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算起，人类学进入中国，已历经了80年的风雨历程。在人类学进入中国的初期，有几位人类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这几位人类学家和学者是：蔡元培先生、李济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  

    192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蔡元培在学术刊物上最早提出“民族学”（人类学）这一术语，对为民族学（人类学）下定义，对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采取了中西兼容、各学术流派和观点兼容的“兼容并包主义”，培养学术研究风气，并使之成为该校的重要学术传统，推进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建立和发展。以后他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建设过程中，他将自己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认识付诸实践，在中国设置了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有关的最初研究机构，组织了最早的一些系统的研究活动。

    蔡元培的学术思想，主要受德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进化理论的影响。由于他的倡导，进化论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工作展开之初便占有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他没有接受系统的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基本上没有亲自进行具体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学术认识的高度上讲，他对民族学（人类学）的见解，多是概括性的。尽管如此，《说民族学》一文的发表和蔡元培对民族学（人类学）的鼓动和宣传，乃至于他的亲自操作，对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第一人’的李济在美国学习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他的这篇著作既包括体质人类学的数据分析，又有对于中国古籍的梳理，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对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从描述中国人的体质入手，由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归纳出汉民族的演变趋势，并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变迁和整个中华民族迁徙的问题。将中国民族分析建构为皇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五个主要成分和匈奴、蒙古、矮人三个次要成分。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

    1923年，李济回国，应南开大学之聘，担任人类学教授。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李济在清华大学正式任教前，于当年夏到湖北的黄陂、黄冈等地进行体质测量，写成《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翌年，又到山西介休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1938年，李济获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9年，李济在台湾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如果说李济是以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而见长，那么，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则是文化人类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一改多数人用英语授课的惯例，用略带方言的国语讲课。他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联合起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人类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吴先生是这样提倡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吴先生上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又如，“家族社会学”一课原来以泛谈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制度)为中心内容，他开课后，把它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

    一九三三年，吴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人类学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人类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先生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社区研究”。为了提倡社区研究，吴先生一方面在各有关杂志上发表论文进行宣传，如《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另一方面又从他主持下的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使社区研究蔚然成风。

    至于学术思想，他曾提出：“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专题论文。而说到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他明确主张，研究汉族的属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这种对学科对象的认识，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取向。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认为，人类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他历来十分重视培养人才的工作。在他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人类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这两门学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的声誉。例如，大名鼎鼎的费孝通先生，就是他三十年代时的学生。当费先生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后，吴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他在出席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时结识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并请他亲自担任费孝通的指导教师。他的其他著名学生还有林耀华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关瑞悟先生(女)、黄迪先生等。吴先生还认为，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学生，他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后，在其导师马凌诺夫斯基的指导下，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分析在江南农村的田野调查材料，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出版英文本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他对中国农村的功能主义分析，“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宪章”。《江村经济》中，他创造性地将只研究异文化的简单部落社会的传统人类学方法，用来研究本文化的现代中国农村社会，成为人类学研究现代复杂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此书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此书说明了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接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训练之后，以自己的家乡和福建省的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本位观察的资料作研究。这项调查不仅是林耀华先生本人最为出色的田野实践，而且成为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界在本土研究的典范。他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以及后来的代表作《金翼》。《金翼》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 描写的是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林教授在书中揭示了两位姻亲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金翅》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  

    以上就是人类学进入中国时，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的概况及其著作的基本情况。当然，对这一学科的引进、建立、本土化发生影响的学者还很多，但这几位是凤毛麟角，他们对人类学所作的贡献是杰出和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