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国人类学的先行者——梁钊韬
陈启新
一、少年立志 求学深造
梁钊韬先生,字逸之,1916年6月26日生于广东省顺德县高辉乡北头村的一个商人家庭,父梁桌庭,经营煤业,因为勤勉,资财渐富,成为广州市第一家大煤店。父前后三娶,母余琼玉为继室,入过私塾,颇知书达理。先生为幼子,父甚疼爱,但受兄嫂歧视,余氏也常遭奚落,家庭欠和睦。其父年迈退居家园,煤店交由长兄经理。然因长兄沉迷于鸦片,不善谋划,以致营业不振,终因投资台湾开煤矿及承办官煤而破产。1939年,父病逝,家境衰败,城市亦无产业,仅遗乡间桑基鱼塘30余亩。同年,兄弟析产分居,各自独立生活。
梁父在经营煤业时,曾主张工业救国,破产后深知商途艰险,官场污浊,因此时时教诫儿子长大“一不做官,二不要经商,而应矢志力学从教”。母勤俭持家,教子有方,为送儿子读书,不惜倾尽私蓄,常勉励其刻苦求知。梁钊韬先生年幼时,长兄曾在父亲跟前要其攻读英语,使能早日在海关邮政方面服务,但梁母极力反对,要他入依学制的学校读书。先生后来回忆说:“我之有今日完成我国学制中的一切阶段,实以当时吾母与长兄争持为关键。”在双亲的谆谆教诲下,先生即“立志于学业,致力于教育”。
1922年秋,先生入广州河南培英小学,1926年8月转到南武小学,后就读于南武中学初中,1931年秋,考进广东法科学院附中高中。先生为不辜负双亲的渴望,并抱着“替母亲争气”的心态,夙兴夜寐,自强不息,每试前茅,终以优异成绩送走了中小学时代的寒窗岁月。
1935年,先生怀着求学深造的愿望,而母又“常以用功读书做一个好人,不要为兄嫂看轻”相勉,遂考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在厦大的学习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在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郑德坤教授及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的影响下,先生却深深地爱上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并笃志刻苦攻读而学有所成。
1937年,先生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得到了享誉国内外的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知名的百越民族史专家罗香林教授和著名的先秦哲学史专家朱谦之教授的多方指导,努力开展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的探索。时值抗战军兴,政局多变,先生有感于时势,一方面以史为鉴,勤学苦练,探究解答社会问题之途径;另一方面又“以历史上朝代兴亡比于家庭成败,内外家族之盛衰了如指掌,甚有所感,故益加奋勉,慎思潜读。”
1938年,先生踏入大学四年级。是时,日寇猖獗,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他目睹广州被敌机狂轰滥炸的惨状,益加愤恨。于是奋笔疾书,写了题为《检讨欧战德国失败原因,证明日本必败》的文章(载《更生评论》4卷2期),以论证“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要在这不合社会思想条件下而失败”;“社会主义者反对黩武主义,但又主张御外侮的自卫行为,社会主义者应与中等阶级组织联合战线共御大敌,成立国际民主阵线与之对抗”。表现了一个爱国大学生的正义感和行动,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朦胧认识。
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中山大学奉命向内地西迁,初迁广东罗定,继而改迁广西龙州,最后寻址于云南澄江。先生等随杨成志教授取道桂林入滇,因生活困难,曾在广西师范学院短期代课。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当时中大校址地处澄江乡村,少数民族聚落尤多,是进行社会调查的理想环境。先生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曾往澄江南面的抚仙湖湖口区对苗族进行民族学考察,搜集历史、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等民族学数据。澄江时期两年苦难的学习与调查研究生活,使先生深深爱上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也是其日后选定云南作为指导研究生田野方法实习地区的主要原因。
1939年,先生大学毕业,立志深造,恰值家道中落,“律己颇严,从不浪荡”。同时在炽烈的爱国情感,求知心理和“成一家之言”的宏愿驱使下,于同年考进了中山大学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成为民族学研究生,在导师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的指导下,继续攻读人类学?民族史。是时,先生对人类学理论和《十三经》注疏攻读最勤。由于先生曾得到先秦哲学史名家朱谦之的指点,对我国古代的巫术、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脑中不时浮现新见,于是便以人类学、民俗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始撰写论文。同时,为解开史前人类生活之谜,先生更着力于古人类及原始社会史的探索,并从此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打下了原始社会史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1940年秋,中山大学开始由澄江迁回粤北坪石。杨成志教授利用搬迁的机会,于1941年率领文科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等人再度深入粤北瑶山对“过山瑶”(瑶族的一支)进行历时10天的调查研究。其范围涉及过山瑶胞的体质特征、历史、社会、经济、房屋、工具、衣饰、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传说、歌谣各个方面。调查的办法是各人分工负责,单独完成专题报告,先生负责考察的内容为瑶族的宗教信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写了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后发表于《民俗》季刊1943年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