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于光远先生与社会学二三事

路英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5日第524期

于光远先生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以及发展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社会学界后人深深铭记。

国内最早主张恢复社会学的关键人物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于光远先生与费孝通先生一起，是国内最早主张恢复社会学的关键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费孝通先生重提社会学恢复的问题，后来还写了“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同时，参与改革开放决策并作为邓小平同志的智囊组核心成员之一，于光远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建议，他的“文、史、哲；经、法、社”的提法，很快被邓小平同志采纳（据当年前往于老家拜访的庞树奇先生回忆），邓小平同志后来明确说，“需要补课”，由此，恢复一度被中断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有了政策的支持，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得到了恢复，文、史、哲、经等学科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随后，于光远与费孝通先生商量尽快恢复社会学建设工作，邀请费孝通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先生提出要尽快建立社会学的教学体系，建议在复旦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培养社会学的本科学生；于光远和费孝通还想到了田汝康先生，建议田先生出山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但田先生因为人在加拿大，且年岁已大，又因1957年变故而对恢复社会学心存顾虑，故未能马上出山（据田汝康先生1987年回忆）。费孝通先生亲自想办法协助在复旦大学分校（即今上海大学文学院前身）建立了改革开放后高校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并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复旦大学分校主要领导李庆云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社会学专业杂志《社会》（李庆云先生为首任主编）。　　

强调坚持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1981年10月，《社会》杂志创刊，于光远先生欣然为《社会》杂志创刊号撰写了代发刊词——近七千字的长文《坚持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章总结了马克思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社会学的贡献；并且，于老在文章中也非常坦诚地谈到了社会学曾经被取消和恢复的过程，“两年前，我们纠正了建国以后在高等学校取消社会学专业、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承认‘社会学’这门学问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导致了我们工作中的重大损失”。可以说，这是作为当时高层人士对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取消社会学专业做法的一个公开的正式检讨。而且，于老还从经、法、史、政及民族学等学科不能替代社会学（即学科分类角度），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国外社会学界的对口交流（用今天的话说叫接轨），以及加强对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介绍与研究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恢复社会学的必要性，于老的文章打消了当时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师生们的顾虑，鼓舞了当时的一批人。文章最后指出：“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必须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学工作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但是必须指出，我国的社会学如果只是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达到的水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行新的创新。”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刘学文就20世纪末的焦点问题以及对21世纪的展望等，对于光远先生进行了专访，专访访谈录发表于《社会》2000年第1期。访谈中，于老在回顾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脉络后，特别就新世纪的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三点重要的看法：一是要在指导思想上求得更进一步的明确和强化，二是要深入理论上的探讨，三是要勇于理论创新、勇于实践。今天，当我们再回顾于老十多年前的见解，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于老当年思想的远见和卓识。特别是在时隔13年后，于老重提在《社会》代发刊词中强调的“理论创新、勇于实践”的意见，可见理论创新问题在于老整个学术生涯中的位置。

2001年10月，在《社会》创刊二十周年前夕，尽管因病在华东医院治疗的于老身体不适，双手颤抖，提笔写字都困难，但得知《社会》创刊二十周年，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杂志创刊二十周年题”。

于光远先生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以及社会学的发展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值得后辈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社会》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