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顿学派的科学精英理论述评

刘崇俊

摘要：墨顿学派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分析了科学精英的分层化过程，另一方面探讨了科学精英阶层在科学生产和科学传播方面的功能。在科学生产方面，墨顿学派认为从个体角度而言，科学精英个人在功能上等价于许多其他科学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而从群体角度而言，整个科学精英阶层对科学进步的功能则是不可替代的。在科学传播方面，科学精英通过“无形学院”进行交流，使某些重要的思想、信息和问题得到重复和强调，保证这些知识内容的传播和接受，从而引导着科研研究工作朝着某种方向进行。在科学精英的社会化过程中，优势累积效应一直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无论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是在科学共同体之外，都存在一些优势累积的消融机制。

关键词：科学精英  社会理论无形学院优势累积

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奠基性工作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墨顿开创的。以墨顿于 1938年发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发端，科学社会学研究逐渐形成了北美的墨顿学派。墨顿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共同体，因而其内部结构与运行机制是首当其冲要研究的问题。在研究科学共同体内部分层结构的过程中，处于科学金字塔顶端的精英阶层必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墨顿学派的理论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是墨顿通过对科学发现的唯英雄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讨论，初步提出了科学精英的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墨顿的学生科尔兄弟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中专门辟出一章对科学精英的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从群体角度而言，整个科学精英阶层在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而作为墨顿的同事和学生的普赖斯和克兰则对科学精英的组织形式及其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扩散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更值得一提的是，墨顿的弟子、后来成为其夫人的朱克曼，则直接对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成为墨顿学派科学精英研究的集大成者。朱克曼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对墨顿马太效应概念的发展，总结了科学精英社会化过程中的优势累积现象，深入探讨了科学精英积累优势的方式及其消融机制。

一、墨顿学派科学精英研究的理论发源

    作为墨顿学派的开创者和思想领袖，墨顿在科学建制的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概念和理论，这些理论和概念对科尔兄弟、朱克曼等人的科学精英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在对科学奖励系统进行研究的系列文章中，出于对科学史上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争现象的关注，墨顿对“科学进步必然要么源于伟大的科学家的研究，要么是积累的科学知识状况实际上不可避免的结果” [1]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澄清，为后来科尔兄弟探讨科学精英在科学进步中的功能必要性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来源。墨顿通过融合“科学发现的社会决定论”和“科学发现的唯英雄论”，从而初步提出了科学精英的社会理论。[2]该理论认为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从个体角度而言，每位科学精英在功能上等价于许多普通的科学家，科学史中的多重发现及优先权之争现象虽然表明精英科学家个人并非不可或缺，但是他们被替代的难度系数较大。墨顿对科学精英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角度进行的，而科尔兄弟则从群体角度探讨了整个科学精英阶层与科学进步的关系。科尔兄弟在科学引文分析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对墨顿的科学精英的社会理论进行进一步扩充和拓展，并作出如下结论：科学精英们的高质量工作对科学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们的工作如果说是依赖于其他科学家的工作的话，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精英科学家的工作而非普通科学家的工作。言外之意是，在促进科学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方面，诚如墨顿所言，科学精英个人的功能是难以替代的。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从群体角度而言，整个科学精英阶层对科学进步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其次，墨顿对科学界马太效应现象的研究，也为朱克曼等人对科学精英成长过程中的优势累积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最初的启迪。墨顿引用《马太福音》中的原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3]描述科学奖励系统中荣誉性奖励分配不公的现象。后来，朱克曼等人将马太效应拓展为科学界的优势累积效应。朱克曼认为在科学精英成长的过程中，优势累积效应通过相加和相乘的两种方式影响其资源的获取。相加的优势累积是一系列功能上不相关的社会因子影响科学精英成长的表现，而相乘的优势累积则主要是科学界任人唯才原则的结果，它要求科学奖励系统将稀缺的科学资源分配给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精英，因此科学精英是优势相乘累积的最大受惠者。尽管如此，优势累积效应对科学精英的助益也不是无所限制的，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主义原则和一系列社会心理过程会消融优势累积效应的影响。朱克曼对马太效应概念的拓展主要局限于科学奖励系统，而克兰则把这一概念引入到科学交流系统，分析科学精英的知名度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扩散的促进作用。总之，墨顿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和理论对墨顿学派的科学精英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将在下面的分析中有所体现。

二、科学精英对科学产出的功能必要性

    乔纳森•科尔和斯蒂芬•科尔两兄弟在其合作的名著《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中，分析了科学共同体的组织结构特征和运行模式，而作为处于分层体系顶端的科学精英阶层，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尔兄弟的兴趣和关注。可能受墨顿关于科学精英的社会理论的影响，科尔兄弟极力想澄清的问题是，整个科学精英阶层究竟对科学进步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从而占有“承认”并成为科学权威的？或者借用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术语，科学精英阶层对科学知识的发展有何功能必要性？对此问题的回答，使得科尔兄弟为科学精英的阶层研究提供了基本立论之基。

（一）奥尔特加假设及其质疑

    科尔兄弟在思考科学精英阶层整体对于科学知识发展的功能时，主要是通过科学引文分析的经验分析来研究的。具体而言，科尔兄弟通过对精英科学家们的科学论文的文献资料来源的考察，试图发现科学精英的重大科学成就究竟是依赖于“无形学院”中的其他精英科学家，还是依赖于普通科学家。如果科学精英的重大科学成就主要是依赖于科学精英阶层中的其他成员，那么即意味着科学精英阶层是一个自足的群体，他们在发展科学知识方面的角色表现完全依赖于自身即可完成，亦即科学精英阶层整体在科学知识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反之，如果科学精英的科学成就也依赖普通科学家的成果，那么科学精英阶层对科学知识发展的功能也是可以替代的。这样，科尔兄弟就将科学精英阶层整体功能的必要性分析转化为经验层面上科学精英对普通研究人员依赖程度的研究。如果没有平凡的同行们的贡献，科学精英的高质量的成果将不可能产生的话，那么即意味着获得较多奖励的科学精英剥夺了平凡的同行们所应得的承认。如果科学精英的重大科学成就主要是依赖于科学精英阶层中的其他成员，那么普通科学家群体又何以能在当代的科学建制中占有一席之位呢？他们与科学进步的关系又究竟是如何的呢？对此问题，以奥尔特加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科学进步与其说是取决于伟大的科学家的突破，不如说是依靠许多普通科学家的小发现”。[4]奥尔特加的意思即为精英科学家见到并能够利用普通学者的思想，从而使得小的发现对重大成就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这个假设，科尔兄弟提出了以下几点疑问：第一，奥尔特加认为小的发现对重大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即意味着承认在时间顺序上小的发现先于重大的成果。但事实情况往往相反，首先是科学精英作出重大成果之后，普通学者再对之进行修补和完善；或根据重大发现进行推论从而产生一系列小的发现。第二，即使一些小的发现出现于重大成果之先，并且也确实对科学中的重大发现产生了影响，那么奥尔特加等人对作出点滴贡献者本身在科学分层体系中的地位归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奥尔特加���科学史上的点滴贡献者归结为普通科研人员群体，但是在今人看来的点滴贡献，在作出这些小发现的年代里，或许确实是超越时代的思想结晶品，至少那些点滴贡献者在他们所身处的时代也算是科学共同体的精英阶层，因为甚至连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可能也只会“成为科学史中的一条较小的脚注而已”。[5]

（二）科学精英阶层整体功能的不可替代性

    针对上述疑问，科尔兄弟结合自己对物理学界精英科学家论文引证分析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墨顿的科学精英的社会理论。科尔兄弟通过对物理学界科研人员的论文引证研究发现，科学精英们在其论著中主要引用其他精英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非普通科学家的文献资料。科学精英们的高质量工作对科学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们的工作如果说是依赖于其他科学家的工作的话，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精英科学家的工作而不是普通科学家的工作。普通科学家在科学界立足的基础需要从科学建制之外去寻找，如他们通过教书育人等方式作出自己应尽的义务，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传播给学生与社会，但是他们确实并未对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出直接的贡献。通过对奥尔特加假设的质疑，科尔兄弟首先从理论层面否定了科学精英阶层在科学生产方面对普通科学家群体的依赖；接着他们又通过对科学精英的科学论文的引证分析，从经验层面排除了科学精英阶层在科学生产方面依赖普通科学家群体的可能性，同时证明了精英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论述的基础上，科尔兄弟提出了科学精英的社会理论的完整内涵：虽然某一科学发现都会有其替代者，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其替代者，替代者也绝对不是默默无闻之辈。科学中多重发现只是说任何科学家所做的工作都可能被别人替代，但是要取代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能取代者可能存在，但是数量却一定是稀少的。另外，作出多重发现的科学家都应该处于科学界的上层，都算是科学精英。作为群体，科学精英们对于发展科学知识、推动科学进步、支撑整个科学共同体发挥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三、科学精英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科学家的组织形式与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墨顿早在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就指出“在英国本身，科学家之间的交往由于“无形学院”以及由此而成的皇家学会的形成而得到便利。这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和理论的确定的手段，它是如此肯定地激励了创造性的研究”。[6]墨顿观点的理论意义在于启发我们，科学家交流的组织形式往往会影响科学知识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从而直接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科学精英往往是科学交流网络中引人瞩目的纽结，因此科学精英阶层的组织形式往往直接影响科学交流系统的效率。

（一）“无形学院”：科学精英交流的俱乐部

    普赖斯在其代表作《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最早详细地分析了科学精英的组织形式“无形学院”。“无形学院”最初是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波义尔提出的，它被用来指称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由十来名杰出的科学家组成的非正式交流群体。普赖斯借用“无形学院”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说明“大科学”时代科学建制的结晶化趋势。普赖斯认为科学生产率的分布，宛如一座十分陡峭的金字塔，绝大多数人处在塔的最底层，只有少数作出巨大科学贡献的精英科学家雄居塔顶。这些为数不多的精英科学家的成果之和相当于众多的普通科学家成果之和，即大约一半的论文是由少数极高产的精英科学家产生的，而科学精英的人数近似地等于全体科学家总数的平方根。“正是在对科学结构的结晶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普赖斯看到了普遍的信息交流网络上出现了络绎不绝的科学通勤人员，也就是频繁进行交流活动的那些高产的精英科学家”。[7]此后，普赖斯参照社会学中小群体和群体动力学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经验研究，提出如下看法：处于科学正式交流系统之中的亚群体，一般是由少数非常多产的科学家和许多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成果的科学家组成，而这些亚群体之间正是以这些少数精英科学家为纽带进行交流和联系的。这样，一种由真正有头脑的精英科学家组成的非正式的亚团体不可避免要出现，即这些高产科学家为了方便沟通，便组成“无形学院”。在“无形学院”中，精英们通过不间断的面对面地交流，彼此分发手稿、复印件，甚至进行合作研究等方式，随时保持联系。一言以蔽之，“无形学院”是科学精英交流的俱乐部，“是科学信息普遍正式交流网络上的流动的纽结，是普赖斯所指出的科学发展中的结晶作用的体现”。[8]普赖斯开创性的工作引起了学术界的“无形学院”研究热，并在客观上促使人们进一步探讨科学精英的社会联系和互动模式这一社会过程是如何影响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扩散的。

（二）“无形学院”中的科学精英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作为普赖斯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克兰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导师的衣钵，对“无形学院”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发掘。在其成名之作《无形学院：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一书中，克兰深入细致地分析科学精英的交流和互动过程是如何影响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增长。首先，克兰将科学交流系统中的非正式群体分为两种类型，即合作者群体和“无形学院”，其中“无形学院”指的就是合作者群体中少数多产科学家形成的的非正式交流网络。而正是这些身处于“无形学院”中的精英科学家，“使某些重要的思想信息和问题在科学交流过程中得到了重复和强调，保证了这些知识内容的传播和接受，从而引导着研究工作朝着某种方向进行”。[9]具体而言，“无形学院”中的科学精英在科学交流系统中起着如下的作用：第一，在合作者群体中，精英科学家们倾向于成为其思想领袖，他们在信息交流、确定研究方向、新成员的社会化方面和维系群体的一致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在“无形学院”中，精英科学家们又成为某合作者群体的代言人，这是因为“大量的非正式交流是在最多产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间得到发展的”，[10]而合作者群体中的普通成员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地参与非正式交流。一般而言，“无形学院”代表复杂的、易变的研究和交流的前沿，这些不同合作者群体中的精英科学家，通过跨学科的交流或者是同一学科中不同研究领域的思想的交叉与融合，一方面有助于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即通过合作者群体中的精英将科学思想与方法传播到其他的合作者群体中；另一方面也使精英科学家拓展视野，因为思想的交叉与融合可能会撞击出智慧的火花，从而推动各自学科领域的发展，甚至产生科学革命，因为科学范式的变革者往往是年轻的科学家或学科领域内的新手。

     四、优势累积效应与科学精英的社会化

    作为墨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朱克曼是科学精英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朱克曼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她在墨顿的研究基础上，将“马太效应”这一概念拓展为科学界的优势累积效应，并用其分析科学精英的社会化过程。

（一）科学精英社会化中优势累积的方式

    在科学共同体中，科研人员所占据位置的高低主要是由其科学贡献的大小所决定的。“但是，即使当升入上层的动力是以任人唯才的原则为基础的时候，它也包含一种优势累积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形成、维持或修饰科学界的分层结构”，[11]有助于推动优秀科学家及早地跨入精英行列。所谓的优势累积效应，是指杰出科学家在科学分层体系不断向上攀登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通过对他们反复赋予研究资源和奖励，从而使他们越来越超越其竞争者。朱克曼认为在科学精英成长的过程中，优势累积效应通过两种方式——相加方式和相乘方式发挥功效。相加的优势累积是指将有利条件与科学资源分配给那些在科学事业的起点上具有“先赋优势”的个人。这些“先赋优势”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行政职务、教育出身和职务声望等。而相乘的优势累积是指根据科学家已作出的科学成就来分配科学资源与奖励。在优势相乘累积的方式下，科学界按照与专业有关的标准来分配科学资源，“那些似乎最能有效地运用有利条件的人——已经作出巨大的科学贡献者，也就是最有可能得到这些条件的人，因为他们最有可能继续作出科学成果”。[12]相乘的优势累积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精英科学家的塑造和培养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在科学精英社会化的过程中，优势累积效应有一系列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在科研成果的引证和利用上，人们倾向于引证那些非常可见的精英科学家的工作，这些科学家最初作出了重要发现，以后他们的工作还会被频频引证，[13]朱克曼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光环效应”。此外，当一位科学精英的杰出成绩得到承认后，人们可能会追溯并重新评价其早期工作，这种现象被称为“回溯效应”。该效应表明，一位科学精英早期工作引证数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他现在在科学界分层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较高，而不是由于其早期的工作质量有所改进，这似乎是对科学普遍主义的嘲弄。不过，之所以产生“回溯效应”，更主要的是因为科学精英的早期工作可能蕴含着得到承认工作的基本雏形，事实也往往如此。[14]“光环效应”、“回溯效应”是优势累积现象在科学精英的论文引证方面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优势累积效应对精英们的承认和科学地位的保持也发挥重要功能。此外，对于科学精英而言，地位的获得是一种“棘轮效应”，即科学精英一旦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获得某种承认与地位，就再也不会退回到原来的地位，就像有棘爪防止倒转的棘轮一样。“棘轮效应”表明科学界分层结构中的流动是单向的，科学家只会升迁不会降格，这种效应在科学金字塔结构的越高层表现得越突出。朱克曼通过对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指出：“一旦成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论是好是歹，都将稳固地居于科学界的精英行列。”[15]

（二）科学精英社会化中优势累积的消融机制

    在科学精英的学术生涯中，优势累积效应一直贯穿于其中。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科学精英社会化中的优势累积是无所限制的。但实际上，无论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是在科学共同体之外，都存在一些优势累积的消融机制。首先，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的普遍主义精神气质会严格限制优势累积效应。科学界任人唯才的原则不容许长期自动累积优势，尤其是相加方式的优势累积，它的发挥是有苛刻的外在条件的——以不断的科学成就为支撑。优势累积特别是相加的优势累积，虽然可能会暂时把一些平庸的科学家抬升到分层体系中的较高位置。但从长期而言，科学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不可能容忍不合格的科学家成名。即使是久享盛名的科学精英，要依靠自己的荣誉在科学界混日子也是困难的，因为学术同行们并不惦记他过去做的高效工作，更关心的是他们最近又出了什么科研成果。其次，在科学共同体外部，一系列社会心理机制也会限制着优势累积效应的发挥。朱克曼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生平事业的观察，总结了优势累积的外在消融机制。[16]第一，科学精英的功成名就中潜伏着破坏力。科学家跨入精英行列之后往往成为“万能人”，在社会上被冠以许多其他的社会头衔，成为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他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这样，他们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此外，科学精英往往担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和期望，很多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科学精英可能很难把握住自己。如果不能将这种社会心理压力成功地转化为科研动力，科学精英们便面临着心理危机，从而有可能长时间陷入创作的空白期。第二，科学资源的分配方式也限制着优势累积效应。科学家跨入精英行列之后，新获得的成就和新增加的威望既不能进一步提高他们在科学分层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能使他们获取更多的有利条件，而主要不过是起了巩固他们地位的作用。[17]一方面科学精英已经位居科学分层体系的顶端，已经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科研管理人员会认识到精英科学家个人创造力的极限，明白科学资源使用中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因而他们往往会将稀缺的资源分散给其他人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优势累积效应。

    五、小结

    墨顿学派的科学精英研究属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研究，一方面分析了科学精英的分层化和结构化过程，另一方面分析了科学精英阶层在科学生产和科学传播方面的功能。在科学生产方面，墨顿学派认为从个体角度而言，科学精英个人在功能上等价于许多其他科学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而从群体角度而言，整个科学精英阶层对科学进步的功能则是不可替代的。在科学传播方面，科学精英通过“无形学院”进行沟通交流，从而使某些重要的思想信息和问题在科学交流过程中得到了重复和强调，保证了这些知识内容的传播和接受，从而引导着研究工作朝着某种方向进行。在科学精英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优势累积效应一直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无论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是在科学共同体之外，都存在一些优势累积的消融机制。墨顿学派的科学精英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随着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式微和科学社会学中墨顿范式的广为垢病，墨顿学派的科学精英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墨顿学派对科学精英的经验研究当中以自然科学界的精英为样本的居多，而以社会科学界的精英为样本的研究则寥若星辰，因而这些研究结论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程度、理论的信度和效度需要科学共同体实际运行模式的检验和进一步经验研究的确认。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墨顿学派注重科学精英的功能分析，暗含科学建制的普遍主义和合理性等假设，而基本忽视对科学精英的学术失范和越轨行为等研究，亦即缺少冲突论视角的考量。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内容上，墨顿学派仅仅侧重于对科学精英本身进行研究，而将科学知识作黑箱化处理，忽略了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等视角解析科学精英在实验室内建构科学知识、在实验室外评价科学知识的社会过程。为了弥补这些研究缺陷，国内今后的科学精英研究一方面要依托获取相关经验材料之独特优势，选取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精英阶层为研究样本，全面系统地分析科学共同体内部英才治理的运行模式。另一方面，跳出墨顿学派的科学研究的传统，综合运用功能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冲突论的研究视角，不仅分析科学精英在科学分层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功能，而且还对科学精英行使权威的社会过程、科学精英的越轨行为以及科学精英的约束机制进行深入的经验和理论探讨，从而打破墨顿传统在科学精英的研究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科学精英的进一步研究扫除了方法论上的障碍。

 参考文献

[1][2][3]转引[美]罗伯特·墨顿.科学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81、505、614.

[4][5][14][美]乔纳森·科尔，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35、235、227.

[6][美]墨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337.

[7][8][9]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