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传》是一部以民众武装反叛、暴力对抗官府为主要叙述内容的小说。作为市场化的通俗文艺作品，《水浒传》的接受主体是普通的社会大众，因此《水浒传》的广泛流播，折射出下层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即希冀快意恩仇、能够酣畅淋漓地满足物质－肉体欲望，对团结互助、充满友爱之情的理想人际关系的追求，和对保障人身安全与安居乐业的理想秩序的向往。考察这部小说及其传播表现的社会理想，是探索中国“小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影响。

关键词：《水浒传》  社会理想   下层民众   通俗文艺

在中国历史上，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是下层民众追求社会理想的一种实践行动。但是农民起义最终往往被残酷镇压，因此历代农众通过造反追求社会理想，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大多数生活虽然艰辛但还算安稳的人来说，这条道路并不具有广泛适用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众不参与或不进行反叛，就表示放弃了社会理想，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呢？非也。古代民众除了以农民战争这种极端的行动方式试图改善生存困境，还以“白日梦”的形式表达对美满生活的向往。

以小说和戏曲为代表形式的通俗文艺，是文化产品向民间拓展的产物，所以这类作品就要尽可能贴近社会大众的审美习惯与接受心理。通俗文艺的消费主体是“市井细民”与“乡野村夫”等普通民众，品类繁多，内容驳杂，我们撷取与农民造反相系连的小说《水浒传》，分析其中的相关内容，追踪下层民众通过接受某部文艺作品所体现的社会理想之特点。我们考察这部小说中的社会理想，实则是直接或间接地对明清以降下层民众社会理想的考察，以此探索发掘中国“小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的途径，追寻民间社会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影响。

一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众造反事件为故事原型，在宋元时代以评话、舞台戏剧等形式流播于城镇市井，甚至乡野农村。从零散的“水浒故事”到《水浒传》成书，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许多艺人、文士累代口传、讲唱、编写、集撰，最终才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形态。《水浒传》成书过程中，江湖艺人和民间评话播讲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江湖艺人和民间文士，他们在作品的创作和演播中迎合受众的审美习惯与心理诉求的同时，也会融入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对人生的理解、对理想的憧憬，而这些基于个人经验的内容，又借助受众接受作品的契机，传达给了社会大众，成为普遍的价值认知。

《水浒传》的根本内涵侧重于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与理想追求，许多生活场景都是下层民众生活特有的形式。这些场景，以及与这些场景融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对于下层民众来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由于这部作品贴近大众生活，民众可以在其中找到生活的共同体验，容易形成共鸣，因而小说中好汉们的言行，其实就是作者的心声，甚至就是受众的心理意图或价值追求。这样，正是因为这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回应了广大民众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下层人民就把自己的社会理想投射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水浒传》这部通俗小说反映的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的特点及内涵。

首先，小说中的英雄好汉，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享乐欲望，尤其是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望。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完全是出于对“此一套富贵”的占有欲望，用小说中的话说，即“做个下半世的快活”。晁盖本是富户，其他几个人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即如阮家兄弟这样的无产渔民，整天喝酒赌钱，并不存在为生计逼迫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因素。他们冒死打劫当朝太师的巨额寿金，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劳而获地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完全是冲着快活享受去的。抢劫成功后，他们对这笔财富进行了分配，阮家兄弟等人拿到钱财后，立即回家享乐去了。发达与快活，是他们的人生理想。

吴用以“一套富贵”拉拢阮家兄弟，实际上是摸准了他们渴求发达与快活的心理。阮家兄弟积极响应吴用的谋划，主要是来自他人快活享受的刺激。梁山泊的一伙强人“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喝酒，大块吃肉”，让同样渴望快活享受的阮家兄弟艳羡不已[1]（第15回）。实际上，从下层民众造反叛乱的大量实例中可以发现，为了求生存而铤而走险的下层民众，其不惜生命的冒险行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过如此。所以，梁山泊好汉们攻城拔寨之后，首要工作就是搬运金银财物。已经入伙的好汉在劝诱其他好汉上山入伙时，也常常以此为饵，晓以利诱。戴宗路遇落魄的石秀，感慨道：“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并竭力怂恿石秀去梁山泊，“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1]（第44回）不仅有当下的物质享受，还有未来的光明前程。这一发达与快活的要求，尽管与儒家经典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去甚远，也缺乏理性的自觉和反省，但却真切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基本愿望，是带有功利性的人生关怀和现实性的社会理想。

其次，是满足吃肉喝酒等口腹之欲，而且这种欲求往往表现得更为强烈。小说中有无数的各式各样的茶房酒肆，好汉们常常出入其间。酒肉菜肴的铺陈，英雄好汉的酒德食性，吃法吃相，是宴饮还是小酌，小说家总是热情地加以描写。[2]而且，吃吃喝喝的场面或与此相关的细节，例如“安排了酒饭”、“取十瓶酒，一口猪，赏了众人”，诸如此类，作者总是忘不了交待一下。我们有理由认为，作者不厌其烦地提醒、补充，正说明维持生存在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中难以磨灭的痕迹，是一种下层民众普遍的社会理想在小说中的反映，即希冀生活中的衣食之求、口腹之欲能够得到顺利满足。

小说中许多精彩的情节是关于好汉们为了酒肉、财货等物质——肉体欲望而惹是生非的描绘。鲁智深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不惜破坏佛门清规[1]（第4回）；武松在酒店里闻到酒香，就要强买[1]（第32回）；李逵为了还宋江的人情，就毫不客气地去抢夺张顺的鱼[1]（第38回），等等。不过，作者却没有责备的意思，反而作为江湖好汉的独特品格而予以大肆褒扬。如果好汉们的这些举动挪置到现实生活中来，无论是道德舆论，还是国法律令，都会加以贬抑制止。但是，因为创作者的价值倾向，向来是以梁山泊好汉的行动取向为是非判断的价值准则[3]（p.248），所以受众也就自觉不自觉的欣赏起这些好汉的无礼行为，甚至会因为这些人为了口腹之欲表现出童稚般的恶作剧，而感觉他们变得可爱起来。这当然��不是说创作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也不是说受众接纳这种行为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风气就是如此。这些为了争口食而起的矛盾冲突，从生活的本源去关照，正反映了衣食之资、口腹之欲在古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核心位置，为了一饭一饮而争斗倾轧，才是作品不经意中泄露的生活常态。艺术创作的夸张与变形，格式化的写作套路，隐藏着某种永恒的理想诉求，而使创作者与受众都乐此不疲，不怕重复，在规定的话语主题与思想流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刷新记忆痕迹，在虚拟的故事情节中寻绎自身生活之外的遐想与愿望，所以《水浒传》中那些充斥耳目的豪饮暴食，只是理想化的夸张与向往，是创作者为受众烹制的“精神大餐”。

本能的需要常常让人有为所欲为的冲动，但是，作为经过礼法熏陶完成社会化的人，来自道德伦理的自我约束，来自国法律令的外在威慑，使人们只好忍耐本能的冲动，把某些欲望悬置为一种只可想而不可为的理想。而作品中好汉们满足自己物质－肉体欲望的非常规行为总是能顺利得手，这就可以使受众于冥想中逞一时之雄，抚慰心中的缺憾，达到自我平衡的心理功效。尽管生存困境并不会因此而改观，但寄寓在好汉们传奇行动中的理想内容，却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生活挫折引发的心理焦虑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

再次，下层民众对美满生活的想象还通过梁山泊的组织与生活形态表现出来。梁山泊是一个准军事团体，它的这种组织类型特色是通过不同专业特长的头领分管不同职能部门体现出来的。尽管所有的职能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但在保障武力的必要设置之外，满足日常生活享受也非常值得关注。

梁山泊在组织化建设中，特意安排了专职从事后勤与生活的头领，宋清负责宴饮安排、曹正负责杀猪宰羊、朱富负责酿制酒醋、侯健负责裁衣制服、李云负责营造房舍，此外还有负责健康卫生的专职医生安道全[1]（第71回）。在一百单八位好汉中，那些侠肝义胆武艺超群的人物是构成整个故事情节的主体，受众在这些好汉的身上，感受到了超越性的人格魅力，满足了非功利的道德诉求，也满足了对勇力的崇拜与宣泄。而这些从事后勤给养与生活保障的头领，与打打杀杀的紧张热闹联系不太紧密，似乎也正因为他们不具有超群的武功，也不具备超越的人格，所以他们在受众的视野中只是点缀陪衬。不过，从建构理想社会的角度考察，正是这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所承担的角色功能，才使梁山泊这个理想世界从满足日常生活的角度上完备起来。可见这些角色在创作者理念中的重要地位，也可见“享受”在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们的理想追求中的重要位置。为满足“日常生活”而进行的功能设置，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对“理想生活”的观念预制。

梁山泊是一个封闭型的武装据点，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没有外力干扰破坏的生产单位。初上梁山的晁盖等人打败了前来征剿的官军后举行庆功活动，有一段说明文字：“众头领大喜，杀牛宰马，山寨里筵会。自酿的好酒，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并鲜鱼；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自养的鸡、猪、鹅、鸭等品物，不必细说。众头领只顾庆赏。” [1]（第19回）这些畜禽水产、酒醴水果虽不是奇珍异品，但也足以保证小康生活的水准了，在下层民众的生活经验里，他们向往的丰馔美食大抵是这些内容。这段写实性的文字，除了交待梁山泊有丰富的农业产品，让我们不必担心梁山泊的理想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同时在写实的背后，寄寓着非写实的内容。固然，这些生活资料几乎是自古及今一般民众的生活之外的稀有资源，不过“自有”、“自酿”、“自养”等关键性提示，却透露出社会理想的别一种信息，也就是几个“自”字所暗示，创作者为梁山泊安排了一种不受外力干扰的农业生产。这种没有外力干扰的安居乐业，反映了小说家对理想生活家园的认知，也是大多数下层民众的愿望，那就是没有赋税盘剥干扰的和平生活，而这一点，又是从事生产，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质朴的社会理想。

不独《水浒传》，其他流传甚广的通俗文艺作品，对美食丰馔、笙歌宴饮等生活场景的细致渲染，同样是普通民众，特别是身处社会下层的民众极具吸引力的情节。由此可见，衣食是一个恒久的理想主题。这是下层民众生活处境不佳在精神世界的折射。对于常常处于生存困境的下层民众，饥寒交迫的肉体痛苦，缺乏关爱的精神折磨，没有安全感的心理恐惧，所有的这些心灵挫折，借助创作、接纳通俗文艺作品，听一听别人的成功，看一看别人的享受，挫折引发的焦虑也就在他人的成功与享受所勾勒的理想情境中，升华为自己的憧憬与希望。

我们把追求衣食之资看作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似乎降低了精英思想家建构的超越性的社会理想的境界。不过，尽管下层民众对衣食无忧的生活孜孜以求，而实际的情况是，低水平的温饱型生活也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及。所以，衣食无忧是古代中国下层民众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水浒传》曾一度以《忠义水浒传》为题刊行。以“忠义”命名，说明刊刻者对这部作品反映的社会思想观念的敏锐把握。“义”，是这部小说的灵魂，精微地体现于各路好汉的互动关系中。

《水浒传》中众好汉的聚合是以“义”为联结纽带，他们也确实在行动中表现出浓郁的“侠义”风范。鲁达拳打镇关西，虽然夹杂着一些寻衅滋事的意思，但因为这次行动是抱打不平、向恶势力开战的仗义之举，所以成为《水浒传》的经典情节[1]（第2回）；林冲被高太尉陷害，又是鲁达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并千里奔波，把林冲安全送到流放地[2]（第8回），这个情节成为人们心目中伟大友谊的经典形式；史进听说卖唱人的女儿被太守霸占，就立刻动身去刺杀太守，其除暴安良为弱者伸张冤屈的豪侠之举，比鲁达拳打镇关西所体现出的“义”有过之而无不及[1]（第58回）。鲁、史的这种利他行为，是中国“小传统”文化中备受称道的典型的正义之举。除了这种除恶扶弱的见义勇为之外，《水浒传》中的“义”还有一种更为简洁明了的表现，那就是宋江的“仗义疏财”，而且这种“疏财”所表现出的义气，最能让人感受到的恩惠并迅速拉近彼此心理距离。宋江有“及时雨”的美称，缘于宋江轻财好施，对于处在生存窘境的普通百姓，他能慷慨解囊；对于落魄江湖的好汉，他不仅给以金钱的资助，还能给予人情的温暖。而且宋江的给钱目标不限于缺钱用的人，凡是与他交往的人，他都能一视同仁地予以钱财，所以宋江名震江湖，那些在江湖上闯荡的人，无论相识与否，都会拜伏于地，尊称宋江为兄长。从小说中看，宋江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向心力，基本上得益于“仗义疏财”。这里财与义并列，更确切地说是“财”支撑着“义”，这不仅是小说中人的价值指向，更反映出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义”的直观感受。

“义”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就曾对“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们都把“义”与“社会正当行为”联系起来[4]（p.82、p.89），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5]（《离娄》）但是，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路”呢？我们可以从典籍中一窥其象：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