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底，收到丁克全教授的女儿丁树芳女士(下图左四)发来的《我的父亲——纪念丁克全教授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史料丰富，文笔生动，极为感人，也颇有感触。看到丁先生的遗憾之后“主动地被”卷进了来，花了不少时间做编辑和整理工作，更帮助她化解了家人的“谜团”。之后想起了这篇小文，也略作更新，聊表对恩师栽培的感激之情和深切的怀念之意。

上图为2014年11月30日，纪念丁克全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之前，东北师大校领导与丁克全先生家人和弟子合影。自左至右：时任校社科处处长庞立生教授（现马克思主义学部部长）、时任校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部部长李忠军教授（现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常向群教授，丁克全先生的女儿丁树芳、校党委书记杨晓慧教授、丁克全先生的儿子丁树达、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陈立行教授、丁克全先生的长孙丁长青、时任校人事处处长柏维春（现任校党委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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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初，收到来自母校东北师大社会学学院负责人刘迟副教授的邮件，得知学校计划在11-12月举办纪念丁克全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从1984年进入丁先生门下攻读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至今，一晃35年过去了，先生辞世30年了，我到英国从事社会学研究也28年了。国内外社会学界很少有人知道东北师大有社会学专业， 50岁以下的社会学同仁鲜有人知晓社会学界曾经有过一位叫做丁克全的前辈。

纵观国内外社会学发生发展的历程，“仪式”性和历史性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及其发展的重要特点。丁克全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的这种“仪式”自然是一种重振东北师大社会学专业的良好契机，也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国社会学学术遗产并推动学科建设。这篇小文将通过个人的经历简单地盘点一下东北师大社会学的历史片断，勾画丁先生在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对本人学术生涯之影响，最后扼要地概括丁先生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遗产。

一、 “梯队构成老化”的东师社会学专业

1984年考研时我报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当时全国只有天津师大和东北师大招收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我表姐汪琦(现在南丹麦大学任教)在天津师大徐大同老师的门下读研，告知这个专业竞争太强；我在沈阳音乐学院工作的一位同事是东北师大毕业的，她在师大的好友于硕(当时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到沈音来看她，我们谈得非常投缘，更坚定了我考进东师的决心。

然而，我收到了一份社会学专业的“复试通知书”，这是我首次得知东北师大招收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之后如期到东师参加了复试。还有一位复试生叫李天然（现为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馆总领事），后来成了我的师兄。事后得知，我们的导师叫丁克全，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他看到我的考卷后流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于是我歪打正着地入了社会学之门。

入学后发现，我们的老师都很老，如丁先生已经70了，与他年纪相仿的历史系的卢文忠先生（于硕的导师）教我们的社会史，他曾在西南联大教过社会史；教社会统计学的是教育系的曹延庭(音)先生，他曾在燕京大学教过社会统计学，当时已经年近八旬；最年轻的是交我们自然辩证法的李树申老师，也60多岁了。丁先生曾告知，我们申报的博士点教育部没批，因为“梯队构成老化”。从当时的眼光看，他们的确年事已高。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认真的工作态度、清晰的思路和渊博的知识，把我们之间的年龄界限一下子就拉近了。

丁先生在我们这一届招了两名研究生。不过，他告之，我们还有一位师姐叫陈立行（现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并请她给我们讲座。陈立行是以丁先生名义招收的社会学专业的留日博士生，经东师留日预校培训后到日本筑波大学留学。我们至今一直保持着学术联系与合作。后来，丁先生又招了三名研究生，他们是梅樱（现在加拿大）、黄维玲（从日本读博后随丈夫回到英国）和王刚毅（从澳大利亚回到北京）。

二、“南何北丁中间费”的中国社会学格局

1986年到沈阳参加辽宁省社会学会成立暨全国社会学研究交流大会。丁先生因病未能与会，天然师兄在会上代表丁先生致辞。后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们的导师在国内社会学界还有一些影响，因为许多人都知道他并问起他，他们分别来自沈阳、天津、武汉、四川等地，听过丁先生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的专题学术报告或讲座。会议期间还首次听到社会学界的一个说法，叫做“南何北丁中间费”，即南方的何肇发（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学学会会长），北方的丁克全(东北师大，吉林省社会学学会会长)，中间的即北京的费孝通先生。他们还作比较说，丁先生与费先生都是民盟的、也都当过右派；丁先生与何先生的脾气都挺大的。

关于丁先生的脾气我是深有感触并受益终身。86年暑假期间，我们84、85级五名研究生与先生一起“游学”。

上图自左至右为1986年，刚毅、天然、丁先生和我在深圳沙头角留影。

上图自左至右依次为丁先生、我、梅樱和维玲在贵州的象鼻山前的竹筏上。照片上的丁先生笑得非常开心，实际上跟我们在一起他确实很高兴。

我们四人一行先到了深圳，在广州与梅樱和维玲会合后，一起又去了广西，天然和刚毅把丁先生送到回长春的飞机后就跟我们分开了。我和梅樱与维玲从广西游到了云南，之后我自己撒欢儿去了西双版纳，新学期开学了也没及时赶回来。丁先生认为我无组织无纪律，脸色很难看，话说得很严厉，还说要给我一个处分，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后来没处分我，但是，我一直感到内疚和害怕，只好拼命闷头学习，直到研究生毕业。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为何当时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善，8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教。同年秋季参加了在贵州召开的全国社会学会年会，会议期间仍然有同行问起丁先生的情况，我当时真希望能陪先生一起与同行们交流。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91年，在我出国前，跟师兄见过一面，他告诉我，丁先生于89年8月底在北京病故了。我当时真是欲哭无泪，悔恨交加！为什么我不能主动与先生联系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呢？为什么学校的老师或同学没告诉我丁先生在北京治病呢？起码给我一个向先生表示悔过的机会、照顾一下病榻上的老人、最后看一眼恩师吧？！……

三、“严师出高徒”

“严师出高徒”常常是其他老师和同学对我夸奖的用语。丁先生规矩比较大，对我们的要求很严，如，对所研究的问题要穷尽所有书籍和资料，对每个观点的提出要在逻辑上要经过慎密的推敲，对每一个字的表达上要使劲地抠字眼，要把钻牛角尖钻透，把象牙塔顶塌！

丁先生的知识非常渊博，涉及社会学、哲学、逻辑学、经济学、科学学、文学、历史等多学科。他在研究中非常自觉地应用跨学科的方法论。如他发表过几篇论文分别从哲学、逻辑学和普通用法对“根据”这一概念深入的研究。并且鼓励我们多多参加学术活动。

上图是1986年1月，丁先生带我和师兄李天然参加在吉林市参加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会。

丁先生有着强烈的学科意识，他对哲学和社会的学科的内容体系的区分有明确的认识，质疑我国《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内容的学问性质问题，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做法，主张把社会学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剥离出来，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1986年，丁先生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学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后，告诉我们，他非常赞赏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要强化学科意识”，不要“食洋不化”等观点。

丁先生还身体力行积极推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组建了吉林省社会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研究会、科学社会学暨技术社会学研究会、电影社会学会、交际学研究会，以及日本社会学研究会，并出版了研究专辑，与日本社会学界建设立关系，为中日友好作出了贡献。他也鼓励我们多做学术社区的服务性工作。

上图是1986年与教育系腾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教育社会学学会会长，下图后排右一）共同主编东北师大《研究生学刊》（1986年第1-2期合刊）。此刊为全国第一份铅印的研究生办的学术刊物。丁先生欣然为期刊提词“坚持真理亦鼓足干劲，为科学研究多做贡献”。

2015年12月，由滕星做东，很高兴与在京的几位校友在中央民族大学聚会，巧合的是，他们都与《研究生学刊》有关。上图后排左一李岩，现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还有韩东育，现为东北师大副校长，当年都曾是此刊的编辑；后排中间者为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前排左一张海欧，新世界出版社前总编，左二李晓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右二祖晶，教育科学出版社总编，右一艾多，中央统战部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他们都曾是《研究生学刊》的作者。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城市规划的社会学思考》就是在《研究生学刊》（1985年第2期）上发表的。总之，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写作和编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丁先生的中国比较视野早在1940年代在东京帝大学习期间就表现出来了，他把西方创立的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与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之间的“社会学”作比较研究，探讨汉语中的“社会学”一词以及在日语中的含义分别是什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汉字“社会学”各单字和“社会”复合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

丁先生还具有宏观的综合视野，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丁先生要求我们把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虽然我们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他教给我们“群众工作学”，这是基于他早在1947年在吉林省榆树、德惠农村社会调查提炼出来的方法论。这些对我后来走向田野，走上社会人类学道路都非常有助。他还根据到外地讲学的内容，发表了《我们的社会学要适应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文章。

丁先生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以民盟委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省份经常向省里领导同志提出建设性和批评性意见，以推动地方区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现在，我在英国主持的全球中国研究院，履行着构筑人类的知识殿堂和参与全球社会的综合治理的学术和社会的双重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丁先生的影响。

四、丁先生的遗憾和我们的困惑

在丁先生女儿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他们家人的一个谜团：作为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与丁先生是东京帝大的同学，但是1979年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中日社会学之间有很多交流，而他本人到日本访问之事却被取消了，因此没能见到福武直，成为丁先生的终身遗憾。

我曾经经历了丁先生从80年代社会学的“南何北丁中间费”（何肇发、丁克全、费孝通）三足鼎立格局到丁先生晚年在社会学界影响逐渐消逝的历史进程。记得1986年，丁先生从北京参加“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回来，感叹北京那边风气不对。我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了。但是，丁先生非但没能成为中国社会学会的副会长，连常务理事都不是，确实令人困惑。

我1987年研究生毕业，在公安大学工作，同时参加了为期三年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所承担的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我之所以可以加入课题组，因为我是该专业科班出身的。时任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是课题组组长，我告诉他我的导师是丁克全先生，但他不置可否。我当时的理解是他不了解社会学因为他是从农发所调来的。但是，课题组副组长、社会学所副所长杨雅彬研究员的专业是社会学史，也仅仅是知道丁先生其人而已。课题组20多人都知道我的导师是丁克全先生，但从来没人提及他，此事令人进一步困惑。该课题的最终成果就是我那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感谢母校资助2018年再版！）。1991年，陆老师为我写推荐信并从社科院出的证明使我得以到英国深造。

1993年，陆老师请我到社会学所讲座。之后还介绍我认识早稲田大学的柿崎京一教授（Kakizaki Keiichi，下图左二，后来是宇都宮大学名誉教授），还强调他是福武直创办的日中社会学学会的秘书长。他当时带了他的博士生张佩玲（现在美国）来中国做田野。陆老师认为我应该了解中国农村，安排我与他们一起去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雪野镇房干村考察。我也告诉过柿崎京一教授我的硕士导师是东京帝大毕业的丁克全教授（当然我们都不知道丁福源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他与福武直的关系），他也未置可否。

上图左一为时任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室副主任王颉副研究员（后来是社会学所副编审，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已故）；左二柿崎京一教授，右一为南裕子（Minami Yuko，当时在社会学所跟陆学艺老师读研究生，现为日本一橋大学副教授，校长助理，日中社会学会会长）。

我与陆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他2013年逝世。他是在一个周六凌晨突然病逝的，据说周五下午他在会上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常向群主编的英文版的“社会建设”都要出来了，你们要抓紧啊。他说的英文版的“社会建设“就是这本 Society Building: A China Model of Social Development，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后来又出版了英文和中文两个语种的增补版。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此次书给予了高度评价，郑杭生说： “‘ 社会建设’ 这一概念源于中国几代社会科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广泛研究，它应当成为人类知识的共享资源。这本学术著作在英国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上图是2012年8月召开的“第五届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IFCCS5）：中国未来的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主办单位和主要嘉宾合影。此会由诺丁汉大学和中国社会学会主办，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网等为协办单位，主要是邀请国外的嘉宾。前排左起：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柯兰君教授(Bettina Gransow),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费立民教授(Flemming Christiansen）, 中国社会学前会长陆学艺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张爱林副校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先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捷研究院，中国社会学前会长郑杭生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网常向群研究员（现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利.布朗 (Kerry Brown) 教授（现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后排暂略。这些外国学者大都是那本《社会建设》的作者，这本书的出版完成了陆老师嘱托，成为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第一本“请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社会建设的大会，用中国学者的社会建设概念来做研究、来写作，并由外国的出版社来出版。”（见该书序言，陆学艺著）

虽然费孝通先生2005年逝世了，但是，他在中国社会学界的绝对核心的地位迄今为止无人可以超越。中国社会学由80年代初的“南何北丁中间费”的格局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以费为中心、以陆郑为两侧的中国社会学“金三角”的架构，到陆学艺和郑杭生分别于2013和2014年相继逝世后也随之坍塌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学术生命可以是无限的。

话题回到1991年，我出国时的另外一封推荐信就是郑杭生先生提供的。我们是在1986年辽宁省社会学会成立暨中国社会学年会上认识的，在北京工作期间我们有过一些交往，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上图是1995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的郑杭生教授，到威尔士大学落实一个人大的合作的项目。我们在伦敦做过一些交流。他跟我说他打算写一部中国社会学史，我问他丁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史的地位，他未语。

1996年，我在江苏省吴江市庙港镇（现在七都镇）开弦弓村（即江村）做了为期三个多月的田野，有幸首次见到了到江村做第26次访问的费孝通先生。

上图是与费孝通先生在吴江宾馆做过的一次较长的会谈之后的合影。当我介绍丁克全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时，他笑而未接茬便继续了别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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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2014年，突然收到东北师大社会学院刘迟院长的邮件，邀请我回母校参加丁克全先生百年纪念大会，并希望我请到郑杭生先生来致辞。我在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他欣然应允。在后来的讨论中也答应了以后再版《中国社会学史新编》时要加上丁克全。后来，郑先生突然住院，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到英国来，说郑老师要确认丁先生纪念大会的日期。原计划到北京陪郑先生去长春参加丁先生的纪念活动的，遗憾的是他等不及先走了……。但我还是按计划先到了北京，到郑先生的家看望了师母，也去了他的办公室，最后看了一眼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然后首次回到了阔别27年的母校，参加丁先生的纪念活动。

2014年，在母校参加纪念丁先生100周年之前，收到了师姐、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陈立行教授发来的邮件，包括丁先生在《日本研究》上发表的两篇文章：

1. 關於日本國號的研究,《日本研究》，第1巻第1期 （中華民國32年9月）p.6-12 丁福源
2. 日本社會學界概觀，《日本研究》，第1巻第2期 （中華民國32年10月）p.8-38 丁福源

还提供了他于1940-42年在日本东京帝大社会学研究所学籍注册表，我惊讶地发现丁先生与他在课堂上经常提到的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竟然是同届的同学！不过他当时的名字叫丁福源。据丁先生女儿丁树芳介绍，她父亲后来更名为丁克全，因为在1946年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全家乔装秘密撤离北平去东北，要求更名，于是他改名为丁克。到达哈尔滨后再次改名为丁克全，此后此名一直用到逝世（见《我的父亲——纪念丁克全教授逝世三十周年》）。

上图显示：右起第一位是社会学史专业的丁福源（丁克全原名），来自满洲国的北平师范大学；第二位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福武直，来自日本岡山（见《東京帝國大学一覧》，昭和15年，第496页；
见：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1466162/258。

2014年11月15日，日本著名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专家园田茂人(Shigeto Sonoda)教授到英国皇家学术院参加“日本和英国高校研究与教育合作大会“，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东京大学全球校园推广办事处副主任(Global Campus Promotion Offic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我们有多年的通邮往来，却是第一次见面。他是上述《社会建设》一书的作者，上次开会没来因为她母亲生病，但是后来交来了文章。

上图，与园田茂人（右一）和英国教育签证集团的CEO郝斐先生（左一）探讨相关的合作事宜。

由于准备回国参加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我跟园田教授提起了丁先生与福武直先生是同学一事，并请他写一篇相关纪念文章。回日本后他寄来了，从中又发现一个巧合。他说，“中国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来到东京大学是1983年秋，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方教授指导的产业社会学的晨光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来日本跟我的指导老师富永健一学习的” 。园田自称，从学术传承来看，他属于福武直的孙子辈。因为他到东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担任助教后不久福武直就去世了。他表示对丁先生与福武直如何交往的问题很感兴趣。

园田还说，关西学院大学陈立行教授（下图左二）是他的好友，对她曾受到过丁先生的熏陶表示震惊。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陈立行正是他前面提及的首批两位留学生中的另一位，她是东北师大丁克全教授名下的学生，到筑波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她的博士导师现为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驹井洋（Komai Hiroshi，下图中间）先生。他曾于2013年3月参加了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主办的“金砖国家新移民如何参与型塑全球社会”的大会。

上图是会后与驹井洋（中间）和陈立行（左二）两位教授一起拜访了《全球社会学》作者、牛津大学国际移民研究中心前主任罗宾·科恩（Robin Cohen）教授夫妇（右二、左一）。科恩对前述《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一书的评价是：“常向群组织了众多优秀的学者讨论中国的‘社会建设’问题。这一概念由孙中山先生于 1917 年率先提出，随着中国不断平衡人口、资源、民主和社会福利的需求，‘社会建设’ 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代意义。此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独到的见解，呈现了现正热议的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另一幅图景。”

在11月30日参加纪念丁先生100周年的会上，我意外地见到了上海大学的沈关宝教授，他是费孝通先生在社科院期间带的唯一的博士生（于1989-90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我们同在一个课题组合作共过事）。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把憋在心里近30年的疑惑向他提出来了。他告诉我，费先生曾经向福武直问过丁克全其人，但他说他不认识丁克全。1983年曾经被丁先生请到长春做学术交流的费先生，后来与丁先生就没有了来往。1985年费先生离开了社会学所到北京大学组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我们都无法知道社会学界顶层内部是否有默契都不提此事。

以上是参加丁先生纪念活动的部分嘉宾，前排左二是沈关宝教授，左三是常向群。

总之，从丁先生和福武直先生逝世以来，从费孝通和陆学艺两位先生的对福武直的纪念文章来看，他们对同是毕业于东京帝大的社会学家（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同学），同年病逝，却厚此薄彼，一直存惑。三十年来，我向中国和日本的相关教授学者探寻。通过对上述当代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知识社会学界有关当事人的“田野笔记”的简单整理和梳理，基本上可以看出：福武直、费孝通和陆学艺都是研究中国农村出身的，与福武直来往频繁；郑杭生是研究社会学理论的，他与福武直也没什么来往。丁先生是研究社会学史出身的，名字的不同加上学科背景的各异，可能都是导致丁先生最后在社会学界被边缘化的原因。

曾经做过日中社会学学会会长的师姐陈立行教授同意我的看法。她告诉我，我们有责任把曾经在1940年代与田汉、聂耳等一起经常在中日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丁福源发掘出来，在中国社会学史里还他一席真实的地位！

很高兴看到丁树芳的纪念文章，唤醒了我的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意识和责任感。丁克全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不会被淡忘。我本人近年来被连推带拉（国内学者的推动，国外学者有了解中国学者研究的愿望）走上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之路。在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系列中，已经共同主编了三本《费孝通研究》（英语、中文，六卷）。希望下一本能出版《丁克全研究》。“丁克全研究”是他在给我们上研究生课程时提到过的，当时距离太近，看不到其重要性。现在时空都拉开了，感到出版《丁克全研究》的时机成熟了。

虽然丁先生离开我们30年了，他的研究非但没有过时，关于中国比较研究的创意在全球学术界仍然领先。反观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先生有声的、还是无声的教诲已经深深地植入自己的脑海和心田，终身受益，并且在身体力行地传承和光大。

常向群 全球中国研究院 院长

2019年7月23日于伦敦 更新