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家的初心与使命——读《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访谈录》

                                             胡鸿保 林达   

                                 （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2015年前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启动了纪念本校诸位名师和学者的口述访谈项目。作为《民大记忆》系列丛书之一，初版于2018年的《访谈录》主题是20世纪中期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十多位受访老先生都是当年参与这场调查的硕果仅存者。此前，定宜庄老师曾采访王锺瀚、黄光学等几位先生（2005年），国家民委有关机构也采访过索文清等几位先生（2009年），由于访谈主题基本一致，也一并编入本书。

接受访谈口述与撰写自述，此两种文本尽管基于同一史实，但最终呈现效果却相差甚大。有些话语，自述者本人是不会白纸黑字主动表达的；而一旦遇到合适的访谈者和互动场景，却很有可能倾诉。这应该是《访谈录》与那本《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最大的韵味不同。例如《访谈录》中，胡钧说起李维汉、乌兰夫、杨静仁、司马义、江平、马寅等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第79—84页），施联珠谈及穿青人的民族识别与费孝通（第29—30页），以及王炬堡谈民大历史系往事（第169—171页）。这些情节一般很难出现在个人自述中。今天从《访谈录》了解这些情节，并不为猎奇八卦，而是捕捉有价值的信息，以期让我们对当年的调查有更深的领悟。如，涉及到“民族问题五套丛书”何以出版几经周折，一拖多年；费孝通这样的资深学者怎样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当初认定的学术原则；等等。

这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调查充分展示了老一代民族工作者集体的初心和使命，对于建国初期的民族政策制定，以及日后的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成绩无疑是最主要的。不过，受访者普遍表达了一些遗憾，比如偏重“经济基础”，大多数调查组对于文献和文物的收集工作做得不好，对于宗教、民俗方面的调查没能正常展开等。

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事难求全，但是学界对调查之后的成果，即“民族问题五套丛书”的编写、修订和出版却多有诟病。比如索文清说，“后来写的那个书稿，越写越薄，越写越没劲了，现在我们特别愿意看到最早写的那些书稿。”、“到了最后写的报告就有些问题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为什么？因为都是这个套子了，没有特殊性，所以越写越糟糕。我们现在看起来最有价值最好的部分就是第一稿，……最后越写越干巴越抽象，就是几根骨头了，丰富的材料被大量删掉了。”（第199页，203页）

鉴于此访谈早期主要由定宜庄对于满族史的思考引发，所以有多位受访者被问及的主题是满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李登第就是其中之一。而用定宜庄的话说，“在我做的所有关于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口述中，这一篇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翔实的”（第123页）。在回答定宜庄的疑惑，即为什么调查满族要选择到辽宁农村，李登第有很合乎情理的解释：当时全国满族有一半在辽宁，当时调查要的是现状，而能够反映现状的满族主体是农民；“从选点可以理解当时的形势，不是完全真正科学家的选点调查”。（第128页）随着对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情况了解的增加，定宜庄的感受愈发深切：“20世纪50年代以后起步并形成为一个学科的满族史，从总体上来说并不是继承于孟森、萧一山乃至日本诸多学者研究清史的传统，而是从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起步的”。（“序言”，第4页）

尽管该书采访主题落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但受访者讲述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此。他们还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等活动，以及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成立初期的情况。编者为给有志研究这场大调查的学者提供大量第一手材料，特地收集包括老一代民族学家主持拟订的“调查提纲”在内的相关文件，编成一册“文献”，与“访谈录”配套出版。

总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访谈录》堪称业内“绝唱”。它抢救并保存了吉光片羽的资料。高龄前辈们配合访谈者的发问，不仅回忆当年调查生活和工作的艰辛，展示中国共产党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少数民族谋发展的初心，更有暮年对于调查的进一步理论反思，让后学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当年特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这场大调查的初衷、实施过程及其深刻的后续影响。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