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四月下旬一个春风骀荡的晚上，费孝通先生驾鹤西去。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中国社会学界失去了一位识途老马与领路人。 

　　在学科领域上，费孝通早年继承了吴文藻先生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研究路向，打破前人划定的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界限，开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先声。两年前以93岁的高龄，又提出扩展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将古代文明的思想内容及方法论纳入社会学，创造一种有别于实证社会学的新的社会学。他的思想总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为中国社会学的前途“破题开路”。

　　树有根，水有源。费孝通在学术思想上敢于打破常规，探出新路，除了他个人独厚的天资以外，与他深刻地感受到上一代学人的学术风范，并以继承、发展前辈的学术精神为自己使命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三位外国老师———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人类学家史禄国与马林诺斯基在具体知识与研究方法上给予费孝通以影响，那么两位中国老师———吴文藻、潘光旦则是在社会学学科的中国品格上影响了他的学术志趣。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他的上一辈人大约在五四至抗战时期登上学术舞台，领一时风骚。这一代人包括孙本文、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吴泽霖、吴文藻、吴景超等。费孝通是从抗战到1949年间崭露头角、冉冉上升的一代社会学新星。与他同时的还有林耀华、李安宅等学者。费孝通自觉地作出了这两代人之间的区分，并具有明确的“代”的意识。

　　费孝通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把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化学家曾昭伦也都放在上一辈知识分子里面一并诠释的原因所在。在近年来写的一系列师友回忆中，他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说：“我的前辈，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中，确有许多后来长成为这个世纪我国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著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我国学术的基础，打下一个个结实的桩子。”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费孝通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比如他在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时说：“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在文革下干校时写的一封家书里，他把“代”的感受表达得很清楚：“但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感到年轻些。过去几十年来，我多和比我老一辈的人在一起，事实上是‘越级’了的，别人也经常把我列入了和潘公（指潘光旦）等一个年龄组里，在那个圈子里却又是个‘后生’，产生了许多特殊心情，现在大大地改变了，在年轻人中显得老了，也是‘落后’了。”

　　可以说，通过大量的人与人之间的实际接触，费孝通继承了上一辈中国社会学者为人、为学的精神，同时又推陈出新，发展出自己一代人鲜明的特点。在社会学学科上，他的特点是更加彻底地“从实求知”，从实地调查以及身边社会事实的观察、体悟中提炼社会学的认识，在继承上一辈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基础上力图为社会学的中国研究探出新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其实际学术成就来说，费孝通当之无愧是中国第二代社会学家的领头人。

　　费、潘会合点之一：历史社会学与民族史研究

　　潘光旦并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的。他在美国留学时专业是生物学，主要研究优生学。不过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好学不倦，对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以及中国古典文献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以后逐渐把学术重心转移到社会学上。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蕴涵在他的优生学、性心理学与社会思想史研究里面，是这些学科中涉及社会方面见解的推演。虽然潘光旦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社会学界度过的，他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研究路向却很难说是严格的社会学。

　　潘光旦喜欢利用历史文献分析，下一代社会学者常规性的学科实践则是主要从田野调查来获取对当时社会的系统观察，在此基础上从事理论提炼工作。潘光旦的学术旨趣里贯彻着鲜明的社会改革意图，不少论述是从优生学的理论主张出发改造中国传统的制度、观念，在社会思想的阐释里面也力图利用现代科学来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规范性原则。这与下一代学者重视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严谨地解释、说明“是什么”、“为什么”有很大不同。费孝通、林耀华这一代学者不少经历过从书斋到田野的过程。

　　1932年夏费孝通写出了《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1933年完成了学士论文《亲迎习俗之研究》。这些都是运用历史文献完成的。后来他似乎对历史文献法越来越不感兴趣，对其局限性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1934年，他说：“且作者以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有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旧书堆中讨出路……”1937年在一篇社会史的书评里，他明确地提出社会史在方法论上面临的困境。主要的问题是历史文献里不易取得如现代实地调查报告一般可靠的资料，旧地方志缺点太多，并不能做社会与经济史的大好资料。他对自己的学士论文主要依据地方志材料得出的结论很不放心，而且说：“我常有一个很幼稚的怀疑，我不懂为什么很多历史家尽心竭力地去推敲‘史料’，而绝不想为将来子孙计，多在现在尚有事实可稽的状态下多写一些将来的‘史料’。”

　　费孝通对历史不感兴趣，不愿更多地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分析社会问题，主要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当然也与他这一代人早年接受新式教育，国学功底不如上一代人深厚有关。对前辈严谨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他并不排斥。潘光旦的历史文献研究，运用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在上一代社会学家里面是首屈一指的。潘、费学术风貌差异很大，但这并不妨碍费孝通对潘光旦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尊重的态度。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做研究生时上过吴景超的课，是吴的“正牌”学生。他没有上过潘光旦的课，但就受影响的程度而论，受潘光旦的影响更为深刻。所以，他在各种场合总是说“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

　　抗战时期，费、潘两人同在昆明，一同参加民盟的民主运动，来往很密切，在学术上的交流也日渐增多。费孝通在写《生育制度》时借用潘光旦早期历史著作《冯小青》的结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感情生活，指出潘光旦所揭示的冯小青式的心理变态可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复员后在清华社会学系、1952年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同事，二人比邻而居近二十年。潘光旦是费孝通最主要的历史知识“顾问”，有什么问题懒于查书，总是一溜烟的到隔壁找潘光旦，而潘光旦总是不厌其烦地直接回答，或找书作答。在费孝通眼里，学识渊博的潘光旦是“活字典”。这样养成了费孝通的依赖性，在潘光旦去世后，费孝通说，“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地寸步难行”。

　　复员时期在学术上值得一提的是潘、费1947年合作的“中国士大夫”研究。两人在1946年夏苏州浒墅关避难时商定合作研究这一课题。1947年费孝通从英国回到清华园后才开始着手进行工作。潘光旦在北平搜集了不少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