国主义和海外殖民主义。德国社会学也出自于一战前数十年的一批具体学科，比如历史、历史经济学、人类学和“国家科学”，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古代和现代帝国的研究。例如，马克斯·韦伯1891年（在他跟社会学有关联之前）在他的教授论文中提出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始理论。他的弟弟阿尔佛雷德·韦伯也从历史经济学转到了社会学，并在1904年发表了对新“贸易保护帝国主义”的详细分析。在分析中，他指出，德国并不需要殖民地来扩大国际出口。大学社会学科的其他大部分创建者都对殖民地研究作出了贡献。利奥波德·维瑟发表了大量关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文章，即便是二战后，他仍作为印度问题的专家而为公众所熟知。二战后，德国专为社会学设立了四个大学教授职位，维瑟是第一个获得该职位的人，他创建了德国第一本专门致力于社会学的杂志，并在纳粹时代前后担任德国社会学联盟的主席。弗兰茨·奥本海默把持着原德国社会学另一把交椅，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和政治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几个德国社会学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重新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内在的经济现象。韦伯、欣策和熊彼特都暗示帝国的军事征服的理论没有过时。韦伯学派的社会科学家阿瑟·萨尔茨和沃尔特·苏尔茨巴赫认为，帝国主义的存在早于资本主义，并且资本家的积累与国外征服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

　　作为大学研究的议题，殖民主义并没有随着德国大学殖民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例如，在1930年到1931年冬季学期，至少有239所大学开设跟殖民地议题有关的课程。这之中有一门课“殖民主义的社会学解读——以当代非洲为例”是由理查德·瓦恩教授的。瓦恩自1924年就被聘到柏林大学担任社会学和人种学的教授。魏玛共和国时期，瓦恩基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非广泛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被殖民主义锻造的文化毁灭的批判。这个时期，瓦恩的研究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由德国之外的机构赞助，是高度自治的。1933年后瓦恩加入了纳粹殖民地规划办公室。1939年，他出版了专著概述纳粹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方法。这一时期其他的社会学家则转向了人口和人种政治学、空间规划以及其他的跟统治东方有关的问题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