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生命与力量：费孝通的文化见解

窦存芳

本文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

摘要：费孝通先生说：文化的生与死不同于生物体的生与死，是有规律的、有条件的；文化中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意会的，但恰恰是这种文化有着强大的力量，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先生的学术生涯走过了“志在富民”的农村研究、80年代第二次学术生涯中的小城镇建设、以及晚年先生对文化深层思考，他对文化的生命有了独到透彻的感悟，对文化的力量有着切身的体会。本文通过先生对文化发表的论著，试图梳理先生对文化的内涵、文化理论的感悟和重要见解。

关键词：费孝通；文化见解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开发西部的人文资源的思考”一文中总结他一生的目标在于“志在富民”[1]，概括了他的学术追求，即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到80年代提出提高农民生产力的有效道路是小城镇建设，直到20世纪末开始提出新问题———如何开展文化建设。先生一生见证了中国的成长、中国农民生活的改变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化。他的思想是随问题的焦点变化而不断转移，最后到达了最高学术境界，即人类学、社会学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关怀。李亦园先生曾总结他在先生著述中体会到的两个重要主题：“一个是在实践方面，怎么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地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一个是在理论方面，怎么使整个人类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走向天下大同的发展前景。”[2] （P119）。“他的价值在于把学术研究和祖国富强紧密相连，他的生命、学术和乡土凝聚，铸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3]

先生晚年的学术反思，由“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关注的是世界的文化、社会的和谐、人类的幸福。先生说文化是不会死的，为什么不会死？它是怎样活下来？是通过文化的自觉，依靠文化的力量，按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规律代代相传，从而不朽。

一、文化的解释

1. 文化的内涵。先生对文化内涵的解释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即从早期“人为、为人”为文化本质到晚年强调“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先生说：“什么叫文化呢？用人工把自然的土变成用具，变成能服务于人的生活的东西，就是文化”[4] （P42）。在总结功能学派对文化的概念时他说：“所谓文化的概念，说到底是“人为，为人”四个字。“人为”是说文化是人所创制的，即所谓人文世界，它是为人服务的设施……把文化看成是“为人”而设置的，“征服自然”也就被视为人生奋斗的目标”。“我过去常用“人为，为人”四个字来说明文化的本质”。[2] （P260- 262） 这是费先生在第一个学术期所主张文化的解释。他师承了马林诺夫斯基“朴实的文化论” （人是体，文化是用，体用分明。这是个朴朴实实的观点，所以我称之为朴实的文化论[2] （P81））。他总结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时说：“以我个人的印象说，马老师那种强调以“食色性也”的生物本能为文化的基本需要是他的“文化论”的起点，他后来才逐步接受以个体和群体生存的必要条件作为“需要”的内涵，使他的理论日益丰润。”[2] （P84），先生的文化功能论体现在他的“志在富民”学术生涯当中。但费先生对马老师的理论有一个修正：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为了完成社会继替的功能，才产生婚姻、家庭、亲属等一系列社会制度”[2] （P85）。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先生自我批评自己是“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犯了只见社会人不见生物人的毛病。”认为“文化不但不仅是用来满足人的生物需要而且可以用来限制人的生物需要”[2] （P86）。强调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两个重要特征，兼顾了文化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身份，即：个体既创造社会，社会同时又塑造个人。“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创新的成分都是社会任凭其个人天生的资质在与自然打交道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这些创新成分一旦为群体所接受，人文世界的内涵就不再属于任何个体了，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文化的社会性。”[2] （P263） “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生命的层次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生死的定律，而有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2] （P264）。这些对文化内涵理解的改变和深入认识，是先生重新阅读老师、前辈们的著作，反思自己早期思想的真实体会，也是先生一辈子所遵循的“思想从实际中产生”学术态度的体现。面对新世纪，“天人对立”西方观念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先生向世界提出如何确立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2] （P275）。这些是先生解释文化真正的内涵和重大意义所在。

2. 文化的特征。先生在谈文化时始终提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跟所有的自然界中的生物体一样是有生命的。它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方面文化是“人为”的结果，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它始终是源于自然界的，所以它与自然界的万物一样，有其生存的规律，有它自己生存的“文化链”，也有它自己存在发展的种群关系。另一方面文化的生命与生物体的生命有所不同，即文化不会像生物体那样彻底的毁灭或死亡，文化是不会死的，它的生命会转换成一种力量生存，这是文化与生物体不同的生命规律。先生说“生物人是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层次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体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2] （P234）文化创造了人文世界，是在传统中不断创造的，创造的文化又不断形成新的传统，所以文化也跟所有的自然物一样是有生命的，而且这种生命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2] （P243）它不断转换成一种社会的能量在推动社会的前进。

文化既然是有生命的，它就具有了一个必然的特征，即文化的生与死，也就是文化的传统与创造。但那些文化会生、为何生、如何生？那些文化会死、为何死、何如死？文化和所有的生命一样有自我保护机制、自我调适能力和自我恢复系统。有些文化成为了群体的认同，超越时空地域被历史积累、时代继承下来，成为传统。有些不适应时代发展而死亡，但也不象生物体彻底消失，有些成分被吸收到新文化中，有些被转换成其他成份存在。和达尔文进化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一样，先生在文化的生死问题上也主张适应环境，强调文化的传统和创造是共同存在的，要辩证的认识这样的问题。所以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就是“要求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知道我们各个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那里去？”[2] （P210）需要“首先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2] （P173）。即“一方面学习外来的新的文化，要想办法适应这个新世界，另一方面又要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新再到文化共处的过程”。[4] （P84）

先生关注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文化具有强大力量。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的力量指“人为，为人”的人类创造，主要指物质方面，这是费先生早期关注的焦点，在物质贫乏的中国，他学术关注“志在富民”，所以文化的力量（功能）就是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首先是物质需求。就是首先依靠文化的力量，创造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物质基础。如先生说的“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2] （P211）。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一种无形力量，也是费老先生晚年所关注的文化。他认为文化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力量，而且他认为这正是社会学研究中所缺少的研究，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心心相印”的东西。这种力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延续，一种文化的传承。先生说：“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却是一种活生生、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发生作用，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的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2] （P246）尤其，在当今一种“文化消费”、“符号消费”的时代中，文化力量非常强大，文化的这种特征也表现的尤其突出。先生对文化的关注焦点是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而不同的，也从文化的外层向内层深入，即从文化的“物态”研究到“心态”[2] （P263）研究。

二、文化十论

先生的第一个学术期一直在为农民的温饱问题忧虑，所以决心认识农民，认识中国来实现富民、救国的理想。他的学术关注焦点在怎样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晚年的费先生看到的是一个富强的中国，但也是一个文化生态正在失衡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冲突激烈的世界，所以他通过学术“自觉”在唤醒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自觉”，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倡言，指出一条人类走向幸福之路。他的“文化自觉”思想系统中，包含了先生的一些重要文化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珍贵遗产。

1. 文化目的论。先生说他自己不完全是个功能论者，但他的文化观还是有很浓厚的功能论味道。他在谈及文化的目的时说到：“文化是干什么的。我认为，文化是为了让人更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深入一步说，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艺术化的世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再追求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2] （P154）文化不仅仅是“人为，为人”，文化最终目的是“人类从纯粹的追求物质享受中解脱出来，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的非物质的精神享受”[2] （P154）。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文化源自于大自然，人、文化的发展最终目的应该是和大自然和谐共处，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是为了让人类更幸福，世界更和谐。这应该是文化的真实目的。

2. 文化矛盾论。先生说“目前文化所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现代人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局面一方面是人创造出来的，但又不完全是被动的和受人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是人难以控制的。”“西方文化创造了一个一体化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许多地方性的文化不能适应它了。因此所有的文化都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都要无条件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传统，这在感情上是很难做到的，从客观规律上看，也很难说是正确。所以人类遇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4] （P80） 一方面要适应这种新的文化因素，即创造；另一方面是要看到这种新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完美的，而且不一定完全和各种文化能相融合，这就需要全球一体化和地方性知识的相互调适，即传统。也就是世界文化的一体性和差异性是同时发展的，而不是“传统的多元文化来对抗现代的一体化文化，这种对抗最终是会失败的。”[4] （P76）

3. 文化阶段论。先生一生学术“志在富民”，第一个学术时期研究如何致富物质文明，第二个学术时期转而关注如何致富精神文明，这不仅是他的学术焦点在变，也是因为时代在改变，中国和世界都在改变。费先生如同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一样是个文化朴实论者，他始终在强调这个美好的精神文明世界是先有一个物质文明的基础。如同费先生的学术道路一样，1938年他写《江村经济》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2] （P17） 现在中国国力富强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生活艺术化，创造一个“美好社会”。这是人类发展、文化发展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复杂的，是有先后性和阶段性的。比如他在谈到少数民族发展问题时说：“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主张，其实这个思路和我提倡乡镇工业和庭院经济的主张一脉相承。如鄂伦春发展饲鹿业，是个牧业向现代化的过渡”[2] （P181），还有他的“三级两跳”论等都在强调文化阶段性。

4. 文化层次论。文化发展不但是有阶段性，而且有文化的层次性。张岱年先生将文化分为了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是由表及里，由物质到精神形成一个文化系统，这个系统既是一体的，又是开放的，相互影响，交叉共存的[5] （P3- 5）。先生对文化的见解正是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由物质的“富民”到“道德”的层面，从“物态”的研究到“心态”的重视。他认为文化不仅代表人类文明的程度，它负载着人性、道德、价值观等文化核心，这才是让一个社会真正继承、延续下来的东西，比如先生所说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使它能够继承下来，这个东西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2] （P124） 先生的文化论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深层本质。

5. 文化秩序论。世界新的文化环境已经产生，即一个以西方文化观念为主导、全球一体化的人造世界已经形成，“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秩序、共同的行为规则，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这就不得不动摇各地方的本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的非地域化似乎是一个趋势。”[2] （P150）这种趋势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它是不完善的，它带来了更大、更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文化冲突导致的社会心理等问题。现在世界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文化秩序？一体化和本土化如何调适？先生分析了新的文化的不完整和不完善，也提出了本土的、传统的文化的独特性。所以他说“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外来的新的文化，想办法去适应这个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要发展自己传统的文化……可以采取多元化的办法，不要看到一个途径和一个办法……”[2] （P153），要文化自觉，要文化交流，要文化共处，共同建立一个和谐的文化秩序，需要大家一起遵守，让大家共同受益，中国各民族要建立这样的秩序，世界也要建立这样的秩序。

6. 文化场理论。先生在讨论边际和边界的不同时，应用了“场”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文化场”理论。他认为边际更接近场，不像边界是界限明确，互不重叠，而边际和场特征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张，层层形成差别，没有明确的界限。先生认为文化就是一种边际或场，有中心和四周之说，不能用界限划定。所以“两个文化中心可以向同一地域扩散，所以常出现相互重叠的边际。”[2] （P179）并不象西方有些欧美国家一味强调的“文化冲突论”。文化场之间是相互交叉、影响或者是重叠的。“也就是人的感受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规范，可以自主的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互补导向融合。”[2] （P180）他的文化场理论告诉世界：“通过沟通、宽容、互补，获得对利益和价值的共识”，[2] （P198） 建立“美好社会”可期待的。

7. 文化不朽论。先生说“人最重要的特殊性就是人有一种‘精神世界’”。由于有精神世界人可创造文化，又由于文化，人可不断形成精神世界，这里面其实就是文化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文化通过人的生命体的“差序格局”，把具有社会学和历史性的文化通过“社会继替”代代相传，所以费老说生物体是要死亡的，而文化却可以是不朽的。他说“一个人创造的文化不仅可以保留，还能传递，还能影响别人，能激发别人的灵感，实现‘再创造’，所以传统可以成为新文化生长的土壤。”“文化让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人‘接通’了，可以共享生活的精灵和生命的体验；文化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生死和时空的障碍，能够生生不息、发扬光大。”[2] （P243）

8. 多元一体论。这个理论是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精髓。从中华文明到东方文明到世界文明思考的一种启示。为21世纪的中国乃至21世纪的人类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的一个美好的展望。多元文化共存于一体的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容纳、吸收的多元一体基本思维体系”，这是理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和中国人们内心世界的关键。“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了一个发自内心、感情深处的认识和行商，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或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2] （P126- 127）

9. 和谐均衡论。先生由“多元一体论”延伸出“和谐均衡论”，两个理论互为因果。文化的“多元”才能实现文化的“和谐”，文化的“和谐”才能保障文化的“多元”；而且“一体”和“均衡”也是共生共存、相生相克的，没有“均衡”，“一体”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有了“均衡”才能让“一体”具有安全性。先生的“和谐均衡论”，包括人和自然的和谐均衡发展，人和人、地区和地区、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的和谐均衡发展，重要的还是多元文化之间和谐均衡发展。这些和谐均衡是形成一个稳定世界一体化的前提和保障。所以先生说“在殖民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文化接触，里面是霸权主义的做法，结果是破坏文化。霸权是搞不得，不能再走这条路”[2] （P132）。他倡导文化平等，呼吁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力量，需要一种“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以理服人为之王”[2] （P208）。

10. 文化自觉论。这个理论是先生的文化理论核心，也是他文化理论的概括，是先生对世界出现新面貌时的全面透彻分析和深入思考。先生说“人类新的发展建造了一个新的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不是和自然统一的，而是对立，是和自然相对抗而存在的”。但这种力量是势不可挡的，所有的国家、民族都在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面对这种情况，逃避是会死亡的，所以大家必须携手建立一个共同遵循、共同受益的文化秩序。他说：“这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是不和谐、不平衡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有自己本身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传统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社会也要面临如何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避免造成各种文化的对立化，从而保证整个世界能和平相处下去。其结果是，各民族都要面临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去认识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的问题。”先生给他的文化自觉理论赋予了一个既具体又宏观的内涵，概括了文化自觉历程，通过文化自觉到文化自新到文化交流再到文化共处，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这个理论始终贯彻着先生核心的文化观，不仅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世界新秩序的思考。正如先生说“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2] （P231）

文化、社会和人类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文化用不朽的生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巨大的力量。先生在他第二个学术时期，翻越了他最后的一座山，从自己的“学术自觉”提出“文化自觉”问题，以自己切身的所感所悟对文化进行了深层的思考，从实际问题出发，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哲学辩证的角度思考文化，虽然先生谦逊的说他从不善于从哲学或伦理学的立场来探讨[2] （P324），以小见大，深入浅出，从中国文化的生存发展问题到文化的生死问题到人类的生存、幸福问题，鲜明、系统的树立了自己的文化观和人文价值观。师承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朴实文化论，以“小问题，大论题”的学术模式，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思考世界如何建设“美好社会”？这些高屋建瓴的文化思考为我们乃至世界研究文化留下了“不朽”的遗产。

[作者] 窦存芳（1978-），女（土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博士，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教师，研究方向：文化理论与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西部开发中的文化资源问题[J]. 文艺研究，2001 ，(4).

[2] 费孝通. 文化的生与死[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张冠生. 乡土先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方李莉.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费孝通晚年思想录[M]. 长沙：岳麓书社，2005.

[5] 张岱年.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