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潮流中的“历史消费”

         ——当代西方“通俗史学”一瞥

孟广林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2012年04月19日。

    近30年来，在当代西方日益涌动的大众文化潮流中，历史学也开始步出神圣的学术殿堂而成为社会大众“消费”的重要文化资源。各种有关历史的通俗文字作品、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构成了大众文化中一道瑰丽的景观。审视与反思西方的“通俗史学”，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众文化、探求历史学拓展的路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

    “通俗史学”之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与“历史”的特定意涵与价值密切关联。早在中世纪封建时代，西方就有了此类“通俗史学”作品。在12世纪的法国，在民间游吟诗人传诵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骑士武功歌《罗兰之歌》，就是一首渲染封建骑士之道德情操与无畏勇气的历史叙事诗，颇为西欧当时的贵族阶层所钟爱。此外，在中世纪的英国，民间传说中的凯尔特人抵抗日尔曼人入侵的凯尔特人国王亚瑟王，劫富济贫的侠盗式英雄人物罗宾汉，都因诸多歌谣、传奇等作品而为大众所知晓。到了14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通俗史学”也因时代过渡与社会变迁而一度勃发。著名人文主义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就撰有《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名作。这些历史戏剧反映了英国历史上政治动荡与分裂，寄寓着反对封建割据与暴君专制、拥护中央集权和明君政治的人文主义理想，深受观众青睐。

    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为“通俗史学”的滋长繁盛铺垫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西方的“史学文化热”逐渐升温。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之外，衍生出以满足大众需求为主旨的文字、图象历史叙事，以及其他相关的娱乐、参观热。诸多大众文字的“文本历史”与电影、电视中的“视像历史”以及广播中的“音频历史”接踵而来，声誉鹊起，吸引了普通百姓乃至历史学家的共同关注，以至于有学者感叹，“史学已经被分别描述成新的摇滚乐、新的园艺或者新的烹饪术。”（哲罗姆·德·格鲁特：《消费历史：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和遗产》，伦敦，鲁特勒吉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7页）

二

    在西方，通俗史学之文字作品常被称之为“叙事史学”，所涉及的范畴十分宽泛，包括文化史、战争史、地方史、科学史、家族史、考古、历史名人传记等方面的内容。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人既有新闻记者、民间学者、政治家、戏剧家、小说家，也有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专业史家。他们在作品中远离深奥的学理阐发，摈弃枯燥的论证，以浅显简明、生动活泼的方式来书写，符合社会大众的欣赏取向。如2000年出版的由英国学者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志》，可谓是十分有名的通俗史学作品，此书分三卷：安东尼·霍尔的《生死诺曼底》，安东尼·肖的《帝国风云录》，约翰·戴维森的《天下海战》。它们以“日志”的叙事方式，对每一天所发生的有关战争的情况，如战争各方的决策与布局、战斗事件乃至重要人物的性格、心态及其职务的变动都作了具体描述，并配上了当时留下的大量珍贵摄影图片，最终以“鲜活”生动而又细致入微的书写，“复原”了当时宏阔壮观、铁血交织的战争场景。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畅销欧美各地。

    历史名人传记在通俗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类作品中，作者通过查询历史档案、文献、采访当事者及相关人士等方式，在历史进程与文化传统的社会大背景中，将名人的公共活动、私人生活、思想情趣及其事业成败等细致地描述出来，满足大众对名人了解的渴求，或激活大众对以往的历史记忆。美国通俗史学作家S.E.安布罗斯，曾经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和新奥尔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地从事历史学研究，他的有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传记等，被认为是“通俗史学”最畅销的文字作品。

    随着电子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历史的大众化言说开始借助于众多现代传播途径而进入社会，通过电影、电视、互连网等展示相关历史现象的图景。这一趋势将大众了解历史的“文本叙事”模式发展到“影像观看”模式，由此强化了“历史”对普通大众的文化“穿越”力、渗透力与感染力，进一步推动了“通俗史学”的拓展。在电影方面，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诸多西方历史题材电影接踵问世，出现了诸如《斯巴达克斯》、《角斗士》、《亚瑟王》、《冬狮》、《勇敢的心》、《根》、《巴顿将军》、《西部开拓史》、《拯救大兵瑞恩》、《丹东》等诸多经典影片。而专业的史学家对这一文化动态十分重视，早在1970年，美国学者就建立了隶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历史电影委员会”，并发行了一份跨学科期刊《电影和历史》，探讨有关历史题材电影的问题。1988年，一些史学家还在《美国历史评论》93卷第5期上探讨影视和历史学的关系，并以“影视历史”一词，来区别于传统的“书写历史”。1994年，著名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拉斐尔·撒谬尔更是强调影视对于历史知识传播的重要性。他断定，历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知识形式”，为了对之理解，学者们必须寻找大众的、另类的建构、传播、延续历史知识的方法。专业学者的提倡，也是“影视历史”在当代西方经久不衰的一大原因。

三

    事实上，西方“影视史学”的迅速发展，是依赖于电视这一现代传媒而展开的。在英国的不少电视历史频道中，回顾“真实历史”的影视片占据重要位置。如历史连续叙事片《不列颠史》在2000年9月30日开始由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第一频道定期播放，内容涵盖了从远古到中世纪至近现代英国历史，其中涉及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的征服、议会君主制的缘起、光荣革命、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以及二战后的历史，获得了大约4300万观众。著名的英国电视第4频道的名牌系列历史片，则是由著名的英国宪政史家戴维·斯塔基讲述的，其中有“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亨利八世与他的六位妻子”，展示了都铎王朝的历史风云。他讲述的另一历史系列片2004年的“君主制”，大约有200万观众经常收看。有学者认为，“影视史学”迅速崛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英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美国电视的历史频道侧重于演播二战史，但也极力拓展影视内容的空间。《木乃伊及古埃及奇观》、《阿兹特克人》、《拜占庭》、《计算机发明史》、《金字塔外的帝国》、《美国革命》乃至中国的《秦始皇》、《长征》等诸多的历史纪实片，也都在这个频道上热播过。它们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重现”历史并言说后人对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激发观众与历史对话的愿望，从中获得诸多启示。

    除了上述内容外，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哲罗姆·德·格鲁特博士的界定，杂志社、博物馆、剧场、互联网站、历史博览会乃至游戏开发公司等，都是“通俗史学”流播的地方。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无疑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畅销品。持久升温的“史学文化热”，使“历史”从古奥难解、枯燥繁冗的专业研究著述中“破茧而出”，以鲜活饱满、形象多姿的通俗形式，走进千家万户，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将历史概念化、抽象化的僵化模式，为进一步探讨表述和处理历史现象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西方“通俗史学”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一些叙事、影视作品中，“历史”变成了被生产、被出售、被消费的大众“商品”，追求“发行效应”、“票房效应”、“收视率”，为此不惜以任意主观解读乃至“戏说”的方式来吸引读者。例如，上文提到的在美国最负盛名的通俗史学作家S.E.安布罗斯的传记作品，就屡屡受到史学界的质疑。他曾宣称自己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传》最初是由这位美国前总统倡议撰写的。为了撰写该书，他在艾氏1969年去世之前就与艾氏密切交往，相处了数百个小时，由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但有学者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查实发现，他只不过与艾氏来往过3次，相处的时间不超过5小时。还有一些学者揭露他的有关尼克松和二战的6本著述存在着不少剽窃。为此，安布罗斯及其相关出版商还作了公开道歉。针对通俗史学的这种功利化、商业化趋向，不少专业史学家忧心忡忡，奔走呼号。哲罗姆·德·格鲁特博士就认为，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通俗史学对“学术的史学”有着负面的影响，“遗产消费主义将会是一种不确定的、潜在的破坏力量”。英国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帕特里克·倔斯更是大声疾呼，“历史不是商品”，不能任意生产、出售与消费。

四

    当代西方“通俗史学”的勃兴，再次彰显了历史学“鉴古知今”的价值功能及其在建构大众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它也给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纽带、民族精神之载体、治国安邦之经验宝库与人生道德、智慧源泉的“历史”，不应该“尘封”或“禁锢”在学者的书斋、以深奥冗长的书写方式表述出来，而应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和展示，成为滋养与愉悦大众的文化食粮。既然如此，通俗史学作品就须讲究趣味性与艺术性，让受众在生动活泼的话语表达与图象演示中获取历史知识。因此，对于这类作品，应该着眼于其积极的社会文化效应，对于其中的话语“变异”与艺术加工，要有较大的宽容度。不过，也应该看到，通俗史学并非源自于纯文学作品或纯艺术想象，如果偏重于表现形式而忽略历史事实，必定要歪曲和虚构历史，沦为追求商业利润或刻意迎合受众的“媚俗化史学”。这种境况，将极大地淡化历史学特有的价值与功能，消解社会大众对历史的求知欲望，最终必定会把通俗史学引向以调侃娱乐来“消费”历史的死胡同。只有避免商业化、媚俗化的倾向，通俗史学才能不断走向成熟，在大众文化中发挥其积极的思想效应。要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还得依赖于“学术的史学”的长足进步。因此，历史学家不仅应该介入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与普及化，更应该潜心学术，不断地探求诸多的历史“真相”及含蕴其中的历史法则与规律，从而为通俗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