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1)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00875，北京

                       2)安静波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150080，哈尔滨。

【内容提要】梁启超于1902年撰著的著名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具有以下三项学术特色和价值：一、破天荒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时期，宏观地论述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推演变化之因果关系。二，视野开阔，有全新的视角，如，着意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社会风尚的关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析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系统的优劣利弊；注重地理条件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三、强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华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论大势》成为梁启超本人此后撰成一系列学术史专著的基础，并对整个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 文化融合

       本世纪初年，正是国内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年代，又是新思想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孕育着更加剧烈变动的年代。当时，梁启超因受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一方面，戊戌新政残酷地被绞杀，使他更加认识清朝统治的腐朽和封建专制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到日本以后，大量阅读了西方新思想新学理的著作，思想观念发生了剧变，如他自己所言：“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注：梁启超：《夏威夷ｙóｕ＠①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页。以下凡引《饮冰室合集》者，只注明该书《文集》或《专集》卷数。）梁启超感触尤为深刻的是，西方哥白尼、倍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杰出思想家的学说，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发生了巨大而神奇的推动作用！而反观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已经严重地不适应近代政治经济变革的迫切要求。为此，他撰写《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突出地论述“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家、新世界”（注：《文集》之一三，第1页。）这一核心观点。此时，身居东瀛、心系祖国的梁启超，头脑中的一个兴奋点是：改造、更新学术思想，乃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他坚信“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为此，以他热情地接受的西方新观点为指导，反思几千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于1902年写下了本世纪初标志着史学近代化进程正式展开的出色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七，第1～104页。以下凡引《论大势》者，不再加注。）。

《论大势》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宏观地论述了我国几千年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大趋势。梁启超成功地做到多角度透视和评析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深刻地探寻其演化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强调指出学术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篇论著成为我国20世纪之初运用近代新学理新方法撰写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之作。本文试图对梁启超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特征和价值加以探讨。

一、以崭新的近代进化史观为指导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退化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有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学家，他们能以进化观点看待历史，但在总体上尚处于朴素、粗疏的阶段，远未形成有体系的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学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需要，他们将今文经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揉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论，又区别于为西方强权政治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形成了激励弱小民族进取的带有东方特色的全新的历史进化观，作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即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我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强调指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孽。”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内涵与特征既是上时代基因的果，又对下时代产生影响；它既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与局限，新的学术思想必然起而矫之或取而代之。

这样，他将几千年的学术思想之相嬗，视为有内在因果联系的、环环相扣的链条和有机的发展过程。

比如，梁启超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学术文化的全盛时代。全盛时代之肇始，既有诸国并立、兼并争霸，造成思想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也有前代学术思想提供的基础。他说，上古“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儒学具有明显的特征：严等差，贵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于是“教竞君择”的结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统之运，至东汉达到极盛。梁启超既肯定其带来的一定的“良”的结果，更以西方的民权理论为武器，揭露批判封建文化专制扼杀思想自由的实质。三国六朝，儒学由盛而衰。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乱，“权势道德”两无可凭，另一方面就其学术思想自身而言，则由汉季学者守师说，争门户，专以章句训诂为教，学问之汩没性灵至是已极。于是，人心厌倦，有提倡虚无者起，“举一切思想，投入怀疑破坏之涡中。”而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因此这个时代，既是老学“猖披”之时代，也是儒佛两宗过渡之时代。这正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三，第3页。）对于清代学术梁氏虽然认为它是“思想最衰时代”，但同时他又指出：“剥与ｆù＠②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先后经历了明学、宋学、东汉学、西汉学、先秦学等五个时期。鸦片战争前后，龚、魏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公羊学派的历史变易观，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的思想桥梁。梁氏将清代200年之学术概括为：“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但此古学复兴并不是简单循环，而是“以复古为解放。”（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之三四，第6页。）他进而将此200年之学术演化称之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这样，梁氏以其过人的智慧和恢宏的气势，准确地勾画出一幅中国学术思想几千年来时速时缓时低时昂、迂回前进的螺旋式的演化轨迹，指出其曲折向前的历史大趋势，而且是动力与反动力的反复较量，“反反相续，动动不已”（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二，第59页。），蕴蓄着勃发的生机。这就和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历史退化论划清了界限。

梁氏进而探讨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化的动因。他说新旧嬗代“必有争”，强调学术思想界也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一样，都是以竞争求进化，竞争为进化之母，为进化之源泉。“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于群治有然，于学术亦有然。”这即是说，只有竞争，才有生机和活力，只有竞争才能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普遍规律，学术界自在其中。而竞争必以思想自由为条件，思想自由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总因（注：参见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集》之九，第55页。）。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详细论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并立争霸，如何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进而出现了“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注：《文集》之七，第11页；参见《春秋载记》，《专集》之四五，第2页；《情圣杜甫》《文集》之三八，第38页。）的繁荣景象。他又着意介绍了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界，虽然汉儒流派繁多，然而其说经之儒，或抱残守缺、或牵合附会、或以破碎繁难相夸尚，致使孔学之道陵夷衰微。其著书之儒，“四百家中，寥寥数子而已。”而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者，惟有董仲舒和司马迁，其余大多陈义至浅，惟存模拟，缺乏创造力。这样，两汉与先秦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汉代“学说之专制”，抑制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扼杀了竞争和进化，阻碍了政治和学术的进步。且此后历朝儒学都占居正统地位，由“一尊定”使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注：参见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集》之九，第55页。），这是造成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思想时而进化时而沉滞的重要原因。梁氏指出，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这种学说，即使极良，也势必“阻学问进步之路。”所以他再三强调：进化与竞争相倚，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无竞争势必窒息学术思想的生命力。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儒学统一者，“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此外，中国作为封闭型的大陆文化，“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六，第12页。），因缺乏外部竞争和不能吸摄新营养，也是“历久而无大异动”的重要原因。应该说，梁氏的这些见解，达到了20世纪初国人认识的最高水平。

二、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新视角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做到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发扬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相结合，因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变迁、时势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并进而论道：“一统独立之国，务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才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这是中国“学界之一缺点”。思想学术完全脱离时势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启超也并不反对学术为政治服务。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梁氏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派别、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既充分地论证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都有其时代光彩，表明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局限与弊病。在此仅举两例说明：一者，他将我国上古时代的尊天思想与神权政治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着重指出：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动，视之为天帝之自言自动；而中国，“天也者，统君民而并治之也。”君“虽专制而有不能尽专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国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梁氏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中国古代宗教神权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精华——民本主义（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专集》之五○，第30页。）。他虽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立法权、司法权扯在一起，未免牵强附会，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启超为增进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纳，努力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结合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权学说，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过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比较，论述了先秦学派的短长，其中对其所短的分析尤为切中肯綮。1.论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梁氏在这里所论及的先秦学术思想之所短，实际上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国自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界时而奄奄无复生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透视先秦学术思想之短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它表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已由表及里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实际上它已首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梁氏还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他在阐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分析了地理环境对南北两大学派形成、学术差异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ｎｕǎｎ＠③是忧”，故能“探���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当然，梁氏也注意到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造力，并“非＠④然悉听环境所宰制”（注：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文集》之四一，第50页。）。

梁氏亦注意对促进学术思想发展进步的综合性因素的探讨。比如，他将先秦学术思想勃兴的原因，概括为七点，其中谈了学术文化蕴蓄、社会变迁、商业交通、人才、思想言论、文字、学风等几大关系，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任何大的历史变迁，包括学术思想的演进，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某个因素所促成，而是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梁启超朴素的唯物倾向与辩证的思想因素。但是他还没有认识到经济因素的终极的决定作用，这是他与唯物史观的主要差异。

此外，梁氏努力探寻中国古代学术中积极的思想因素，并且中肯地评价了历史上一些非凡人物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提出了真知灼见。他盛赞司马迁为“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其《史记》为“千古之绝作”，“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高度评价龚自珍为“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充分肯定了龚自珍、魏源对近代思想解放的重大启蒙作用。梁氏对乾嘉学术的总结同样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认为清代汉学的考证方法即是西方近代的归纳法。这种研究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学鹄，以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重证据，无证不信；从大量材料中通过具体的分析比较，归纳演绎推理，从而达到理性认识。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独立研究的科学精神和分业的组织两大特点，“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戴逸教授最近也撰文高度评价乾嘉考证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理性精神，称这种理性的认知方法“更接近于近代科学认识方法”，它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注：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可见20世纪之初梁启超史识的卓越超群。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训诂考据只能作为作学问的手段，误以手段为目的，势必造成严重阻碍学术思想发展的桎梏（注：参见梁启超：《王荆公》，《专集》之二七，第187页。）。

三、强调文化融合与展望文化前景中国如何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大舞台争生存求发展，这是梁氏苦心焦虑的一大问题。他以学术思想将对全民族精神带来深刻影响为思考的重点，以古今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经验，来说明今天中西文化的交流、化合的重大意义，这是作者蕴含在全篇的另一个深邃的思想主题。他说，当初中华学术思想渊源，虽然起源于黄族子孙，但是中华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是经过黄帝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他又列举古代“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两文明相遇，遂产出欧洲之文明，光耀大地”，其后阿拉伯之西渐，十字军东征，欧亚文明，再“交媾一度，及成近世震天铄地之现象。”我中华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亦“放大光明”等等。其寓意都在说明：一个民族，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勇于吸收、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才能创造出更先进的学术思想，才有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他预言20世纪，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满腔热情地写道：“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再三强调只有各民族文化、中西文化“合一炉而冶之”，才能再造我中华的新文明。这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即能如此旗帜鲜明地、毫不吞吞吐吐地倡导中西文化的结合，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充分表达了先进思想家的卓识和气魄，达到了当时中国思想界认识的高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沈寿康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重大飞跃与升华，是对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化运动屡遭挫折和失败，创巨痛深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对西方文化，梁氏既反对“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的保守落后的关门主义，也反对摒弃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偏颇。他针对中国20世纪初部分青年崇尚西学，“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的倾向，他更强调弘扬本国文化之重要，指出“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告诫国人，切不可“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为了说明中华民族富于吸纳外来文化加以再创造的能力，为了激励国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信念，充分认识中西文化结合的必要，他用了四节的篇幅，着意论述了隋唐之际佛学传入我国后，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我国新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使中国哲学“乃放一异彩”。所以隋唐间佛学的盛行，使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成为我国古代“举世界独一无二之光荣”，可谓“先秦以后学术思想最盛时代。”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他自豪而坚定地指出：“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对祖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他又将中华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发展中，指出上世史时代、中世史时代，我中华的学术思想都占第一位，只有近代“相形于下”，激励国人振奋民族精神，坚信如此伟大的国民一定能够“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企盼祖国自强自立于世界，祖国学术文化发达进步，企盼更多的人以弘扬和发展祖国学术文化为自任，使其“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为达此目的，他强调指出，在今天“全球若比邻”的20世纪初，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必须“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而欲使中西两种文化嫁接，必须既知己之长，又知己之短，“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这里值得珍视的是，梁氏并不是简单地讲中西文化结合，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要做到知己知彼，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特征，以彼之长补己之短，达到两种学术精华的有机结合与再创造。他的这些卓越见识，反映出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革新与重建的正确方向，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余论综上所述，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篇卓越的传世之作，首先在于他非常重视学术思想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指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它既是观察一个国家文野强弱程度的一个标尺，又推动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梁氏以弘扬祖国学术思想为己任。加之他学识渊博，旧学根底极为深厚，又善于吸纳西方的新学理新方法，具有敏锐的眼光、开阔的视野和创新意识，才使他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在20世纪之初即能披荆斩棘，荜路蓝缕，率先以非凡的气魄和高屋建瓴之势，对传统学术思想作出了出色的批判性的总结。这是梁启超运用“新史学”理论进行运作而结出的第一个丰硕的成果，充分地显示出梁启超卓越的才华和思想创造力，他理应享受近代以来敢于“从事先辈所不敢从事”的学术思想史著述的首创地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运用西方进化论哲学撰写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第一人。蔡尚思先生说：“梁启超在许多方面是创造历史记录的。”（注：蔡尚思：《对梁启超的评价》，1983年10月12日《羊城晚报》。）《论大势》即是他在近代学术领域开创的第一个闪光的记录。

在梁氏之前，虽然有人写过学术史，比如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但都限于记载某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学术派别，时代的局限使它们都还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旧学的思维模式。而梁氏由于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学说和历史进化论，他在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全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从竞争与进化、吸收与融合两大视角，对我国几千年的学术思想变迁演化的历史趋势作了宏观的理论概括和细致入微的具体分析，这成为梁氏本篇论著的重要学术特征。他既努力开掘祖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精华与瑰宝，满腔热忱地赞颂祖国优秀文化的悠久与精深博大，对历史上数以百计的学派、学者、著述进行了如数家珍的卓有见地的评论，又强调指出：抑制竞争和进化的“定一尊”造成思想界之“奴性”和缺少吸收与融合的大陆文化造成思想界的封闭性，是阻碍学术思想发展的两大病根。因而充分地发挥了学术思想史的两大社会功能：其一，弘扬祖国优秀的学术文化，增强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其二，激励国人进一步开眼看世界，增进奋起直追的紧迫感，并为更新改造传统学术思想，开创中华民族新的学术文化提供宝贵的“资鉴”，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这些带有近代特色和指导意义的价值取向和理性思考，都是前无古人的。

《论大势》又是对传统史学线条简单，主要是政治史、军事史旧格局的领先突破，是传统史学向多线条、多层面的近代立体史学过渡的一个标志，亦可视为梁氏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又一杰出贡献。这篇论著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宏观综述，主要侧重于经学和佛学，对历史上有的著名的思想家，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学术成就，缺乏足够的评析。对宋、元、明的学术部分付之阙如。但是这些缺陷，都不能掩盖它的出色成就与理性光采。

《论大势》为梁氏本人后来一系列学术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后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篇学术专史正是《论大势》的直接发展和深化。《论大势》亦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开辟了路，它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对此耿云志先生评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如胡适即曾经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05～107页。）至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可见，梁氏的学术论著确对我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