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翼”到“银翅”

庄孔韶

1984年林耀华教授把他的英文著作（金翼）借给我阅读，他细腻的人类学、社会学观察深深打动了我。《金翼》在1944和1948年首先用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现在已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宋和译本，桂冠图书公司，台湾，1977；庄孔韶、林宗成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89；香港，1991）。该书为学术著作，却使用了小说的形式，林师以中国福建省闽江边乡村的两个农人家族兴衰为线索，描写和分析了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30年代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宗族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生活。该书被当时著名人类学家费斯（RampdFirth）赞誉为：“如竹叶一般，它简朴的形式下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金翼》与一般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全书最后一章为学术总结，告诉读者人类学、社会学是如何发现农民生活变迁的原因。然而自1936、1937年林先生写作《金翼》前的最后两次田野调查，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其间社会沧桑与人事迁移，黄村及其所在县镇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人类学如何提供新的乡土民族志并发现进一步的解释性理论和方法论呢？这是笔者后来重访“金翼”黄村时经常思考的问题。

　　1986年至1989年我5次访问了《金翼》一书描写的同一县镇，追踪金翼之家的后裔和书中尚存者，访谈400余人。在累积一年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后，开始我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之撰写。笔者发现，本世纪中叶以后，金翼之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失去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如果本书仅循着东林家后代人物关系，展开续本的构架将会受到相当的局限，于是改为以金翼之家后辈生活经历与地方县镇众多人物事件相互穿插的社区过程研究，尤其强调田野工作与中国哲学、历史文献、人物思想、政治过程与文化行为的关联分析。现在，这部《银翅》对《金翼》而言，已非一般性故事续本的设计，也没有采纳英语学术图通行的“标准”论文的单一写法，而是使它成为一部由浅人深的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等方法合一的学术作品。

　　重访金翼黄村的随笔首先给关心东林后人的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文人喜欢的引子。为了做些历史的补充，我追述了金翼之家的族源、玉田县的土地制和租佃制，对田赋过程做人类学观察。当我触及人类学关于基层社会结构的题目时，不仅可以看到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福建乡镇社会实际延续下来的旧绅阶层与新绅之分化；而且发现了在人类学中一直被忽略的军人角色，这使我得到一个“汉堡包”——有军人卷人的中国乡镇县社会的层位结构之论述。

　　黄村土地改革纪实，包含了群众大会、划分阶级和志司之死的过程，阐明了1949年革命前后的县乡社会结构之区别。人类学考察注意到在激烈的阶级原则下，旧的文化协调方式仍微弱地存在着，文化关联并非全然消失。互助组时期农人的热情没有在合作化时期继续保持下去，在本质上并不是过高估计农民合作的积极性，而是集体化的构想及其实施未能与农人的思维。乡村制度与文化相协调，人类自愿原则未能得到尊重，个人利益未能在一种经济联合体中得到照顾，然而一种表面的合作积极性却掩盖了政治的迫力。我把人民公社运动称之为后一张鲁社会大实验，涉及到毛泽东人民公社思想渊源及其脉络的扩大分析，包括人民公社进程和它的严重后果，并与中央政策过程相结合加以说明。那时社会组织的特征和上下层沟通的蚌状结构是乌托邦社会改造思想推行与盲从的基础。笔者有兴趣继续讨论中国乡村社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位置，对思想和政策文献之梳理表明，文化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农村基层的“路线斗争与夺权”仅仅是上层角力的一个下层延续。应该重视的学术问题是：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如何在文化革命中，重新贯彻在本世纪初未曾实施的岳麓山新村计划，以及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失败了的乡村社会改造理论。

　　在未曾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农人生存方式的调节是巧妙进行的。笔者提供了金翼之家、黄村乃至玉田县新生计、银耳等食用菌在民间培植与推广的社会过程，民族志反映了福建地方文化两大特征之相互谐调，以及地方农人绕过“极左”政策压抑而发展新生计的才智。随后，人民公社体制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之适应性转换，可视为政治对文化的妥协，即承认文化的连续性和否定文化中断的可能性。邓小平的生产责任制的确使农人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生计的机会。笔者以与各类人士的访谈记录分析和夹叙夹议的形式，反映出生产责任制在黄村的实施过程、农产品价格“双轨制”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过程、新稻种推广的上下级事务过程，也反映出在细碎土地上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艰难以及乡镇发展的利益之争。然而，福建地方农人的确在一个政策宽松的时期出色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态农业，同时也在盼望乡镇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之新改观。

　　曾参与过明河船运和省城、县镇商业活动的金翼之家，他们在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与后来漫长的集体化时期也有颇多变故。这使我有兴趣继续了解明河码头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及他们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并尝试对县以下之财政税收诸流通环节的运转做人类学分析。可以看到旧流通体制危机之症结出于其组织形式干部队伍、流通程序和法制。笔者希望透过粮食和土产的税收过程提供社会团体与农人利益关系的分析。

　　本书以三个较长的章节讨论宗族、房和家族问题。以古今史料与田野观察阐明中国人祭祖的根本原理是理念而非功利，与财产继承无关。设祭产、写族谱、宗族形式与组织，乃至伦理教化都是强化宗族血缘团体的措施。当代中国宗族族群认同及其先在的理念仍超乎功利的目的，乡村循礼亦总是表现出鲜明的宗族与房的族群关系原则。笔者还乐于讨论房与宗族的结构关系、宗族精神与自我实现的相互依赖性。应该说人口再生产和宗桃理念是中国亲属团体过程中永动的源泉。世代父子宗祧继承的这一中国人宗族家族文化价值观为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所传播及最终由基层人民所实践，从而成为中国人族群的重要精神支柱与行为准则。宗族、房和家族做为亲属团体的不同形态，均是亲属关系生物性与人伦哲学及社会秩序整合的结果，这促使笔者不仅注意到中国宗族和房的变化特征，还注意到一些流行的家族形态变体。在随后的家族问题分析中，笔者认定，在中国准一组合家族分布地区，使用目前诸人文社会学科通行的家族术语如核心（nuclear）、主干（stem）、扩大和组合（extendeandjoint）家族，虽说可以提供若干时间断面各类家族构成及其变迁趋势，但在家族成员关系上以及动态的、具有很大变通性的家族联结结构则需要做文化上的进一步解说。

　　20世纪的人类学逐渐发展了一系列理论，从早期的功能论到今日的族群理论，例如说文化是为满足社会生存或个体之需，说文化是某族群的特殊行为趋向，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手段，说族群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一种事实，这里文化成了族群认同的感受、族群象征和族群之间关系等观念的复合体，等等。然而，上述几乎每一个理论产生过程都是在尝试酝酿出一个个关于文化的新的概念，大多也代表了一个个不同的认识视角，并且常常是互不可比的。这里，数辈学人田野耕耘与智慧之积累是理论不断进步的基础，至今，人们还在试图发展新的更完善的理论，以求达到尽可能圆满的（也许永远也达不到）人类自身认识之综观。过去的、今日的和未来的理论的积淀、修正与创新就是构成这一伟大综观的组成部分。

　　从福建地方文化的调研谈到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其本质究竟如何表述呢？当我们设定一个古今关联的知识视角之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持续性过程，因此，今日人类学推崇以反观的与关联的方法做研究。如果说文化变迁过程的一端是停滞，而另一端是面目全非的话，那么，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分享的意义”（sharedmeanflg）与“文化实践”（emphasisonculturalpractices）（Hall，1997，Introduction，p2，p3）的过程不可能是上述两端，而是展示了一个文化的历史旅程，尽管它始终带着变化的某种尺度、角度与速率。本书涉及的福建地方文化研究便是这类例证。

　　对从中心到地方的文化儒化与涵化过程观察，以往的人类学偏重文化的同质性，现在看起来，1，即使对同质性的内涵，也缺少对深层“文化的逻辑”的体认，其难处还在于文字表现的缺陷，即困于对不可言说之事理的书写与诠释。2，缺少对文化变异细部的田野关注。反之，若从边缘看所谓文化中心，显然是族群理论的长处。的确，该理论提供了反省文化中心主义的机会。然而动态的边缘族群的集体记忆、地方观念及其“历史建构”，虽然可以成为族群认同的依据，但也可能仅仅是中心与边缘文化互动的一种反映而已。

　　一个边缘与地方社会的田野调研有益于显示各类族群关系及其认同的某些个性（如福建人重礼俗亦重商），但不构成解构中国文化的根据。需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多重关联细部，特别那些被包裹在“现代时装外衣”下的意义、目标与事件等的关联性。这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关系及其残余，不管是物质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形式的，都会对先前的社会关系产生约束，而先前社会关系的残余也一样会影响到下一个时期。”（Tilly，1990，P16）同样需要明了的是：“人类不可能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地点，人类只能在既存的脉络中，直接面对社会与空间的结构。”（同上）这就是在中国古典文本和田野工作中实践文化关联性的人类学价值。

　　于是，我们在大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研讨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今文化关联的旅程图景：1，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历史一地理的时空范畴（关联���、印象派画似的）；2，精英哲学与大众思维的贯通性，以及行为方式的传承（如直觉思维、风水实践等）；3，统一文字的文化认同意义（方言和汉字的文化意义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被后者所涵摄）；4，家族主义与人伦关系的持续性；儒学要义与道佛、民间信仰的必然互补性。5，地方性与小传统的民俗认同、个性及自主性之相对存在。显然，眼下这幅文化图景仍处在一个不能脱离过去的、正在描绘（impining）和把握的文化旅程（thecircuitofculture）（Hall，1997，Introduction,Pl）之中。

　　笔者分三个历史年份（1953、1975和1986）讨论金翼之家及其所在大黄村的家族形态变迁。前革命时期高出生、离死亡、低增长的人口状况在50年代初开始改观，传统生育文化观念与士地改革后农家生计改善以及推广新法接生相结合，促进了人口增长。然而，1953年的户籍分析，使笔者惊奇地发现单身家族（singlefamily）一直占相当比率存在着。这一社会现象其实是社区环境与文化规矩互动的不幸结果，同时，其他类家族也表现为形态上的发育不全和残破。随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渐使发育不全和残破的各类家族成长起来。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政策为中国人多子理念和诸类型家族人口膨胀提供了再实现的条件，呈现了一个由平均主义的社区体制、人口增长难于制止和农业经济低度发展的循环圈。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黄村各类家族发育之明显改观。生产责任制与家族生计单位吻合的新政策促进了个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农人成就大家族的愿望。黄村家族结构的40年变迁反映了这一趋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与农人生育愿望相背离，于是超生、瞒报。漏报人口成了农人生活的应对方式，随之出现的结果还有男女比例失调，以及诸家族形制之膨胀比一般公布的统计数字更为显著。笔者还看到，地方农人在可选择多种组合形式的一些生计活动中，他们总是乐于将其纳人家族主义的安排。

　　当我们把史料纪录和现今存在的家族形态相关联，会发现一些曾被注意和未被注意的大家族存在与维持的若干原因仍值得做新的讨论和检视，便如性爱限制便是其一。同时，笔者也尝试提供福建农人家族分化的两类常见过程及其地方性差异。至于人们对家族形态的选择，既是各地中国人理解保持家族主义。父子联系原则的反映，又是地方家族结构变通与家族关系协调的产物。笔者建议把大陆和台湾存在或分别存在的轮值mealrotation、反哺（back—feed）和联邦（federal）三类家族合称为中国式准一组合家族（chinesequasi—jointfamily），一方面说明目前准一组合家族形态成为研究中国家族结合方式古今关联与变迁的重点，一方面也是试图与学术界常用家族术语：核心、主干。扩大和组合家族系列相协调，而后面这几类家族术语均不能套用于若干中国家族的变通形态之中。显然，占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关于中国式准一组合家族形态成因、结构特征及其演化（已出现对少数民族族群的影响）是有价值的。此外，涉及到传统中国宗家主义原则和法律进程的关系，无疑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兴趣所在，笔者对金翼之家后辈房产纠纷的历史原委、珍贵法律文献的对照以及实地事件与人物的深度采访，意在给读者一个中国人家族纠纷过程的活生生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