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与费孝通先生的交往

张志东

费孝通先生是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世界级大师。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担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早年已成为中国知名的学者，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乔健先生最早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在1954年,当时他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乔健先生总是想办法寻找费孝通先生的书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乔健先生回中国大陆访问，到了北京，提出要拜见费孝通先生，但是当时还有一定的限制，未能如愿。乔健先生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是1980年的春天，在香港。也就是费孝通先生“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他来到香港。乔健先生带着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崧兴、谢剑两位同事去九龙尖沙嘴的一个餐馆见到了费孝通先生，他们一见如故。第二天费孝通先生就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当时，乔健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创设人类学系，已经得到学校批准，8月份举行的成立仪式，费孝通先生是第一个在人类学系成立纪念薄上签名留念的,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981年4月，费孝通先生到澳洲讲学,路经香港,再次来到中文大学,乔健先生向费孝通先生介绍,自七十年代末香港和台湾的社会科学学者和同行间已有密切往来,并围绕“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等题目召开一系列座谈及学术会议，费孝通先生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义。那时两岸的学者间还没有正式往来，如何能开辟一条学术界的沟通渠道，是两岸三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为此，费孝通先生与乔健先生商量邀请一批大陆的学者一同来举办学术研讨会，沟通两岸三地中国学者间的交流。在香港、台湾的朋友李亦园、金耀基、杨国枢、李沛良的支持下，提出了召开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首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于1983年3月7日至1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参加第一届的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地三十二位中国学者。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海峡两岸中国学者在中国人的地方，汇聚一堂，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当时非常轰动，两岸及香港地区的传媒都作了大量报道，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乔健先生所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再次汇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他们之间既有七八十岁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开拓者，也有三十多岁的接班人，老、中、青结合，代表了中国现在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

从1983年到2003年20年间，在香港、花连、台北、上海、苏州、吴江召开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费孝通先生和乔健先生，还有台湾的李亦园、杨国枢教授，香港的金耀基、李沛良教授6人最早发起，后来北京大学的潘乃谷和马戎教授参加; 在费孝通先生的大力推动下，乔健先生具体组织，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上海大学先后主办。每次都邀请内地、台湾、新加坡、美国和日本等地的数十名在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学者参加,如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经济学家陈岱孙，人类学家芮逸夫、梁钊韬等等。

从第二届开始，他们给研讨会都设立一个主题，比如第二届的主题是“中国家庭及其变迁”，第三届的主题是“中国的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前三届研讨会都是在香港开的，也曾想过到台湾举办，但是当时海峡两岸交流还不多，受一定的限制，所以仍旧在香港举办。到第四届的时候他们构思换个地方，苏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在苏州吴江的开弦弓村调查以后写成的，那里是他“学术活动最多”的地方，所以第四届就在苏州召开。原来计划1989年召开，因为受“六.四”的影响，一直到1993年10月才在苏州市召开。第四届研讨会在苏州市召开已是一个突破，如果第五届能在台湾召开当是一个更大的突破。恰巧1995年乔健先生从香港中文大学荣退后，台湾东华大学邀请他为学校创建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所以1997年的第五届研讨会先在香港开幕，然后在台湾花莲东华大学举行。第五届之后，这个研讨会在中国学术界里已经形成一座桥梁，以香港为中点，向西伸到中国大陆，向东伸到台湾，有效地沟通了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第六届研讨会是1999年，这年正是为费孝通先生90岁，为了庆祝他的生日，研讨会特别选在11月2日他生日那天，在他的出生地江苏省吴江市举行。

2001年，第七届研讨会召开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在会上说：“可能自己是最后一次参加这个研讨会了”。当时大家都觉得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精神很好，应该还可以再次见面。每次研讨会费孝通先生都做主题演讲，第八届研讨会本来预计2003年4月在上海举办，费孝通先生早早地就做了准备，提前到了上海等待其他学者前来。这是研讨会的20周年志庆，也是20年来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一次总结。但是非典（SARS）来了，原计划被迫推迟。待11月会议召开时，费孝通先生却因身体欠佳住了医院而未能到会，但他早为会议准备了论文《对文化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思考》，他更在给会议写的信中讲述了“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发起的渊缘、发展历程和对沟通两岸三地学术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表达了他对会议的关切和希望以及因不能亲自到会的遗憾。

这个研讨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根据费孝通先生的指示“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虽然在参加研讨会学者中，英文水平普遍比较高，而在诸如香港这样的地方，很多人也很容易用英语进行对话和表达。但是费孝通先生坚持研讨会应该使用中文，大家都用中文表达。因为研讨会的主旨是研究中国文��，而不是其他问题。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是乔健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合作的主要形式，他们合作得很愉快。这个研讨会是沟通两岸三地的学者进行交流的重要的渠道，费孝通先生是主要的推动人，乔健先生是主要的组织者、“跑腿人”。研讨会后每次都有论文集出版，乔健先生六次担任主编，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二十多年的交往中，乔健先生和费孝通先生还有许多有意义的轶事。1983年，费孝通先生邀请乔健先生和李沛良先生回中国大陆参观考察，并安排民盟的副主席叶笃义和副秘书长高山陪同。他们去了新疆天山天池、吐鲁番等地参观考察，一路上很愉快。1985年，费孝通先生又邀请他回来，安排由山西省接待回到家乡介休，介休县委、县政府很热情,县里的主要领导都接见了乔健先生,县委副书记张培荣和常务副县长段景勤陪同乔健先生回到洪山村访问。在费孝通先生的帮助下，1983年便把乔健先生二舅和同父异母的姐姐从山西接到北京和他见了面，并落实了他二舅房产的归还，把他们的户口迁回了太原市；乔健先生太太在广州市的舅舅和舅妈也恢复了工作，有了退休金，晚年过得很幸福。

1990年，由费孝通先生推荐，乔健先生和日本的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先生，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荣誉教授，费孝通先生还安排他们参观游览了福建省的武夷山名胜。费孝通先生亲手书写一幅长诗赠给乔健先生：

谁说造化心无计 ，武夷山水如此奇。

兀兀独立成千峰， 捐捐细流汇曲溪。

溪浅筏轻浮石过， 峰高拔地与天齐。

人生难比九曲险， 眼望东来筏向西。

仰叹危岩飘仙舟， 千年古骨壁上栖。

传说从来多情意， 仙境幻象亦可哂。

可羡玉女并肩立， 鬓花丛丛从不稀。

笑我此生真短促， 白发垂年犹栖栖。

1990年5月，乔健兄将有武夷山之游，未克陪行，书旧作为赠。

费孝通  庚午小满  时年八十

那时候的费孝通先生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工作很忙。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是理念志趣相同、友情牢固。乔健先生从1983年到北京访问起，费孝通先生经常邀请乔健先生伉俪到他家里去，由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陪同，一起吃饭叙谈。乔健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为硕士、博士研究生讲课的时候，费孝通先生还特意来听过课。费孝通先生到香港，乔健先生都热情招待，请他到家里来。

1990年12月11日至14日，乔健先生和中根千枝教授在日本东京组织召开了一次“东亚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费孝通教授八十寿辰”小型研讨会，邀请了北京、香港、台北、汉城、伦敦、波士顿和东京的16名代表参加。费孝通先生和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会议。因是讨论会，事前要求提交论文，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上每位代表作了发言，水准都很高。与会者都感到，人类学基本上是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有许多概念并不适合于东方社会。费孝通先生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 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就东方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他很有见地的看法,同时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有一个根本的观点就是“学以致用”，了解中国的目的在于改造中国。这是他从开始其人类学生涯时就立下的宏愿。

乔健先生说费孝通先生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属于世界。乔健先生把费孝通先生作为构建现代文化理论的十二位大师之一。乔健先生认为费孝通先生治学有两个原则，一是“学以致用”，二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费孝通先生虽然受英国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的重大影响，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费孝通先生特别强调历史、特别注重现实复杂社会。乔健先生还说，费孝通先生几十年来的浩瀚著述，已可以视为形成一个学派，就是历史功能学派；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突破了以往功能学派的理论，突出了历史的和整体的观点，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发展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费孝通先生的“学以致用”也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他不是去找理念，而是从实地调查中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费孝通先生开创了完全与西方不同的新天地，他的学说超越了过去的水准，他是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界的权威，是属于全世界的。乔健先生说，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的时候，已是古稀之年，他估计自己还有十年时间可以从事研究工作。费孝通先生在一次会上开玩笑说自己还有“十���钱”。这“十块钱”后来变成“二十五块钱”，他一直在好好地花、用心地花。他常年在中国各地奔波调查，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农民生活的状态。他不只是个“闲不住”的人，他还是个有使命感的人。

费孝通先生的文化底蕴非常好，写得一首好诗，也写得一手好字。他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在总结，特别是到了晚年，费孝通先生非常关注“文化自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引起了他的思考。这个世界，如果对抗越来越强不是好事情，他思索的是如何让大家和谐相处，他提出“多元一体格局”、“天下大同”等等。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他的“文化自觉”的最重要的概括。“各美其美”是当然的，“美人之美”不易，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则更不容易。

2003年费孝通先生因患肺炎住医院以后，乔健先生经常从香港或台湾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2004年的春天，乔健先生到北京医院专门看望了费孝通先生，这时候，他在病床上躺着，情况不太好，不认识人了，乔健先生看着心里很难过。2005年4月费孝通先生去世以后，乔健先生，第一时间给费孝通先生家里寄了悼唁信，对费孝通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乔健先生说：作为生物人，费孝通先生已经离去。但是，作为文化人，他不但还存在，而且在影响着我们。这就是文化的不朽。费先生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等等都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这些理论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越来越大，是我们永远的财富。我们这些后来者应该考虑如何落实他的思想，如何深化他的研究课题、扩大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对费孝通先生最好的纪念。

乔健先生告诉我：“我和费老的志趣：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热情，强调要尊重传统文化，但不排斥外来文化；二是我们都有西方国家高等院校社会学、人类学正规教育训练的背景，要学习西化理论的精华，注重田野调查、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三是对待学术研究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同时要‘学以致用’，理论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费老走后，乔健先生仍然秉承费老遗愿，为两岸三地学术与文化交流继续努力。2006年10月10日至11日，纪念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国家民委副主任杨健强、丹珠昂奔，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吴修平，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李晋有，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朱锦昌出席座谈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和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作了书面讲话；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鄂义太，美国斯坦福大学葛希芝教授代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武雅士教授，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乔健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潘乃谷、马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圣敏教授等作了发言。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主持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世新大学乔健教授的话代表了多数学者的认识。他说：“费孝通先生早已超越了名人的境界，而正式进入了历史，成为在建立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奠定了永恒的与普世的历史地位，成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并列为十二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

2010年10月23日，由民盟中央、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与吴江市委、市政府共同组织的“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费孝通先生的家乡吴江市隆重举行。乔健先生作为费先生的生前好友应邀参加了大会,在开幕式上回忆了与费孝通先生交往的历程。12月5日，中英学界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在费孝通先生的母校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美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乔健先生应邀出席并作了 “文化自觉、历史功能论与智谋研究”的演讲，表达了他与费孝通先生之间的友谊和敬仰怀念之情。

[作者简介]张志东（1961— ），山西介休人 ，山西省侨联青年委员会委员，晋中市侨联委员，介休市侨联常委，介休市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现任介休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