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丁克全教授的二女儿，家里五个孩子里排行第四。由于两个哥哥都过世了，姐姐身体不好，弟弟当时年幼，对父亲及家里以前的事不够了解，所以，我有责任把生活中亲眼看见及亲耳听到父母和家人提及有关父亲的事情讲出来，不想把知道的带进坟墓！

通过讲述父亲对我的教诲、他携带一家人参加北平地下党活动的往事、萧军来访等真人真事，以及父亲被戴“极右”帽子蒙冤20余年仍毫无怨言地坚信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信仰痴心不改的传奇人生，使人们能进一步了解父亲。

在缅怀他老人家的同时，让他光明磊落、有责任有担当、敢于挺身而出为真理而战的精神得以传承。

上图为1954年，我们全家的在大哥（左二）考上“留苏预备班”去北京前的合影，左一是我。

一. 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一）启蒙教育

1. “人死如灯灭，哪来的鬼？”

父亲对我最早的教育是因为“鬼”。我在东北师大附小上学时，校附近有个老头上吊了。课间我随同学跑去看，那人舌头当啷出老长了，那惨状至今难忘。有的同学吓哭了、有的吓吐了、有的头晕趴在课桌上……，最后老师只好提前下课，放学了。回到家母亲见我眼睛呆滞，叫我也没反应。母亲说，这孩子是被那个吊死的怨鬼把魂儿勾走了。父亲说：“人死如灯灭，哪来的鬼？”于是父亲边给我扒花生吃，边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那都是大人编瞎话骗小孩儿的。

父亲还给我讲了一段他的经历。他说，18岁那年，他到北平师范大学求学，为了省钱，经人介绍住在别人家里。那是个深宅大院，他住在最里面的套院，连看房子的老头都只是白天偶尔来门房看看，没人敢进院，特别是后院。他出入时街坊邻居都直勾勾盯着他看。后来才知道，他住的是“凶宅”，因为那家后院吊死过人，夜里总闹鬼，吓的这家人不得不搬离多少年都没人住。人家问父亲，半夜可听到鬼哭？父亲说，哪有的事？院子很安静，没人打扰挺好。父亲说，这帮人都是自己吓自己！

2. “小时候胆小，长大就怕事！”

小时候我不敢独自上厕所，因为怕冲便池的水声。父亲领我观察这声音来源，并告诉我：“别自己吓唬自己”。他说：“小时候胆小，长大就怕事儿！”

上小学时，课间休息一男生把毛毛虫放到我同桌的文具盒里，吓得她尖叫着跑开，而那男生却哈哈大笑。我气不公却不敢靠前，因为我也怕毛毛虫。上课预备铃已经响了，我俩还都不敢回座位。想起父亲的话：“咱不惹事也不怕事”、“别自己吓唬自己”。于是我咬紧牙关使劲儿捏住毛毛虫，放到那个男生的脖子上，他吓尿裤子了。第二天那男生的母亲告状到校长室，我被校长叫去训斥了一番，并让我给那位母亲赔礼道歉。我承认吓唬同学是不对的，但要弄明白是谁先吓唬谁的？我只不过是让他也尝了尝被吓的滋味儿！。

放学回到家没等我开口父亲就开玩笑说：“侠女回来了！”。原来他听了领学生在师大附小实习的老师说了此事。父亲表扬我敢于据理力争，象他闺女！之后，有一天班主任的教案上趴只毛毛虫，吓得她大喊：“丁树芳，你赶紧把它整走！”。我十分得意地走向前轻松抓住毛毛虫，在全班同学的目送下把虫子扔到窗外。父亲的话，改变了我胆小的个性。

3. “人要是没脸，这人就废啦！”

我们家人从不吵吵八火玩扑克牌，我见别人玩得挺热闹，就买了一副扑克跟同学在我家门前玩。由于我常输，所以脸上、下巴和鼻子上都贴满纸条。母亲看见并得知扑克牌是我的，二话没说就把牌撕了；还边扯我脸上的纸条边说：“丫头家家的怎么就没羞没臊！”。母亲的举动让我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我生气地进屋，姐姐也指责说我“没脸没皮”，气得我摔门进了自己房间。

父亲进来跟我说，知道为什么咱家孩子名字中间都是个“树”字吗？就是希望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栋梁之才。父亲说：“树有皮，人有脸。树要是没有皮，树就得死；人要是没脸，这人就废啦！”。父亲的话我铭刻在心，作人要知耻；没皮没脸的事不能做！

（二）成长期教育

1. 鼓励多才多艺

我从上幼儿园起就在长春人民广播电台唱歌、上师大附小时多次去“长影”为译制片里的外国小孩儿配音（上演时间最长的是捷克片《钢城两父子》，我配音厂长的女儿）。因为都是晚上录制，虽然是车接车送，可母亲还是反对。但父亲同意说：既然被选上了，就是有天分，不能压制。这对她也是个熏陶、锻炼。

我是师大附中“红领巾合唱团”指挥，姐姐说我比比画画的得瑟个啥？父亲说这可以锻炼组织能力及上台不怯场。正因如此参加长春市中学生朗诵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吉林省的比赛我得了第二名。我还参加长春业余体校“花样滑冰班”、“体操班”、”游泳班”……。

母亲和姐姐都说我是不务正业。只有父亲说，上学就是要学本事，本事是多方面的。只要她有兴趣又不影响上课，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和鼓励。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比较好说话，就是源于这里。

1959年，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因拒绝去长白山“劳改”，他交退职书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恰巧，初中毕业参加考高中前我陪同学参加“话剧团”考试（后更名长春话剧院），陪唱二重唱、陪跳新疆舞和朝鲜舞（我跳男的）……结果她没考上，我这个没有准考证的陪考却被录取啦！于是，14岁的我就这样参加工作了。这是受益于我从小父亲就支持我参加文体活动，有意无意中使我的兴趣爱好得到了培养和发展。

2. 不为占小便宜动歪脑筋

1960年元旦我们去“航校”演出，精粉豆沙包随便吃！这在那个困难时期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甚至都没见过这么白的面。中午我饱餐了一顿，晚饭前我装病，好让人家把饭送休息室，这样我就可以留下豆沙包不吃，晚上带给家人。父亲知道后很生气，不让我把豆沙包放桌上，非让我拿走；还批评我说：“怎么为了几个豆沙包就动起歪脑筋啦？” 我委屈地大声哭了……。

父亲又缓和说，我还不到15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饭饿着会影响长个的。于是我边擦眼泪边说：下不为例。父亲又板起脸 ：“不应该做的事就是不能做，没有这次下次！”

3. 风趣形象的教育

父亲对我的教育常在说笑中。为了让我从小就学会合理安排时间，他给我说了段顺口溜笑话：“早上起来我洗了手，洗了手才去倒马桶，倒完马桶就做饭，做完饭我又洗了手“。听后一家人大笑，在说笑中学会了统筹安排时间的深奥道理。

为了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父亲说：“咱家孩子学习不可能差，否则就是抱错了，不是我孩子！” 但是初中毕业我就工作了，哪还有学习的机会了？父亲退职书被退回他又恢复工作后，我一直为不能上学伤感，甚至回避同学，觉得他们都是高中生了，我好像比他们矮一头似的。当父亲无意中看到我的日记上写：“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得到了不能萌芽的痛苦！” 父亲说：对青少年来说，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他的位置，而是看他业余时间的支配。父亲还说“你才14岁还没到发芽的时候呢！”  在父亲的暗示下我没有放弃学习。

1961年，被戴“右派”帽子的父亲以实名上书中央，推动了高考招生“政审”政策的改善，姐姐终于如愿上大学了（她连续三年高考都因“政审”不合格而落榜）。我因此看到了希望，也辞去了工作，仅复习三个月就考上了高中，但因为我们初中所学的课本不一样，我入学成绩是班上最后一名。而且同班同学初中都学了三年外语，而我上初中时没有外语课。但是父亲的话一直刺激着我，我不是父亲抱错了的孩子！！我要把课余时间利用到极致！最后高中毕业成绩除语文89外，其它都在90分以上。

父亲告知，我大哥留苏开始被分到边远的乌拉尔工学院，大哥不服气，因为留苏考试成绩他名列前茅，只是因为他没有高干爹。父亲给他打气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结果大哥只用几个月就“俄语免修”，也就是俄语过关可以不上俄语课了。这为他争得了大把时间，他竟然跳级啦！这引起了驻苏联的中国大使馆注意，于是破天荒地把他调到列宁格勒工学院，这在苏联是最好的工科大学。大哥还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用俄语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

我的两个哥哥战争年代跟随父亲居无定所，有时一个学期换几个学校，还因特殊情况要“放哨”而缺课，但二个哥哥的学习都一直不错，二哥也考上了吉林大学。

提到姐姐时父亲是一脸的得意，说我姐外号“丁一”，学习简直是没治啦！父亲说我们身上流着他的骨血，所以学习冒尖是一定的。

父亲说我的生活条件好伙食营养好，哥哥姐姐象我这么大时跟我没法比；我又天生一个“大奔儿头”（前额突出），记性肯定比他们强。所以，要是我学习不出类拔萃，那就不是“无能”，而是“无志”；到头来那可也就真没治啦！如果高中这点儿课都学不出个样儿来，那我就是甩不上墙的烂稀泥，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不出父亲所料，高一下学期我就俄语成绩全班第一，高二还代表学校参加区里的中学生俄语朗读比赛，我得了第三名。

父亲还说过，“趁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说的是：再多的钱财，一把大火就烧光了。而你掌握的知识技能，永远在你脑袋里，谁也偷不去抢不走，将来定会有用武之地。父亲说：“童年、少年是父母给的，未来得靠自己争取！”这话激励我必须努力学习。

不仅要努力学习，还不能偏科。父亲说各科都有用，无论将来干什么。比如数学课能培养你的思维缜密，历史故事中能得到警示、扩大眼界……总之艺高人胆大，知识面广深能基石牢稳。父亲说在学习的过程中能慢慢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学习中找到乐趣，享受收获的满足和喜悦。学习成绩可展现你的能力，要证明给自己看：你是精品，不是废物！

父亲这些激励人斗志的话语，跟有些家长打骂或物资刺激截然不同。这种谈话一次就够，能终身受益。在父亲教育影响下，我们家五个孩子都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

（三）成年后的教育

1. “有比钱还贵的！”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当时是文革后期，社会上有很多不正之风。我们电子班的班长喜欢献殷勤，经常领工人“自愿”去车间领导家“无私奉献”，如挖菜窖、腌酸菜、糊窗户缝等。而这位领导的老婆对外炫耀，认为这都是应该的。这让我感觉不爽，常表示“我不自愿！”。一位女工好心劝我：“其实没人愿意去，可是在人家一亩三分地，不低头行吗？不随大流早晚得吃亏！”。结果我真挨收拾了：别人迟到5次一分钱都没扣，我只迟到一次就扣了5元，当时我全月工资才46元。老师傅说我太年轻，不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劝我买上2块多钱东西，去车间书记家看看，免得以后再被穿小鞋。我不愿意！

后来回家跟父亲诉苦，他不但不为我抱不平，反而批评我：“谁让你迟到了？迟到一次不也是迟到了吗？你要是不迟到不就没这事了吗！别人的事咱管不了，咱就管好自己。把心思用到工作上，别整那些歪筷斜拉的。要是你工作无可挑剔、非你莫属，还用得着搞拉拉扯扯这套吗” ？“你要是心疼那5元钱，就长点儿记性别再迟到。用不着为了几块钱低三下四地求谁，这种事我们不干！为什么？因为有比钱还贵的，那是一个人的人格。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人格扫地的事！” 这些有关人格的话以前从没听过，这话为我树立了为人处事的标杆，从不为了钱去做低三下四的事。我们家哥五个都如此。

2. 五道护身符

1980年吉林省人事厅和外贸厅联合招考，我通过了考试进入省外贸的公司工作。我兴奋地将这喜讯告诉父亲，没想到父亲说：“怎么，我们家还出了个商人？ 都说‘无商不奸’，这可不是我们老丁家人干的活！”。于是父亲郑重地跟我谈话，其中有五句话让我永生难忘。这些话后来成了我的护身符，为我遮风挡雨保平安。

（1）“常在河边也不能湿鞋”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但父亲告诫我：“你常在河边也不能湿鞋！”。他说，哪朝哪代的经济犯都被人看不起，并警告说：“我可跟你丢不起这个人呐！”。父亲的话为我敲了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不能做让父亲蒙羞的事。这成为我人生第一道护身符。

（2）“不畏权势低头，不唯金钱折腰”

改革开放初期，《长春日报》上有文章提倡经济建设“打擦边球”。父亲看到后说：“荒唐！执行党的政策应该百分之百，怎么能提倡‘打擦边球’？这不是鼓吹机会主义吗？”。“投机思想怎么可以公开提倡在市级党报上？都去搞机会主义了，那么谁去做‘执行党的政策不动摇’啊？”父亲告诫我：“不管谁说的，歪门邪道的事我们不干 ! 不能向权势低头，也不能唯金钱折腰！”父亲的话为我打了一剂预防针，时刻提醒自己：不畏权势，不唯金钱！

（3）“不该做的事，刀按脖子也不做！”

父亲常说：“该做的事就去做，不管别人怎么说；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不管周围如何诱惑！”还特别强调：“不该做的事，刀按脖子也不做！”他还补充说：做事要有原则、有主意，有胆识、有骨气！这些都是为人处事的原则，一直牢记心上。

（4）不盲目跟风，不“随大遛”

父亲告诉我：“不加帮、不入伙、不随大遛！”他认为，不正之风所以能成风，就是因为人们盲目跟风、“随大遛”所致。他特别要求我不加帮不入伙，否则就身不由己被别人左右了。我十分赞同父亲的观点，抵制歪风邪气首先要从不随大遛开始。我曾开玩笑说父亲“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在公司人们也这样说我。这都是受父亲熏染的结果。

（5）“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

父亲曾严厉警告：“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 我一直把这句话视为作人底线。无论我身在何处，这条底线从不越过。回想起来，要是没有父亲的教诲，在贸易这个大染缸里，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举两个确保真实的例子，为此我愿承担法律责任。

为避免公司领导住房面积超标而被查，公司派人伙同建筑方，把建房图纸的副本改了。这事被人上告，省纪委派人来查。公司总经理找我谈话说，请我帮个忙，让我去跟省纪检委来人说“房子图纸副本是我找人改的，跟领导无关”。可我根本就不知道改图纸这回事，干吗让我去说？这位总经理说：因为省建局那个管事的是我大学校友，公司去办事时他提到过我。另外，我不是党员，纪检委管不到我，我这级的管辖处理权在公司。并问了我的住房情况，暗示：事过之后，公司分房会优先考虑我。我明确表示：“出伪证是犯法的!我可以不说，但不能瞎说。”

之后，又有公司高层（顾问）劝我：“一把手都这么明说了，你还不给面子。将来还想不想好啦？”。我告诉他：“认真做事，清白做人。两袖清风，我怕谁？”。他劝我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有什么要求明天告诉他，并说：“什么事都是可以变通的嘛”。我告诉他，“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不该做的事，刀按脖子也不做！”。他说我是电视剧看多了，竟说些戏词儿。我告诉他这是父亲的原话。他说“怪不得说你老爹当过右派，还是极右。这下子长见识了，见识极右份子是个啥样！”

办公室主任拿28万元的发票让我签字，说是年底给大家搞福利。他说我签字财会可走“业务经费”，好下账。因为公司各部门的“明白费”报的太多，就连人事部一年还报销请客送礼费7万多元，而我们部报销才一百多元。他还明确说，这也是公司班子的意思。我告诉他：“公司班子啥意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28万元发票和我们部业务没关系，我管不着！”因为影响到职工福利，很多人对我埋怨讥讽。常言道：“吐沫星子淹死人！”。要不是有父亲的话支撑，恐怕我早就顶不住啦！父亲的教导象护身符一样，保我一生清白平安。

3. 四大法宝

父亲针对我从事的外贸工作，又给予四条具体建议，后来成了为我保驾护航的四大法宝。

（1）“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父亲要求我每天必须写工作日记，其中包括时间、地点、在场人、及发生事件。并且这本日记不可以缺篇少页，也不能涂涂改改。这不仅便于记忆，而且万一出事便于公安机关鉴别真伪，到时候工作日记就是证据！所以，无论多忙，加班到多晚，我都会写完工作日记才回家。长此以往，我养成了当日事当日毕的习惯。每天早上一上班，我就把当天的工作任务写在工作日记本上，完成一项就打一个对勾，直到全部完成为止。这从不拖沓的习惯，曾经为公司挽回巨大损失，这都多亏父亲的教诲。

（2）“做人的资本是诚实守信”

因为我的工作会涉及财务。父亲说：“财务一定要清晰透明，报销发票必须做到：上有批示，下有经办”。所以向财会报账，我都会在发票背面注明花费的原因、参加人、经办人……。我的认真也得到财会部门肯定和认可。有一次，我把参加“广交会”一行人的差旅费、住宿费及宴请客商的发票都放信封里，坐公交车不小心被偷了。财会见了我写的附带证明人的《丢失票据详细说明》，没废话就全给报销了。有人觉得财会不一视同仁，财会部门展示了我以前报销单附加的发票背面，说这样的人财会没理由不相信。这件事使我更加理解父亲的话：“做人的资本是诚实守信！”

（3）父亲传授“秘诀”

父亲认为，我身为有报销权的部门负责人，签字要慎重。不清楚的、没看明白的，绝不签字！凡是签了字的，要经得起多少年后追查。父亲还向我传授“秘诀”，即签字一定要有记号，以防被假冒。他还向我展示了他签字的记号，做得相当隐蔽，可以说天衣无缝。有一次公安局来人让父亲鉴别他的签名时，他迅速地辨认出哪些签名是出自他手笔，哪些不是。这个秘诀还真管用，真有人模仿我签名去报销，被我一眼就看穿了。

（4）“外事无小事”

父亲对我的工作性质提出“不能单独见外商”。他认为：“外事无小事！”尤其是签合同必须有第三方见证，以免将来出现经济纠纷时说不清。

商场如战场。父亲授予的这四大法宝，使我“刀枪不入”。可以说没有父亲的传授教诲，就没有我今天！

二、父亲不只是教书先生

在读小学时填“学生登记表”，其中有一栏“家庭成份”。班主任老师说：经过“土改”的就填“土改”划的成份，没经“土改”的，就填出生时父亲是干什么的。于是我在“家庭成份”栏写的是教师。父亲得知，说我填写不准确。因为虽然当时他公开身份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而实际是在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领导下 ，做大量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支援抗战的工作。他还有个特殊任务是：收集情报和选拔介绍输送进步大学生去解放区（有时也在“地下党”安排下，负责送党内外相关人士从敌占区去解放区的接头工作），为抗日救国及建立新中国积蓄骨干人才。所以，我的“家庭成份”应该填“教育工作者��，因为我出生时父亲的工作是：为党的事业教书育人，为建立新中国积蓄骨干人才。

老师见了我的“登记表”质疑，她不知道“教育工作者”是干什么的。我把父亲的话讲给她听，老师认为父亲是思想进步的教师，进步教师也是教师。于是，她让我把“家庭成份”又改成教师，并说：填教师比较通俗易懂，说白了就是教书先生。

回到家得知父亲去外地开会了，我告诉母亲，老师让我把家庭成份改回去了。母亲坚持让我按父亲意思再改回来，理由是：父亲参加过“土改”，负责过“划成份”，肯定比老师更懂得如何填写“家庭成份”。我相信母亲的话，可实在不想再折腾了，认为“教师”也没什么不好，教书先生也是受人尊敬的。母亲却执意地说，要是我不去改，她就去学校找我班主任。母亲认为，说我出生时父亲只是个教书先生，这对我们家不公平！因为当教师或者说教书先生都是有钱拿的，而父亲当时的真实工作不但不拿钱，有时还得倒贴。一家人都跟着白干不说，弄不好还得陪上脑袋！这跟当老师当教书先生能一样吗？母亲讲了我出生前后的几件往事。

1. 我出生的时候

我的生日比预产期晚了近一个月，这中间曾因母亲肚子痛，请大夫四次。生我那天晚上北平停电，父亲认为这正是贴抗日标语、分发传单 的好机会。为此，母亲挺着大肚子煮了一锅浆糊，父亲拎桶浆糊带仨孩子拿着条埽、标语、传单就出了家门。

他们走后母亲感觉肚子痛，以为还跟前几次似的，上炕歇歇睡一觉就好了。结果母亲肚子疼越来越加剧，黑咕隆咚我的头露出个尖儿，就被卡住了，疼得母亲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冥冥之中也许真有上天保佑，正好邻居宛婶儿见我家黑黑的以为没蜡烛，过来送蜡烛，让她赶上个正着……两个从没接过生的女人，手忙脚乱把我弄出来了。这时电来了灯亮了，宛婶儿清楚看见那么多血，吓得直哆嗦……最后脐带是母亲自己剪断处理的。等父亲他们回来，我已经被洗净包裹好了。宛婶儿见了父亲厉声问道，爷几个干什么去了？劈头盖脸一顿数落：老婆要生了，你还有心带着仨孩子往外跑！……父亲见母亲没力气睁眼，很不放心，急忙去请大夫。原来母亲不知道“接生”后必须按压净子宫内的积血。要不是专业医生及时处理，将会导致产后大出血，那就没救啦！

之后，母亲见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会主动问预产期，并嘱咐：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关系到一大命一小命，到时候身边可千万得有人！

2. 炮楼子惊魂

母亲说我几个月大就“人来疯”，看见人就会“呃…呃…”地搭讪，肥肥的大脸很逗人。为此，家人常拿我当幌子掩护他们的行动。有一次全家行动去岗楼子后墙贴标语，母亲抱着我在2尺多见方、三面带玻璃窗的木制岗亭前，跟里面站岗的小兵聊天，我这个“活道具”逗得那小兵直乐，掩护家人去岗亭后面的炮楼子。父亲往炮楼子后墙刷浆糊，大哥贴标语，二哥负责用条埽把标语贴牢在墙上，姐姐在远处一边玩“跳房子”一边放哨。直到贴完所有标语，父亲让大哥去暗示母亲撤离。可大哥自作主张把剩下的浆糊涂在三张传单上，把它们贴到岗亭的后面和两个侧面。大哥的举动透过岗亭的三个玻璃窗，被母亲看到了，吓得母亲大气儿都不敢喘。

后来这件事见报了，还附了照片，就是被大哥贴了传单的那个岗亭。大街小巷议论纷纷：共产党武工队来啦……大哥听后乐得直蹦高，脑袋撞门框磕了个大包。可是母亲却后怕得落泪了，因为她当时目睹大哥贴传单的地方，离站岗小兵的后背和两个胳膊不到一尺远！万一被那小兵察觉，一梭子子弹下来，我们家就被“全窝端”啦！

3. 大学教授家的拮据尴尬

在北平父亲的月工资可以买50袋子洋白面，这在当时是不错的生活。所以，肉铺和米面行会定期主动上门送货。可是父亲真实的工作，使家里总有些人来吃住，他们走时要带两天的吃喝，有的人还需要带点钱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当时地下党活动经费紧张，为开展工作或是遇到特需，常需要父亲工资贴补，导致家里生活有时很拮据。

那年寒假父亲被派往外地，父亲临行前对母亲说：家里的钱他拿走了一半，剩下的钱省着点儿花，过年别等他。母亲预感可能出事了，也不知父亲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手里的钱不敢花，就婉拒了上门送货的商家，推辞说：东北老家来人已经提前把年货送来了。而实际那年过年，只买了年三十晚上包饺子的半斤肉，还是让大哥过好几条马路，到没人认识的肉铺买的。大年初一邻居来拜年，母亲说，炉子上蒸的包子早就好了，却不敢揭开锅，因为大过年的吃包子是白菜粉条馅，连点儿虾皮都没有。家里生活拮据不能让人知道，这与大学教授家的生活不符，会引起人家怀疑。

母亲还讲了些我当“活道具”的事。说她抱着我去菜市场买菜，趁着别人逗我乐时，就把事先叠好藏在袖口的传单，放进人家菜篮子或衣服篼里……第一次听母亲讲上述往事时我在读小学，就像听故事似的还挺认真，之后听的次数多了有些不耐烦，有时母亲说上句我就接下句，表示都背下来了不想再听了。直到后来到北京，听大哥再诉“炮楼子惊魂”等一些革命家史，这才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4. 不到9周岁的“小交通”

2009年我去北京，当时正上演电视剧《潜伏》。大哥说我们家经历的事比《潜伏》更让人揪心。剧里男主角“地工”余则成和假妻子都是成年人，而我们家搞地下工作牵扯到几个孩子，这是最让大人揪心的！大哥说，他第一次临时充当“小交通”时还不到9周岁。

当年大学生去解放区，要北平地下党交通站派交通员送，同时解放区要安排人在城外接应。在等待“接送交接”的那段时间，这些大学生就吃住在我家，走前母亲会给每人带些吃喝。路上有“卡子”，沿途有便衣特务。为了安全，在这些大学生和交通员之间，要有一个“小交通”。这些大学生远远地跟着“小交通”，而“小交通”远远地瞄着交通员，这一切都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一路上他们之间不能有任何接触。当“小交通”必须机灵，还很危险，所以也就一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可是当时解放区派来接应的人已经到位了，而北平这边的“小交通”还没着落。无奈，父亲就让大哥救急临时当一次“小交通”。母亲坚决反对，因为大哥年龄小又太危险，万一被特务看穿是要掉脑袋的。何况在“卡子”上有机枪，弄不好就“撞枪口”啦！父亲安慰说，年龄小更安全，一路上他可以用弹弓打鸟、扑蝴蝶、抓蚂蚱的，不容易引人注意。母亲还是担心，出城来回路太远，孩子太小会累坏的。可是情况紧急，又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于是父亲嘱咐几句，大哥就匆匆忙忙起程了。

大哥走后母亲坐立不安，一天下来舌头和嘴角都起了泡。母亲竟因紧张过度失声说不出话来啦！

夜里大哥才满头大汗冲进来，直奔厨房跑去。当得知大哥走得匆忙，忘了带吃喝，他走后十九个小时没进食了。母亲心疼地把大哥搂在怀里失声痛哭，惊醒了熟睡的二哥和姐姐，娘仨哭作一团……世界上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哪个父母忍心让自己孩子“撞枪口”？ 何况孩子还不到9周岁！

5. 默默奉献的母亲

母亲是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家庭妇女，在追随父亲的那些胆战心惊的岁月里，曾心惊肉跳地抱着吃奶的孩子去敌人的岗亭前掩护亲人，也曾多次在特务眼皮子底下推着婴儿车去菜市场发放抗日救国的传单。她无怨无悔地伺候食宿在我家，聚集等待去解放区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当时我家在北平蜡烛芯胡同的房子，院内的厕所一般只用来解小手，大便要到院外公共便所（没有门的茅坑）。为了不引起周围邻居注意，母亲在屋内角落放两个马桶供人们大便用。因为人多，她有时不得不一天去院外倒两次马桶；而且只能在深夜或凌晨趁着周围邻居熟睡时。她说，夜里给我喂奶等我睡了她就悄悄去院外倒马桶；万一遇到人就假装闹肚子。

当年在北平家里都是烧煤球 ，一般四月后 家家就在院子里烧水做饭。因为我家吃饭的人多，有时蒸馒头、团子是一锅接一锅。为避免周围邻居怀疑，即使三伏天她也常在屋里做饭，而且要门窗禁闭。1986年我领母亲去洗浴中心洗澡，让她见识见识“桑拿浴”。母亲说这有什么稀奇？在北平蜡烛芯胡同，过了五月她几乎天天“洗桑拿”！

母亲曾抱怨：“跟了你爸我就一无所有了。几次捞你爸出狱，娘家陪送的金钳子玉镯子都给当铺了。娘家陪送的皮箱大立柜也没了，紧急撤离北平时啥也没拿，东西都留屋里了连个去向都不知道！”

母亲默默地奉献，没有人为她庆功也没人为她颁奖；甚至那些她伺候过的“素不相识”的人们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可能也早把她忘记啦！

2009年那次在北京，大哥还领我去了我出生地，讲了很多令人心惊肉跳的往事。这下我理解了母亲的坚持，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认为：说我出生时父亲只是教书先生，这对我们家不公平！我应该理直气壮地说：父亲不只是教书先生；他是革命者，是为了抗日、为了建设新中国，把一家大小的钱财性命都置之度外的革命者！

三、求实、求真的共产主义者

（一） 坚信共产党

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共产党领导下投入抗日及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当然是坚信共产党，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点是无容质疑的。问题是，蒙冤二十余年却对党没有一句怨言，这有点不合常情，好象是作秀宣传。听了我下面的讲述就会清楚：父亲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人物，他是有血有肉、可信真实的人。

1. 父亲的脾气

为什么被戴“右派”帽子？有人说，父亲脾气不好。其实，父亲不是脾气不好当的“右派”，而是被打成“右派”后，脾气变坏的。

1957年前，印象里家中父亲比较好说话。有时候跟���亲说不通，气得我撅嘴不讲话。父亲见了说：“理屈词穷，看来是没理了”。我就跳起来大声喊“不是我没理，是……”。父亲示意让我坐下慢慢说，他说：“有理不在言高”，“发脾气是无能的表现”，“有理就心平气和地能说得条条是道句句在理，那才是水平”。我表示跟母亲说不来。父亲说：“那就上诉嘛，要是你说的在理，我支持你”。后来还真有好几次我都“上诉”成功了。

父亲是讲究以理服人的，从小他就鼓励我申辩、据理力争，他不喜欢盲从！他还说过：“媚上必欺下！”他看不上媚上的，吹吹拍拍、阿谀奉承，更厌恶仗势欺人、以大压小或搞“一言堂”。他不喜欢甚至鄙视发脾气，小时候印象中父亲从不厉声训斥人，这一点很多外人都不知道。

实际上父亲很幽默风趣。当时哥哥和姐姐都住校，晚饭前后，我常盼等父亲下楼吃饭时讲笑话、说相声段子、唱京剧。1954年大哥考上“留苏预备班”去了北京，父亲非常高兴。晚饭后父亲给我头系纱巾，身披桌布，用炉铲子当浆，爷俩唱《打渔杀家》：“父女打鱼在江上，家贫那怕人笑咱，桂英儿你掌稳舵，父把那网撒……”那段温馨的日子令人难忘！

1958年“反右”后，父亲变了，变得不会笑了。父亲常发无名火，我总躲着他。现在想想 ：父亲当年不要日本人及国民党高官厚禄，“脑袋别裤腰带”跟共产党闹革命，革命成功自己反倒闹成个“反党”？20多年的冤屈无处申诉！换个人，不自杀也早就疯啦！

如今的养生保健知识晓得：肝淤气滞的表现就是易发火、脾气大。所以，父亲平反后，应该"输气平肝"好好调理一段，何况他1959年就患上了慢性肝炎，也算是个“老肝炎”了。可平反后他反倒更忙，特别是调回“师大”后，母亲说父亲常忙到凌晨三点多，有时还通宵。熬夜是熬心血、更积滞肝火。花甲老人了，旧肝火没除又添加新肝火，让人心疼。所以每次我回家，母亲都大声喊：“你老闺女回来啦！” 然后示意让我去“捣乱”，让父亲过来说说话，也好歇歇。我问：谁给布置这么多任务，让老头儿半宿半宿忙？父亲说没人布置，是他自己要干的，他想把这些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说，那也不能拼命啊！父亲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得抓紧啊……”

古稀老人想多做贡献，在抢时间，着急上火是难免的。何况他憋气窝火二十多年了，淤滞的老肝火不发泄出来会更伤身！可惜当时不懂这些，父亲突然发火会让我觉着委屈，有时还会跟他大声喊叫理论。真是追悔莫及！

2. “极右分子”

有人说“右派”都是口无遮拦、信口开河所致。但父亲搞过“地工”，办事严谨，说话有理有据，甚至有点儿咬文嚼字。他不可能信口开河。1957年“大鸣大放”后期（那个时候“反右”还没开始），我亲耳听父亲跟母亲说，有人提醒他要当心，说汪xx在布置搜集父亲的材料。父亲说不怕，他从不在私下议论，在会上的发言都有会议记录。《光明日报》的约稿完成后，他都给主管文教的徐寿轩省长过目，征得了同意后才送去发表的。

有一天放学回家，没进屋就听到父亲破天荒大发雷霆：“血口喷人！这不是我说的！” 透过门玻璃看父亲在走廊来回走，还气得直跺脚。“ 我让拿出会议记录核对，他们却说'会议记录丢了'。怎么那么巧，就偏偏有我发言的那几页会议记录丢啦？……这简直是信口雌黄！”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人为拼凑的话强加在父亲身上，就成了“右派”。不承认别人强加的罪名，就罪加一等，就是“死不悔改”……当年的“极右份子”就是这样“诞生”的！

1959年我读初三下学期，有段时间学校体操队住校集训，周六下午回家才知道，我家搬到“老韩家锅饼铺”后院都好几天了。很纳闷儿，上周日我回家时怎么一点儿没听说？我紧忙跑去看新家，那原本是一间8平米不到的库房，没上下水和厕所，更没有煤气暖气。家里的气氛很凝重，我什么也不敢问。进屋就得上炕，否则屋里没地方站。原本是竖着睡1个人的炕，硬是横着睡了4个人。我个子大，就紧挨炕沿放个椅子。枕头放椅子上，我腿还是伸不直。夜里我从父母说话得知：“地院”非要押送父亲去长白山劳动改造。当时父亲的肝炎很严重，他出示了诊断书和化验单也不行。父亲认为那里荒山野岭、缺医少药、人烟又稀少。即使不病死，跟不上挑土篮儿的队伍，也得喂狼。父亲说：“人家拿枪瞄着你那，不能等着人家扣板机！” 原来，匆忙搬家是为父亲退职做准备。父亲递交退职书，家里没了收入。初中毕业没参加上高中的考试，我就找工作了，当时我刚14岁。

3. 冤屈二十余年，对共产党无怨言

父亲始终认为给他扣右派帽子，并往死里整人的，是长春地质学院（简称“地院”）汪姓院长一伙人。父亲说他与汪某某的矛盾是早在他兼任东北局民委委员（吉林省和长春市民族委员）开始的。当时父亲曾挺身而出公开驳斥得汪某某哑口无言，并将他拒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霸道仗势欺人的国民党作派行为上告到东北局，经核查汪某某受到了批评。后来东北局机构调整，汪某某调动时主动要求到长春地质学院（当时父亲已在那里上班了），结果汪某某被任命为“地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上任后他一直处处找麻烦。父亲说，来者不善！即使没有“反右”他也得挨整，所以父亲处处小心。没想到的是：这帮人借助上了“反右运动”的势力，才使得父亲上诉无果！因为“反右”是中央搞的，明明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也没人敢顶烟儿替“极右”说话，才使得父亲蒙冤二十余年。

当父亲的“退职书”转到吉林省委后，主管文教副省长亲自去“地院”阻止押送父亲去长白山。还不顾“地院”强烈反对，把困难时期省委发放对革命有贡献人士的特殊供应本，也就是被“地院”强行扣下的“红色购货本”交给父亲，并要求“地院”补发了父亲工资。当后来得知我们一家人挤住在店铺库房时，还限期令“地院”为我家解决住房问题。父亲说：“不能把对党内某个人的怨恨，记在共产党账上。”

我不想入党，因为对单位的党员没好感。我告诉父亲，原单位车间支部书记公开在车间大会上说：“我就是搞指鹿为马了，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怎么的？要是不服，就给我滚蛋走人！”真是嚣张跋扈至极！父亲说：“书记只是个职务，是一个党内普通干部。不要把党员、党内干部跟党组织混在一块儿！党员做得对，可以代表党；做的不对，不代表党；书记也一样”。父亲认为这个车间支部书记个人修养差，不适合做书记。所以党内才不断举办干部训练班，还要定期“整风”。父亲说：“那个书记的个人行为与共产党及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二十余年，对共产党没有怨言的原因。

4. 对共产党的拥护、信任和忠诚

曾有知名人士来家向父亲透露：当年邓小平提出建设经济特区时，有人在中央圆桌会议上拍桌子，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还说，有人提议“右派”平反不能百分百，要按比例，否则就是否定“反右”斗争。父亲表示：“文革”后人们思想混乱，尤其是江青当道时可谓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所以党内有杂音是正常的。他说：“能在中央会议拍桌子，看来还是民主的嘛！无论如何，党中央最终决议仍然是执行特区政策、仍然是‘右派’得到百分百平反。这说明共产党有能力做出正确决策，不惜暴露‘反右’斗争的错误”。父亲说：“世界上有哪个政党可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于公开纠正错误的政党，必将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这正好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前途无量！”这字字句句都流露出父亲对共产党的拥护、信任和忠诚。

5. 72岁入党

父亲从29岁第一次写入党申请，到平反后，父亲一直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

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父亲搞“地工”多年却不是党员？父亲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北平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他作为民主人士的作用和影响会更大。父亲认为虽然组织关系上不在党内，可他实际上早就是党的人了。他跟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单线联系，不对外公开；党中央派父亲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哈尔滨，让他跟“国民党接收大员”抢夺哈尔滨接收权，就是考虑到了父亲有利的民主人士身份，和在日本读本科及研究生，特别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经历。事实证明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当时新中国还没成立，国民政府还在国民党手里。但最终父亲还是从日本人手里抢到了接收哈尔滨的大权！相比之下国民党接收大员只能灰溜溜的靠边站，连日本人都不待见。回头看，其实父亲早就被党中央选定为接收哈尔滨的最佳人选了。

父亲在北平被捕入狱，是叶剑英批示营救并安排接应全家立即转移的。父亲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哈尔滨时，被称为“共产党接收大员”，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人！父亲坚信共产党，在72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父亲认定了共产党，坚持紧跟随。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多年来从未改变。这些不仅反映在他的学术文章和课堂上，而且体现在他日常生活的话语中。

父亲不喜欢改文章时涂涂抹抹，总是把删掉的词语用小刀从稿纸中挖掉，再从稿纸后面贴上同样大小写着更换词语的字条。一天给父亲送茶，见他正要往纸条背面抹胶水，知道他这是要往稿纸挖空的地方粘。于是让父亲喝茶，我来帮忙。当我抹完胶水翻过纸条看见“共产主义”四个字时，顺口说：“喊为共产主义奋斗都好几十年啦，共产主义还存在吗？”。

父亲边喝茶边说：“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也不是几代人就能完成的，但不能因为需要的时间长，就认为共产主义不存在。共产主义是终级目标，是人们的一个向往，指引着人们不断努力朝着它前进”。我说“算了吧，人家都说：共产主义是地平线，只能从远处看，却永远也靠不近”。父亲笑了说，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误解，看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知还需要不断提高。他提到有人下乡做调查，问大队书记“什么是共产义？”这个书记信心满满地说（父亲风趣地用山东话模仿）：“俺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饭后俩苹果，嫌酸也得吃！” 父亲说：“听上去这是个笑谈，但是当时人们生活在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这个大队书记的话，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随着物资条件的改善，这些都实现了。后来人们又有了新的向往，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买布不用布票，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现在不也都实现了吗？”

父亲接着说：“所以，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认知是不断更新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的责任就是——领导人民不断实现心中的向往！”听着也是这么个理儿，父亲把我心中的共产主义又给说活啦！

2013年我在电视里听到习主席一段讲话，习主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熟悉的“向往”，不就是三十年前父亲对我讲的吗？习主席的话，使我想起父亲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共产党的赤胆忠心……我忍不住泪满衣襟！

（三）父亲的本色、作风和特质

正直是父亲的本色，求真求实是父亲的作风，关键时刻舍己挺身而出是父亲的特质。有人说父亲讲课像个大将军，声音洪亮，一身正气。有人说父亲直率耿直，敢于讲真话。也有人直接送书法“刚正不阿”。我想讲述生活中看到听到的几件事，能进一步了解父亲的为人。

1. 萧军来访

抗战时萧军去解放区前，就吃住在我们北平的家里。1984年他来长春开会期间，到家看父亲。他在电话里询问过当年抱过的“小胖儿”，所以父亲让我回家端茶倒水，我还特批了一瓶出口的通化葡萄酒。平日父亲是不喝酒的，那天老朋友见面都很高兴、很尽兴，父亲也陪着小酌一杯葡萄酒。他们从苏武牧羊谈到屈原的“举世混浊，唯我独清”，又从李白谈到苏东坡……最后谈到陈毅的诗《青松》，两人还大声合诵起来。看得出来父亲很喜欢这首诗，因为这首诗正好表达了他的心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杰，待到雪化时。”******

3. 真理标准大讨论

父亲曾指着报纸上刊登“两个凡是”的文章说，很明显这不是唯物主义！这样的文章现在怎么还能登头条？我赶紧关上窗户说，老爹胆大包天，谁说的都敢批判？父亲说：“不管谁说的，‘两个凡是’是反科学的，是错误的”。我担心万一被人知道，父亲可能再次被打倒。所以我急头白脸地坚决反对他到外面说。

后来，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父亲兴奋地说：“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精髓，我举双手赞成！”不久，《人民日报》刊登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公开批判了“两个凡是”。父亲兴奋地指着报纸说：“你看看你看看，现在《人民日报》都登出来了，你还不让我在外面说呢！” 我经历过“文革”，知道祸从口出的严重性，便说：“《人民日报》说了你可以说，《人民日报》没说你就别说！” 父亲反驳道：“《人民日报》不是也得先有一个，不怕被打倒的站出来讲真话吗？”

4. 严谨治学，求实求真

父亲告诉我，有研究生来家为同学探考试题，希望父亲透露透露“重点”。那位学生表示，别的科老师都给划“范围”、指“重点”了，要是父亲不透露，影响了学生考试成绩，对父亲也不好。言外之意：别的课考试成绩都好，就父亲的课成绩差，显着父亲教的不好。

虽然我不会去探问考题，但当学生时也希望老师考前划“范围”指“重点”，谁不想考个高分？我说，别的老师都给学生划“范围”指“重点”了，你又何必不呢？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学生考出好成绩吗？

父亲讲，学生考得好，教师会有成就感。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学生考的好？但前提是成绩必须真实！考试不仅是在考学生，对教师也是考核。如果学生哪部分普遍考的不好，提醒当老师的在这部分要改进加强。如果学生的“高分”是由教师变相透露考题换来的，那不仅是自欺欺人，也是误人子弟！

父亲说，学习是从薄到厚，又从厚到薄的过程。为阐明一个观点，要从不同角度论证。他在课堂上说的“引句”，都会说明源由。为了方便学生查看，他会讲明是出自哪本书，告知在哪页、哪行。他希望学生不仅知道“引句”，还要看其上下文，这样“引句”才更具有生命力。他说，念研究生课程不是为了背导师的话，而是要动脑筋研究，导师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真正“高分”的研究生，在懂得跟导师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学习掌握和提高其分析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这些靠“划范围”、“指重点”是无法获得的。

他喜欢学生提问题，甚至有不同观点。他说：“这样的学生是求真求实的，是动了脑筋的”。真理越辩越明，经过答疑解惑得到的是真本事。为了让学生获得真才实学，他愿意增加答疑时间，甚至课下“一对一”辅导，为的是他的学生能出类拔萃，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父亲表示只要认真听他的课，一定会知道哪些是必须掌握的所谓“重点”。如果不认真听讲，甚至不上课，仅看“划的范围”、只背“重点”，投机取巧得到的高分是虚假的，也是没用的。走入社会后谁给划“范围”指“重点”？将来工作拿不起来，挑不了大梁，虚假的“高分”又有什么用？

父亲说，他讲的是马列主义，教的是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绝不能助长学生投机取巧！父亲希望他的学生将来，个顶个的求真求实能独挡一面，不仅学识突出，而且人品出众。

5. 舍己挺身而出

（1）当年救党中央干部

我出生地是北平虎坊桥的蜡烛芯胡同（现名：蜡烛巷），那个胡同象蜡烛芯似的细长。那里房子很容易登上房顶，各家围墙也不太高，不走胡同也可经各家后院翻墙，迷宫似的能通达好几条大街。所以当年刘少奇来北平，地下党为他选5个住处，其中就有我家。因为我家符合“政治可靠、环境安全、交通便利”的条件。

为迎接中央派来考察我家环境的干部，父亲让我两个哥哥上房顶玩儿，便于监视街面。从穿戴看，大哥看到了这位中央干部，但是发现他已被跟踪啦！这人好像也发觉有“尾巴”，知道我家在等他，于是向胡同走来，并三次转动帽沿儿（暗号），想必寻求帮助。

父亲让两个哥哥“打架”，阻隔“尾巴”。胡同很窄，两个孩子打架的确挡住了路，那个“尾巴”气得踹了我二哥几脚，还继续盯着人不放。父亲挺身而出，抓住那个“尾巴”，大声质问为什么踹他孩子？二哥也大声嚎哭招来了邻居，胡同里堵满了人。那人拔出枪大喊“让开”……混乱中大哥领着那位中央干部从后院翻墙跑了。“尾巴”跟丢了人，于是他转回来把父亲逮捕入狱了……

小时母亲讲过类似的故事很多。后来父亲教我做事“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时，又提到过此事。他说，那位中央派来的干部既然被跟踪，一定是被发现了什么。他若被捕，必死无疑！

（2）为党的政策发声，为真理而战

我比姐姐小四岁，我上初一时长得就比姐姐大一圈儿。她上东北师大附中时学校允许她可以不上体育课，因为她五岁时腰受过伤。那是在哈尔滨，国民党为了破坏父亲跟日本人谈判接收哈尔滨事宜，派特务半夜用汽油泼洒楼道，点燃了我们家门框。烈火封门！情急无奈，姐姐被从4楼窗口扔出，落入下面几个人拉起的棉被里，闪了腰。

姐姐性格内向，从上小学起就一直成绩突出，她外号叫“丁一”，因为她总考第一。1958年大学招生，只要报名就有大学上，可姐姐竟然“没考上”！还以为是她报“志愿”太高又太自信，在“志愿表”上填写了“不服从分配”所致。第二年吸取教训，她在“志愿表”上填写“服从分配”，而且没报北京院校，全是省内大学，结果还是落榜。这让她意识到：“右派”女儿上大学的目标要降到最低，而高考成绩必须遥遥领先。为此，她辞退了待遇好、受重用的煤气公司化验室工作，全心准备第三次高考。这次她报的志愿有我国最北面的海拉尔工学院。该校因生源不足，年年招不够学生。结果想不到，就连这么偏远又没人愿意去的学校，也不要姐姐这个师大附中高材生。她彻底绝望了！

当见到投南湖被救的姐姐让人搀扶送回家时，父亲落泪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新中国积蓄人才，他出钱出力，甚至不惜8岁多的儿子冒生命危险护送进步学生出北平去延安。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他却连累到自己孩子的性命……医生说姐姐受了刺激，建议不要再谈及有关大学的事。姐姐自己也把高考的课本和参考书全撕了，她再也不想上大学了！

父亲在月光下写信给吉林省委，要求查姐姐的高考成绩。他以人格担保，女儿高考成绩不仅优秀，甚至是突出的。这样的人才高考落榜是政策问题。父亲要为党的政策发声，他要大声疾呼：“株连九族”绝对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他说，现在中央领导有多少人出身不好？有多少人是吃剥削饭长大的？而姐姐是晋察冀解放区供给制养大的，没吃过一顿剥削饭。她是新中国培育的祖国花朵，不能没等花开就被扼杀！

母亲认为父亲的话会触到某些领导的“肺管子”，她说：“何必呢？反正咱孩子也再不考了，还管政策对不对干啥？就算你说的对，就算折腾到最后中央全照你说的做了，对咱家又有什么好？没几天就开学了，咱孩子也赶不上来不及了。说一千道一万，反正咱孩子也上不了大学了，费劲吧啦的熬夜写那些玩艺儿，得罪人不说，你还得罪加一等！何苦呢？”。

父亲说，就是因为自己闺女不再考了，跟自己孩子上大学没关系了；才更加有底气上书！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个儿闺女，是关联到一批这样的优秀人才。而且还不仅关系到这批孩子的前���未来，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唯成份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他不相信党中央会搞“唯成份论”。要是如此，当初共产党就不可能组建，更不可能壮大。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去见了省委领导，只请求省委把他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并强调这是他个人以真名实姓“上书”的，与吉林省委无关！父亲说：“已做好准备，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万万没想到，很快姐姐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时，新生已经开始报道了，在女生宿舍找不到姐姐床位，她被分在男寝室啦！原来是姐姐自己改了名字的同音字，看上去很像男生名。时间太仓促，学校还没来得及搞清这个“高分新生”是男还是女？

后来有人告诉父亲，省委紧急开会，读了父亲的信后，会场鸦雀无声……最后决议，在向中央汇报的同时，给姐姐发了录取通知书。省领导跟父亲谈话说，很佩服父亲的胆识！我不知道父亲的“上书”到底是怎么写的，也不知道吉林省委是如何向党中央汇报的，但是，第二年的高考“政审”，确实放松多了。

很多人说父亲胆大敢讲真话，我觉得不仅如此。父亲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是父亲的一大特质。无论是当年白色恐怖时期舍身救中央干部，还是1961年真名实姓上书中央为党的高考招生政策发声，都是如此。要不是当年吉林省委的政策水平高，那么父亲委托省委转交上诉中央的亲笔信，就是他“反党”、“反马列主义”、“污蔑中央领导”、“诽谤招生政策”的“铁证”，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当年即使身处逆境仍为真理而战，毫不畏惧，如此大义凛然世间少有！

四、人们的疑惑

（一）父亲的职位

有人对父亲传奇身世不解：为什么父亲在抗日及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作了贡献，还为此几次入狱，新中国成立后却没得个一官半职？留日多年，怎么只在长春地质学院担任个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1. 从讲师教授到接收大员

父亲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先后任社会学讲师、教授。通过先他回国的日本留学好友兄弟俩（都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见到了北京地下党负责人。该人领父亲到位于河北省的共产党“城工部”见了彭真、刘仁，受到了二位的特别款待。之后父亲又被派回北平，参加刘仁直接领导的北平“地下党”活动。

父亲受党中央指派与箫军杨献珍等四人去东北，他们一路奔波最后在赤峰搭上苏联军用火车 ，一路火车上没吃喝。火车到锦州停了，他们急忙下车找东西吃，结果不知为何火车又突然开了。他们的行李无处找寻，关键是父亲的行李中有相关资料，及他上级彭真、刘仁代表党组织写的介绍信和父亲的工作鉴定！而当时是战争时期，交通及通讯都极不方便，当年党组织的鉴定这种东西丢失，补救可就难啦！这一点对父亲后来的职位任命不无影响。之后吸取教训，父亲教导我们，重要的东西必须随身! 所以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去何处 ，护照、现金以及谈判用资料等重要物品，我都随身缠绕，绝不离身！

父亲作为接收大员接收了哈尔滨后，父亲任哈尔滨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院院长。后来哈尔滨大学调整及与东北各大学部分合并，成立东北大学，当时没有社会学系，父亲在东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东师”，原名是东北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兼系主任。

2. 从长春市长人选到东北师大任教

母亲说，解放战争“围困长春”时，只要拿父亲签写的条子就能“出卡子”（解放军哨卡），因为当时父亲是长春市长人选。后来听父亲亲口说，解放长春“拉锯战”时组织部门找谈话，他表示希望还是回大学教书搞学术研究。记得父亲在日本大学读的是社会学本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又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专攻社会学。他在几所大学的毕业论文都获得“优秀”。他的人生舞台落足于大学是顺理成章之事。

1951年中央决定加强高校政治理论学习，父亲在东北师大成立的政治理论学习辅导小组任组长。备课时他发现艾思奇编写的教材有错误，向校领导反映，结果遭到当时校长（早年是毛主席秘书）的指责，并借着1952年全国高校取消政治学学科时（认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是资产阶级伪学科），建议父亲调离。

3. 从早年调离东师到晚年回归东师

当年在饭桌上听父母说话得知，省委组织部门找父亲谈话征求意见，想让父亲当省文化厅副厅长。父亲表示：他生性耿直不适合为官，更不想荒废多年学习教学和学术研究。为此，1953年父亲调到刚刚成立的长春地质学院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父亲的“极右份子”帽子被摘去得到彻底平反后，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亲自登门，请父亲回“东北师大”教书，并任政治系名誉系主任。之后东师设立了社会学学科，父亲在东北师大和长春光机学院招收社会学研究生，并早在1981年就创办了吉林省社会学学会并兼任会长。又组建了日本社会学研究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会。据说这在全国算是较超前的。

（二）与福武直的关系

在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期间，中国的社会学界人士与福武直先生有过多人次往来，而父亲与福武直先生却未曾谋面。这无论对社会学界、父亲本人和我们家人都留下了不解之谜！

1. 父亲与福武直是同学

父亲的原名叫丁福源，1922年父亲在长春清真私立小学读书注册时就是此名。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也都是用此名。

• 1937年春-1939年2月，日本大学，本科，专攻社会学
• 1939年2月-1940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研究生，专攻西洋经济史
• 1940年4月-1942年3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研究院，研究生，专攻社会学史。

下图是他在东京帝大时的学生证。在校日期：昭和十五年四月至昭和十七年三月，即1940年4月至1942年3月。

我是在父亲诞辰100周年参加东北师大的纪念活动中，首次得知父亲曾和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前日中社会学会创始人兼首任会长福武直先生是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同学，而且他们两位又都恰恰于1989年同年逝世。后来听说，福武直1940年在东京帝大本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职读研究生，与我父亲同届，但是不同专业。

下图显示：右起第一位是社会学史专业的丁福源（父亲的原名），来自满洲国的北平师范大学；第二位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福武直，来自日本岡山（见《東京帝國大学一覧》，昭和15年，第496页；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466162/258）。

然而，父亲后来改名为丁克全。原因是在1946年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全家乔装秘密撤离北平去东北，要求更名，于是父亲改名为丁克。到达哈尔滨后再次改名为丁克全，此后此名一直用到逝世。

2. 福武直跟日本学生的合影

福武直的名字在我记忆里来自童年经历。母亲曾告知，我们家在北平自从搬到蜡烛芯胡同，来我们家吃住的人就走马灯似的一波接一波，常被查户口的警察质问。父亲就推说都是听他讲课的学生。这样的事多了，而且那些由“地下党”安排的等着去解放区的各界相关人士，怎么看都不象学生。所以我家被特务盯上了，常有人来“查户口”。

在1945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个特务把住了我家门口不准进出，另一个特务（汉奸）带两个鬼子破门而入。趁着这帮人进里屋翻腾时，母亲急忙一支胳膊抱着我，用另一支胳膊把炕桌上装有热茶水的4个茶杯扒拉到炕上。这是急忙翻过后院墙撤离的几个人留下的，他们听到大哥敲打房上烟囱声（暗号）后就急忙跑开了。因为每逢家里有重要“客人”来，大哥就上房顶“玩耍”（放哨）为屋里“客人”提供警示信号。此后吸取教训，来家的“客人”们只能在茶盘前喝茶，喝过茶必须把茶杯放回茶盘；为的是避免出现紧急撤离时，慌乱中留下痕迹被怀疑而引来麻烦。

母亲在扒拉翻茶杯的同时还掐了我屁股，被掐疼了的我，哭声震天引来了邻居。混乱中大哥从房顶、围墙超近路跑到“米面行”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大学离家不远，他立即坐洋车赶回家。母亲说：“你爸一下车就推开门口的特务冲进屋大声哇哩哇啦（日语）喊，意思是指责吓着他孩子了。屋里的汉奸还想起屁，被你爸打了个大耳刮子。你爸指着墙上他在东京帝国大学门前跟福武直几个人的几张合影照片，并翻开桌上摆的日文期刊， 上面有你爸写的文章。那两个鬼子马上立正说‘嗨！’，然后鞠躬道歉，恭敬地后退着离开了。”

事后父亲告诉母亲，原来鬼子的队长是福武直的学生，那两个鬼子在队长屋里见过福武直跟鬼子队长的合影。父亲说，看来东京帝大的福武直在日本���挺有影响的。这件事传开了，从此直到鬼子投降，没人来我家捣乱了。

3. 父亲与福武直的合影

（1）1953年

母亲多次讲述过那张父亲与福武直的合影照为我家解围的事，使我对福武直产生了好奇。记得父亲书房桌上有个他从日本带回的一摞袖珍抽屉（面积跟普通杂志差不多，高也就一尺多，有四个抽屉罗叠在一起）。我很小的时候曾拉开抽屉看过，其中有一个抽屉里全是日本的照片和画片。我再次拉开抽屉时发现其中有两张照片是在东京帝国大学门前拍的合影，大一点儿的照片是四个人的合影，其中父亲瘦瘦高高的一眼就看出来了，跟摆在柜子上相框里的照片一样（穿同样衣服，戴同样的帽子）；另一张小些，是两个人的并肩合影，校门上方的蓝天白云多些，但人显得小了，看着也不太真亮。我琢磨着当年在北平为我家解围的那张有福武直的合影照片，大概是那张大一点儿的四人照片。
母亲发现了我在翻照片，走过来制止。当她得知我在找福武直照片时，她一边把被我翻腾到桌上的照片摆放回抽屉里 ，一边告诉我：“中间那个就是福武直”。四个人的照片，哪个算中间的呀？母亲又说：“两人合影那个也是”。我拿着这两张照片端详着，发现四人合影里福武直戴帽子，而和父亲两人合影的那张照片，福武直不戴帽子，但这张照片人小，我还没看清，就被母亲拿走放回抽屉了。

（2）1985年

1985年3月我去日本访问前，父亲让我自费去东京帝国大学拍些照片给他。他先开了一下袖珍抽屉，觉着不对，又站起来在书柜子里挑了本书翻开了，这里夹着的正在他跟福武直的两张合影照。奇怪，照片怎么挪窝啦？父亲说，这两张照片比较珍贵，得小心保管。万一楼上漏水怎么办？这小玩艺儿（指袖珍抽屉）不防水。他手指照片说，这就是福武直！我告诉父亲，我早就知道啦！

（3）1989年

1989年父亲去世了。因房子漏水又因房子拆迁，弟弟处理了家里的东西，包括父亲书房里的两个整面墙的大书柜！非常可惜的是，父亲的书稿、还有父亲小心珍藏的他与福武直的合影照片也都没留下！

4. 父亲的遗憾

1985年我访问日本前，父亲又提到了福武直先生来过中国访问，但他并不知道；而是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此消息的。听得出来，父亲对福武直先生几次来中国访问，而两人却未能谋面而伤感！

我从日本回来后，父亲翻看我从日本拍的照片时说，他在“东京帝大”毕业论文得的是“优秀”。我不记得父亲说他导师的名字，但却记得父亲提到过福武直，不仅是因为这个名字我们家人都熟知，更因为福武直当时很赞赏父亲论文的观点！

父亲手指我拍的“东京帝大”社会学学院（记得当时门口牌子上写着汉字：社会学研究所）照片说，他在老师同学的鼓励推荐下，在这礼堂演讲了他的论文，这在当时是能登上这个讲台演讲的第一个中国人！

1987年父亲告诉我他要去日本访问，很急。让我尽快找个好裁缝给他做套中山装。父亲说日本人很讲究做工，不能让人家看扁了。我问他几十年不说日语了，还行吗？父亲说他听陈立行说日语还很有感觉，相信捡一捡一般对话问题不大。他希望跟福武直的普通对话，不用借助翻译，这样显得更亲切。只是他耳朵的听力不行，他需要配个适合的助听器。父亲还让我给福武直先生挑选个小礼品。听得出来父亲对去日本见福武直先生很期待。

后来不知为何父亲的访日没能成行？母亲说父亲正为此事烦着呢，让我别再提访日的事，我也就没敢问。很明显父亲为此深感遗憾！这也是个一直困扰着我们家人的谜团！

现在明白了：直到2014年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活动，通过参会人员透露：中国社会学界曾有人跟福武直先生提过丁克全先生，但福武直说他不认识丁克全。这人也没对父亲进行进一步描述，以便提醒福武直先生；而是草草越过从此不再提了。可惜当时从没有人将此事告诉过父亲，多年来父亲一直被蒙在鼓里！要是父亲得知，父亲会讲出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名字是丁福源；甚至父亲可以把他与福武直的两张合影照以及父亲东京帝国大学的相关照片传真或面呈上，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误会啦！

但我是才听说了此事。我捶胸顿足为父亲抱屈！为父亲喊冤！为父亲遗憾！我要大声疾呼：丁克全就是丁福源，丁福源就是丁克全！！！

***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父亲一生的坎坷、追求、坚持和拼搏是诉说不完的。我跟两个哥哥都主动放弃了父亲留下的钱财，但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不可估量的。

兄弟姐妹五个比起来，我接受父亲教诲的机遇最多，把父亲的教导代代相传是我的责任。无论我身在何处，要像父亲那样做个有责任、有担当、正直的人。

光明磊落，求真求实的父亲永远活在我心里！

愿关键时刻能舍己挺身而出的父亲，那威武不屈的钢筋铁骨安息吧！

丁树芳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加拿大温哥华

后记

2011年底和2013年二月我大哥二哥毫无征兆地突然相继过世，我患上了抑郁症。严重失眠使得我不能直起腰走路，一惯挺胸抬头的我，变得驼背弯腰。

2014年夏天病情稍有好转，9月听东北师大郭学贤教授（原政治系党总支书记）说，学校为筹备父亲百年纪念活动而搜集有关资料。父亲生前很信赖郭书记（别人说不通的事，她几句话就能说服）；尤其在母亲逝世之后。1988年，母亲逝世下葬的时候，郭书记带领师大政治系一车的教职员工，在墓前为母亲三鞠躬。当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母亲为抗战和建立新中国默默奉献，从没得到过鲜花掌声。这“三鞠躬”是母亲这辈子得到的唯一奖赏，我泪喷啦！

为提供生活中父亲的有关信息，我立即买票回国，因为我知道身上责任重大。当时还处在病态的我十分脆弱，常三言两语就泣不成声……。社会学院院长刘迟博士鼓励我：随便说，想到哪说到哪；然后找人整理。她尽管给我安排了两次录像，但因为我自己的原因而效果不佳。最后在她的安排下，由学生整理我口诉的文章也收到纪念文集里，而且占了十几页的版面！

我非常感激东北师大杨晓慧书记、时任社科处长庞立生（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部部长）、以及社会学院和参与录像的老师们，他们为举办父亲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和组稿编辑“纪念文集”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做《丁克全先生年表》调查取证父亲过往经历和寻找父亲失散的稿件，社科处白冰副处长（现任教育学部副书记）和社会学院朱兴涛书记等人四处奔波甚至跑到地摊儿上搜索查询。昼夜兼程的辛苦不说，单就是这份坚持执着已让我肃然起敬! 这是些踏踏实实干实事的人们，他们真真切切地做了件大好事；为现在和将来了解研究父亲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考证依据。我从心底由衷地感谢师大，感谢这些默默奉献着的父亲在师大的同仁。作为家属欠他们一句谢谢！欠他们个真诚的深鞠躬！

2014年9月回到温哥华后我的病情加重了，后来又因喉头息肉手术而不能说话。为了参加父亲百年纪念活动，我顾不得全家人反对而主动赶去赴会，因为我不想留下遗憾！借此，对一直陪伴我的郭学贤教授说声：谢谢！参加该活动后我得到了“纪念文集”，不得不说该文集里属名我口诉的文章为我留下了遗憾！

冥冥之中我一直感觉父母兄长在指责我：为什么不自己写纪念文章？这指责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四年多过后我意识到：只有完成父母兄长托付的使命，我才能轻松地度过余生。

2018年末，我决定自己动笔写一篇真实可靠的纪念父亲的文章，回忆父母家人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展现父亲传奇的一生。通过我亲眼见亲耳听父母家人讲述关于父亲的真情实事，为人们提供真实信息；为解除人们心中的疑惑提供全方位的真实空间；为后人留下可靠的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父亲不朽的人生！

随着2019年的到来，我进入了沉思和准备中。三月份我完成了初稿，家人说我看上去“都脱相啦！” 自己也感觉像是被扒了层皮似的。追求完美的我多次修改，结果把自己修进了医院才不得不停下。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一直担心由于自己笔墨笨拙而给父亲丢脸。所以出院不久就又不分昼夜反复阅读初稿，过去的往事也像影子似的随行。家人说我“魔症啦”，并劝我说：老爹已经死了，可我们还得活呀！

但我宁愿少活几年，也要为了父亲交上说得过去的答卷。于是我拼老命于五月完成了定稿。专程去了东北师大拜见白冰老师、现任社科处处长王春雨老师以及社会学院院长刘迟老师；并转交了该纪念文打印稿。之后，在剑桥大学访问的���会学院的朱兴涛书记转来了《文蕴东师·大师·丁克全》、以及他馔写的文章《追忆回族社会学家丁克全先生》、《社会学家丁克全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画面中仿佛看见了父亲向我走来，面对亲切的身影我泪流满面…。当看到“追忆”中的细致叙述，我忍不住抽泣：作为女儿不了解父亲的身世详情，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的羞愧！拜读了《社会学家丁克全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那层层深入丝丝入扣地论述让我爱不释手反复看了好几遍，为这绝好的文章拍手喝彩！虽然我不懂社会学，社会学史及社会学思想，但为没有早看到这篇让人眼前一亮的文章而悔恨。从小我是读爱迪生、居里夫人的书长大的，当科学家是我的梦想。要是在中学就能看到类似朱书记的“学术思想研究”这么好的文章，说不定也会把我引人社会学……。那么，父亲书房那整面墙的两个大书柜的书和书稿就不会无处可寻而让人痛心疾首啦！我能感受作者沁入文中的深情厚意，从而倍感亲切。在此向朱兴涛书记致敬，谢谢您！

六月下旬返回温哥华后，我又发邮件给父亲的爱徒陈立行和常向群两位教授（没有父亲其它弟子的邮箱址）。需要说明的是：在2014年父亲百年纪念活动中，陈立行教授提供了父亲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籍注册、及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在《日本研究》上发表的两篇日文的学术论文。这弥足珍贵的资料清楚地佐证了父亲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经历。在本文“增补版”进入尾声阶段，为解开父亲与福武直先生关系的谜团，陈教授又及时地提供了宝贵信息，实在是功不可没！再一次感谢陈立行教授提供弥足珍贵的资料和宝贵信息！还要谢谢陈教授对本文相关内容的认可！我感觉如释重负的轻松！

常向群教授收到我发去的“纪念文”邮件，问了我一些问题。想不到她认为我的这些微信回复都很有价值，并且在百忙之中亲自动手帮助一次次把这些“碎片（微信）” 编辑到原“纪念文”里，就这样，她又把我拉回到了改写“纪念文”的过程之中。她的敏捷聪明激励得我胸潮澎湃。她的快速高效使得手脚眼早已不灵活的我手忙脚乱，常常是我的微信刚刚发出，就看到了已被她编辑到“纪念文”里的相关部分的截图啦！我忙于打字发微信应付她的问题，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深感力不从心；好在是有她助阵我不再是孤军奋战！对此，我由衷地感激和敬佩常向群教授！可以说，没有她的倾心尽力就没有现在增加了九千字的“纪念文”增补稿！

经过常向群教授调整布局，使文章的结构和要点更加清楚明了，尤其是后增补的该文第一部分第二点（“成长期教育”）、第二部分第五小点（“默默奉献的母亲”）、以及几乎整个第四部分，这不仅充实了原文的内容；而且在增加的“父亲与福武直先生关系”的章节，还通过陈立行教授及时提供的宝贵信息，解开了深深困扰我和家人的谜团。常教授还为该文配上了相关图片，使其增色不少。最后，在常教授的鼎力相助下，我终于完成使命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得以慰藉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的原助教后来的在职读研究生的梅樱老师提议下，建立了一个“丁门弟子微信群”，群里有的人我们以前未曾谋面，但相信在心里彼此已经相识。其中有父亲的弟子——父亲生前亲近的人；也有父亲学术及精神遗产的当代继承者。相信父亲会乐见我与丁门弟子们的交往，定会含笑九泉！

丁树芳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