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初探

王延中

本文发表于《学术界》2010年第10期

王延中：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摘　要〕本文以编辑《费孝通社会学初探》讲义为例,简要介绍了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文章认为,费孝通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开创,是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体系博大、内涵丰富、内容精深的开放体系。这个问题值得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研究

中国的社会学是与费孝通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创立、恢复重建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楷模。与诸位前辈学人相比,自己跟随费先生学习时间不长,但是费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却时时刻刻都影响着我的学术、工作和生活。今年是费先生诞辰100周年,我结合前几年编辑费孝通《社会学初探》的经历,对费先生社会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作为对费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一、《社会学初探》与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

费孝通著作《社会学初探》是2003年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讲义”丛书的一种,由我和费先生的女婿张荣华先生共同编辑。出版前征求对书名的意见,费先生提出了使用此书名的建议,并坚持把编辑者的名字写在封面上。这是我自1988年作为费先生的博士生入门以来,第一次与费先生一起共同署名出版学术著作。费先生不仅自己著作等身,不止一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名家、科研骨干、后起之秀以及在各行各业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和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在他的扶持、带领、帮助和培养下汲取营养,受益良多。我在出版社动议下编辑此书,再一次深切感受到费先生为学为师的风范和提携后学的厚意。

编辑《社会学初探》的来由和过程,该书“编后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作为名师讲义丛书的《社会学初探》,是一个试图反映费先生学术思想全貌的子,不是原创性著作。费先生一生对编辑社会学教材持十分慎重的态度,轻易不为。迫不得已的一个例外是他在恢复重建社会学时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为了尽快培养人才,必须有辅导教材。《社会学概论》是他主编的第一本社会学教材,也是唯一的一本。尽管他认为该书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标,但仍是那个时期中国自己学着编写的最重要的社会学教科书。1988年,《社会学概论》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那本教材对恢复重建社会学和培养人才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除此之外,费先生再没有编辑过社会学教材,只有一本以他的讲课稿整理而成的《社会调查自白》与教材类似,只是该书的内容只涉及社会调查,没有《社会学概论》那样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教材体系。

2003年编辑出版的《社会学初探》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教材,只不过是费先生本身社会学研究历程和主要成果的一个节录。由于费先生著述历史跨度大、内容丰富、出版分散,加上分十五卷本编辑出来的《费孝通文集》篇幅庞大、印数有限且定价比较高,对学习费先生著作全貌的学生来说,有一本比较全面介绍费先生学术思想、篇幅不太大的导读性著作很有必要。在编选此书时,首要的考虑是如何把费先生社会学的主要思想都能囊括进去,最好能够形成一个类似教科书形式的体例,体现出费孝通社会学学科的体系。在学科内容方面,还要尽量照顾到费先生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著作和代表性著作。有了上述设想,我大致把费孝通社会学学科发展史、方法论、学术研究主要领域和主要观点梳理成十个部分,也是该书的最初大纲。为了体现费孝通社会学的原创性,《社会学初探》所有内容和各个章节的表述方式,全部来源于费先生的著作,也就是说是从费先生的学术著述中摘编出来的。根据编辑大纲,编辑成一个十篇、约40万字的初稿,送费先生审定时去掉了其中的两篇(一篇是审定目录时去掉的),出版时剩下了八篇(讲)内容、大约33万字。按照目前还没有包括费先生全部著述的《费孝通全集》的篇幅,这本书的容量只占费先生著述二十分之一,是一个十分简要的节选本。这在费先生的各种著述中甚至算不上一个起眼的东西。但费先生对本书的出版依然给予高度关注,这体现了他“惜纸如金”的一贯风格。他不仅叮嘱编辑者说明编辑此书的来由,而且审定了篇目,确定了书名。这本书出版后,被很多学习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生选为学习费先生思想的入门参考书。当然,要全面深入准确地学习了解费先生的学术思想,必须读更多的原著和文章,而不能靠这本不是教科书的入门书。

编辑出版费孝通《社会学初探》至今已经7年时间。回想起编辑该书的过程,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对费先生十分丰富的学术思想进行归类,以便抓住重点,又不要有重大的遗漏。这期间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费先生思想的著作,内容已经比较全面,有些研究十分深入。学科化是现代知识体系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我相信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专题甚至一个分支学科。

二、费孝通社会学学科思想的主要内容

费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学术界的一棵大树。他的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一座富矿,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百科全书。大卫·阿古什(DavidArkush)的《费孝通传》、张冠生的《费孝通传》和潘乃谷、王铭铭主编的《重返“魁阁”》、徐平的《费孝通评传》等是关于费孝通生平和学术思想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许多学术论文也分门别类地研究了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不同领域和不同侧面。与上述研究成果不同,费孝通《社会学初探》则是把费先生的著作按内容类别进行了简要的分类,“讲义”把费先生社会学的主要思想分成十个方面,这是整理者的想法,并且很大程度上(其中的八讲)得到了费先生的认可。

费孝通《社会学初探》目前的八个部分(“八讲”)内容包括:中国社会学由来和发展,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方法,家庭调查与社会组织研究,农村调查与村发展研究,城镇调查与城乡协调发展,区域调查与区域发展,民族调查与边区开发,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这“八讲”只是对费先生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内容的简要梳理,没有也不可能涵盖费先生学术思想的全部。按照现代划分学科的标准(构成一个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内容体系),目前的“八讲”内容,足以支撑起社会学的教材体系,因为它包含了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一讲属于学科史的内容,第二讲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其余六个部分则介绍了费先生在实证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六个领域,这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些经典领域。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出版的各种社会学教材越来越多。与其他社会学教材不同,费孝通《社会学初探》的内容不是“编辑”出来的,而是费先生用一生的调查研究“撰写”而成的。每一讲内容都是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独特贡献,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第一讲内容主要介绍了费先生关于中国社会学如何成长、如何恢复重建、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这实际上介绍了费先生在解放前后两个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如何建设、如何恢复重建、如何发展的总体考虑。在解放前费先生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学界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和代表性人物,对推动社会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高等学校取消了社会学学科,他本人也因为极力挽留这一学科等原因被打成“右派”不得不沉寂二十余年,停止了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改革开放后已经年近七旬的费先生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初探重任。他认为,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个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而应当是个重新创建的事业。这是他在当时提出重建社会学的思路,并提出了重建社会学的三句话方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尽快搭起架子、培养队伍,他形象地用“五脏”(指一个学科应包括学会、研究所、学系、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部)、“六腑”(指一个学系至少要有六门专业基础课程)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架构,提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和研究相结合,从基本知识培训和调查研究实践中培养社会学人才队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培养,“速成”的社会学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是,费先生清醒地指出,中国的社会学甚至中国的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还刚刚开始。要求和鼓励年青一代在21世纪要大有作为,要勇于探索,迎接新的挑战,抓住历史机遇,挑起学科建设的重担。在恢复重建社会学时期,他作为领军人物不仅超负荷地工作、超预期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且在其垂暮之年仍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出谋划策,破题开路,凝聚队伍。费先生为中国社会学成长、恢复重建和进一步发展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一位社会学者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学的这段历史是费先生用心血汗水写就的,而不是哪一位社会学教材编写者编辑整理前人成果的结果。当然,费先生一直主张“水有源、树有根”。《社会学初探》第一讲绝大部分篇幅是费先生对这几位老师的追溯。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自己“补课”过程中,撰写了一批反思文章,对他的老师吴文藻、派克、史禄国、马林诺斯基等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追溯和评论。这是费先生学术思想的源泉,也是中国社会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个大的学科的形成,离不开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费孝通《社会学初探》第二讲介绍了费先生关于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方法的论述。中国具有开展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和悠久历史,人文社会科学甚至一些自然科学的学科都离不开社会调查。但是作为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显然更离不开社会调查,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开展一般的社会调查。一般的社会调查只能是某一个主题,调查到的内容只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要想了解全面的社会结构的格式,必须深入到具体的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这种深入到社区参与观察的方法其实是社会人类学的经典方法。费先生从几位老师那里学来的主要是这种方法,他的独创性在于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对本民族一个社区(“江村”)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是为了解决这个社区甚至当时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对文化差异较大的落后民族、部落生活状态的“猎奇”和某一学科的知识积累。这一点正是他的博士导师马林诺斯基没有做到的,也是奠定社会学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重要理由。值得关注的是,费先生没有停留在对一个具体社区的观察分析上,而是试图观察多个不同的社区类型(模式),用类型比较的方法研究超越具体社区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他从江村研究起步,逐步扩大到云南三村。改革开放后他不断地“行行重行行”,观察总结一个个不同的地区发展类型,又总结提炼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一系列的模式。正是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上升到宏观层面和整体层面,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格式。产生广泛影响的《乡土中国》是对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全局把握和认识。改革开放后他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历程,形象地概括为“三级两跳”,刻画出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现代信息社会过渡的整体图景。这一研究方法被马林诺斯基等许多人羡慕和认同,也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批评。他的同学埃得蒙德·利奇(Ed-mund Leach)就对费先生等中国社会学者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和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表示质疑。费先生在《缺席的对话》一文中队上述质疑进行了回应,用中国60多年的发展事实说明上述研究方法是可以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并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从社区研究到类型比较,最后形成对社会结构格式的宏观把握和整体概括,是费先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当然,面对西方社会学更加注重采用调查问卷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费先生虽然自己很少采用但也不阻拦、不排斥,只是希望定量研究应该与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使研究结论更符合实际,更好地为调查对象和社会发展服务。

费先生不是从概念出发建设中国的社会学,而是用自己丰富扎实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基开路。《社会学初探》撷取了费先生在六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展示他为中国社会学成长、重建与发展做出的突出成就。家庭调查与社会组织研究是他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起点。不论是他与王同惠女士共同调查完成的花篮瑶家庭组织还是他在家乡开展的江村调查,都是从调查研究家这个社会细胞和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开始的。他认为,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我们个人生活的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基于深入细致的社区研究,费先生在家庭研究方面不仅创造性地研究了生育制度的功能,撰写了《生育制度》这本重要著作,而且总结出不同家庭特点体现出的不同的社会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养生”公式就不一样。中国的公式是反馈模式(反哺模式),养儿防老的观念意识是这种模式的基础。西方的公式是接力模式,每一代只管下一代,而且只管一段时间。尽管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功能和优缺点,但不同家庭模式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却很不相同。基于家庭模式差异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差序格局”,非常不同于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的运行机制。

农村调查和农村发展研究是费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是他实现“志在富民”理想的重要依托。农耕社会是工业化、现代化之前最主要、最先进的人类文明。但是,以农耕为主的乡土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富余财富相对较少、生产方式受水土、气候等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在农耕社会中能够维持温饱是人们的奢求,至于让大多数富余则十分困难。中国虽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农业社会,但由于社会稳定状态下人口持续增长,加上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农耕相辅生产结构的破坏,中国的土地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供养这么庞大的人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广大农民陷于贫困甚至赤贫之中。如何打破这种状态、实现人民的富余尤其是占总人口90%以上农民的温饱乃至富余,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乃至梦想。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调查,揭示出当地农耕相辅生产结构破坏后农村土地革命的必然��以及发展农村工业的迫切性。他在内地农村的调查进一步论证了农村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工业化的客观趋势。只不过这些设想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从社队企业演变而来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这种梦想逐步变成了现实。这是费先生一生中最欣慰、最幸福的事情。费先生关于江村、云南三村的调查是他完成的最深入、最具体的社会学调查,他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结集为《乡土中国》,是关于中国乡土社会分析最通俗、影响力最广泛的学术著作。目前很多关于中国农耕社会总体结构与运行机制的研究还没有超出费先生的水平。费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提炼出的诸多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基石和对世界社会学界的巨大贡献。

从农村调查到改革开放后对乡村发展的持续跟踪观察,费先生在深入研究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发展趋势基础上,在逆境中为保护乡镇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草根经济奔走呼号,为农村长远健康持续发展出谋划策。这是费先生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从农村社区研究走向城镇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区域发展研究的逻辑起点,据此费先生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性的社会学和发展学理论。《社会学初探》第五讲和第六讲概要介绍了费先生小城镇调查、城乡关系和区域开发研究的主要内容。值得提出的是,费先生在恢复重建社会学过程中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以古稀和耋耄之高龄带领年轻人年复一年“行行重行行”,走一路,写一篇,从点到线,由线到面,最后形成区域发展和国家整体发展的总体理论框架,对各地和我国各个大的区域提出了战略性、实践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很多建议如西部大开发等被决策者采纳,甚至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思想来源付诸实践,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学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发展最快的显学学科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要求国家提供环境和帮助,更需要各位学者以自己扎实的研究和真知灼见反馈国家、反哺人民。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又是从实求知、学以致的中华学术传统和中国社会学的良好学风。

民族问题是费先生长期关注的话题,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社会学初探》第七讲集中摘编了他关于《民族调查与边区开发》问题的研究。《花蓝瑶社会组织》是他从事民族调查的起点,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民族问题一直是费先生的关注重点之一。他继承了人类学关心弱小民族的传统,但不是站在猎奇和“客观观察”的角度,而是真心实意、设身处地地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服务,希望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一样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待遇,一道发展进步,共同实现现代化。费先生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他在理论上、政策上甚至实际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学术的角度看,他从提出“小民族,大问题”的观点入手,经过长时间的调研探索形成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同时,他从全球角度观察民族问题,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从政策和实践角度,他不论在民族识别还是边区开发问题上,都体现出深邃、敏锐、长远的眼光,提出了许多好的理论和主张。费先生主张在边区开发研究中充分考虑区域差距中的民族因素,使区域发展和民族发展相结合。边区开发理论是费先生积极“用自己的智力来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的重要体现,成为学术研究和实践的经典结合,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系列颇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战略构想。

文化研究和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初探》第八讲和最后一讲内容。这是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领域,也是费先生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费先生早在赴英国之前就翻译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形成了文化功能论的观点。他认识到文化“化人”的巨大作用以及文化变迁的复杂性。他认为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仅仅关注物质建设不重视文化建设是不行的。他在晚年提出要重视“心态”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文化需要现代化的主张,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自觉理论。与其民族理论、区域理论等相一致,费先生主张文化平等论,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不分先进与落后,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费先生主张承认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兼容并包,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做到“美人之美”,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这是费先生放眼全球、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胸怀的体现,也表达了一个世纪老人对建设全球美好社会的期盼。

三、费孝通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费孝通《社会学初探》受篇幅限制只有八讲,收录了费先生社会学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的八个重点领域的有关论述。这显然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不能充分体现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该书的编辑者,希望谈谈当时编辑费先生社会学相关论著时的一些感想。

前面谈到《社会学初探》最初还有两个部分没收录进来。一个是“知识分子调查与政策研究”,一个是“中国绅士与政治结构研究”。“知识分子调查与政研究”内容已编辑完,但费先生认为这部分调查没有做完,最后删除了这一篇容。至于“中国绅士与政治结构研究”,当时与张荣华先生一起商定目录时被除了。其实,费先生作为一个受过现代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对知识的认知和识分子角色地位的关注从没有断过,不论是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士和士绅),还近代以来引进现代科学的几代知识分子,以及文革时期遭受批斗的“臭老九”改革开放后一度处境窘迫的现代知识分子,他都有一些分析研究。从学科传承的角度看,培养社会学的接班人也是费先生重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费先生回到北京大学,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城乡发展和边区开发问题上,他实在没有精力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费先生关于知识价值、科技作用、文野之辨、文化自觉等方面的论述,都是知识社会学应该包括的重要内容。系统整理费先生这方面的论述,仍是十分必要的。至于当时没有纳入进来的“中国绅士与政治结构研究”,其实是想整理费先生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费先生一生坎坷的政治生涯,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变迁的生动例证。费先生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在从事政治活动之初就付出了不得不转学他乡的代价。抗战结束后他作为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和民主斗士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被打成“右派”又失去了20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宝贵时间。年届七旬担当恢复重建社会学重任后还遭受过不少的误解。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费先生不可能不思考中国的政治结构和运作机制。事实上,费先生关于中国政治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并不少,而且见解深刻。40年代大论战时期费先生关于中国士绅的论述,已经触及到中国皇权逐步集权背景下士绅命运的演变,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后他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他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机理也有一些论述。系统整理费先生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很有必要。

编辑《社会学初探》时未能涵盖费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好在费先生大量重要的原著以多种形式流传世上,而且10年前出版的《费孝通文集》和现在出版的《费孝通全集》,都方便了人们阅读。大量的研究型论文和著作,也便于全面了解费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包括作为费先生学术思想主体部分的社会学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先生遗漏的文稿还会继续出现,研究费先生思想的论著将进一步涌现。费先生的社会学思想是丰富异常的宝藏,无疑值得人们从各个角度继续深入研究、挖掘。费孝通社会学作为博大、开放的学科体系,也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不仅缺乏根基,而且多灾多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充满坎坷。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在这个充满争议甚至动荡的学科中孜孜以求,为中国社会学的成长、重建和发展殚精竭虑。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同时代的国际社会学界独树一帜,也不仅因为他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的开创之功,关键是他把自己的理想、信仰与理论、实践有机结合,把学问与人品有机统一。他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从中西文化的角度看,他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