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粤海风》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的双重重要人物。

    在一百多年沧桑巨变的中国近现代上，这样的角色是不多的。作为学者，有着令人难以忽视（后人写学术史时难以回避）的学术成就；作为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又对中国近现代政治进程产生过难以忽视的影响的，才配称为这样的双重重要人物。这样的人物，一个多世纪里，只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梁漱溟等寥寥数人。但是，在最近由“新浪网”发起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中，他们都没有能当选。康有为、章太炎甚至连候选人都没有列入。梁漱溟先生虽列为候选人，但竟然被一点没有文化味道的张国荣、王菲等挤入了“十大”之列。考虑到投票者好多是不知历史、文化为何物的年轻网民，就知“没有文化的文化偶像”当选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我不是一定要为梁先生去争“偶像”地位，我是为梁先生和他代表的那一段痛楚的历史这么快就被人们遗忘而感到悲哀。

    梁先生是我平生最崇敬的伟人之一。我从前一直想写一本《梁漱溟思想评传》，曾就此直接征求过梁先生的意见，未获同意，于是放弃。后来，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为梁先生作了思想评传，我也就再没有必要作了，因为我难以肯定我对梁先生的思想的认识会比马勇兄更深。但是，与梁先生的一段珍贵的交往，对梁先生的大儒风范的有幸亲炽，我将终生不能忘怀。值此梁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逝世16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志缅怀，并粗略表达我对梁先生儒者风范的一些认识。

                  中国文化讲习班上阐发“旧邦新命”

    我是1984年秋从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1985年3月中旬，母校老师俞荣根教授和西南同学江山兄分别从重庆和武汉到北京“听大课”，一打听方知是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等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中国文化讲习班”。于是我自费（200元）报名加入，成为学员（学员共约200人）。授课地点在西三环中央团校礼堂，教师阵容是我平生见到的最为“豪华”的著名学者阵容。梁漱溟先生就是主讲教师之一。除梁先生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陈鼓应、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长袁晓园女士，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汤一介、侯仁之、阴法鲁、白化文、金克木、朱伯昆、张岱年、金岳霖，社科院研究员李泽厚、任继愈、庞朴、虞愚、吴晓玲、丁守和、牙含章，人民大学教授戴逸、石峻，北师大教授何兹全，北师院教授孙长江等。

    梁先生在这次讲习班上有两次正式露面。第一次是大约三月二日的开学典礼（我未参加，只是几天后听人介绍）。梁先生以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但未作正式讲话。另一次就是1985年3月20日上午，梁先生作为主讲教师为我们作题为《中国文化要义》的学术演讲。我因到场较早，有幸坐在第一排聆听。

    上午8时30分，92岁高龄的梁先生身着深蓝色对襟短褂，头戴黑色瓜皮小帽，摆脱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鲁军伸过来的“搀扶”之手，步伐稳健地走上讲台。会务人员搬来椅子请梁先生坐下，先生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我就站着讲。”此情此景，引得台下两百多学员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梁先生以他纯正洪亮的国语开始了他的演讲。十八年过去了，翻开当年的听课笔记本，先生那洪亮的话音犹在我耳畔回荡：

    “人类在大自然界求生存的问题，是人类最早遇到的问题。起初，自然界的恶劣环境完全控制、影响着人类。后来，人类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界，有了知识。多一点知识，就能多征服利用自然一些。这种征服利用，最为成功的是西洋人。近代自然科学，以及所谓物质文明，正是这方面的进步。他们西洋人这方面造诣很高，中国人相形之下显得大大落后。落后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想再一次申明我之所见：

    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落后、无能，并不是单纯的落后无能，并非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以致落后，或是由于中国人进步太慢以至于落后。谁都知道，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人之聪明。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落后？我想，中国不是走得慢，不是落后了，它只是走上了另一条岔道，跟西方分了岔了（‘分了岔儿’重复了三遍，全场鼓掌），没有往着征服利用自然的路子上走。不是进步慢，按照中国传统的发展路子，再发展几十年，上百年，也不会造飞机上天。走得慢，还可以赶得上来，但走了岔道，几十年几百年也不一定赶得上。这不是个赶的问题。中国走到什么路子上去了呢？中国人的精神、心思都用在人与人关系即人伦关系上头了，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人偶’。中国文化的重心就放在人与人之间，个人认清自己的义务，以对方为重。西方人则大为不同。近���西洋人，我以八个字概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