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认识马克思
                       熊彼特

一、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二、作为杜会学家的马克思
三、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
四、作为导师的马克思

    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它们不是作为未被认识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出现的，而是以作者个人的方式、带着个人的印迹出现的，这些是人们能看到、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按这个意思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将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免受我们的喜好憎恶的影响。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定是在它的基本的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应是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或者不同意其中任何一个特别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井不能给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

    过去的20年里，世界目睹了马克思学说的有趣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苏联受到敬仰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在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涵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思想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正像低微的宗教的教义和中世纪的领主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一样。

    但另一个现象却不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直到20年代，在美国，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重要的位置。在那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直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而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中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它在所有的国家中有着最深厚的马克恩主义的传统——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学派在战前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时期保持了活力，正像先前经济萧条时期那样。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导人（不光是那些和社会民主党有关系的领导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实践上过于谨慎保守的领导人）在继承旧的信条方面有些误入歧途。同时，他们对马克思的这些教义有着对神一样的态度，与它保持一段距离，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看待经济问题。美国的现象也很独特。我们不关心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概括一下许多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马克思的预言的轮廓和内容以及它们的涵义，还是值得的。（①我们尽量不多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提供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因为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想得到马克思著作的目录和其生平资料的读者．可以在其他有关的字典里找到．特别是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或《社会学百科全书》中。研究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最为方便．在众多的传记作品中我认为E·梅林的最好。至少对一般读者而言是这样的。）

一、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本节的题目用了一个宗教界的比喻，这并非是由一个小的失误造成的。这不仅是一个比喻。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信仰。（①原文如此。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潮来加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及相关事物的分析和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对此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加以接受。为反映原貌，这一类论述本书予以保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观点的肯定，特此说明。下同。——编辑注。）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意义，一种判断事件、行为的最终标准。其次，它提供了一个把人类或人类的一部分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指南。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也属于那种在坟墓前指引通向天堂之路的学说。我相信用文字来阐述这些特性将提供一个分析、评价马克思学说的机会，更能从社会学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作更深入的分析，这比由经济学家来完成来得更深人。

    说马克思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次要的一点：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从纯粹的科学成就的角度讲马克思做得很完美，但这不可能赢得不朽的历史意义。他那个党派口号的弹药库也不能做到这些。他的一些成功，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归功于他在他的同伴们面前演讲时随时可用的热烈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点要说的是这个弹药库已经被运用了并按预期目的被很好地运用着。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为了铸造这样的为社会斗争所需的武器，马克思不得不常偏离按他的体系的逻辑发展的观点。然而，如果马克思仅仅是华丽词藻供应商的话，他的学说今天早已消亡。人们不会感谢那种形式的服务，会很快忘掉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谱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为了理解他的成就的本质我们应该用他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理论。那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顶点又是资产阶级文明极度衰落的时代一个没有表现出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迹象的社会，表现出令人憎恶的陈腐的景象。杜会所有阶层的真实信仰很快地被抛弃，工人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已消失，而知识界宣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体系》和贫困的法则感到满意。

    现在在亿万人的心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地球上人类的大堂”的预言意味着一线光明和生命的新的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把马关思主义称作是一种不真实的信仰或是一种对信仰的歪曲的模仿——这儿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成就的伟大。成千上万的人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的预言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并不重要。这是所有预言的命运。重要的是这预言是以一种在当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表达出来的，而实证主义无疑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从资产阶级思想中产生的”并不矛盾。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像许多不成功的人感到的那样，他们受到阻挠和不公正的待遇，因而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将把人类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推理。

    看一下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的高明的艺术是如何成功地将那些非理性的期望——它们没有了信仰，像一群丧家之犬似的在乱闯——和现在的不可避免的唯理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的，后者不能容忍没有科学或伪科学的涵义。宣传自己的目标不会有效果，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的分析只会使几百个专家感兴趣。但是用分析的形式宣讲而分析又针对人们内心的需要，这样就能避免被情绪支配。抱着这样的信念，一个人为之而奋斗的东西不能被打倒而终将会取得胜利。这给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胜利。这个当然不是成就的全部。个人的力量、预言的光辉对信念的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些，新的生活、生命的新的意义都无法被揭示出来。但我们在这儿先不涉及这些。

    关于马克思要证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个论点的说服力和正确性，这一点我们还要说一下。只此一点就足以对他上面关于不成功的人的感觉的阐述作出说明了。这当然不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对实际感觉的真实阐述。我们宁愿把它称作试图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或错误的揭示来代替实际的感觉。马克思这样做，是不实际地把他自己的“阶级觉悟”的术语（很不实际地）用于群众，他无疑是曲解了群众（这集中在工人的愿望是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以及利用政治力量取得这一身份上），但他仍然写出并强调这一术语，他没有为杜会主义的美妙理想流出充满感情的眼泪，这是他自称优越于被他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地方之一。他也没有把工人夸耀为每日刻苦工作的英雄，像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的利润而焦虑时所做的那样。他完全不受任何倾向的摆布不像某些追随着那样刻意奉承工人。他很了解什么是群众，他所期望达到的社会目标不是工人所能完全理解的，而且他从没有教过别人由他自己树立的什么理想。他和这些空洞的东西从不相关。像每一个真正的预言家称自己为上帝的代言人那样，马克思自称，自己只不过是阐明社会发展史的逻辑罢了。这里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弥补了许多琐碎和粗俗的东西，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这两类事物非常奇妙地结合了起来。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十分有教养，以至于不能和那些粗俗的社会主义的教授们相提并论。他们看见了圣堂但不承认它。他完全能够懂得他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管离开它多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够比《共产党宣言》更能为他的宽宏大量提供证明的了。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列举，即使在宣判资本主义在将来的死刑时亦是如此，他从未忽视它的历史作用。这样的看法包含着许多马克恩本人也不愿接受的东西但他对此无疑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历史逻辑的洞察力使他能够更容易地给他的历史理论一个独特的表述。社会问题对他来说变得有规律可循，在他一生中的许多时候他有可能成为谋士，但他鄙视那些事。他并非完全迷恋于社会主义以至于使其他生活色彩完全消失，制造出一个对其他文明的不健康的愚昧的仇恨和轻蔑的观念。从更多的意义上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基本立场以及社会主义意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作为杜会学家的马克思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一件会遭到忠实于马克思的信徒反对的事了。他们自然要反对贸然分析那些对他们而言是真理的源泉的理论。但是他们最反对的事就是“肢解”马克思的著作，然后一篇一篇地讨论。他们会说，这种做法显示了资产阶级在把握整体内容方面的无能，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补充、相互解释的，只就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内容本身来考虑，其真正的意义立刻就消失了。然而我们别无他法。在犯过了上面的错误，把马克思当作预言家分析之后又当作社会学家来讨论时我没有否认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视角的存在，这种视角为他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整体上的统一性。但我也不否认，在马克思著作中有许多相似的整体，事实上每一个部分都有其本身的独立性，这些部分是被作者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有着众多独立的部分，使得研究者能够吸收某一部分劳动成果，而暂不涉及其他内容，但在运用这些重要的、能起激励作用的真理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东西，这反而比把那些已经无希望的、应抛弃的内容搀杂在一起的做法要有价值得多。

    先用这个方法分析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先抛弃前面的方法而用整体的方法。马克思有着以德国方式训练出来的充满思辨的头脑。他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对哲学有强烈的兴趣。他是从德国的纯理论哲学开始他的研究的，这也是他青年时代热爱的科学。他曾一度想把哲学作为他的真正职业。他曾是一位新黑格尔学派哲学家，这就是说在接受这位大师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剔除了许多信徒对黑格尔哲学的陈旧解释，并用相反的观点加以替代。只要有机会，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毫无疑问，他的德国和俄国读者有着同样的智力和训练基础，都能掌握这一秘诀井以此作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关键。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他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正确的。分析他的观点，你不能证明其中有他自己的想象，他的主张都不是源于哲学领域，而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而那些评论者和批评家们，他们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创建一个哲学体系的倾向使得他们只能接受来自哲学的解释，只能从某些哲学原则出发得到结果，因而，他们把对经��问题的阐述看作是哲学问题，这样就将问题引人错误的轨道，误导了朋友甚至论敌。

    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他对现实的了解总是有点过时，他很书生气，因为他的基本资料，除了报纸之外，到他的手中总是有些滞后。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书籍，即使只具有一般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不为他所涉及的，尽管有许多专题性的文献除外。我们不赞扬他在信息方面有着完整性，但我们得赞美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博学，他的社会洞察力不仅表现在他的广博的历史知识上，而且在许多细节上，他肯定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他对一些事件瞥上一眼就能透过其杂乱无章的表象洞察到其中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不只是一种热情，也不只是一种分析的冲动，而是兼而有之。他尝试对那个社会逻辑进行阐述的结果，即所谓经济史观，无疑是他个人对当今社会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过去，这个问题未能受到重视。与此相比，这个理论源于何处，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前人，德国的或是法国的，此时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相反，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个人心理对社会的影响都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对社会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玄学、艺术流派、伦理学思想、政治主张可归结为经济动机或者不重要，他只是要揭示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的资料和论点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符。社会团体和阶级以及这些团体和阶级所阐述的它们自己的存在、地位和行为自然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他对那些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态度极为不满，他们用浮夸的语句来阐述社会现实。但是，如果思想和价值准则对他来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动力，它们也不会毫无影响。打个比方说，它们是社会的引擎——起传动作用的部件。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被误解了。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给这个理论下了这样的定义：个人和集团的行为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错误的，而在其余的方面是浅薄的。（见本书第3页注①）

    当我们这样认为时，我们要为马克思辩护一下，以免引起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本人一直这样表述。这个短语很快就在一部分人中被使用起来，但在另一些人中却没有被接受。但这毫无意义。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具有唯物主义的特征，而他的历史理论和其他经验科学的历史理论相比也是如此。那些理论试图把历史的过程解释为由经验主义科学支配的东西。必须清楚，这和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和宗教的信仰——关于对世界的物质面貌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中世纪的神学就提供了这样的方法，用它就可以建立这种理论的一致性。

这个理论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

    （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并由它产生了人们的处世态度、行为和文明的方式。马克思有段名言表达了这个思想：“手工作坊”产生封建制度，蒸汽机工厂产生资本主义。这句话过分强调技术因素，但是在理解了技术并非全部的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是可以接受的。通俗一点说——这样做我们会忽略它的很多涵义——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者说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某一面，也即我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决定着每一个人。

    （2）生产方式本身有它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是根据它们的内在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按自己的方式产生出它们以后的形式。仍以马克思上面的例子来说明：以手工作坊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创造了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环境，它所采用的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变成了一种实际的需要，个人或群体无力改变这种需要。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又创造了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新的群体和观念，它们的互相作用和发展又产生出它们自身的结构。这样我们就有了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它首先是推动经济变化，其结果也推动了社会的其他变化，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的推进器。

    两种表述无疑包含了很多的真理，是非常宝贵的、有用的假设，正如我们以后将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看到的那样。目前大多数的反对完全失败了，例如那些用伦理的因素、宗教的因素来反对的观点，或者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1896—1898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修正”。——编辑注）提出的简单的、直率的说法：人是有头脑的，因此会自己选择如何行动。这些观点都失败了。关于上述论点，我们几乎不需要详述它们的弱点了。当然，人们不是被迫直接从周围环境、客观事实中选择他们行动的过程，但他们的选择所依据的立场、观点、倾向不是从另外的独立的事实中来的，而是客观环境所反映的事实。

    然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史观只能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它在某些情况下的作用会不如在另一些情况下的作用那样令人满意。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例子。社会结构、类型、观念就像硬币一样不易熔化。一旦它们铸成了，就会固定下来，可能在几个世纪内保持不变。既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类型显示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如果我们试图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过程去推测，我们几乎都能发现实际的群体和民族的行为和我们根据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所作的推测多少有些差别。这是很普遍的情况，如果我们将一个已固定的社会结构搬到另一个社会中，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尔曼统治者在西西里制造的社会环境将能说明我的意思。马克思没有忽视这样的事实，但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全部涵义。

    另一个有关的例子有着不利的意义。想一下6、7世纪在法兰克王国出现的封建的地主所有制，这自然是改变存在了多年的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事件，同时它也影响了生产的状况、需求和技术。但简单的解释可在军事领导的职务上找到，这些军事领导过去是由家庭或个人来充当的，这些人由新领地的征服者变成了封建地主。这不符合马克思的纲要，而且容易导致不同的结论。这样的事实的性质无疑会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另一个辅助的假设，但引人这样的假设通常是一个理论终结的开始。

    在试图用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解释历史变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其他的困难，但只要承认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基本真理的魁力正存在于这种真理所具有的单一关系的严谨和简明之中。如果这一点有问题的话，经济史观就不得不与其他类似的理论并列，作为许多部分真理的一部分，或者让位于其他更好的基本真理。然而，无论是将它当作一个成果，还是作为一个有用的假设，都不会有损于它自身的价值。

    当然，这个理论确实是理解所有人类历史秘密的**。如果我们有时对它的运用感到过于幼稚的话，我们应当记住它是用来取代什么样的观点的。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甚至是还不够完善的经济史观的姊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最重要的贡献。很奇怪，经济学家对社会阶级现象的认识过程比较缓慢。当然，他们常常对他们所研究的相互作用并产生了各种过程的人们进行阶级的分类。但是这些阶级只是一些个体的集合，它们显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这样，一些人被划分为地主，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另一些人被划分为工人，因为他们出卖劳动力。然而，社会阶级不是这种理论的信奉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一种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其存在完全被忽视，在这种理论的信奉者看来，社会就像是由一群杂乱无章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的一样。可以相当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经济理论的研究有多重要？这对许多实际运用的问题是重要的，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问题无疑也是重要的。

    大致地说，社会阶级首先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论述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但即使我们说得具体一些，历史事件也可能经常由阶级利益、阶级立场以及现存的阶级结构等原因引起，它们永远是解释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们足以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看成是和经济史观一样有价值的概念。

    很明显，阶级斗争原理的继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自己建立的具体的阶级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对于历史的描写，对所有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机制的解释都随着我们对阶级理论的选择而不同，例如，阶级的种族理论，像哥宾诺把人类的历史归结为种族斗争的历史的理论，或者像现在流传较广的施穆勒或涂尔干（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今译作迪尔克姆、杜尔克姆，法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1896年创办《社会学年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致力于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论》、《论自杀》。——编辑注）的劳动分工理论，以及把阶级对抗解释为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的利益对抗的理论。分析的范围并不局限在阶级本质的可能的差别上。无论我们对阶级的看法是什么，不同的解释来自于对阶级利益的不同的定义以及这个阶级本身所显示的行为。对这个问题近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还很难达到形成学科的水平。

    据我们所知，马克思没有写出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系统的观点，这很难理解。他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能因为阶级这个概念是他看问题的根据，以至于他感到没有必要写出它的明确的定义。同样，这也有可能是一些观点在他的脑中尚未得到确立，他在建立一个成熟的理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他在建立一个纯经济理论和试图得出过于简明的概念的过程中遇到的。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运用过这种不成熟的理论，其中，他自己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他的主要合作者恩格斯关于劳动类型分工的理论本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他对这些问题的从偶然的启示和直觉得来的想法，有一些显示出思想的力量和光芒，它们散布在大师的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

    把这些零碎的思想整理出来在目前是困难的。然而，其基本思想是很清楚的。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包括工厂厂房。机器、原材料以及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我们就把阶级分成两种：一是所有者，即资本家；另一种是劳动阶级或无产者，他们被迫出卖劳动力。当然，我们不否认中间群体的存在，如农民、手工业者，他们雇佣劳动者，但他们自己也从事体力劳动，还有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当然是存在的，但他们从事的职业被看作是不确定的，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这两个主要的阶级，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的必然联系，基本上是相互敌对的，这和任何个人意志无关。阶级之间的裂缝，它们之中某一部分的冲突，可能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但根据最后的分析，起决定作用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发生的。有一个对立的东西不是偶然的，而是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上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中的最本质的东西，即阶级冲突——阶级之间的战争。

    我们即将看到，马克思试图揭示在阶级的战争中资本家将如何彼此相互摧毁，最后甚至将摧毁资本主义本身，他还要揭示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如何导致进一步积累。但这样的争论方式，以及用所有权来作为社会阶级特征的定义，只能增加“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资本家在一开始是怎样成为资本家的，或者说他是怎样获得财富的，即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怎样获得能使他开始进行剥削所必须拥有的财富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不十分清楚。资产阶级的童话这样说：一些人不能成为资本家，而另一些人能够成为而且正在成为资本家，是因为后者比别人更聪明、工作更勤奋以及储蓄的缘故。马克思轻蔑地驳斥了这个童话。嘲笑是对付一个令人不悦的理论的绝好办法，正如每一个政治家在知道这将有利于他们时所做的那样。用公正的眼光看待历史和现实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个“童话”，即使它不能说出全部真实的故事，但仍能说出不少。超常的智力和精力成为取得工业成就的原因，特别是在工业的创建时期，十有***都是如此。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任何个人在创业时，储蓄是成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这和传统的经济学的解释不完全一致。通过节省工资和薪水来积累资金、以积累来装配他的工厂而取得资本家身份的人确实不多。大部分积累来自利润，而积累已成为取得利润的条件，这是区别储蓄和积累的正确依据。特别地，创建企业所需的财力有时可以从别人的储蓄中取得，小额储蓄容易解释，还有银行存款为筹建企业提供了财力。然而，后者不是普遍的规律，储蓄的作用在于能使他不至于为了日常的生计去从事单调乏味的劳动，使他能够有时间考察环境、扩展计划、获得合作机会。因此，作为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储蓄作用的论述的否定，虽然有些夸大了，但还是有根据的，只是他的推理不能得出结论。如果古典理论是正确的，那种嘲笑就不能说是对的了。

    然而这个嘲笑起到了作用，它帮助马克思为原始积累理论排除了障碍。但是这个理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确定。武力——掠夺——镇压，镇压促进了进一步掠夺，掠夺又促进了镇压，这当然是成立的，正好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意见相符合，在今天更是如此。但这明显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如何说明一些人是怎样获得征服和掠夺别人的权力的？通俗作品不会去顾及这些。我不想和约翰·里德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是在研究马克思。

    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论至少提供了有历史质量的相似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产生是因为其基本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事实。当然关于社会分化的原因和机制也被提了出来，但马克思实际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即封建主义是暴力统治，它对民众的镇压和剥削早已成为事实。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提出的，它已扩大到了它的前身——封建社会，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概念的解释，以及一些在封建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以它们原本的形式、以数据的形式。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剥削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地主实际上成了资本家，这的确将解决遗留的问题。历史事实为此看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证明，许多封建地主，特别是在德国，建立和管理了工厂，经常通过他们的封建地租取得资金，从农业人口中获得劳动力（并非必须是农奴，但有些是）。所有其他可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明显要差一些。坦率地说，这个情况就是，按马克思的观点，这里没有满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求助于导致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就不能说明问题。

    然而，这从历史和逻辑方面破坏了这个理论。由于大多数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以后进行原始积累的原因，和过去一样，贯穿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始终，因而我们不能说，除了在很远的过去的那个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以外，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坚持一个理论中的缺点可能是不必要的，这个理论甚至不是接近它要解释的现象的中心的最好例子，因此对此不必过分认真。这些例子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能够从那些占多数的中等规模的由所有者自己管理的企业中见到。除此以外，阶级地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少反映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地位，但经常是取得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经营成就明显不是取得显赫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偶然才能决定一个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地方，才是这样的。然而，即便如此，用所有权作为决定的因素就像定义一个偶然有枪的人为士兵一样。对人们进行严格分类，一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永远被认作资本家，而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永远被认作无产者，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这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些家庭不断地退出上层阶层或进人社会的底层。我提到的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们没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中，原因只能是它们的涵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考虑一下那个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结构中发挥的作用，问一下我们自己分析它的目的何在——这和马克思将它作为一件为鼓动者而准备的工具是有区别的，这并不多余。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的理论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两个独立的学说。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前一个理论是以特殊的方式对后一个理论所作的补充，这样就限制了对生产条件或方式的运用。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结构，而且通过社会结构决定了所有文明的形式、文明的进程和政治历史。但是在所有的时代，除了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结构是用阶级来划分的——真实的登场人物是两个阶级，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逻辑的直接产物，并通过这种生产体系影响了所有的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问题归结为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一个狭义的经济现象：由此他不能从更深的角度去看待它们，在他的分析纲要中，由于他把阶级放在这样的位置上，所以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以与定义阶级分化相同的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读者稍微想一下就会相信，这不是一件必需的或是必然的事。事实上这是一个大胆的分析策略，他把阶级现象的结局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根据定义，把事实上和阶级是否存在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变成了除了原始社会之外，惟一可能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个有独创性的叙述不能同样地从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得到，而只能从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定义中得到。由此，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因而所有其他的划分原则，那些似乎有道理的原则，不得不被忽视，或让位或归结于阶级的原理了。

    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性的夸大，要超过对在它们之间划分界限的确定性和重要性的夸大。对那些没有被像念经一样对待马克思学说的做法弄乱脑筋的人来说，很明显，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正常的时候主要还是合作的关系，而相反的情况大多只能在非正常的时候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对抗和统一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是不可分的，在少数情况下除外。但我几乎要冒昧地说，过去关于阶级之间和睦相处的观念完全是胡话，不过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这样的说法也过分了一些。另外，他别无选择，不是因为他要得出一个革命的结论——这些他同样可以从其他很多可能的纲要中得到——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分析的需要。如果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产生社会主义的手段，如果这里只有两个阶级，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原则上必须是对抗的，否则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就失去了社会动力。

    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方面定义了资本主义，也即，根据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的制度来定义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却是从经济学理论中得到的。这个经济学理论揭示了社会学的材料，诸如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之间的交换等概念，是如何通过经济价值导出利润、工资、投资等概念的，又是如何得出它们最终将打破自己的制度框架、同时为另一个社会制度创造环境的结论的。这个社会阶级的特殊理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它把经济史观和经济利益的概念联系了起来，用它理顺了整个社会现象，使所有社会现象一致起来。因此，这不是一个仅仅用来解释某个单独现象而和其他现象无关的理论，它有着组成整体的作用，它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远比作为解决一些眼前的直接问题的成功措施重要。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着一些缺点的马克思理论有如此强的分析力量，则必须看到这个作用。

    总是有一些热心的人钦佩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但更容易理解的是这些人的感情：他们钦佩这个理论整体的力量和伟大，而不是其中需要修正的有缺点的任何部分。我们应该自己去评价（见本文第四部分），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结构是怎样完成其总任务的。

三、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他不间断地为武装自己而学习，努力掌握一切应该掌握的知识，从而避免使自己形成偏见、形成非科学的其他目标，虽然他是在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工作着。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他不由自主地把对问题的兴趣本身看得最为重要，而不管他在多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终结果上。在工作时他主要关心的是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来使分析工具变得锋利，关心如何使逻辑困难得到解决，关心建立一个理论基础，以获得一个在性质上、目的上完全科学的理论，不论它可能有什么缺点。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反对者都会误解他在纯经济领域中成就的实质。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比单纯的专业理论家高出许多，以至于对他们来说，给予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太多的声誉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亵读。对他的反对者来说，他们对他的看法和他的理论观点感到不满，他们几乎不可能承认，如果他的有些工作是由其他一些人做的，他们会给予这些人很高的评价。而且像冰冷的金属似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浸润在如此热烈的语句中，以致获得了不是这个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热度。如果有人对马克思被认为是在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家有所怀疑，那他一定是想到了那些语句而不是他的思想，想到了充满热情的语句，以及对“剥削”和“贫困化”的控诉。当然，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他对奥克内女士的刻意的影射和批评，都是这些表现的主要部分。它们对马克思本人很重要，对他的朋友和怀疑者也很重要。它们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坚持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在与他的导师相类似的主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是从根本上和其导师的主张不同的，但它们并不影响他的分析性质。

    那么马克思是否有导师呢？有。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个理论家，他首先是李嘉图（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经济学说。他批判了斯密的多元价值论，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原理，并从这一原理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的其他经济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的学说，特别是比较成本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编辑注）的学生。这一点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论证明显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开始的，而且因为他从李嘉图那儿学到了分析的艺术。他总是运用李嘉图的工具分析每一个以难题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他以前在学习李嘉图的理论时遇到的，他还利用他从李嘉图那儿发现的为今后进一步工作所需要的启发。马克思本人是承认这一点的，但他不认为他对李嘉图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到教授那儿去时所做的那样：听他几乎是不间断地反复讲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加上机器又使人口过剩，然后回家把功课做出来。围绕马克思争论的双方都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理论不是惟一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产生影响的理论，但没有比魁奈（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把经济规律理解为自然规律。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剩余价值，并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的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主要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经济表》。——编辑注）影响更大的了；从他那儿马克思得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过程的基本概念，这需要在这儿概要地提及一下。在1800—1840年间，有一群英国作者试图发展劳动价值论，他们可能提供了许多建议和细节，但这包含在了我们要提及的李嘉图在当时���思想中。有几个作者，马克思不甚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和马克思保持一段距离，他们的工作在许多地方和马克思相近（西斯蒙第（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的最后代表，经济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学家。18l3年发表《商业财富论》，宣扬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后转为经济浪漫主义者，1819年发表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38年又发表《政治经济学概论》，对《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理论加以补充。主要历史著作有《法兰西人史》。——编辑注）、洛贝尔图斯、J．S．穆勒），在此不拟详述，因为并非每一件事都和主要的争论有关，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的成就就明显要弱一些，他在这方面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现在，对于一个极简略的马克思观点的概要，对于《资本论》的结构，难免有许多指责是不公正的。这部著作有些部分尚未完成，有些部分遭到不少的非难，但它仍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非凡的轮廓！

    （l）马克思自己在一些方面也和当时以及后来的理论家一样，用价值理论作为其理论结构的基石，开创了理论的新纪元。他的价值理论继承自李嘉图。我相信像陶雪格教授这样杰出的权威不会同意这点，他总是强调它们的差别。他们的理论在语言表达、推断方法、社会学涵义上有许多差别，但在今天的理论家关心的纯理论的内容方面没有多少差别。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和这个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成比例（在完全均衡、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这个劳动量是由现存的标准的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两人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量，用相同的方法把不同性质的劳动归结到单一的标准上来。两人都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开始研究时遇到的相同的困难（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向李嘉图学习时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关于垄断或者我们现在所称的不完全竞争就无需说什么了。两人都用相同的论点回答批评者。只是马克思的论点不那么客气，更加冗长，以及更富有哲学意味（我们用这个词的不好的意思）。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价值理论不令人满意。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讨论中，正确的东西确实不是总在一方，它的反对者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正的“源泉”和“原因”。这个问题也许是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要从中推导出伦理学的结果，马克思本人当然并非对这方面的问题毫不关心。然而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要描述和解释实际的过程，问一下“劳动价值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作用的”也许更重要，真正的困难在于它做得是如此不好。（见本书第3页注①。）

    首先，在不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就不适用了。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惟一要素，而且劳动只能有一种形式。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满足，则另外的假定必须引入，分析的困难又会增加，问题立刻变得难以处理。这样，用劳动价值论来推理只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才可行，因而没有实际的重要意义，虽然可以说，从历史的趋势看，它有着大致相近的意义。最早用于代替它、现在有些过时的理论，是边际效用理论。一般认为，它在许多地方更为优越，但其真正的优点在于更普遍、适用性更强：一方面，在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适用；另一方面，在出现其他因素和其他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劳动时也都适用。此外，如果我们将已提到的限制性假设引人这个理论，就可以得出价值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因此问题应当是清楚的，像他们以前想做的那样，不仅让马克思主义者来质问边际效用理论的有效性是荒谬的（这是他们面对的），而且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错的也不正确。

    （2）虽然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以此为出发点的不足，但他们对有些不足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他们两人都尽力解决剔除“自然的因素”所引起的问题，也就是使自然因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由惟一的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来决定。人们熟悉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实质上也就是要解决这种“剔除”问题的，马克思的理论也同样如此。一旦我们有了分析工具，把地租问题像工资一样处理，所有的困难就会消失。因此无需再来说马克思绝对地租学说较之级差地租学说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也无需再说它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

    但即使我们不考虑自然因素的问题，困难仍然存在，它产生于作为生产资料而存在的资本。对李嘉图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四卷第一章中，他引入并接受了一个事实而没有试图质疑，这就是：资本货物，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用于生产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会以给这些资本的所有人一个净回报的价格出售。他意识到这个事实与花费在从投资到生产出产品的过程中的时间有关，它将使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和包含在其中的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有所偏离，这也包括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劳动时间，而这个时间在所有行业中都不一样。对于这一点，他冷静得就像这是在赞同而不是反对他的价值理论一样。除了这点以外，他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次要问题上，显然，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仍然说明了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也引入、接受、讨论了同样的事实，并且从未对其真实性表示过怀疑。他还意识到这似乎和劳动价值论有矛盾。但他认识到李嘉图对待这个问题的不适当之处，在以李嘉图给出的形式接受这个问题的同时，认真地着手解决问题，像李嘉图一样用几百页纸来进行阐述。

    （3）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他不仅揭示了许多和问题本质有关的概念，而且还发展了他接受的许多观念。例如他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的划分适当地取代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用“有机构成”这个更严密的概念取代李嘉图的“生产过程期间”这个不成熟的概念，有机构成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他还对资本理论作出了许多其他贡献。然而，我们现在仅讨论他对资本的净收益的解释，也就是他的剥削理论。

    群众不总是感到他们在承受苦难、遭受剥削。但替他们表达看法的知识分子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受到了剥削，不过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那个短语，即使马克思想这样做，他也没法办到。他的功劳就在于他察觉到了各种观点的弱点，在他前面的众多的思想的导师曾试图说明剥削是怎样发生的，直到今天仍是这样。那些通常所说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欺诈行为不能使他满意。他要证明的是：剥削不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行为。

    他是这样论述的。形成劳动力的人们的大脑、肌肉及神经像以前一样只是潜在的储备或资本。这种储备或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是以一定数量存在着的物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种商品，像其他商品一样。我们只要想一想奴隶社会的情况就会很清楚。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工资合同和奴隶买卖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雇主对“自由”劳动力的买卖就和奴隶社会的情况一样，不是真正购买劳动者本身，而是购买他们潜在的劳动力的一部分。

    既然劳动力（不是劳动服务或者实际的劳动时间）在那个意义上是一种商品，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也就是说，它的价格必须通过竞争形成，和“生产”它的劳动时间的数量成比例。但是生产这个存在于“产品”上的潜在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是多少呢？这应该是与劳动者得到的吃饭、穿衣、住房、哺育下一代的费用相当的劳动时间。这些构成了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如果他将其中一部分出售，用几天、几个星期来表示，他就能得到和这部分劳动力价值对等的工资，这正像奴隶贩子在奴隶市场上出售奴隶一样，他得到的是和生产这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对等的价格。必须重申，马克思很清楚那些普遍的口号，尽管形式各异，它们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被掠夺、被欺骗，而且因为他的可悲的弱点，他只能被迫接受任何形式的欺骗。事情还不只是如此简单，他还获得了他的全部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

    但是，一旦“资本家”获得了那个潜在的服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工作更长的时间——提供比生产那个劳动力或潜在的劳动力更多的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强迫工人劳动更长的时间，这比他们支付的要多。既然最终的产品的售价也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成比例，这就使两个价值间存在差别——不是从其他地方产生，而是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运用中产生的——它必然要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而归于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虽然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少于其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从消费者那儿获得的收人也不多于他售出产品的全部价值，但他攫取了剩余价值，也就“剥削”了劳动力。我们还应注意到，马克思没有借助于产品价格的不公平、限制生产或是欺诈等原因来分析。马克思当然没有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但他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它们，并未把结论建立在它们之上。

    让我们顺便欣赏一下这个理论的教学方法。不管“剥削”这个词现在的涵义如何特殊，或者和一般的涵义有何不同，不管它从自然法则、经院哲学家的哲学以及启蒙作家那儿得到的证明是多么值得怀疑，它已经进入了科学理论的领域，并起到鼓舞马克思的追随者在斗争中前进的作用。

    在看待这个科学观点的优缺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区分它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总是被批评家所忽略。在一般的水平下，在静态的经济过程中，很容易说明，按照马克思的假设，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价值论，即使我们假定它对每一种商品都是正确的，也不能用于劳动力商品，因为这意味着工人像一台机器那样，是根据一定比例的成本生产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成比例。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接受了拉萨尔（拉萨尔（Fen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的首领。1863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统一德国工人运动，但同时推行机会主义，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其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编辑注）的“铁的工资规律”，或者直接和马尔萨斯主义展开辩论，像李嘉图做的那样，他就会改变他的见解。但既然他明智地拒绝那样做，他的剥削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一个基本的支柱。

    另外，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资本家雇主都能从剥削中得到利润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试图扩大生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工资增加，使利润变为零。无疑可以用不完全竞争的理论，用竞争的摩擦、制度的阻碍，用强调货币信用领域所有可能的障碍等，来对此情况作一些修正。但用这种方式只能得出一个折衷的状况，这样做是马克思所鄙视的。

    但是事情有另外的一面。我们只要看一下马克思分析的目的就会懂得他不必去应战，因为这很容易伤害他。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了解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完全均衡条件下在静态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定理。既然他的分析针对的不是一种均衡的状态，根据他的理论，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会达到，相反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则前面有关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决定性的。剩余价值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可能不会产生，但因为均衡永远不会建立起来，因此剩余价值总是会出现。它们总是趋于消失，但又总会产生，它们总是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出来。这个辩护不能挽救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用于劳动力商品时，或者用于它支持的剥削观点时。但是这将使我们对其结果有更好的解释，虽然有关剩余价值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会将剩余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中除去。这个方面被证明是很重要的。这也使马克思其他部分的经济分析的结构更加清晰，从而说明了那个结构遭到了针对它的基本原理的攻击，却没有造成致命破坏的原因。

    （4）然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讨论以平常的水平进行的话，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多。或者我们会看到，当马克思的信徒按照导师的方法去做时，他们面临的困难也会很大。首先，剩余价值理论并不能使问题的解决变得简单，前面提到，这是由劳动价值论和明显的经济事实间的差异所决定的。相反，它使差异变得更大，因为根据这个理论，不变资本，即不含工资的资本，不会把比消耗在生产中的价值更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只有工资性的资本是这样的，而且企业的利润随着它们之间的有机构成的不同而不同。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总的剩余价值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以使每个企业得到和其总资本相对应的利润，或使个别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相等。我们容易看出，困难总是来自于制造一个没有根据的理论的企图。（见本书第3页注①。）然而，马克思相信上面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产生一致的利润率，有利于解释以下问题，即由于这个因素，如何根据商品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产生了商品的比价关系，而且提供了对另一个“规律”的解释，也就是在古典学说中有重要地位的利润率有内在的下降趋势的规律。这种趋势事实上在那些在总资本中固定资本相对较多的、工资较高的行业中是很可能发生的。如果这些行业中机器设备的相对价值增加较多，正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而且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剥削率保持不变，那么总资本的利润率一般就会下降。这个观点曾得到许多赞赏，马克思本人大概对此也甚为满意，正像我们自己的理论解释了一个用过去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样。讨论一下这个理论的优点以及马克思在创立这个理论时的某些错误，会是件有趣的事。我们无需专门这样做，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讨论另一个有着相同的性质的不同命题，它是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力量的一个理论，它把剥削理论和马克思的下一个分析内容联系了起来，这个理论通常被称为积累理论。

    资本家将从被剥削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按有些信徒的说法是全部）转化成资本——生产资料。如果不用马克思的术语的涵义，这个部分就是平常人们很熟悉的储蓄和投资。对马克思来说，光有这个事实还不够：如果资本主义过程呈现为一个不可抗拒的逻辑过程，这事实就应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从资产阶级的心理因素解释这种需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像马克斯·韦伯那样用清教徒的行为——不用取得的利润去享乐——来说明资本家积累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并不忽视任何他认为可以借助这个方法得到的支持。但对于马克思那样的理论体系来说，这里必须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是它迫使资本家去积累，而不管他们感觉如何，这比从心理上的原因去解释要有力得多。所幸的是这儿的确有这种东西。

    为了说明强迫储蓄的本质，也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接受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也即我像他那样假定，资本家进行储蓄时，实际上意味着相应增加了实际资本。这种变化起初总是发生在总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即工资资本部分，即使它的目的是增加总资本中的不变部分，特别是被李嘉图称为固定资本的部分——主要是机器设备。

    在讨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我曾经指出，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剥削所得将促使资本家扩大或试图扩大生产，因为赚取更多的利润是他们的根本出发点。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进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工资率或降低产品价格，将会导致剩余价值的减少，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一个极好的例子，马克思对此非常熟悉。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这个趋势本身构成了迫使他们进行积累的另一个原因，这最终又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状况变得更糟。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一个“静态”过程中也有一种强迫积累的因素存在，这个过程不能达到均衡状态，直到积累使剩余价值减少至零，最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然而，对强迫积累而言，更重要、更起作用的是另一些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更不会以静态的方式扩大。它不断地被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新企业、新商品、新的生产方法或产业结构中的新的商业机会从内部革新。任何现存的工业结构、经济环境总是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它还没有被淘汰以前就已经被改变了。经济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意味着混乱。在下一部分（本文节选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在英文版《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中，篇名为《马克思的学说》。为反映原貌，译文中保留了“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等字句，但相应部分未收入本篇，下同。——编辑注）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否是完全竞争，在这种混乱中竞争的方式和在静态过程中的竞争是完全不同的。以生产新产品或以更便宜的价值生产旧的产品以获取利润的可能正变为现实，这就要求有新的投资。这些新的产品。新的方法和原来的产品、原有的方法的竞争不是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建立在前者的决定性优势上的，它可能意味着后者的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取得的。为了不在降价中受损，每个企业最终都被迫进行投资，同时，为了这样做必须抽出一部分利润，也就是进行积累。这样，每个资本家都要进行积累。

    马克思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产业变化过程，也更充分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他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本质。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制。在他看来，那个机制变成了众多资本解决自身问题的惟一机制。他没有适当的企业理论，他没有正确区分企业主和资本家，加上他在理论技术上的缺点，造成了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和谬误。（见本书第3页注①。）但是对马克思而言，仅仅是看到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从马克思的论证中得不到的结论可以从另一种论证中得出，那么上述推论就不再是致命的缺点了。即使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和曲解，也可以由包含这些错误和曲解的论证在总体上的正确性来弥补。

    我们前面有过这样的例子。从本来的情况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资本主义过程能经常产生暂时的高于成本的利润，其他理论也能很好地说明这点，虽然不是用马克思的方法得出的。马克思的下一步则是论证积累问题，这没有因他前面的疏忽而受损。同样，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创立强迫积累的理论，而这对他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在解释方面的缺点没有产生多大害处，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我们自己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满意的解释，利润的下降可用其他原因加以说明。从长远看，整个工业资本的总利润率，不一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由于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理由而下降。这一点能够证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以下这条就够了：每一个企业的利润不断地受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的威胁，这种竞争来自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的出现，这种竞争迟早要使企业受到损失。这样我们找到了驱动力，还是和马克思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即不变资本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因为个别资本货物的集合永远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不必依靠他的那些观点，因为它们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马克思理论链条中的下一个环节，这就是资本集中的理论，也即他对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和控制单位有扩大规模的倾向的论述。他的所有的说明，除去比喻，归结到一个简要的说法上就是“竞争战是靠降低商品的价格来进行的”，而这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依靠一定的生产规模，依靠大企业吃掉小企业。这种说法很像现在的教科书里的说法，不怎么深刻和令人赞赏。特别是它是不完整的，因为马克思只是强调个别“资本”的规模，在对效率的描述中，马克思在技术上遭到许多阻碍，不能有效地说明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下的情况。

    然而，除马克思的信徒以外，这么多经济学家宣称钦佩这个理论并非是没有理由的。考虑到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预言大企业的出现这一件事，就是一个成就。但他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巧妙地把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系起来，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部分——不仅从实际形态方面，而且从逻辑上。他正确地看到了一些结果，例如，众多私人资本的大量增长成为生产方式本身发生革命的不可阻止的物质基础——而其他因素至少是片面的或是歪曲的方式。他以阶级的战争、政治使人们兴奋，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理论比那些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要高出许多，对那些没有任何想象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没有障碍地做下去，而不受由他个人的性格而形成的动机以及在内行看来是不严格的因素的影响，因为毕竟工业巨人已经出现，而它们要创造的社会环境也同样已经出现。

    （5）加入另外两个内容就将完成这个框架：马克思思想的困化理论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商业周期（亦称商业循环，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周期的称呼。——编辑注）理论。前者的分析和看法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而后者的分析和看法都显示了优点。

    马克思无疑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在较富裕的阶层中是下降的，在低收人的阶层中更是得不到改善，阶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或是外界因素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作为一个预言，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很难将出现在面前的截然相反的情况解释清楚。首先，即使在今天，一些个别的例子也显示了试图拯救那个“规律”的明显趋势，这些例子是用工资的统计数字来证实存在这样的趋势的。然后，又有人试图给出不同涵义的解释，也就是说，说明它不是参照实际工资率或不是参照分配给工人阶级的实际份额的绝对数，而是参照劳动者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虽然事实上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章节里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这明显与大多数章节相悖。此外，接受这个解释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主要结论是：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绝对额是下降的，至少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他真的考虑过那个相对份额，那么只能给自己增加困难。最后，这个命题本身仍是错的。因为整个收入中的工资和薪水的相对份额是在变化的，但每一年变化很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固定的，明显没有下降的趋势。

    然而，这里似乎有另一种克服困难的办法。一个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可能不能正确地显示出来，在此情况下还可能会显示出相反的趋势，也可能隐藏在被调查的对象内，或可能被其他的条件所掩盖。这实际上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方法。例外的情况，比如在殖民扩张时期，或者更常见的是在19世纪建立新的国家的时期，它被认为是创立了一个被剥削的受害者的“禁猎期”。下面我们会涉及这个内容。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一些事实在表面上支持了这个论证，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不特别，如果那个趋势是本来就有的，则这个论证也能克服困难。

    但是真正的困难在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在这个部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里分析的基础和见解都遇到了问题。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也即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创造了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的理论又是建立在李嘉图关于机器的学说的有关章节的基础之上的。除了价值理论，马克思没有其他观点像这样完整地建立在李嘉图之上而不增加任何基本内容。我当然指的只是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问题。马克思确实总是补充一些次要的论点，比如将不熟练工人被熟练工人代替这种恰当的概括归入失业的概念中。他还引用了大量的实例和术语，最重要的是他增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广泛的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背景。

    李嘉图一开始赞同这个看法，一般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不可能给劳动者带来好处。当他怀疑这个观点或对它的普遍规律地位产生怀疑时，他以他特有的坦率作风改变了主张。以同样坦率的个性，他持有了相反的看法，用他习惯的“设想一个特例”的方法，举出一个为经济学家所熟悉的例子，以说明问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只是证明了一种可能性，未必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不否认使用机器在日后的总产量、价格等方面，最终将给劳动者带来利益。

    所举的例子在它的范围内是对的。今天更精确的方法证实了它的可能性，这些方法还能阐明决定将来发展的结果是否正常的条件。这当然是纯理论都可以做到的。为了预测实际结果，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但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李嘉图的例子呈现出更有趣的特征。他假设：一个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一定数量的工人的企业决定实现机械化。相应地，企业安排一组工人去建造机器，建造好以后，企业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人解雇。利润最终可以保持不变（经过比较调整，将去掉任何临时收入），但总收入将会改变，这个数字正好和先前付给那些现在“自由”了的工人的工资相等。马克思的关于用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处理方法几乎和它是完全一致的。李嘉图强调的多余人口和马克思强调的过剩人口如出一辙，马克思用它代替“产业后备军”这个术语。马克思完全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

    只要我们想到马克思建立在这一薄弱基础之上的理论，李嘉图本来能够接受的观点就变得不正确了，这事实上成了体系不一致的原因，对最终结果的正确看法也于事无补。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同时，他全力抨击那些发展了���嘉图在补偿方面的涵义的作者们，这个涵义是：即使采用机器会带来损害，但机器时代对劳动者总有好处（补偿理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最不喜欢的东西）。

    他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的产业后备军的理论非常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为一些次要的目的服务之外，它主要服务于两个基本目的。首先，我们看到，他反对将他的有关剥削的理论说成是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支柱，他对这点甚为反感，这很容易理解。他放弃了我们所说的他的剥削理论的一个支柱，那个支柱被因为经常产生而经常存在的产业后备军取代。其次，他采用的关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械的范围的狭隘观点是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句子相呼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马克思这一卷著作的结论，而且是整个理论的最终的结论。我将较完整地引用它们，比在讨论中所涉及到的更加完整，以便让读者对马克思有所了解，不论读者对马克思的态度是如何大相径庭，是对马克思怀着热情的人，还是对马克思有所轻视的人。无论这是对真理的预言，还是与事实不相符。它是这样说的：

    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削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41－842页，人民出版社，l963。——编辑注
）

    （6）马克思在商业周期领域里的贡献是难以评价的。许多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包含在许多言论、注释中间，其中大部分是偶然形成的，散布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也包括在许多书信中。这些零散的、稍纵即逝的东西除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的雏形外，甚至在马克思本人的脑海中也没有形成体系。将这些东西重新整理出来形成一个体系的尝试，由不同的人做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由那些钦佩马克思的人来做可能会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使它变得更糟，实际上那些后来的研究成果只是他们把自己证明的东西归于马克思的结果。

    由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众多的贡献，一般的朋友和论敌过去和现在从未认识到摆在评论者面前的是什么样的任务。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对该问题发表评论，说明这明显和他的基本主题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这里必然有一些简单、明确的马克思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它可以从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其他逻辑中产生，正如剥削理论从劳动价值论中产生一样。于是他们着手寻找这种理论，可以想到他们的情形如何。

    一方面，虽然他的内心不是非常地激动，马克思无疑称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提供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他突出地强调不断增长着的劳动群众的苦难。把危机或萧条归咎于受剥削的群众无力购买不断扩大的生产设备生产出的或将要生产出的产品，以及由此造成的无需重复的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倒闭等原因，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这样我们似乎真的可以根据我们想要强调的事物，提出“要么是消费不足、要么是生产过剩’这种最不值得重视的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属于消费不足产生危机的理论。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其他的一些理论中，马克思的学说和洛贝尔图斯以及西斯蒙第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很明显的。这些人支持消费不足的看法，因此推断马克思也有同样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一些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关于危机的简要的陈述中看到这个观点。虽然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多一些，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马克思很理智地否认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

    事实上他没有一个简要的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也不能从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规律”的逻辑中得到这个结论。即使我们接受他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所作的解释、有关积累和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与不变资本相对增加有关）以及人口过剩的理论——过剩人口无情地加深了劳动群众的苦难，再把它们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逻辑链条联系起来，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需要解释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以及繁荣和萧条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总会发生的许多偶然的事件，用以弥补那些基本解释的不足。这里有计算错误、预测错误、乐观和悲观的波动、过度投机以及对这种投机的反应，还有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积累过程的机制是匀速运行的，他描述的过程也是可能匀速运行的，从这个逻辑出发，应该没有繁荣和萧条。

    当然这并非不幸。许多其他的理论家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在任何时候，一些重要的因素发生了问题，危机就会产生。一般说来，这并不是什么障碍，因为这就把马克思从他的体系束缚下解放出来，让他能够自主地看待事实，而不必去曲解它们。相应地，马克思考虑了许多相关程度不同的因素。例如：他多少有点肤浅地仅用在商品交易中的货币干预，而没有用其他因素来反驳萨伊关于不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状况的观点；用银根宽松的市场来解释和以耐用资本货物为特征的投资相一致的不均衡的发展；用开放的市场这种特殊的激励因素或者出现了新的社会需求来解释积累的突然增长。他尝试将人口的增长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但不是很成功。他看到了生产的扩张是“突然的痉挛式的”（虽然没有真正地作出解释），他有针对性地说：“信用的伸张和收缩，不过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化的症状。政治经济学会把这种症状看为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动的原因，不说别的，单有这点，已经显示出它是如何浅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96页，人民出版社，1963。——编辑注）当然，在有关章节中，他对不断发生的偶然的事件也作了着重的解释。

    那些都是常识，基本上都是对的。从开始认真分析商业周期起，我们实际上已经找出了所有和它有关的因素，总体上说没有错。此外，不要忘了仅仅是认识到周期运动的存在，在当时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他之前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已有模糊的认识。然而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引人注目的、破坏性极大的事件上，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危机”的现象。但他们没有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这些危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危机仅仅是周期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他们不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这些现象是孤立发生的灾难，是由于错误、过剩、渎职或是信用机制方面的错误造成的。我相信马克思是第一个超越传统的经济学家，走在了克雷蒙·朱格拉前面，除了统计上的补充以外。虽然商业周期的现象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而他也了解它的机理，但他没有给出一个充分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像朱格拉一样，他毫不犹豫地提出持续十年的周期被一些小的波动所打断。他对周期的时间长短感兴趣，而且认为这正像棉纺织厂里的机器有使用年限一样，它们有某种联系。和危机理论不同，他在商业周期问题上的研究有许多领先之处。这足以使他在现代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享有创始人的地位。

    另一个问题必须提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使用“危机”这个术语时引用的是其一般的涵义，如像其他人一样，指1825年或1847年的危机。但是他也使用它的其他涵义。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有一天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他认为在真正的毁灭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而且呈现许多致命的弊病。对于这个可以想象的长短不一的期间，他使用了一个术语。他揭示了把那些周期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秩序下发生的独有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趋势。他甚至认为，前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最终毁灭的预演。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一个线索，我们有必要指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毁灭的因素，如果没有另外的前提，就不能作为周期性萧条的原因；而那个线索没有使我们超越“剥夺剥夺者”这个主张，只不过它在萧条时期比繁荣时期更容易实现罢了。

    （7）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不可避免毁灭理论）能提供一个例子，一个将不恰当的推论和有助于挽救最后结论的深刻的远见结合起来的例子。

    马克思的“辩证推理”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和所受的压迫将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结论上的，这个结论被不恰当的推理破坏了，因为它使“贫困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无效。另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开始对“生产资料的集中必定和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容”的命题表示了怀疑。他们之中第一个用系统的观点表达这种疑问的人是希法亭（希法亭（Rudolf Hiferding，1877—1941）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原为奥地利人，后人德国籍。主要著作有《金融资本》。——编辑注），他是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推断，也就是说，通过集中，资本主义会变得稳定。关于这个问题留待下一部分再说。但我仍要说，希法亭说得似乎太过分了，尽管我们将会看到，目前在我们国家，“大企业会变成生产方式的桎梏”这个信念还没有根据，尽管马克思的结论和他的前提是不一致的。

    然而，尽管马克思的论据和推论的毛病在过去多于现在，但他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他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我相信这是对的。我把这个在1847年就揭示出的结论称为深刻的远见，这不是夸大其辞。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话了。首先这样看的是施穆勒。施穆勒教授是普鲁士枢密院官员，不太像是革命党人，也不能称作是鼓动家，但他朴素地表达了相同的真理。至于为什么这样、怎样去做的问题，他却未能说明。

    几乎没有必要作详尽的概括。不管多么不完善，我们的纲要已能够建立起来了：首先，没有人会计较纯理论分析是否绝对准确；其次，没有人担心大胆的解释会完全失败。

    在对理论方法进行批评时，不正之辞必须颠倒过来。坚持一个早已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很快变得陈旧的分析工具；一系列不正确的或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从基本的推论上改正错误，有时会走向它的反面——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指责马克思这个从事理论工作的人。

    即使是这种批评，也要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第一，虽然马克思经常犯错误，有时还不可救药，但对他的批评也远非总是正确。既然批评者中间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也只能记在他的账上了，因为他未能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见面。第二，对马克思的许多个别的贡献，无论是批评的还是肯定的，也是如此。像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列举，更不用说去公正地评价它们了。但我们在讨论中对他的商业周期的理论还有我们的看法。我已提到过一些对有形资本结构理论的贡献。他在那个领域里的设计纲要虽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最近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有用的。

    虽然这还面临许多理论问题，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似乎要被全部推翻。因为这里真有一个伟大的成就能弥补他的过失。他的分析虽然有些缺点甚至有不科学之处，但仍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这既不是理论的思想，也不仅仅是一些没有联系的以独立形式出现的东西，而是上述形式的实际结果，或者说是经济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时刻按它自己的轨迹发展并且按自己的状态决定以后的状态的实际过程。这样，有这么多错误看法的作者，仍是第一个提出对于今天来说仍然预见到了将来的经济理论的人，而我们现在还在慢慢地、不辞劳苦地收集着它们的片砖碎瓦、一些统计的事实和有用的方程式。

    他不仅是构思那个思想，而且努力地去实施。因为他的观点要服务于伟大的目的，所有有损于他的作品的缺点，都必须给予另外的评价，即使不能完全借此挽回名誉。然而，实际上他获得了一个有关经济学的基本的方法论。经济学家总是要么为经济思想史而工作，要么就是在利用其他人做过的历史性的工作。但是经济史实被分为单独的空间。他们利用历史仅仅是为了举例，或者是为了证明某一结论。他们把历史机械地搀和在一起。而现在马克思是用化学的方法去“搀和”它们��，也就是说，他把历史引入产生结论的论证中。他在一流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懂得并系统地教授经济学理论如何进入历史分析、历史的叙述怎样转变为历史论证。他并不想解决和统计学有关的问题，但这意味着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这也回答了本文第二部分结尾处提到的问题，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时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它没有成功，但在此过程中，它确立了目标和方法。
  
四、作为导师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摆在了我们面前。作为综合的整体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如学它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总体比部分的总和更正确。此外，综合的整体可能破坏了精华而利用了糟粕。两种情况可能在每一点上出现，整体的东西就其自身而言，可能比部分的东西更正确或者更错误。最后，还有只能由整体得到的启示。对这后一点不用说得更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反对固执的专门化，因而呼吁综合性，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呼声更高，而在这个领域内非专业因素更加重要。但马克思的体系表明：虽然综合可能意味着新的见解，但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束缚。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观点是如何相互渗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目的和实践方面是一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所有主要的概念和命题在两个层面上有着相同的涵义。这样，经济学中的“劳动力”这个范畴和社会学中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至少原则上是同一的，它们事实上就是一个概念。根据对经济学家有用的“分配”概念的涵义，在社会学中，收．入是指对生产性服务的回报，而不考虑社会阶级；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任何这样的收入都要在阶级之间分配。这样它们之间就有了不同的涵义。又如，资本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只有在特定的阶级手中才是资本，同样的东西在工人手中就不能称之为资本。

    毫无疑问，这样的分析方法由此具有了活力。经济理论中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有了生气。无生气的定理活动活跃起来了，它没有失去它的逻辑质量，它再也不仅仅是抽象的体系中具有逻辑性的一种命题，而是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分析不仅表达了所有经济分析描述的丰富内容，而且包含了广阔的领域，它描述了各个阶级的行为，而不论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商业过程的一般规律。战争、革命、各种类型的法律、政府的结构变动，总之，所有这些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简单地视为外部干扰因素的事物都包含在马克思学说的范围内，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劳动力的交易一同出现，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一个简明的纲要中。

    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有缺点。概念按这种形式安排，很容易在它获得生动性的同时失去同样多的功能。如果其他例子不行的话，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可以作为一例。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所有的个人劳务报酬都带有工资的性质，无论获得报酬的人是高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经理还是街道清洁工，因为从所涉及的经济现象看，它们具有共同之处。这种概括并非毫无益处，相反，它对探索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会有所裨益。但是把劳动力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就把问题搞得不清晰了，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描述中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同样地，一个有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它在社会学中的变化弄得破绽百出而失去丰富的涵义，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一般的综合，尤其是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综合可能会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变得更糟。

    一般来说，综合，即将各种方法和结果结合起来是一件困难的事，只有少数人能充当此任。结果是一般人总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且从那些被教育得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学生那儿，我们听到的只是对森林的不满声。他们没有认识到造成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材料太多，综合的森林看起来像个知识的集中营。

    这种综合，按马克思的方式，也即把经济和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服从于一个目的的方法，当然特别像那种知识的集中营。它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的论证，是很宽泛的，但分析的结构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确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