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燕京学派”

胡炼刚

台湾学者孙中兴在1987年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细探讨，他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真正形成一个学派的只有吴文藻及其弟子所致力于的社区研究。这一学派，也即是学者们称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或“燕京学派”。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吗？对此，孙本文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中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正在成长时期，全国社会学者正在努力建筑社会学的基础，还说不上有什么派别”。因而，在书中论及中国社会学的流派时，孙氏只是就学者们偏重的研究趋向和研究重心而言。就研究重心之所在，孙氏提及了当时学界较为显著的三派：燕京的社区学派注重文化和功能，清华的实地调查派注重直接材料，中央的系统学派注重理论的体系。即，私立燕京大学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国立清华大学以陈达、李景汉为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以孙本文为代表。

那么，早期中国社会学到底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呢？台湾学者孙中兴在1987年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细探讨，他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真正形成一个学派的只有吴文藻及其弟子所致力于的社区研究。这一学派，也即是学者们称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或“燕京学派”。

吴文藻与“燕京学派”的形成

有学者指出，燕京学派是与吴文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吴文藻，江苏江阴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赴美留学。乘船赴美途中与冰心相识，后结为夫妻。1928年，吴文藻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于同年由纽约学院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见于英国舆论和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这是一篇根据英国议会档案和会议记录等进行分析的社会史研究论文，他因此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吴文藻除专攻社会学外，还旁听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课。他一直主张社会学与人类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在社会研究中有必要将二者相结合。1929年吴文藻回国后，一直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从1929年春到1938年夏，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为“燕京学派”的形成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积极评介各国社会学学说，曾先后发表了《现代法国社会学》、《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系统社会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等文章，最后他选定英国功能派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说作为其理论立足点，发表了《文化表格说明》一文。他与国外学术界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1932年秋，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受燕大社会学系聘请来华讲学期间，吴文藻从帕克那里吸取了人文区位学的研究方法，并接受其建议以“乡村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试验室。1935年，吴文藻邀请在日本讲学的英国功能派学者布朗教授来华讲学，从布朗那里吴文藻又吸取了“比较社会学”的理念和方法。他曾大力支持派送研究生出国深造。1936年到1937年，吴文藻趁休假出国考察，与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取得联系，为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申请资助，联系导师，送他们出国学习。

吴文藻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我对诸如派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取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根据系内的需要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当时先后派出留学的有李安宅、林耀华、费孝通、黄迪、瞿同祖等，为 “燕京学派”的诞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战时“燕京学派”的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许多高校纷纷迁往西南和西北地区。燕京大学作为一所美国教会学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才迁往成都。由于不愿呆在日军占领的北平，吴文藻早在1938年就抵达云南昆明，在云南大学开设人类学讲座。他在云南大学开设社区研究课，建立社会学系，同时由燕大和云大合办，设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称为“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1940年底，吴文藻离开云南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研究工作。“工作站”的工作，由自英国留学归来不久、任教于云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担任。“燕京学派”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由“工作站”人员取得的。而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可看做是“燕京学派”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0年，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了“燕京学派”的方法论立场为：“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研究假设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因此，“社区”、“文化”、“制度”及“功能”构成了该派的“概念格局”。《社会学丛刊》共出版甲、乙两集各五种，甲集依次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弗思的《人文类型》（费孝通译）、费孝通的《生育制度》、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乙集依次为：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林耀华的《凉山夷家》。此外，“燕京学派”的代表性成果还有林耀华的《金翼》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当时在国外学术界颇有影响，但翻译到中国学术界则较晚。

“燕京学派”的学术影响

费孝通在“工作站”人员中是一位重要代表，他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方法”，在实地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抗战胜利后，费孝通受聘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62年，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纪念马林诺夫斯基演讲会的讲词中写道：“青年费孝通是运用源于调查初民社会生活的方法，热切地研究自己社会的少数学者之一。”许？光效法费孝通的做法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属于这一群体，而《金翼》的作者林耀华也是如此。

此外，承袭“燕京学派”的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的，还有燕大社会学系毕业生蒋旨昂和杨庆？。蒋旨昂当时任教于成都的私立华西大学，其代表作为《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杨庆？移居美国后，根据1948—1951年间他在广州郊区农村生活的调查资料，用英文出版了《过渡期中的中国农村》、《革命中的中国农村家庭》、《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三部著作，为“燕京学派”的结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