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周星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这二十年，同时也是中国人类不断成长的二十年。中国人类学成长的路径大体上有以下几条线索：

       1．由“民族研究”中逐渐复活并不断发展的“民族学”，大体上以中国民族学会及其活动为象征。

       2、伴随着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和以几个高校人类学系的建设为标志，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在内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得到强调。

       3、中国社会学史上存在的那个主要的“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在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再次引起部分学者重视，同时在新的学术实践活动中，该传统也有一定的新的积累。

4、涉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旧著重刊工作、新近的人类学理论著术的译介工作等，促成了人类学界知识的新旧混杂状况。

5、留学国外或有海外进修经历的中青年人类学者，带进来了一些新的前沿理论和理念。

6、社会—人文科学的其他诸多领域对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知识的渴求及试用，即人类学知识在整个知识界一定程度的普及，也应是中国人类学逐渐成长的重要侧面。当然，还可列举很多，例如专业教育的成长（民族学专业和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点等）；再如于“中国民俗学”的知识传统中事实上存在的与人类学的学术性关联，它所积累的成绩及其潜力等。

       在这些不同路径之间，虽然存在着彼此间的影响和互动，在一定的情形或场景下，不同路径的跋涉者也可能互认为“同行”，但多数场合下都是在各自的知识传统或“学科”中有意无意地建构各自感到惬意的学术空间和话语体系。我认为比起学科来，把此种状况理解为不同的学术“知识传统”的并存似乎更为恰当。那么，我们是否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不断地努力使不同的“学科”或知识传统之间的共识、共享部分逐渐增长？有没有必要及可能融通各个涉及人类学的不同“学科”领域或知识传统，以促成共享的人类学体系或成就一个“人类学界”？抑或继续坐视或促使它们在不同的轨迹上日益“特化”（或“专业化”？）在我看来，社会学与人类学这类主要是（至少在其初始阶段）舶来的知识，在它们的产地原本就属于不尽相同的传统，传入中国后应该在研究中国社会及文化问题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变通和成长为我们新的知识。在涉及或与“中国人类学”相关联的不同传统的知识体系之间，尤其需要的是相互欣赏和相互倾听，而不是不断建构新的壁垒。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不同的知识传统将会长期沿袭，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在中国逐渐成长的一种实际状态。

       来自中国社会与文化田野实践基础和学院（和学派）式的学科建构，依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成长的两个互动的重要方面。这是我们缅怀早期中国社会学史上那个人类学传统时也同样能深切体会到的。即便有机构、专家或在学术传承的某个系统里，人们可能致力于建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纯洁性”但面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研究中如此复杂多样、林林总总和层出不究的实践课题、中国社会学中那个人类传统的存续和发展，依然可能是有重要的甚或难以替代的建设性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来源：《民族社会学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