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思历程

杨国枢

一、彻头彻尾的西化华人心理学者 作为一位心理学研究者，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萦绕心头的学术梦想：将华人社会的不健康的「西化心理学」（实际上是「美化心理 学」），转变成一种货真价实的本土华人心理学。这一大梦始自我对 以心理学研究作为终身志业的幻灭，而从大学时代以来，我就一直对此志业心向往之。

对我来说，四十多年前进入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求学，是一个艰难的决 定。我先经大学联考进入台大森林系，读了一年即因营养不良罹患肺病，不得不休学一年。躲在乡下养病的一年中，我反复思考生命的意 义，分析人生的目的，最后做了改学心理学的决定，想以了解与帮助 世人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然而，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不佳，我家里的生活情形也很拮据，对于心理系毕业后能找到什么职业并无把握。 在那样的时代与环境中，我竟毅然决定学习当时看不出有何应用价值 的心理学，主要是因为我想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返校后转入心理系，才发现同班只有九个学生，我是唯一的男生。后来，亲友听说 我学了心理学，都觉得莫名其妙；向初识者介绍自己是念心理系的， 对方脸上多会不自觉地露出不赞成的表情。

当时的台大心理学系在台湾是独一无二的，系里的老师与学生都寥寥 无几。在那个时代，台湾的心理学者虽少，但军人却很多 ---- 七百万 人口中竟有五十万大军。当时，著名美国心理学家 Carl Murchison （ 1957 ）（美国《社会心理学刊》创办人及主编）曾访问台湾，返美 后在他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有关世界跨文化心理学（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研究的访查报告，只用了一个句子说到台湾是一个 「军营」，完全没有提到台湾的心理学研究。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还是打起精神，认真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学习。在大学最后两年，我发现 自己对动物的「实验神经症」（ experimental neurosis ）特感兴 趣，认为在实验室中从事实验神经症的研究，应可发现治疗人类心理 神经症（ psychoneurosis ，现称「精神官能症」）的基本原则（现在才知此路不通）。我的学士论文研究便是以自养的大白鼠从事断奶 对习惯退化（ habit regression ）之影响的实验研究。在那个年代，有关实验神经症的探讨，主要是遵循 N. R. F. Maier ， J. H. Masserman ， N. E. Miller ，及O . H. Mowrer 等著名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传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原系专任助教四年、讲师四年，前后共八年。在 此期间，我的兴趣从实验神经症的研究转移到老鼠、猿猴及孩童之学习现象的实验研究。当时正值 C. L. Hull 与 B. F. Skinner 等行为论（ behaviorism ）大师当道的阶段，我对 Hull （ 1943 ， 1952 ）的 两本代表性著作《行为原理》（ Principles of Behavior ）与《一 套行为系统》（ A Behavior System ）特别心仪，将他以「假设演绎 法」（ hypothetical-deductive approach ）所建构的有关学习历程的「刺激反应增强论」（ S-R reinforcement theory ）视为良好 心理学理论的典范。但是，我对 S-R 增强理论的崇拜历时未久，自己 的人本倾向终于觉醒，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中国人的心理特性与社 会行为的领域。

研究兴趣一旦转变，便立即觉得有出国进修的必要。我于一九六六年 赴美，进入伊利诺大学 Urbana 校区的心理学系，专修人格及社会心 理学。在修习硕士与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曾先后师从 R. B. Cattell ， C. W. Eriksen ， F. E. Fiedler ， M. Fishbein ， O. H. Mowrer ， C. E. Osgood ，H. C. Triandis ，及 J. S. Wiggins 等著名心理学者，努力学习西方心理学（主要是美英心理学），真如大旱之逢甘霖，海绵之吸水份。获得博士学位时，深自庆幸自己终于 接受了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心理学训练（美国心理学执国际心理学之牛 耳，伊大心理学系是全美最好的五个心理系之一）。但当时自己还没有体认到的是：经由国内国外的美英心理学的训练，我已被彻底「洗 脑」，变成了一位百分之百的西化华人心理学者，而美英心理学只是 一种关乎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本土心理学（ indigenous psychology ），难以普遍适用于其它国家或社会（特别是非西方国 家与或社会）的民众。

二、对西化华人心理学的幻灭

我于一九六九年自美返台，仍回台大心理系继续任教，并从事研究工 作。返国后的前五年，我在教学与研究两方面都士气高昂，努力做了不少研究，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但到了一九七四年，我对研究工作逐 渐失去兴趣。起初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想到转行的事，但我既不 想当商人，也不想做军人，更不想成为公务员。思来想去，我还是对了解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别是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最有兴趣。反复 考虑后，终于发现自己之所以对研究工作失去兴趣，主要是因为我所 做的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对解释、了解及预测中国人的心理与生活并无多大帮助。也就是说，对中国人的心理与生活来说，我所做的研 究并无多少相干性（ relevance ）（其它西化华人心理学者所作的研究亦然）。

为了了解何以自己的研究缺乏相干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分析自己过去 所做的研究的内涵，并反省在进行这些研究的过程中自己的心理活动。我发现我所探讨的课题，都是美国心理学者已经研究过的；在选 择研究课题时，我只是「萧规曹随」，并未仔细考究所选课题是否对 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心理与行为有足够的相干性或重要性。我好像觉得只要是美国心理学者已经研究过的课题，就是值得或可以研究的 课题。尤有进者，在研究此等美国心理学者所探讨过的课题的过程 中，我曾不加批评地接受他们的概念、理论、方法及工具，并不在意这些概念、理论、方法及工具是否与所研究的本土心理现象及其脉络 相契合。我惊讶地发现台湾的其它心理学者也大都采用同样做法。经 由这样的分析与观察，我终于发现台湾的心理学是一种高度或过度西化（实是美化）的华人心理学。在西化华人心理学的研究中，只有研 究者与被研究者是「本土的」，但整个研究历程的概念、理论、方法 及工具则都是西方的。

在以华人为对象的研究中，过度西化的华人心理学者的思维历程为 何？我反复反省过去自己在进行实征研究过程中所做的思维活动，发现我的基本思维步骤是这样的： (1) 就自己的兴趣、问题的难度、经 费的限制、完成的时限、及个人的能力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从美英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中选择一个研究题目； (2) 习惯性地忽略自己对当 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 Polanyi ， 1962 ），并习惯性地压抑中国人的思想概念、价值取向、及思维方 式，不让它们出现在自己的意识界； (3) 在研究设计中全盘套用美英 心理学中的概念、理论、方法及工具；及 (4) 在美英心理学的理论脉络及美英社会的思想传统（ intellectual tradition ）中讨论及解 释所获得的结果。在这四部曲中，最关键的（也是最令人感叹的）转折是研究者对本土的心理知识及思想传统的习惯性忽略或压抑，目的 在「清场」以后可以更易套用美英心理学的内涵。这一转折使美英心 理学长驱直入，彻底支配了我的研究活动。从这一套过度西化的思维历程可知：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中国人；在做研究时，我却变成 了一个美国的心理学者。不但我是如此，其它台湾心理学者也是如 此。

长话短说，经由两年（ 1974 － 1976 ）的内心矛盾、挫折、失落及幻 灭，最后终于发现当时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学，而是 一种过度西化的心理学。这种西化心理学的研究方式及成果，既难以有效反映、展露或重构台湾当地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也无助于台湾社 会问题的预防与解决。我之所以对心理学研究感到幻灭，就是因为我 自己已沦为彻头彻尾的西化心理学者，所作的研究脱离了现实。

三、华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一旦理解了自己在研究取向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在学术研究上的失 落感或幻灭感立即消失。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此间的同行了解它们的过度西化的研究方式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我决定将推动及创造一种 货真价实的华人心理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职志。一旦做了决定，我在一 九七六年开始采取行动。首先，我向台大心理系的部分同仁诚恳忏悔过去自己做研究的方式犯了过分西化或美化的大毛病，唯一的改革之 法是在研究过程中改采中国化（ Sinicization ）的方式。我进而指出其它的台湾心理学者也大都遭遇同样的困难，我们应该一起努力， 共同为超越西化心理学、创造中国化心理学而奋斗。当时的台大心理 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心理学）的实验传统为重，我的主张并没有获得什么回应。

我决定采取迂回的做法。我不再直接劝说心理学界的同仁，转而与中 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同仁沟通意见，商谈将来推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性及可能性。对于台湾社会科学 及行为科学研究过度西化的忧虑，李亦园与文崇一两位教授深有同 感。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达成共识，感认应该在台湾及其它中国人的社会认真推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运动。

一九七八年，我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心理学高级讲师，并为心理学组 （暂时挂在社会学系之下）主任。行前与李、文两位教授商议，皆认应在香港推动中国化的运动。我到达香港中文大学不久，即与金耀基 （社会学）、李沛良（社会学）、乔健（人类学）、王崧兴（人类 学）、刘述先（哲学）、何秀煌（哲学）、李金汉（企业管理学）几位教授，共同邀请了多位校内同仁，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每月聚会 一次，研议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我在中大任职一年， 在回台前的小组聚会中，大家共同认为中国化运动在香港也有需要，中研院民族所应尽早主办一次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议有关问 题。

回台后，我立即向时任所长的文崇一与卸任所长李亦园两位教授建 议，他们都欣然同意。此一科际学术研讨会终于一九八 ○ 年在中研院 民族所举行，有来自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的十个人文学及社会科学 学门的六十位学者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及评论。会后由文崇一教授与我精选会中论文十八篇，结集成书，于一九八二年由民族所出版 （杨国枢、文崇一， 1982 ）。此书的出版正式揭开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后来改称本土化）的序幕，对此后这一学术运动的推展 颇有帮助。在书的序言中，我们说过以下两段话语：

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及行为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创构的 理论，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常受社会及文化背景的影响；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不同国家的学者常可对同类事项提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建立 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对自己的学科提供独特 的贡献。但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界，却一直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经忘记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 反映在研究活动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与自我信心的情形下，长期过 份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

我们有意无意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 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 术潮流为能事。在研究的数量上，我们既无法与西方相比，在研究的 性质上，也未能与众不同。时至今日，在世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只落得是多我们不为多，少我们不为少。

在此书中，我个人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层次与方向〉（杨国枢， 1982 ）。在此文中，我从知识社会学的观 点，提出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四个不同层次，即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 发现、研究国人重要的特有现象、修正旧理论与创立新理论、及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在每个层次上，我又建议了几个中国化的研究 方向。我也强调学术研究中国化既不是民族主义与我族中心主义 （ ethnocentrism ），也不是盲目排斥西方心理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及发现。文中我并指出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中国 人的心理学」，也不是要发展「本土心理学」（ indigenous psychology ）。当时我仍坚信科学心理学全世界只有一个，而在科 学心理学之内不必谈什么本土心理学。因此，我们只能谈「心理学研 究的中国化」，而不可谈「心理学的中国化」。那时我对「本土心理学」的观点还很狭窄，视为一种以文化相对观（ cultural relativism ）为基础的采用民俗观念的心理学。我在此文中所讨论的概念、方向及议题，为我自己及其它华人心理学者从事中国化的研 究提供了第一套参考原则。

一九八 ○ 年的研讨会以后，我自己更有意识地从事中国化的心理学研究工作，也督导我的硕士班与博士班学生采用中国化的研究策略进行 学位论文研究。在概念创发与实征结果两方面，每一类心理与行为的 中国化或本土化研究，都时常获得令人兴奋的成果。在这个时期，香港的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及心理学者如金耀基、乔健及何友晖等教 授，曾就中国人的面子、人情及关系取向等心理行为做了重要的概念 分析，对我们在台湾所从事的有关研究帮助颇大。

四、华人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

自一九八六年开始，我们决定以「本土化」一词来代替「中国化」 （ Yang ， 1986 ）。此一变更有三个主要理由。首先，与「中国化」 相比，「本土化」一词的涵义是中性的，可以避免「大汉中心主义」（ Sinocentrism ）的暗示。第二，时至八 ○ 年代中期，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