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新教伦理》对唯物史观的批判

徐千懿

文章来源于：《人民论坛》2011年8月。　

【摘要】韦伯的新教伦理批判了马恩的唯物史观。但不能就此抹杀韦伯批判的价值，因为一方面唯物史观已经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下被误解为了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就此而言，韦伯并非无的放矢;另一方面，韦伯的论点与经典的唯物史观并不矛盾，甚至是对经典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说明，这种说明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

【关键词】韦伯  新教伦理  唯物史观  批判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思想观念的产生与传播，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等，“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①，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唯物史观是不正确的。鉴于唯物史观在国内的至高地位，韦伯的批判成了探讨的热点，分歧也较多，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韦伯是否误解了唯物史观，二是韦伯的批判是否成立。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是公认的唯物史观的正宗，其中，尤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总结最为精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其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论题。

　　然而，一种理论在发展成熟之后，其内涵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弄清它的外延与边界。仅仅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等于理解了唯物史观，关键是要弄明白社会存在在什么程度、何种意义上决定社会意识。舍此，就不能懂得唯物史观的真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所以用“决定”一词，是因为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相对于社会意识、上层建筑而言更加根本，后者归根到底可以归结到前者上来。对此，恩格斯有着明确的说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③恩格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平行四边形合力论”来强调他的论点。

　　如果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阐述看作是对唯物史观内涵的经典表述，那么上文恩格斯的论述及他的“合力论”就是对唯物史观外延的极佳限定与说明。由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唯物史观与单纯的经济决定论离得有多远：唯物史观完全不排斥经济以外的因素的作用，相反，如果将经济看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就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韦伯所批判的“唯物史观”就是这样一种“空话”。这样看来，韦伯对唯物史观的诸多批判，实在是由于其未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所致。由此，他的批判似乎就被釜底抽薪般地驳倒了。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韦伯是否误解了唯物史观

　　一种理论的产生、传播与发展，往往要经历十分复杂的过程，理论本身也因此而极具复杂性。美国学者盖伊·奥克斯在论述基督教新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时，把产生了观念的制度分为三类：“观念的生产者”、“观念的供应、分配或经销者”和“观念的消费者”。与之相对应的有三类宗教知识：精英型或学者型知识、实用型或应用型知识、平信徒或普通民众的知识。如果将盖伊的这种区分放到唯物史观上可以看出：马恩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属于“观念的生产者”层面，它是理论的源头、核心，但并非全部。理论不是纯粹书斋里的活动，它必然要传播、发展，进而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广义的唯物史观不但应包含其“生产者”(马恩)的阐述，而且应包括其“经销者”的认识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划分出三种形态的唯物史观：马恩的唯物史观，马恩后继者及唯物史观的信仰与传播者所理解、传播、发展的唯物史观，以及普通受众对唯物史观的一般认识。后两种形态的唯物史观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占有相当的优势，如果将它们考虑在内，唯物史观就不是本文最初所述的面貌了。

　　人们在理解与传播某种理论时，往往只注重其内涵，而忽略了对外延的合理限定。而没有了对外延的限定，理论的内涵也会受到损害。尽管马恩不断地强调，试图把他们的理论从与经济决定论的纠缠中解放出来，然而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韦伯所批判的就是那种“惊人的混乱”下的唯物史观。许多人会说：“韦伯的批判不成立，因为他批判的不是经典的唯物史观。”然而，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用一句“那些都是被庸俗化、片面化的唯物史观，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来把那些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占大多数的“唯物史观”轻易地打发掉呢?不能。正如韦伯所说，对实际的社会生活产生实际影响的往往是理论最通俗乃至最粗浅的部分④。那些实质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在现实生活中正充当着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数量与影响力而言)，如果我们简单地说韦伯误解了唯物史观，并将他的论述置之不理，是不合适的。

　　“韦伯是否误解了唯物史观”这一命题实际上呈现了一组二律背反：认为韦伯误解了唯物史观的人，持的是狭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它仅指唯物史观的生产者即马恩的唯物史观;认为韦伯没有误解唯物史观的人，持的是广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它包括理论的生产者、经销者和消费者三个层面的唯物史观。正反两方都没有错。

韦伯对唯物史观的批判是否成立

　　从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个人服从的宗教伦理产生了个人独立的世俗伦理;宗教改革运动的上帝中心说产生了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说;一种摒弃世界的神学产生了一种统治世界的经济伦理;具有超凡魅力的创新产生了官僚体制的理性化……行动的意图和结果之间出现了意外的悖论关系”⑤。如果深入到社会经济根源中去探求，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悖论隐含了一个重大问题，它几乎导致韦伯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不能成立，那就是：思想的出现、传播、发展乃至被误解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具体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之所以普通的受众会把加尔文教的经济伦理理解为可以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样子，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财富、对世俗活动的观念悄悄地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构成了人们理解(甚至误解)新教教义的方向与范围。至于后来新教伦理以及由之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又促进或加速了资本主义完善的秩序的出现，只不过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已。这种反作用看似是由上层建筑自己决定的，然而反作用的方向、范围与程度等归根到底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任何忽视或者是夸大这一作用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者属于前者，韦伯则属于后者。

　　那么，韦伯对唯物史观的批判是否成立呢?这一命题也呈现出了一组二律背反：就经典的唯物史观而言，韦伯批判是不成立的。因为一方面韦伯所批判的是经济决定论，后者与马恩的唯物史观相悖，不属于经典的唯物史观范畴;另一方面韦伯没有发现新教伦理之所以会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归根到底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根本问题。而唯物史观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谓“决定”正是就其归根到底的作用而言的。韦伯的分析不但没有驳倒唯物史观，反而恰恰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然而，如果考虑到唯物史观从产生时起就遭到诸多误解、直到今天还在最普遍地被经济决定论纠缠着这一事实，我们就不能将韦伯的工作简单地否定掉。就经济决定论来说，韦伯的批判还是相当中肯的。

　　实际上，韦伯的观点与经典的唯物史观并不矛盾。本质上二者都是多元论，都承认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不同的只是唯物史观认为这些因素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到经济因素上来，而韦伯则不承认罢了。然而，正如禁欲的新教伦理意外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发展一样，韦伯的批判也意外地作了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说明(虽然这种说明是马恩早就进行过了的)。韦伯的批判用一种反面意见���形式给唯物史观的拥护者们提了个醒，《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无意间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重复了恩格斯《致约·布洛赫》曾做过的工作。在现今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大行其道的背景下，重提韦伯的论点，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唯物史观理论。

注释

　　①④[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113页。

　　②[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③[德]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

⑤[美]盖伊·奥克斯：《不朽的话题：驳难录》，载哈特穆特·莱曼等编，阎克文译：《韦伯的新教伦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5～316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