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

妇女/性别社会学在中国（1995-2010）

林晓珊

文章来源于：《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

[摘要]近15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已成长为学术界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中所致力于探索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纵观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对这三大问题的探索路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是其浮现出来的两条最明显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结合相关文献，文章对妇女/性别社会学在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分别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并在最后指出，妇女/性别社会学在今后的发展仍然需要在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道路上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建设性的反思”。

[关键词]妇女/性别社会学；理论自觉；方法自觉

[作者简介]林晓珊，男，1980年生，福建仙游人，社会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成员。

一、引言

近15年来，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的研究已经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叙述方式和知识生产体系，并已成为影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领域和妇女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①]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社会学研究联系非常紧密，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典与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性别偏见和性别盲点的缺陷，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和理论空间。时至今日，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已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瞩目，使任何有价值的学术作品都不能忽视女性这一重要的群体，而且也成为了解放性别压迫、挑战性别歧视、创造两性和谐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

中国大陆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学者们在这近15年来所致力于探索的最主要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将其归结为三个层面，即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而纵观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探索路径，有两条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轨迹和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说其浮现出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轨迹并不是说这门学科已经完全达到了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境地。正如郑杭生教授将“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一样，[②]我们认为，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亦是对本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反思，它们同妇女/性别社会学追寻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努力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见表1）。本文接下来就从理论、方法两方面的自觉反思和本土化、主流化、学科化三个层面的追寻来大致勾勒一下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在近15年的发展概况。

表1：分析框架

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是对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郑杭生指出，理论自觉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③]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命运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紧紧相连，理论自觉也是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未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走向理论自觉，中国的妇女/性别社会学才能从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阴影、父权制社会的男权霸权、传统研究的性别盲点中走出来，也才能真正实现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过去15年来，中国大陆的妇女/性别社会学学者们的努力也正是朝着这些方向前进的。

1、本土化层面的理论自觉

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④]作为一门传入性的学科，这种诉求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学者们内心的一种焦虑，对妇女/性别研究者来说，亦如是。当代性别研究的发展，得力于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而女性主义思潮的缘起是与西方女权运动紧密相关的。固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对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不满于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石彤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探索不仅仅是对以往中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历史累积，而且还包括对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反思。[⑤]可以说，妇女/性别社会学本土化层面的理论自觉就是对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理论运用的反思，力图植根于中国本土经验来重构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以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

例如，王金玲教授不断倡导，中国女性有着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因此中国的女性社会学也应该和必须是本土化的女性社会学，而不必成为西方的追随者或“翻版”，[⑥]她所主编的两卷《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即是本土化的积极尝试。[⑦]李小江在《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一书中亦强调利用“本土资源”来发展性别研究。[⑧]杨国才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学的本土化建构与发展也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⑨]王政研究员在《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警惕主流话语中“全球化”的神话，重新审视社会学性别研究中的“本土视角”，即本土化并不是强调特殊，更不是照搬和移植，而是从本土出发吸纳借鉴更广泛的经验。[⑩]这些将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与中国特殊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的反思，是妇女研究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

2、主流化层面的理论自觉

主流化是一门学科增强学术话语权的必经之路。社会学恢复重建30多年来，就一直在主流化的道路上泥泞前行。然而，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妇女/性别社会学曾一度被边缘化。如王政指出，在改革开放头20多年的过程中，社会性别这个当代国际学术界重要的学术领域却一直没有被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关注。[11]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联合国制定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全球战略和《北京行动纲领》确定的12个战略目标，对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提出了新的目标、方向和要求。[12]妇女/性别社会学主流化的努力，不仅是要走向社会学学科中的主流位置，以获得学术同行的认同与肯定，更希望在整个学术界和社会生活中走向主流，以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

在这一层面的理论自觉中，中国的妇女/性别社会学学者们产生强烈的处在边陲、但是不甘边陲的动力，她们借鉴和吸纳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并对社会学中的一些传统议题做出了重新解释，挖掘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在知识生产和方法论方面为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3]引起了主流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恰如王金玲在《从边缘走向主流：女性/性别社会学的发展（2001-2005）》一文的结论中指出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女性/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在学术影响上不断扩大，学科认同度不断提升，本学科特有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地位进一步获得了主流学术界的肯定。[14]应当说，妇女/性别社会学主流化的理论自觉，不仅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挑战了传统的男性话语霸权和以男性为主流的社会学，而且对于推动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平等和提高决策者的性别意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学科化层面的理论自觉

学科化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以制度化的方式宣告一门学科的知识与权力的合法性。将妇女/社会性别建构成一门具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有的学科理念、学科框架体系、学科方法和科课程设置等一直以来是一件令中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者们孜孜以求的事情，她们试图以一种批判主流学科传统和反传统学科划分的立场对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进行全新的探索。自1995年以来，在一些学者、机构和高校的共同推动之下，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不管是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还是研究队伍与机构，都已经取得了质的飞跃，并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一些特色，走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正在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一个新的综合交叉学科。[15]特别是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建设、师资培训和学科网络平台的发展。[16]

然而，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合法性问题却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例如，王jun认为，如果按照19世纪形成的学科制度来规范或者取向于经典学科范式，妇女学无疑难以被“尊称”为学科。[17]叶文振也对当前的学科建设热泼了一些冷水，他指出，妇女学研究者“先不要急着创立一个学科，而应该认真地弄清楚什么是学科以及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怎么创立起来的；先不要急着颠覆已有的男性知识体系，而应该努力配置和壮大自己真正的学科阵营。先不要急着构筑庞大的女性学学科体系，而应该全力以赴于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女性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创新。”。[18]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论恰恰是学科建设走向理论自觉的一种反映，因为这些反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这门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在争论中也会吸纳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门学科的反思与建设中。

三、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方法自觉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想象力，也需要方法上的想象力，理论建构的自觉更是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研究方法的自觉是不可或缺的。这里的方法自觉，不仅包括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自觉，而且更强调的是方法论上的自觉。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方法自觉，最典型的是体现在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模式存在的内在缺陷的反思，即社会学理论本身可能是支持性别统治和男性霸权的基础。因此，相对于理论自觉而言，方法自觉就要回答妇女/性别社会学该如何有效地批判父权制文化以重构新的知识。[19]仔细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近15年来的方法自觉亦一直伴随着的妇女/性别研究者们对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追寻之中，尤其是最近几年，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性。

1、本土化层面的方法自觉

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认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独特特点或者说区别于传统研究的新东西就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将“女性的经验”作为新的实证来源和理论资源。[20]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女性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内涵。但男性主流的研究基本上否定了女性经验，而且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也只关注白人女性的经验。因此，对于中国的女性研究者来说，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应该有本土化的方法论诉求，即关注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经验，注重从本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挖掘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

在这一层面上，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本土性别文化的历史情境和在这种情境中展演开来的女性经验，并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相关的研究技巧进行资料分析。例如，郑丹丹通过口述史分析和个案研究，向读者展示了痛苦和疾病是如何受社会文化等级制度的形塑和建构的。[21]金一虹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特殊历史场景的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22]郭于华通过对一个村庄中女性对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经历、感受和记忆的研究，揭示了女性记忆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23]吴小英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30年国家有关政策文本与媒体性别讨论的考察，依据不同处境下的女性口述访谈资料与相关性别问题的思考和分析，探讨了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基本形态和转型特征。[24]这些关注本土和女性经验的研究，其方法论的意义对中国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有着重大影响。

2、主流化层面的方法自觉

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是两大对立的传统。但长期以来，就像男性一直在男权社会中居于主流地位一样，实证主义导向的定量研究也一直居于研究方法中的主流位置。女性主义者认为，以客观性为目标的社会学的方法论追求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间的范式争斗也被看成是“两性战争的另一种形式”。[25]但是，许多学者反对定量研究这一“形同强奸的研究”。因此，为了批判主流男性霸权的社会学，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必须首先在方法上走向自觉，必须清醒地知道并避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陷阱。

在近15年的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妇女/性别社会学中大量的经验研究实际上都不是定量研究，而是以被女性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质性研究为主。熊秉纯指出，强调当事人经验和由他/她们的经验、角度了解社会现象的质性研究方法，使边缘、弱势群体的经验、声音有机会呈现，这不仅带来知识创造的新血液，丰富了知识的内涵，而且还有可能挑战既有的学术理论、主流观点、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26]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王金玲认为，女性社会学在关注定性分析的同时，要更注重定量分析的方法，力求以确凿的数据、科学的量化分析对男权中心/主流文化进行证伪。[27]李小江曾提出女性研究的方法论为“有性人”和证伪，这亦可作为中国女性社会学有别于传统男性主流社会学的专门的方法论之一。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必须打破定量和定性的虚假的逻辑两分法，通过二者的整合重建女性主义方法论。[28]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应当被定义为：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解构以男权为中心建构的主流社会学，并且探讨女性知识表述的规律。[29]这些争论，都是性别社会学研究走向方法自觉的有力佐证。因此，主流化层面的方法自觉既表现在对主流方法论的反思上，也表现在将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从边缘推向主流的决心。

3、学科化层面的方法自觉

桑德拉·哈丁认为，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特征决定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水准和专业水平。[30]女性主义研究者可以运用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但妇女/社会性别学要想成长为一门能够挑战传统的新学科，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主张。妇女/社会性别学在建立初期之所以遭受诸多质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方法论上严重依赖于其他学科。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讨论日渐增多，这是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者们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集体反思和自觉，也是出于对学科化的方法论诉求的普遍焦虑。在争论和反思中，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和目标越来越清晰，它针对主流学术体制的性别盲点，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素质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壮大弱势族群并尊重主体声音为研究者的使命，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31]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提倡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强调女性经验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讲述一个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更好的故事”。[32]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社会性别研究和分析方法逐渐引入我国，不同社会发展机构和流派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随着不同援助机构和援助项目被介绍和运用于我国的妇女研究与发展项目。[33]在学科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性别”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架。我们已经看到，大量学术论文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冠之以“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倡导女性主义视角和社会性别分析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挑战“价值中立”的立场和主流社会学中客观性、普遍性的知识，融合了其他学科的优势视角，强调以女性/性别立场来进行研究，这些方法论上的自觉对于推进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科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四、结语：反思中的妇女/性别社会学

从根本上说，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不仅是要我们认真地去回顾其发展历程和总结其发展经验，而且要很好地去反省其十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和价值理念。如此，方能在中国大陆的妇女/性别社会学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进程中实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的积极借鉴与反思、对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学的挑战与颠覆以及实现学科知识生产的合法化和学术话语权的不断增强，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也不仅仅是对男性主流社会学的修修补补。总的来说，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在增强自身学术主体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其学术反省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反过来，学术反省和自主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当然，正如前面指出的，走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并非意味着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就已经实现或达到了自觉的境地，恰恰相反，妇女/性别社会学要真正实现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本文在上面的分析只是简要勾勒了妇女/性别社会学在近15年的发展中浮现出来的这两条轨迹和发展趋势，并且认为，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仍然需要不断在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中进行“建设性的反思”。实际上，从妇女/性别社会学近15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例如，积极参与到这门学科中进行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学者主要是女性，因而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缺少两性对话和两性共同参与的局面；而且，虽然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学受到了妇女/性别研究的激烈挑战，但到现在为止，仍然难以完全撼动男性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女性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此外，学科建设虽然蓬勃发展，但学科的理论体系、方法和概念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

从实现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途径来看，妇女/性别社会学在本土化、主流化与学科化的追寻中，依然有着多种可选择的路径，因为在中国大陆，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尚待开发和利用，女性社会力量的崛起和女性声音的日渐宏亮也成为推动性别研究的主流化、学科化的重要力量。但从上述几点不足来看，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道路依然非常漫长，依然需要在不断反思中前进。好在妇女/性别社会学还只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她正处于朝气蓬勃的“青春期”，其学术研究和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成熟恰恰预示着其宏大的发展空间和无尽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